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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先生所留下来的精神遗产，是一个个的开端：对启蒙的继续与反思，对五四的继承与审视，对国学的反思与研究。
思想界素有“北李南王”之称，帝京李慎之，沪上王元化。五年之前的暮春，非典肆虐，风雨如磐，故园黯淡之际，慎之先生以八十高龄，黯然谢世。五年之后的初夏，华土波澜惊动，海内外民族主义情绪方炽，风雨如晦之时，王元化先生亦以八十八高龄逝世。自此之后，北无李慎之，南无王元化了！
近十年来，学界常有“两头真”的说法，即指一些老革命，早年经青春热血，中年遭言论获罪，壮年经庙堂春秋，暮岁回归启蒙大道。其典型，正是北李南王。在1949年以前，李慎之、王元化都因不满国民党政府的独裁专制，向往民主自由，而参加革命。李慎之先生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而王元化先生命运更加坎坷，自1955年因胡风案被牵连，到文革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曾两度发作心因性精神病。而1979年之后，李慎之复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参与起草了一系列重要文件，王元化则曾担任上海市宣传部长。随后的八十年代末，王元化先生创办了轰动一时的《新启蒙》，成为八十年代末思想解放的一面大旗，九十年代，又创办了“学术集林”丛刊，与当时“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学风相吻合。而李慎之先生则以剔骨还父削肉还母的气魄，重归启蒙之路。
这样的精神历程，可以说是从认识自我，到失去自我，到回归自我的过程，他们因理想主义而参加革命，也因理想主义而在革命后饱受摧残，最后仍然是在理想主义驱动下，在自身经历过的苦难与乌托邦的幻灭中，催使他们对自己的时代做出深刻的反思，开始重新认同早年的理想，回到继承五四、反思五四的思想脉路之中。李、王相比较而言，李慎之更加彻底，王元化更加复杂。
“新启蒙”时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与“思想解放”、“理想主义”、“启蒙”诸术语关联在一起的。在八十年代的启蒙读物中，除了北京的“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比较有影响的，要算王元化先生主编的《新启蒙》。
关于启蒙，如果要从学术上进行正本清源的解读，恐怕是一个扯不清的命题。但是事实上，任何一个词语，都只有放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才能获得它的特定的意义。倘若把中国现当代史上的“启蒙”，与康德的《回答这个问题：何谓启蒙运动？》或者是施密特编的《启蒙与现代性》关联起来，结果恐怕是郢书燕说，穿凿附会，不得要领。无论是谈“五四”，还是谈八十年代，中国式的“启蒙”，其基本的意思，都是“扫除蒙昧，启发民智”，即通过思想上的思想解放，破除权威，破除迷信，以达到政治上的改革的目的。这是传统士大夫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之后，由于“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无法通过直接干预政治来实现，故转而以启发民智，来达到影响政治、影响社会的目的。
王元化先生在1989年3月写的《<新启蒙>第五辑编后》中，对“启蒙”补加了一个定义：“启蒙运动也就是思想解放运动，民主、科学、人道、法治、改革、开放、现代化，这些都是和启蒙相联系的。”“改革是全方位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有观念改革。观念改革就是观念更新，就是思想解放，就是文化启蒙。”这一定义所包涵的内涵与抱负，和“五四”启蒙运动，一脉相承。
在中国的语境中，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之间常常没有一个缓冲的空隙，而直接关联在一起。尤其是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思，对一些重要思想观念的反省，都有明确的实用目的。这一现象，与传统儒生的“通经致用”观念密切相关，也与传统士大夫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密切相关。当士大夫转化为知识分子，他们的活动场所从庙堂转入学院，他们的地位也随之边缘化。他们要对社会、政治产生影响，其途径就不再是“得君行道”，而是通过社会影响来发生政治影响。就像余英时先生所说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活动主要是限于文化的领域，而不在实际政治和经济的范围内。知识分子是通过‘影响力’去指导社会，而不是凭借‘权力’去支配它。”“思想启蒙”，本质上便是知识分子影响民众的代名词，它与康德以来对“启蒙”的种种定义的争论，在内涵上相去甚远。
在今天，国朝学界借助华土的儒学、西来的施密特、斯特劳斯思想，对“现代性”以及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启蒙等问题进行反思，但是，如果没有看到“启蒙”一词的中西之别，便无法认识五四到八十年代这七八十年中中国学人谈论“启蒙”的意义。
“另一种启蒙”
与“启蒙”关联在一起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九十年代之后，王元化先生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向，即由八十年代的继续五四、继续启蒙，转向反思五四、研究国学。《论传统与反传统——为五四精神一辩》一文，是这一反思的成果。关于五四，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思想与社会运动，越来越彰显它的复杂性与多样化。近八十年来，各种思想、政治势力都对它的意义进行了诠释，把它纳入到自己的历史谱系之中，为自己建构历史的正当性。在九十年代，海外一些学者流行一种论调，即五四是“文革”的精神源头，五四大学生的抗议精神直接成为红卫兵造反行动的先导，五四的打倒孔家店，和文革的批孔一脉相承。
对此，王元化先生在《对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中说：“五四运动是被压迫者的运动，是向指挥刀进行反抗。‘文革’反过来，是按指挥刀的命令行事，打击的对象则是手无寸铁、毫无反抗能力的被压迫者。‘文革’虽然号称‘大民主’，实际上却是御用的革命。”聊聊几句话，点出了五四与文革的根本区别。事实上，五四与“文革”仅仅是在表面上呈现出似有若无的关联性，而其内在的精神结构，则是毫无可比性的。我们如果承认五四启蒙精神的根本特征，在于个人的觉醒，对民主、科学的追求，那么“文革”所表现出来的，便不是对五四的继承，而恰恰是对五四的反动。
同时，王元化先生对“启蒙”的疑虑与对五四的反思，使他通过五四而为传统学问释放出一定的空间。在1999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认为，今天仍须继承五四的启蒙任务；但是五四以来（不是五四时才有）的启蒙心态，却需要克服。我所说的启蒙心态是指对于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的过分信赖。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人的力量，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一旦人把自己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视为万能，以为可以无坚不摧，不会受到任何局限，而将它绝对化起来，那就会产生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在《论传统与反传统》，王先生力辩五四不是“全盘性反传统和全盘西化”，而只是反对儒学定于一尊。正是出于这样的看法，使他在九十年代之后，从理论上继续坚持启蒙，但是在实际上则是脱去启蒙的战衣，换上国学的长袍，放下《新启蒙》丛书，而编起《学术集林》，并对五四、法国大革命等事件进行反思。这种做法，许纪霖先生称之为“另一种启蒙”。
王元化先生谢世后三日，恰逢蜀地发生大地震，波及全国，伤亡十数万。天地不仁，哲人其萎！王元化先生所留下来的精神遗产，是一个个的开端：对启蒙的继续与反思，对五四的继承与审视，对国学的反思与研究。二十余年来，国朝学界正在进入一个思想的新陈代谢日益加快的时代，一种思想，一个话题，一个思想格局，往往刚刚形成，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展现自身，便已经被新的思想、话题与格局所取代。
而在今天，十年来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双峰并峙，四年来自由主义、新左派与文化保守主义三足鼎立的思想局面，正在分化、瓦解。可以预料的是，经过了2008年的考验，这种思想的分化与瓦解的速度会加快。但是，不论思想如何变化，社会如何发展，关于启蒙、五四、传统的话题，都是各种思想流派在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时候，所无法绕过的思想母题。而王元化先生在这些领域所做出来的探索，亦可能成为新的思想的必要资源。
思想界素有“北李南王”之称，帝京李慎之，沪上王元化。五年之前的暮春，非典肆虐，风雨如磐，故园黯淡之际，慎之先生以八十高龄，黯然谢世。五年之后的初夏，华土波澜惊动，海内外民族主义情绪方炽，风雨如晦之时，王元化先生亦以八十八高龄逝世。自此之后，北无李慎之，南无王元化了！
近十年来，学界常有“两头真”的说法，即指一些老革命，早年经青春热血，中年遭言论获罪，壮年经庙堂春秋，暮岁回归启蒙大道。其典型，正是北李南王。在1949年以前，李慎之、王元化都因不满国民党政府的独裁专制，向往民主自由，而参加革命。李慎之先生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而王元化先生命运更加坎坷，自1955年因胡风案被牵连，到文革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曾两度发作心因性精神病。而1979年之后，李慎之复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参与起草了一系列重要文件，王元化则曾担任上海市宣传部长。随后的八十年代末，王元化先生创办了轰动一时的《新启蒙》，成为八十年代末思想解放的一面大旗，九十年代，又创办了“学术集林”丛刊，与当时“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学风相吻合。而李慎之先生则以剔骨还父削肉还母的气魄，重归启蒙之路。
这样的精神历程，可以说是从认识自我，到失去自我，到回归自我的过程，他们因理想主义而参加革命，也因理想主义而在革命后饱受摧残，最后仍然是在理想主义驱动下，在自身经历过的苦难与乌托邦的幻灭中，催使他们对自己的时代做出深刻的反思，开始重新认同早年的理想，回到继承五四、反思五四的思想脉路之中。李、王相比较而言，李慎之更加彻底，王元化更加复杂。
“新启蒙”时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与“思想解放”、“理想主义”、“启蒙”诸术语关联在一起的。在八十年代的启蒙读物中，除了北京的“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比较有影响的，要算王元化先生主编的《新启蒙》。
关于启蒙，如果要从学术上进行正本清源的解读，恐怕是一个扯不清的命题。但是事实上，任何一个词语，都只有放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才能获得它的特定的意义。倘若把中国现当代史上的“启蒙”，与康德的《回答这个问题：何谓启蒙运动？》或者是施密特编的《启蒙与现代性》关联起来，结果恐怕是郢书燕说，穿凿附会，不得要领。无论是谈“五四”，还是谈八十年代，中国式的“启蒙”，其基本的意思，都是“扫除蒙昧，启发民智”，即通过思想上的思想解放，破除权威，破除迷信，以达到政治上的改革的目的。这是传统士大夫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之后，由于“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无法通过直接干预政治来实现，故转而以启发民智，来达到影响政治、影响社会的目的。
王元化先生在1989年3月写的《<新启蒙>第五辑编后》中，对“启蒙”补加了一个定义：“启蒙运动也就是思想解放运动，民主、科学、人道、法治、改革、开放、现代化，这些都是和启蒙相联系的。”“改革是全方位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有观念改革。观念改革就是观念更新，就是思想解放，就是文化启蒙。”这一定义所包涵的内涵与抱负，和“五四”启蒙运动，一脉相承。
在中国的语境中，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之间常常没有一个缓冲的空隙，而直接关联在一起。尤其是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思，对一些重要思想观念的反省，都有明确的实用目的。这一现象，与传统儒生的“通经致用”观念密切相关，也与传统士大夫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密切相关。当士大夫转化为知识分子，他们的活动场所从庙堂转入学院，他们的地位也随之边缘化。他们要对社会、政治产生影响，其途径就不再是“得君行道”，而是通过社会影响来发生政治影响。就像余英时先生所说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活动主要是限于文化的领域，而不在实际政治和经济的范围内。知识分子是通过‘影响力’去指导社会，而不是凭借‘权力’去支配它。”“思想启蒙”，本质上便是知识分子影响民众的代名词，它与康德以来对“启蒙”的种种定义的争论，在内涵上相去甚远。
在今天，国朝学界借助华土的儒学、西来的施密特、斯特劳斯思想，对“现代性”以及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启蒙等问题进行反思，但是，如果没有看到“启蒙”一词的中西之别，便无法认识五四到八十年代这七八十年中中国学人谈论“启蒙”的意义。
“另一种启蒙”
与“启蒙”关联在一起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九十年代之后，王元化先生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向，即由八十年代的继续五四、继续启蒙，转向反思五四、研究国学。《论传统与反传统——为五四精神一辩》一文，是这一反思的成果。关于五四，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思想与社会运动，越来越彰显它的复杂性与多样化。近八十年来，各种思想、政治势力都对它的意义进行了诠释，把它纳入到自己的历史谱系之中，为自己建构历史的正当性。在九十年代，海外一些学者流行一种论调，即五四是“文革”的精神源头，五四大学生的抗议精神直接成为红卫兵造反行动的先导，五四的打倒孔家店，和文革的批孔一脉相承。
对此，王元化先生在《对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中说：“五四运动是被压迫者的运动，是向指挥刀进行反抗。‘文革’反过来，是按指挥刀的命令行事，打击的对象则是手无寸铁、毫无反抗能力的被压迫者。‘文革’虽然号称‘大民主’，实际上却是御用的革命。”聊聊几句话，点出了五四与文革的根本区别。事实上，五四与“文革”仅仅是在表面上呈现出似有若无的关联性，而其内在的精神结构，则是毫无可比性的。我们如果承认五四启蒙精神的根本特征，在于个人的觉醒，对民主、科学的追求，那么“文革”所表现出来的，便不是对五四的继承，而恰恰是对五四的反动。
同时，王元化先生对“启蒙”的疑虑与对五四的反思，使他通过五四而为传统学问释放出一定的空间。在1999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认为，今天仍须继承五四的启蒙任务；但是五四以来（不是五四时才有）的启蒙心态，却需要克服。我所说的启蒙心态是指对于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的过分信赖。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人的力量，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一旦人把自己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视为万能，以为可以无坚不摧，不会受到任何局限，而将它绝对化起来，那就会产生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在《论传统与反传统》，王先生力辩五四不是“全盘性反传统和全盘西化”，而只是反对儒学定于一尊。正是出于这样的看法，使他在九十年代之后，从理论上继续坚持启蒙，但是在实际上则是脱去启蒙的战衣，换上国学的长袍，放下《新启蒙》丛书，而编起《学术集林》，并对五四、法国大革命等事件进行反思。这种做法，许纪霖先生称之为“另一种启蒙”。
王元化先生谢世后三日，恰逢蜀地发生大地震，波及全国，伤亡十数万。天地不仁，哲人其萎！王元化先生所留下来的精神遗产，是一个个的开端：对启蒙的继续与反思，对五四的继承与审视，对国学的反思与研究。二十余年来，国朝学界正在进入一个思想的新陈代谢日益加快的时代，一种思想，一个话题，一个思想格局，往往刚刚形成，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展现自身，便已经被新的思想、话题与格局所取代。
而在今天，十年来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双峰并峙，四年来自由主义、新左派与文化保守主义三足鼎立的思想局面，正在分化、瓦解。可以预料的是，经过了2008年的考验，这种思想的分化与瓦解的速度会加快。但是，不论思想如何变化，社会如何发展，关于启蒙、五四、传统的话题，都是各种思想流派在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时候，所无法绕过的思想母题。而王元化先生在这些领域所做出来的探索，亦可能成为新的思想的必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