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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17日，曾任周恩来卫士长的成元功去世。闻此噩耗，深感悲痛。由于工作关系，20多年来我与成元功多有交往，他的逝世不由让我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
第一次见成老，既征集到文物，又了解了人脉
1991年，还在淮安（县级，今淮安区——下同）市人民广播电台任业务副台长的我被抽调进淮安市筹建周恩来纪念馆的资料征集陈列组，工作半年多之后，又被淮安市委组织部下文调进筹建中的周恩来纪念馆任资料科科长，其主要职责就是周恩来纪念馆的史料征集和陈列布展。
我是1991年9月调到周恩来纪念馆的，一个多星期后我就排出了赴京拜访人员名单。这些名单分三个部分：周恩来亲属、周恩来生前身边工作人员、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有关专家和学者。
在“生前身边工作人员”一栏里，我将成元功排在第一位。因为我知道他曾跟随周恩来、邓颖超20多年，后来又升任周恩来的卫士长，是一位对党、对人民、对周恩来忠心耿耿的无产阶级老战士。
10月24日那天，我和当时一起赴京的王旭馗两人来到西黄城北街成老家中，因为事先我们在住地用电话联系过，所以，成元功老人高兴地到大门口迎接我们。在我的印象中，第一次见面就像熟人、亲人一样。我们一到他家客厅，他就让他的小外孙女叫我“爷爷好”，弄得我怪不好意思。
那次见面，我们和成老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告诉我们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和需要走访的线索。如他告诉我们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组长力平夫人陈楚君的姐姐陈楚平曾多年担任邓颖超秘书直到离休。成老还告诉我们，曾担任过朱德机要秘书的王莲芬老人住南沙沟，她曾书写了一幅长7米、高1米的书法长卷，内容是她自己撰写的歌颂周总理的内容，希望我们去征集。第二天我们就去了王莲芬的家，将这幅长卷征集到手，成为我们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重要藏品。
当成元功将1955年随周恩来出席亚非会议时的文件夹、记录纸和后来访问印度时买的一只海绵枕头从内室拿出来以后，他又当场向我们介绍起来。
1961年周总理最后一次访问印度，当时国家规定总理随行人员每人有30美元的零用钱。成元功就买了这只海绵枕头和一点毛线，因为我们国内当时还没有海绵制品，总理对这只枕头很是喜欢，他一直用到离开西花厅去305医院住院。
总理去世后，他的一部分遗物被烧掉，一部分按老家淮安的风俗分给亲属和生前身边工作人员做纪念。总理副卫士长张树迎打电话通知成老说，大姐（指邓颖超）说了，总理有几件东西要给你。还说，在已经调离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中，你成元功是唯一一位被通知来分享总理遗物的人。
成元功赶到西花厅之后，就坐到一旁等待，当坐在那儿的邓颖超大姐一见到工作人员拿起这只海绵枕头时就立刻对成元功说：“成元功呀，这枕头还是你随恩来去印度访问时买的，现在恩来去了，枕头就还由你拿去做纪念吧。”这样，这只枕头就给了成元功。
关于亚非会议期间的文件夹和记录纸，成元功一再告诉我们，这是当时会议上普遍发的，和总理用的那件是一模一样的，但不是总理自己亲自用的那件，你们如果陈列布展，一定要在说明文字上说清楚。
第一次访谈快结束时，我们又请成老帮我们联系一下高振普。成老爽快地答应了。他随即抓起家中电话：“小高吗？我这里有两位来自总理家乡的客人，他们是搞总理纪念馆的。现在他们还想去看看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当时高振普还在职，担任中央警卫局党委常委兼邓颖超的警卫秘书，因此有着职业的警惕性，我们清楚地听到高振普在电话中说：“老局长，你查看了来人的有关证件吗？你老可要当心上当啊！”成老笑着回答说：“我查了，他们不仅有组织上的介绍信，其中一位还有总理纪念馆的工作证，假不了！我连收藏的总理的东西都给他们了。”在消除怀疑后，高振普当即回告他，他现在就有空，欢迎客人现在就去。如果现在不能去，就要另外再约时间了。
我考虑到在职领导人事情多，赶紧同意当时就去。于是，我们和成老依依告别，前往中南海中央警卫局办公室。
成老回忆第一次到周恩来家上班，勾起了邓颖超对自己孩子的怀念
有了与成老的第一次见面之后，伟人周恩来、邓颖超就像一条无形的纽带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这20多年内，只要我去北京，总要去拜会一下成老，有时也约成老到我在北京的临时住地相见。同时淮安方面有事或是有关周恩来的纪念活动请他来淮安，我们相约见面、交谈也是顺理成章、年年皆有的事。交往的频繁也就带来了我们之间的无话不谈。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95年我们从故宫博物院征集到一批周恩来生前观赏喜爱的文物，一共有20多件。这批文物还是周恩来六伯父、前清举人、中国中央文史研究馆首批馆员周嵩尧先生毕生收藏的文物精品，有周代玉圭、秦诏版、汉古钱，宋明清的字画。周嵩尧先生1953年在京辞世前，他没有将这批价值连城的宝贝交给自己众多的孙儿、孙女、曾孙、曾孙女（他的独生子已先于他离世），而是交给了侄儿周恩来。周恩来病重时又交待邓颖超，将六伯父遗赠的这批珍贵文物全部上交故宫博物院，由故宫全权处理，以免流失到社会上。
我在将这批文物从故宫保管部提出后就将装盛文物的大包紧紧抱在怀里。当时我就想到应该请周恩来的侄孙、周嵩尧的嫡长曾孙、时任《数理天地》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周国镇前来辨认一下，因为嵩尧公去世时，国镇先生是位在场的成年人；还有就是成元功老人，因为他对有关文物的来龙去脉等也应能说出个子午卯酉来。
当时我们住北京西安门中央警卫局的内部招待所。我打了电话后，二位如约前来，国镇先生站在祖辈遗物前久久凝视，他告诉我，只有清代画家唐云的山水中堂见过，当年就挂在扬州家中，其余的均没见过。
成元功迟了一个多小时才到。我见他手臂上新缠着纱布，甚为惊诧。成老告诉我，他是骑自行车来的，因为西四那儿交通拥挤，被公交车碰到，跌伤了手臂，到医院检查、包扎后才又赶过来。我既庆幸成老伤得不重，又十分内疚不该让他这么高龄的老人骑自行车赶过来。成老却说：“没关系，只是蹭破一点皮。”说着就把目光扫向我放在地毯上的有关文物。就那么一扫，他就立即对我说：“老秦，这尊小铜佛不是六老爷子（指周嵩尧）收藏的，是1955年西藏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大师送给总理的。当时上边还盖着一层黄色绸布。总理从班禅大师手中接过这尊铜像时，我就随护在总理身后。后来就是我抱回西花厅的。所以我记得这件事，也认得这尊菩萨像。” 直到今天，我都要感谢成老，如果那天不是请他来过目鉴别，我们就会把这尊铜像错误地当成是周嵩尧先生的生前藏品，而且将永远地错下去而不为后人所知。
在我与成元功老人的多次交往中，他介绍的第一次到周恩来、邓颖超那儿报到的事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成元功是山西省文水县人，与著名的革命烈士刘胡兰是同乡。他家境贫寒，小的时候常常吃不饱肚子。12岁就进布厂当学徒，受尽了欺压、打骂，总过着忍饥挨饿的日子。1940年他毅然参加了八路军一二○师，当年才只有14周岁。由于他在革命队伍里能吃苦，肯做事，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多次受到领导表扬和上级嘉奖。到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由于各方面表现都好，被组织上调到周恩来身边当警卫员。
到周恩来家报到那天，周恩来人还在重庆，不在延安。当中央办公厅的龙潜秘书将成元功带到邓颖超那里时，成元功像每次见到其他首长那样，先喊“报告！”然后进门敬军礼。邓颖超却十分和蔼可亲，先热情地和他握手，然后说，你以后到我们这里工作就和我们是一家人了，进门不用喊报告，用手敲敲门就是了，见面也不要敬礼，也不用叫首长，你叫恩来周副主席，叫我大姐，我们叫你小成，这样比较亲切随便些。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只有分工不同，都是革命同志。当成元功告诉邓颖超他是山西文水县人、1925年出生的之后，邓颖超若有所思地说，我们这里刚调走一个刘勇，是山西孝义县的，在枣园办事处还有一个叫侯权的同志也是你们山西左权县的，今天又来了一个山西文水人，看来我们和山西人有缘分。然后，邓颖超反复打量着成元功说：“我们孩子如果在，刚好和你同龄。”听得成元功一头雾水。邓颖超一见成元功愣在那里，就又说起成元功的工作：“小成啊，我们这里没有小孩子，事情不多，也没多少东西，你就帮我管好这个家。我们会把你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
当时成老说完之后还交待我：“老秦啊，大姐这话我还从没跟别人讲过，因为有人不理解，听了会说出这样那样的话来，那就不好了。”笔者曾向他点头作了保证，不随便外传。现在我想，作为女性的邓颖超，当她见到一个和自己早夭的孩子同龄的小伙子之后，本能地想到自己的孩子如果健在也该是这么大的一个活泼青年了。这是人之常情，也是邓颖超母性光辉的一面，作为伟人也不例外。现在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已经逝世多年，成老也已经走了，这个反映邓颖超母性光辉的小事我还是公开出来让它流传下去吧。
帮助鉴定文物、征集文物，凡是核对有关周恩来史料的事他都十分热心
在我与成老的20多年交往中，他向我们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捐赠文物、帮我们鉴定文物，还为我们征集文物。对有关周恩来重要文物的发现，他十分高兴，有时还帮助我们核实大量史料，让我们永远铭记在心，感谢不尽。
周恩来的遗物很少，原因是他们夫妻俩生活俭朴，从不添置个人“家产”，周恩来出访或接待来访贵宾、知名人士时确曾获赠过不少礼品，但他从不据为己有，贵重一点的都上交给了国家。只有一些零星小件，他才留着使用或流散到他身边工作人员那里。成元功是跟随在他身边20多年的人，因此除了前文说的，成老曾向我们淮安捐赠过在印度买的海绵枕头和出席亚非会议时使用的文件夹、记录纸之外，1995年夏天，还向纪念馆捐赠了一块手工刺绣的工艺台布。那还是周恩来上个世纪60年代访问北非的阿尔及利亚时，由该国总统本·贝拉送给他的。还有一台周恩来使用过的黑白电视机，那也是周恩来上个世纪50年代访问埃及时，由该国总统纳赛尔赠送给他的。这也许是我们国家最早的电视机之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为事过多年，我没有到纪念馆明查细找，所以已说不清成元功老人一共捐了多少文物给纪念馆。这些都成了纪念馆的珍贵馆藏，也丰富了馆藏，为后人研究周恩来留下了大量的实物资料。
在我们到处征集有关周恩来的遗物时，也生怕出现假冒伪劣的东西而无法向后人交待。因此，凡我自己经手征集的，得便都请成元功、高振普、周家鼎等这些多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鉴别一下。顺便请他们说说这些文物的来龙去脉或者趣闻轶事。
记得1997年为筹备纪念周恩来的百岁诞辰，我们专门从北京将成元功、高振普两位接来淮安，请他们帮我们鉴别一下从各地征集来的有关周恩来的遗物。
他们两位一共在周恩来纪念馆住了两天，由淮安市（县级）市长陈寿松全程陪同。我们将10多年内征集到馆的全部有关周恩来邓颖超的遗物一一展现在他们面前，请他们一一过目辨识。在鉴别过程中，留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有好几件。
我们从周恩来的一位亲属那里曾征集来一台既能放唱片又能收音的设备，收藏者告诉我，这是建国初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送给周恩来的“国礼”。谁知成元功一看就说：“不对嘛，这是我用180元钱从天桥那儿给总理买来的嘛。”接着成元功如数家珍地说，总理原来只有一台晶体管收音机，那还是1946年王树声大将在河南确山战役胜利后缴获的战利品。他们专门带到陕北送给了周副主席，以便让他收听新华社和国际国内的广播。从陕北一直用到西柏坡。1949年进北平后又被带到了西花厅。收音机只能收音，不好放唱片，总理办公累了想听一听京剧、淮剧或者歌曲时就不方便。于是，1953年何谦经总理同意，让成元功给他买来这台能收、放两用的收放机。
还有两条板凳和一个木箱。那是收藏者要捐赠给革命博物馆的。革命博物馆的贺华秦与高振普联系，要收藏人郭贵捐给我们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成老一见就说，这哪能算文物呢！这是当时中南海东八所普通食堂里用过的凳子嘛。还告诉我们，刚进北京时，总理是到食堂吃饭的，但他吃的是特灶，并不是和一般人在一起，所以，这两条凳子应该和总理没有关系。
成老说了之后，我们就与捐赠者郭贵联系。郭老告诉我，他当年是周恩来的随车驾驶员，后来到陈云身边当主车驾驶员。建国初的一天凌晨，周总理有要事要到毛主席那里去，主席当时还没醒来，总理就没让人叫醒主席，说让他自己在海边溜达一会儿，顺便休息一下。说完就在卫士韩福裕的陪同下在丰泽园东侧的中海边散步。总理走了有两三个来回，毛主席还没醒，一直守在车子旁边的郭贵怕总理太累，就从靠近的东八所那里搬来两条凳子让总理和他的秘书坐下休息一会儿。总理坐下不久，主席就醒了，总理进去后不长时间就出来了，并且马上就走，这两条凳子我来不及送回东八所，就顺手放进车子的后备箱，也就被捎回了家。这许多年来，郭贵舍不得用，总想有一天，这两条凳子也许会有纪念价值，于是，就一直收藏到今天。至于那只旧的木箱，则是当年浙江省方面装的龙井茶叶送给总理的，总理让人付了款。后来茶叶用光了，木箱留了下来。建国初扫除文盲，就由何谦将这只木箱给了郭贵存放书本，因此也被收藏下来。郭贵这样一说，成老也回忆起来了，并且也得到了韩福裕的证实。要不，我们哪能弄清这些东西的来龙去脉呢？ 此外，1997年我们赴京，在官园那里找到周恩来的副卫士长张树迎。张老给了我们一身周恩来的内衣，其衬衫已经坏了，后襟裂开了。我打电话给成老后，他在电话里说：“你可以向老张打听一下，总理的那身晚礼服不知在何处，那是总理最珍贵的一套衣服。如果不算在国内的重大活动中的使用，仅随他出国访问就有38次。”我如实向张老回告后，张树迎告诉我，这套衣服可能在大姐（邓颖超）的服务员霍爱梅那儿，她就住在我的楼下。说着，张老用电话一联系，霍爱梅老人果然从家中把周恩来在世时最宝贵的一身晚礼服“黑纱斜纹单面卡中山装”拿给了我们。当成老得悉我们征集到这身珍贵的文物后，他高兴极了，连忙联系了新华社摄影记者唐京伟到我们北京的临时住地为这身衣服拍下许多张资料照片。现在，周恩来的这身晚礼服也成了我们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珍贵馆藏。
帮助核实有关周恩来的重要史料，晚年著书立说
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淮安人就盛传周恩来要回家看看，在望眼欲穿不见周恩来回淮后，人们就说周恩来曾坐飞机飞临淮安上空时从舷窗上眺望淮安，遥看故乡，以缓解他的乡思乡情。特别是1956年他的八婶去世时，人们说周恩来因为工作忙不能回来，就乘飞机在晚上飞回淮安，在淮安上空盘旋三圈，以表达他对这位婶娘养育之恩的报答。由于周恩来在飞机上看淮安这一美丽的传说深入人心，所以从那时开始，淮安人只要见到飞机路过淮安上空，常常会驻足深情地仰望。他们想看一看飞机上引颈眺望的周恩来……直到1977年，黄宗英女士还把这一动人的传说写进她的散文《故乡》，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
周恩来到底有没有在飞机上看过淮安呢？我问成老，这是美好的传说呢，还是确有其事呢？成老一听笑了：“老秦呀，算你问对了。总理真的在飞机上看过淮安。那天我也在飞机上，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到驾驶舱去的时候，因为伊尔—18飞机没有现在的专机平稳，我怕总理跌倒，是我扶着他到驾驶舱的。”接着，成老把1959年1月周恩来专机按“广州—上海—北京”的专线飞经淮安上空要求机长袁桃园降低飞机速度和高度而让他俯瞰淮安的情况说得清清楚楚。后来，就这件事我又得到周恩来的秘书、那天也在飞机上的王伏林的证实。从而使这一萦绕在淮安人民心头半个多世纪的“心结”得以解开，周恩来思念家乡、在蓝天白云上眺望淮安的悠悠乡情得到确证。
在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淮安曾有三位领导人前往北京向周恩来汇报家乡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他们分别是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县委副书记颜太发和县委书记处书记兼淮城人民公社第一书记刘秉衡。刘秉衡回忆说，他是1960年的4月24日晚上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受到周总理接见的。因为是当事人自己的回忆，从未有人怀疑，因此这一时间被许多人写进了报刊、书籍。而《周恩来年谱》出版后，我看到这天周恩来是在印度访问的，而当我拜访当年的西花厅党支部书记、周恩来的行政秘书何谦时，他也感到刘书记的回忆可能错了。如何才能把这一时间查证清楚呢？我又想到了成元功，就向他写信求教。
时隔不久我又一次赴京时，成老如约于晚上到我们的住地。他告诉我，他已经到中央档案馆查过总理的工作台历（那时允许他们这些老同志去查），在1960年3月23日的台历上还留有总理亲笔写下的“晚见到刘秉衡”五个铅笔字，这和何谦的回忆，《年谱》的记载是完全吻合的。因此，我如实禀告刘书记，周总理在钓鱼台国宾馆接待你的时间应该是1960年的3月23日而不是4月24日。
在与成老的多次交往中，我隐隐约约知道，由于周恩来身边的卫士、保健大夫等同志先后写作和出版了许多本有关回忆录，成老的回忆录却因为文化水平不高，写作有难度而进展缓慢。那时我就曾和成老夫人焦纪壬阿姨悄悄交流过，焦阿姨也知道成老想写，但他确实有一定的难度。我当时因为担任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会刊《觉悟》的外聘编辑，就一再向成老约稿，帮他编辑整理，以后再写信或打电话对稿件进行核实。成老晚年听力已经下降，有时不得不请夫人焦纪壬帮忙。经过成老的不懈努力，终于在2009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属于他自己的专著——《周恩来卫士长回忆录》，这本书是对成老晚年的最大安慰，也是他对周恩来生平研究的一大贡献，更是对他晚年人生划上的一个圆满的句号。
2008年7月初成老最后一次到淮安参加周恩来纪念馆的一个活动，已经退休的我并不知道。7月3日晚上，已经8点多了，我忽然接到成老电话，他告诉我他现在在淮安，住在淮安宾馆，希望我去一下。我立即骑车赶到宾馆他们夫妇住的房间，互相像久别的亲人那样握手、让坐，亲切交谈了半个多小时，从交谈中我深深感到，成老年事已高，不能过多打扰，应该让他早点休息。于是我起身告辞，成老还像以往一样猛地站起身送我，却随即又一屁股坐到沙发上，真把我吓了一大跳。成老在焦阿姨的帮扶下，仍然顽强地坚持把我送出他住的房间门外，在与成老握手告别时，我虽然诚心诚意地祝他健康长寿，互道珍重，但在回家的路上，心头似乎已有一条阴影掠过。有谁能知道，那竟是我与成老的最后一别！通过这20多年的交往，成元功老人留给我的印象是：他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对周恩来无限忠诚，他将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成老，您安息吧！
（责编 孟红）
第一次见成老，既征集到文物，又了解了人脉
1991年，还在淮安（县级，今淮安区——下同）市人民广播电台任业务副台长的我被抽调进淮安市筹建周恩来纪念馆的资料征集陈列组，工作半年多之后，又被淮安市委组织部下文调进筹建中的周恩来纪念馆任资料科科长，其主要职责就是周恩来纪念馆的史料征集和陈列布展。
我是1991年9月调到周恩来纪念馆的，一个多星期后我就排出了赴京拜访人员名单。这些名单分三个部分：周恩来亲属、周恩来生前身边工作人员、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有关专家和学者。
在“生前身边工作人员”一栏里，我将成元功排在第一位。因为我知道他曾跟随周恩来、邓颖超20多年，后来又升任周恩来的卫士长，是一位对党、对人民、对周恩来忠心耿耿的无产阶级老战士。
10月24日那天，我和当时一起赴京的王旭馗两人来到西黄城北街成老家中，因为事先我们在住地用电话联系过，所以，成元功老人高兴地到大门口迎接我们。在我的印象中，第一次见面就像熟人、亲人一样。我们一到他家客厅，他就让他的小外孙女叫我“爷爷好”，弄得我怪不好意思。
那次见面，我们和成老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告诉我们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和需要走访的线索。如他告诉我们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组长力平夫人陈楚君的姐姐陈楚平曾多年担任邓颖超秘书直到离休。成老还告诉我们，曾担任过朱德机要秘书的王莲芬老人住南沙沟，她曾书写了一幅长7米、高1米的书法长卷，内容是她自己撰写的歌颂周总理的内容，希望我们去征集。第二天我们就去了王莲芬的家，将这幅长卷征集到手，成为我们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重要藏品。
当成元功将1955年随周恩来出席亚非会议时的文件夹、记录纸和后来访问印度时买的一只海绵枕头从内室拿出来以后，他又当场向我们介绍起来。
1961年周总理最后一次访问印度，当时国家规定总理随行人员每人有30美元的零用钱。成元功就买了这只海绵枕头和一点毛线，因为我们国内当时还没有海绵制品，总理对这只枕头很是喜欢，他一直用到离开西花厅去305医院住院。
总理去世后，他的一部分遗物被烧掉，一部分按老家淮安的风俗分给亲属和生前身边工作人员做纪念。总理副卫士长张树迎打电话通知成老说，大姐（指邓颖超）说了，总理有几件东西要给你。还说，在已经调离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中，你成元功是唯一一位被通知来分享总理遗物的人。
成元功赶到西花厅之后，就坐到一旁等待，当坐在那儿的邓颖超大姐一见到工作人员拿起这只海绵枕头时就立刻对成元功说：“成元功呀，这枕头还是你随恩来去印度访问时买的，现在恩来去了，枕头就还由你拿去做纪念吧。”这样，这只枕头就给了成元功。
关于亚非会议期间的文件夹和记录纸，成元功一再告诉我们，这是当时会议上普遍发的，和总理用的那件是一模一样的，但不是总理自己亲自用的那件，你们如果陈列布展，一定要在说明文字上说清楚。
第一次访谈快结束时，我们又请成老帮我们联系一下高振普。成老爽快地答应了。他随即抓起家中电话：“小高吗？我这里有两位来自总理家乡的客人，他们是搞总理纪念馆的。现在他们还想去看看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当时高振普还在职，担任中央警卫局党委常委兼邓颖超的警卫秘书，因此有着职业的警惕性，我们清楚地听到高振普在电话中说：“老局长，你查看了来人的有关证件吗？你老可要当心上当啊！”成老笑着回答说：“我查了，他们不仅有组织上的介绍信，其中一位还有总理纪念馆的工作证，假不了！我连收藏的总理的东西都给他们了。”在消除怀疑后，高振普当即回告他，他现在就有空，欢迎客人现在就去。如果现在不能去，就要另外再约时间了。
我考虑到在职领导人事情多，赶紧同意当时就去。于是，我们和成老依依告别，前往中南海中央警卫局办公室。
成老回忆第一次到周恩来家上班，勾起了邓颖超对自己孩子的怀念
有了与成老的第一次见面之后，伟人周恩来、邓颖超就像一条无形的纽带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这20多年内，只要我去北京，总要去拜会一下成老，有时也约成老到我在北京的临时住地相见。同时淮安方面有事或是有关周恩来的纪念活动请他来淮安，我们相约见面、交谈也是顺理成章、年年皆有的事。交往的频繁也就带来了我们之间的无话不谈。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95年我们从故宫博物院征集到一批周恩来生前观赏喜爱的文物，一共有20多件。这批文物还是周恩来六伯父、前清举人、中国中央文史研究馆首批馆员周嵩尧先生毕生收藏的文物精品，有周代玉圭、秦诏版、汉古钱，宋明清的字画。周嵩尧先生1953年在京辞世前，他没有将这批价值连城的宝贝交给自己众多的孙儿、孙女、曾孙、曾孙女（他的独生子已先于他离世），而是交给了侄儿周恩来。周恩来病重时又交待邓颖超，将六伯父遗赠的这批珍贵文物全部上交故宫博物院，由故宫全权处理，以免流失到社会上。
我在将这批文物从故宫保管部提出后就将装盛文物的大包紧紧抱在怀里。当时我就想到应该请周恩来的侄孙、周嵩尧的嫡长曾孙、时任《数理天地》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周国镇前来辨认一下，因为嵩尧公去世时，国镇先生是位在场的成年人；还有就是成元功老人，因为他对有关文物的来龙去脉等也应能说出个子午卯酉来。
当时我们住北京西安门中央警卫局的内部招待所。我打了电话后，二位如约前来，国镇先生站在祖辈遗物前久久凝视，他告诉我，只有清代画家唐云的山水中堂见过，当年就挂在扬州家中，其余的均没见过。
成元功迟了一个多小时才到。我见他手臂上新缠着纱布，甚为惊诧。成老告诉我，他是骑自行车来的，因为西四那儿交通拥挤，被公交车碰到，跌伤了手臂，到医院检查、包扎后才又赶过来。我既庆幸成老伤得不重，又十分内疚不该让他这么高龄的老人骑自行车赶过来。成老却说：“没关系，只是蹭破一点皮。”说着就把目光扫向我放在地毯上的有关文物。就那么一扫，他就立即对我说：“老秦，这尊小铜佛不是六老爷子（指周嵩尧）收藏的，是1955年西藏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大师送给总理的。当时上边还盖着一层黄色绸布。总理从班禅大师手中接过这尊铜像时，我就随护在总理身后。后来就是我抱回西花厅的。所以我记得这件事，也认得这尊菩萨像。” 直到今天，我都要感谢成老，如果那天不是请他来过目鉴别，我们就会把这尊铜像错误地当成是周嵩尧先生的生前藏品，而且将永远地错下去而不为后人所知。
在我与成元功老人的多次交往中，他介绍的第一次到周恩来、邓颖超那儿报到的事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成元功是山西省文水县人，与著名的革命烈士刘胡兰是同乡。他家境贫寒，小的时候常常吃不饱肚子。12岁就进布厂当学徒，受尽了欺压、打骂，总过着忍饥挨饿的日子。1940年他毅然参加了八路军一二○师，当年才只有14周岁。由于他在革命队伍里能吃苦，肯做事，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多次受到领导表扬和上级嘉奖。到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由于各方面表现都好，被组织上调到周恩来身边当警卫员。
到周恩来家报到那天，周恩来人还在重庆，不在延安。当中央办公厅的龙潜秘书将成元功带到邓颖超那里时，成元功像每次见到其他首长那样，先喊“报告！”然后进门敬军礼。邓颖超却十分和蔼可亲，先热情地和他握手，然后说，你以后到我们这里工作就和我们是一家人了，进门不用喊报告，用手敲敲门就是了，见面也不要敬礼，也不用叫首长，你叫恩来周副主席，叫我大姐，我们叫你小成，这样比较亲切随便些。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只有分工不同，都是革命同志。当成元功告诉邓颖超他是山西文水县人、1925年出生的之后，邓颖超若有所思地说，我们这里刚调走一个刘勇，是山西孝义县的，在枣园办事处还有一个叫侯权的同志也是你们山西左权县的，今天又来了一个山西文水人，看来我们和山西人有缘分。然后，邓颖超反复打量着成元功说：“我们孩子如果在，刚好和你同龄。”听得成元功一头雾水。邓颖超一见成元功愣在那里，就又说起成元功的工作：“小成啊，我们这里没有小孩子，事情不多，也没多少东西，你就帮我管好这个家。我们会把你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
当时成老说完之后还交待我：“老秦啊，大姐这话我还从没跟别人讲过，因为有人不理解，听了会说出这样那样的话来，那就不好了。”笔者曾向他点头作了保证，不随便外传。现在我想，作为女性的邓颖超，当她见到一个和自己早夭的孩子同龄的小伙子之后，本能地想到自己的孩子如果健在也该是这么大的一个活泼青年了。这是人之常情，也是邓颖超母性光辉的一面，作为伟人也不例外。现在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已经逝世多年，成老也已经走了，这个反映邓颖超母性光辉的小事我还是公开出来让它流传下去吧。
帮助鉴定文物、征集文物，凡是核对有关周恩来史料的事他都十分热心
在我与成老的20多年交往中，他向我们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捐赠文物、帮我们鉴定文物，还为我们征集文物。对有关周恩来重要文物的发现，他十分高兴，有时还帮助我们核实大量史料，让我们永远铭记在心，感谢不尽。
周恩来的遗物很少，原因是他们夫妻俩生活俭朴，从不添置个人“家产”，周恩来出访或接待来访贵宾、知名人士时确曾获赠过不少礼品，但他从不据为己有，贵重一点的都上交给了国家。只有一些零星小件，他才留着使用或流散到他身边工作人员那里。成元功是跟随在他身边20多年的人，因此除了前文说的，成老曾向我们淮安捐赠过在印度买的海绵枕头和出席亚非会议时使用的文件夹、记录纸之外，1995年夏天，还向纪念馆捐赠了一块手工刺绣的工艺台布。那还是周恩来上个世纪60年代访问北非的阿尔及利亚时，由该国总统本·贝拉送给他的。还有一台周恩来使用过的黑白电视机，那也是周恩来上个世纪50年代访问埃及时，由该国总统纳赛尔赠送给他的。这也许是我们国家最早的电视机之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为事过多年，我没有到纪念馆明查细找，所以已说不清成元功老人一共捐了多少文物给纪念馆。这些都成了纪念馆的珍贵馆藏，也丰富了馆藏，为后人研究周恩来留下了大量的实物资料。
在我们到处征集有关周恩来的遗物时，也生怕出现假冒伪劣的东西而无法向后人交待。因此，凡我自己经手征集的，得便都请成元功、高振普、周家鼎等这些多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鉴别一下。顺便请他们说说这些文物的来龙去脉或者趣闻轶事。
记得1997年为筹备纪念周恩来的百岁诞辰，我们专门从北京将成元功、高振普两位接来淮安，请他们帮我们鉴别一下从各地征集来的有关周恩来的遗物。
他们两位一共在周恩来纪念馆住了两天，由淮安市（县级）市长陈寿松全程陪同。我们将10多年内征集到馆的全部有关周恩来邓颖超的遗物一一展现在他们面前，请他们一一过目辨识。在鉴别过程中，留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有好几件。
我们从周恩来的一位亲属那里曾征集来一台既能放唱片又能收音的设备，收藏者告诉我，这是建国初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送给周恩来的“国礼”。谁知成元功一看就说：“不对嘛，这是我用180元钱从天桥那儿给总理买来的嘛。”接着成元功如数家珍地说，总理原来只有一台晶体管收音机，那还是1946年王树声大将在河南确山战役胜利后缴获的战利品。他们专门带到陕北送给了周副主席，以便让他收听新华社和国际国内的广播。从陕北一直用到西柏坡。1949年进北平后又被带到了西花厅。收音机只能收音，不好放唱片，总理办公累了想听一听京剧、淮剧或者歌曲时就不方便。于是，1953年何谦经总理同意，让成元功给他买来这台能收、放两用的收放机。
还有两条板凳和一个木箱。那是收藏者要捐赠给革命博物馆的。革命博物馆的贺华秦与高振普联系，要收藏人郭贵捐给我们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成老一见就说，这哪能算文物呢！这是当时中南海东八所普通食堂里用过的凳子嘛。还告诉我们，刚进北京时，总理是到食堂吃饭的，但他吃的是特灶，并不是和一般人在一起，所以，这两条凳子应该和总理没有关系。
成老说了之后，我们就与捐赠者郭贵联系。郭老告诉我，他当年是周恩来的随车驾驶员，后来到陈云身边当主车驾驶员。建国初的一天凌晨，周总理有要事要到毛主席那里去，主席当时还没醒来，总理就没让人叫醒主席，说让他自己在海边溜达一会儿，顺便休息一下。说完就在卫士韩福裕的陪同下在丰泽园东侧的中海边散步。总理走了有两三个来回，毛主席还没醒，一直守在车子旁边的郭贵怕总理太累，就从靠近的东八所那里搬来两条凳子让总理和他的秘书坐下休息一会儿。总理坐下不久，主席就醒了，总理进去后不长时间就出来了，并且马上就走，这两条凳子我来不及送回东八所，就顺手放进车子的后备箱，也就被捎回了家。这许多年来，郭贵舍不得用，总想有一天，这两条凳子也许会有纪念价值，于是，就一直收藏到今天。至于那只旧的木箱，则是当年浙江省方面装的龙井茶叶送给总理的，总理让人付了款。后来茶叶用光了，木箱留了下来。建国初扫除文盲，就由何谦将这只木箱给了郭贵存放书本，因此也被收藏下来。郭贵这样一说，成老也回忆起来了，并且也得到了韩福裕的证实。要不，我们哪能弄清这些东西的来龙去脉呢？ 此外，1997年我们赴京，在官园那里找到周恩来的副卫士长张树迎。张老给了我们一身周恩来的内衣，其衬衫已经坏了，后襟裂开了。我打电话给成老后，他在电话里说：“你可以向老张打听一下，总理的那身晚礼服不知在何处，那是总理最珍贵的一套衣服。如果不算在国内的重大活动中的使用，仅随他出国访问就有38次。”我如实向张老回告后，张树迎告诉我，这套衣服可能在大姐（邓颖超）的服务员霍爱梅那儿，她就住在我的楼下。说着，张老用电话一联系，霍爱梅老人果然从家中把周恩来在世时最宝贵的一身晚礼服“黑纱斜纹单面卡中山装”拿给了我们。当成老得悉我们征集到这身珍贵的文物后，他高兴极了，连忙联系了新华社摄影记者唐京伟到我们北京的临时住地为这身衣服拍下许多张资料照片。现在，周恩来的这身晚礼服也成了我们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珍贵馆藏。
帮助核实有关周恩来的重要史料，晚年著书立说
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淮安人就盛传周恩来要回家看看，在望眼欲穿不见周恩来回淮后，人们就说周恩来曾坐飞机飞临淮安上空时从舷窗上眺望淮安，遥看故乡，以缓解他的乡思乡情。特别是1956年他的八婶去世时，人们说周恩来因为工作忙不能回来，就乘飞机在晚上飞回淮安，在淮安上空盘旋三圈，以表达他对这位婶娘养育之恩的报答。由于周恩来在飞机上看淮安这一美丽的传说深入人心，所以从那时开始，淮安人只要见到飞机路过淮安上空，常常会驻足深情地仰望。他们想看一看飞机上引颈眺望的周恩来……直到1977年，黄宗英女士还把这一动人的传说写进她的散文《故乡》，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
周恩来到底有没有在飞机上看过淮安呢？我问成老，这是美好的传说呢，还是确有其事呢？成老一听笑了：“老秦呀，算你问对了。总理真的在飞机上看过淮安。那天我也在飞机上，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到驾驶舱去的时候，因为伊尔—18飞机没有现在的专机平稳，我怕总理跌倒，是我扶着他到驾驶舱的。”接着，成老把1959年1月周恩来专机按“广州—上海—北京”的专线飞经淮安上空要求机长袁桃园降低飞机速度和高度而让他俯瞰淮安的情况说得清清楚楚。后来，就这件事我又得到周恩来的秘书、那天也在飞机上的王伏林的证实。从而使这一萦绕在淮安人民心头半个多世纪的“心结”得以解开，周恩来思念家乡、在蓝天白云上眺望淮安的悠悠乡情得到确证。
在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淮安曾有三位领导人前往北京向周恩来汇报家乡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他们分别是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县委副书记颜太发和县委书记处书记兼淮城人民公社第一书记刘秉衡。刘秉衡回忆说，他是1960年的4月24日晚上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受到周总理接见的。因为是当事人自己的回忆，从未有人怀疑，因此这一时间被许多人写进了报刊、书籍。而《周恩来年谱》出版后，我看到这天周恩来是在印度访问的，而当我拜访当年的西花厅党支部书记、周恩来的行政秘书何谦时，他也感到刘书记的回忆可能错了。如何才能把这一时间查证清楚呢？我又想到了成元功，就向他写信求教。
时隔不久我又一次赴京时，成老如约于晚上到我们的住地。他告诉我，他已经到中央档案馆查过总理的工作台历（那时允许他们这些老同志去查），在1960年3月23日的台历上还留有总理亲笔写下的“晚见到刘秉衡”五个铅笔字，这和何谦的回忆，《年谱》的记载是完全吻合的。因此，我如实禀告刘书记，周总理在钓鱼台国宾馆接待你的时间应该是1960年的3月23日而不是4月24日。
在与成老的多次交往中，我隐隐约约知道，由于周恩来身边的卫士、保健大夫等同志先后写作和出版了许多本有关回忆录，成老的回忆录却因为文化水平不高，写作有难度而进展缓慢。那时我就曾和成老夫人焦纪壬阿姨悄悄交流过，焦阿姨也知道成老想写，但他确实有一定的难度。我当时因为担任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会刊《觉悟》的外聘编辑，就一再向成老约稿，帮他编辑整理，以后再写信或打电话对稿件进行核实。成老晚年听力已经下降，有时不得不请夫人焦纪壬帮忙。经过成老的不懈努力，终于在2009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属于他自己的专著——《周恩来卫士长回忆录》，这本书是对成老晚年的最大安慰，也是他对周恩来生平研究的一大贡献，更是对他晚年人生划上的一个圆满的句号。
2008年7月初成老最后一次到淮安参加周恩来纪念馆的一个活动，已经退休的我并不知道。7月3日晚上，已经8点多了，我忽然接到成老电话，他告诉我他现在在淮安，住在淮安宾馆，希望我去一下。我立即骑车赶到宾馆他们夫妇住的房间，互相像久别的亲人那样握手、让坐，亲切交谈了半个多小时，从交谈中我深深感到，成老年事已高，不能过多打扰，应该让他早点休息。于是我起身告辞，成老还像以往一样猛地站起身送我，却随即又一屁股坐到沙发上，真把我吓了一大跳。成老在焦阿姨的帮扶下，仍然顽强地坚持把我送出他住的房间门外，在与成老握手告别时，我虽然诚心诚意地祝他健康长寿，互道珍重，但在回家的路上，心头似乎已有一条阴影掠过。有谁能知道，那竟是我与成老的最后一别！通过这20多年的交往，成元功老人留给我的印象是：他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对周恩来无限忠诚，他将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成老，您安息吧！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