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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杭州是一座历史古城。千百年来，随着时代的更替、岁月的演变，这座古城也历经了几番洗礼。以杭州为题材的日本文学研究在国内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以“笔部队”作家的文学为中心为视角的杭州题材的日本文学研究，将同是“笔部队”成员的小林秀雄、中谷孝雄、武田泰淳三位作家在侵华战争时期的杭州体验与见闻，却鲜有人写。通过对“笔部队”作家小林秀雄的《杭州》、中谷孝雄的《沪杭日记》相关章节以及武田泰淳《杭州之春》三部作品展开文本细讀，分析他们的异同及成因，从而进一步分析作家的思想根源以及对战争的思考。
关键词：杭州题材;笔部队作家;战争的思考;日本文学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目前国内杭州题材的日本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孙立春老师主持的人文社科项目，孙老师的主要观点是日本作家笔下的理想杭州与现实杭州是对立的，将杭州他者化、分裂化、对象化以此获得自我满足，从而导致对现实杭州产生了一种误读。而国内对于“笔部队”的研究已经取得重大成果。王向远教授在《“笔部队”和侵华战争》一书中指出，日本作家在侵华战争期间，组成了一批声势浩大“笔部队”前往中国，不遗余力地进行“笔征”。“笔部队”与“枪部队”紧密配合，双管齐下，不停地为侵略战争呐喊助威，其笔下的日军形象英勇高大、坚强勇敢、不畏困难，敌人是如此狡猾奸诈，中国百姓是那么的落后无知。“笔部队”在日本的研究数量却不足15篇论文。究其原因，战时下的文学缺乏文学价值，对于日本文学史来说那是一段耻辱的经历，所以在正统的日本文学史中几乎没有将“笔部队”作家文学包含其中。日本文学史研究者总是习惯于将侵华时期的日本文学一笔带过，亦或是模糊概念称之为“侵华文学”。我们应辨清历史，充分认识其错误之处。
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就保持着频繁的联系。唐代以来，日本多次派遣遣唐使者来中国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知识。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封建王权制度和闭关锁国已经渐而衰落。1853年美国人培理叩开了日本的国门。在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就已经如火如荼地进行了资本主义改革，但由于自身国土限制，致使其不能满足自身发展的需求，便制定了侵略朝鲜继而侵入中国东北的“大陆政策”。为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战时条件下应运而生的团体“笔部队”为侵略战争起到了很大的助力作用。本文以三名“笔部队”作家在杭州的体验为蓝本书写的作品为中心，通过参考大量文献、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探求其问题点。
二、“笔部队”的萌芽与正式形成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军国政府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在大举侵略中国的同时，鼓动全体日本民众不惜一切代价举国一致加入到侵华战争中去。随后，7月11日，近卫首相召集了各大通讯社代表进行商谈，要求他们协助战争。13日又召集各大著名杂志社如《文艺春秋》《中央公论》等代表要求他们一起协同作战。25日负责宣传战争的“陆军情报委员会”升为“内阁情报部”。在这种事态下日本国内媒体也加足马力向民众宣传战争，掀起了国民对战争的狂热。本来不刊登文学性内容的报纸，为了鼓吹战争之风也大量登载了一系列战争诗歌、报告文学等。此外，《妇女之友》杂志还派吉屋信子以皇军慰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中国天津，派林房雄和尾崎士郎前往中国北方和上海，并在《中央公论》上刊载了“现地报告文学”。此后，各大杂志社陆续派评论家以及作家等前往中国内地，为侵略战争推波助澜。虽然这时日本军国政府没有正式组织“笔部队”，都是由各大杂志社派出的作家，但其性质与后来正式组建的“笔部队”是一致的。小林秀雄就是在这时受到《文艺春秋》社的委派，给此前不知名的三流作家火野苇平现场颁发“芥川奖”，以示对战场作家的鼓舞。小林秀雄就是在此时游览了中国的杭州、南京、苏州等地，并在回国后发表了《杭州》《苏州》等作品。
1938年8月23日下午3时，以菊池宽为首的12名东京作家来到了首相官邸内部情报部开会。会议的主要内容除了介绍武汉时局战况以外，就是要派出一支作家队伍，前往中国战场前线。8月26日下午，日本内阁情报部门在首相官邸公布了确定派遣的从军作家的名单，包括吉川英治、林芙美子、佐藤春夫、中谷孝雄、菊池宽等二十二名作家。自此之后，日本各大新闻媒体对这批从军作家大肆宣传，称其为远征中国大陆的“笔部队”。入选“笔部队”的作家也显得十分兴奋，纷纷在报纸上刊登自己的决心和报复。一时间，曾经默默无闻的作家也因这场声势浩大、史无前例的行动而备受关注。临行前政府、军部和媒体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然后分“海军班”和“陆军班”两路乘飞机前往中国战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军部已经通过权力将日本作家和日本文学拉入侵略战争的轨道。毋庸置疑，此时的日本文学是被污染的、不纯粹的、毫无文学价值可言的。
三、小林秀雄与《杭州》
小林秀雄是日本著名作家、评论家，出生于东京神田，东京帝国大学法文系毕业。1938年3月，小林秀雄作为《文艺春秋》杂志社的侵华日军从军记者初到中国，途经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并为获得第六届芥川奖的从军作家火野苇平颁奖，回国后便发表了《杭州》《从杭州到南京》等游记。
3月26日小林秀雄抵达杭州，27日初见西湖为眼前的美景倾倒。期间还游览了湖心亭、三潭印月、岳王庙、黄龙洞、玉泉寺等名胜，最后还参观了杭州的二手市场等穷人聚集的地方。西湖里的鱼儿在水藻间轻快地游动，天空湛蓝，微波荡漾的湖面，素以烟柳文明的白堤和苏堤与盛开的白莲花交相辉映，一幅幅优美风景画卷映入眼帘。随即小林秀雄便前往火野苇平的部队为其颁发芥川奖。此处突出描写了初见火野苇时他的“沉着、机智、勤俭”与日军战士的骁勇，并以自己面临战争时的恐惧衬托士兵的临危不乱。在三潭印月为小林秀雄和火野苇平两人划船的船夫，面黄肌瘦，偷喝两人的酒还抵赖，由于偷酒喝醉致使船时时不能行进，看着这滑稽的一幕也就不生气了。湖畔附近的公园长椅上，日本士兵和中国小孩亲密地玩耍，还有小孩盘着脚模仿大人的样子吸烟。第二天来到岳王庙，这里的礼节就是冲着铜像撒尿，香山洞的和尚都穿着脏衣服，面无表情地念经，黄龙洞的和尚面露淫色，拿着日文的小册子强拉他们去喝茶。远看建筑上的浮雕很精细，近看尽是人物花鸟乱雕乱画。他看惯了日本的古寺，因此觉得这里的寺庙没有丝毫美意。尤其是日本高僧们修行过的寺庙简陋无比，连四大天王的修饰看上去都显得淫猥不堪。杭州的防空壕尽是一些无用的装饰，街头上书写的宣传抗日的大字如此滑稽。作战的士兵是如此的英勇无畏。在二手市场上混杂着各种下层百姓，两侧的街道上摆着各种货品，散发着臭气。一阵喧杂之声传来，街道两旁的卖货郎傻傻地站在那里，这或许是中国人特别之处吧。 四、中古孝雄与《沪杭日记》相关章节
中谷孝雄是日本小说家，出身于三重县七栗村。1924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系。1925年与同校的梶井基次郎、外村茂等人创办了《青空》，师从佐藤春夫;1935年与保田与重郎、木山捷平等创办《日本浪漫派》。1937年发表第一部作品集《春之画卷》，1938年9月作为“笔部队”陆军班的一员前往中国战场。他随军到过上海、杭州、苏州、南京等地，此后写下了《沪杭日记》等作品。中谷孝雄作为日本军部的派遣作家，没有实际参与作战的经验，主要在部队一边“观战”，一边“道听途说”为自己的作品积累素材。《沪杭日记》是以日记的形式，记录在杭州的见闻。
9月18日，中古孝雄从上海出发去杭州，途经松江、嘉善、七里桥等地。一离开上海就看到了广阔无垠的庄稼地，还有一条纵横东西的大河，一个小孩骑在水牛上吹笛，一幅江南画卷随之展开，瞭望各处景物，倒有模仿日本风景之处。而且这一代浙江财阀众多，物产丰富。明朝时期，嘉善附近倭寇出没，为缅怀倭寇，不时还哼起倭寇残留的歌。此处未经历交战，沿路中一种乡村气息扑面而来。特务机关就在西湖附近，因觉得风景宜人便顺便游览了岳王庙、玉泉寺、灵隐寺等地，大谈中国时政并对岳飞庙前跪着的秦桧抱有怜悯之意。晚上受到萩原大佐的招待，并勒令生于斯长于斯的杭州少女唱《爱国进行曲》等日语歌来增进亲近之感。
9月19日游览了林海亭、玉泉山、三潭印月等地。期间登上玉泉山的山顶，参观了中国的寺庙，品尝了中国的点心。并由此对中国的道教、杭州这一历史都城大谈特谈。
9月20日在返回上海的车上回忆着对杭州的片段印象。杭州的治安非常好，他们在车站受到了中国小学生的热烈欢迎。小学生们一边挥动着五色旗，一边高亢地唱着日语歌，欢迎日本军队的到来。这都是由于铁道守卫队士兵宣扶工作做得好。回到上海夜里，吃完晚饭与朋友走散，在这满是中国人的街道上，心中总有不快，于是不由得加快了脚步，想要尽快远离悠闲漫步的人群。
五、武田泰淳与《杭州之春》
武田泰淳是日本战后派小说家、日本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者的先驱。6岁就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高中时期常常逃课去图书馆阅读大量的中国古典名著。16岁时还自创了汉诗20首，19岁（1931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中文系，并与竹内好、增田涉等人创立了“中国文学研究会”，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这在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武田泰淳共五次来中国，除20世纪60年代三次作为文学代表团成员访问中国外，余下两次均是在侵华战争期间。1937年10月，在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国策的驱使下，武田泰淳有以二等兵编入辎重兵正式入伍直到1939年9月的一段从军经历。在此期间，作为“从军作家”的武田泰淳以自己的战争体验为题材创作了大量的战地纪行文学、日记等。另一次是1944年就职于中国文化协会来到上海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战败后，武田泰淳创作了大量对华战争题材的小说，反映了其对战争的痛恶与自我悔恨意识。
《杭州之春》描写的是武田泰淳作为辎重兵途径杭州时的见闻和感受。作为中国文学的研究者和和侵华日军的双重身份注定与同是“笔部队”作家的小林秀雄和中谷孝雄所思所感不同。从《杭州之春》可以看出，武田泰淳笔下的杭州不尽是肮脏、破败，作者是有对杭州景色的喜爱和杭州民众的同情。这或许与他自幼学习中国文化、多年研究中国文学，对中国有一种难以分说的情感有关吧。
初见杭州风景的主色调是暗灰色的。倒塌的废墟、枯死的行道树、铅灰色的西湖、钱塘江附近荒凉的茶褐色的秃山景象映入眼帘，所有的景物映衬在一起是如此有意思，来到这里倒给他一种新鲜之感，并即兴在此创作了一首俳句“面白く枯木の曲り冬の湖”。最美之处还属西湖。春天似乎是从围绕着湖水的自然之中产生的，湖心亭已有春鸟来到，枯草与绿草、春水与枯叶交相辉映共同沐浴着春光生长。黑色的水草间游动的鱼儿，西湖边的小山上已开着桃色小花。湖心亭的墙壁上还留有过去中国游客所写的各色诗句。由此可以看出，杭州当时虽饱受战争的摧残，但从作者的字里行间仍给人一种勃勃生机的向上之感。
在《杭州之春》中，作者描写了杭州的儿童、年轻人、18岁姑娘、年轻的夫妇与鬼婆等。由于战争的摧残，面黑肌瘦的鬼婆眼底透露着一丝令人害怕的冰冷与这春色盎然般的温暖形成鲜明的对比，这让作者想起了鲁迅小说中的祥林嫂;作者还与三个中国人一起搬运面粉，他们都很卖力，休息的时候因为看到每个人脸上、手上、衣服上都是面粉而开怀大笑;在中国料理店吃馒头时看到身材纤细的中国少女，实在不忍为其慷慨解囊;给他送鱼的女人面色发青，就像陶瓷一样容易破碎;中年妇女与丈夫吵架被打的头破血流，一边吵嚷，一边哭诉，这使作者十分无奈。除以上内容，作者还描写了中国儿童向日军索要糖果、干面包和香烟，一些少男少女还吸他们丢弃的烟头。与以上两位“笔部队”作家不同，武田泰淳并沒有歪曲丑化杭州人的形象，大部分都是基于同情和欣赏的态度去接触他们，虽然文中有描述中国儿童吸烟的场景，但这不乏是当时杭州儿童的真实写照。
六、结语
通过以上三篇文章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小林秀雄和中谷孝雄都是以高姿态、强者大国的身份，以及无上的优越感来俯视杭州的人和物，用带着戏谑和鄙视的修辞来描写着落后、愚昧的小丑般的杭州形象;用华丽的辞藻描写了日军的善良和备受中国百姓的爱戴;用不畏敌人、勇敢前进的精神来描写战场上骁勇的士兵团体。而两者丑化和美化鲜明的对比更加突出了“勇敢不畏”的日军高大形象。与他们不同的武田泰淳因自幼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并多年研究中国文学的缘故，他笔下的杭州不是丑陋的、破败的，他反而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到杭州人和物上，体现自己对杭州的喜爱与对杭州人民的同情以及借上司之口表达对和平的渴望。从这三篇文学作品中不难看出，他们以东方主义的视角将杭州边缘化、他者化了。但是从其他者视域中窥探的自我便衍生出了一种固有的小国主义。小林秀雄和中谷孝雄更是对中国的文化，文学历史缺少了解和认识。他们盲目的优越感不过来源于日本的富国强兵和战争的胜利。从《杭州之春》以及武田泰淳在日本战败后发表的一系列与侵华战争相关的文学作品来看，他有一定的忏悔和反思意识，但在其文学作品中更多的是纠结于“个人道德”的丧失、面对时局不得已而为之以及没有从深受迫害的现象看到本质中可以探究出他的反思是不深刻的、不彻底的。
在侵华战争时期，“笔部队”就是一个在战时条件下应运而生的团体，大多数的都是职业作家，赶赴前线，一边“观战”，一边走马观花式地或是道听途说式地，亦或是肆意胡编乱造式将一些轶事写进他们的文学作品里。这种战时条件下催生出来的文学作品，其中是否有文学价值暂且不论，我们应从这种泛滥文学的表象探究分析其成因。另外，我们也应把作品中虚构的、肆意歪曲中国杭州形象，丑化、恶化中国人的内容挖掘出来，分辨其中的含义，从而剖析历史真相，让广受蒙骗的世界人民了解真相，让那些肆意用“笔刀子”丑化中国、丑化中国百姓的作家深刻检讨自己的行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对研究杭州这座城市在战争中的形象、杭州这座城市的历史研究以及探究战争中的历史真相都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向远.“笔部队”和侵华战争[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
[2]王向远.战后日本文坛对侵华战争及战争责任的认识[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46-55.
[3]孙立春.日本近现代作家访华游记中的杭州形象[J].枣庄学院学，2014（4）：1-4.
[4]邓娇梦，侯书琳，孙立春，周文敏.昭和前期日本作家的杭州游记研究——以佐藤春夫、武田泰淳、中谷孝雄为中心[J].语文学刊，2016（9）：76-77+79.
[5]孙立春.日本近现代作家访华游记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作者简介：王燕，大连外国语大学日语语言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杭州题材;笔部队作家;战争的思考;日本文学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目前国内杭州题材的日本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孙立春老师主持的人文社科项目，孙老师的主要观点是日本作家笔下的理想杭州与现实杭州是对立的，将杭州他者化、分裂化、对象化以此获得自我满足，从而导致对现实杭州产生了一种误读。而国内对于“笔部队”的研究已经取得重大成果。王向远教授在《“笔部队”和侵华战争》一书中指出，日本作家在侵华战争期间，组成了一批声势浩大“笔部队”前往中国，不遗余力地进行“笔征”。“笔部队”与“枪部队”紧密配合，双管齐下，不停地为侵略战争呐喊助威，其笔下的日军形象英勇高大、坚强勇敢、不畏困难，敌人是如此狡猾奸诈，中国百姓是那么的落后无知。“笔部队”在日本的研究数量却不足15篇论文。究其原因，战时下的文学缺乏文学价值，对于日本文学史来说那是一段耻辱的经历，所以在正统的日本文学史中几乎没有将“笔部队”作家文学包含其中。日本文学史研究者总是习惯于将侵华时期的日本文学一笔带过，亦或是模糊概念称之为“侵华文学”。我们应辨清历史，充分认识其错误之处。
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就保持着频繁的联系。唐代以来，日本多次派遣遣唐使者来中国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知识。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封建王权制度和闭关锁国已经渐而衰落。1853年美国人培理叩开了日本的国门。在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就已经如火如荼地进行了资本主义改革，但由于自身国土限制，致使其不能满足自身发展的需求，便制定了侵略朝鲜继而侵入中国东北的“大陆政策”。为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战时条件下应运而生的团体“笔部队”为侵略战争起到了很大的助力作用。本文以三名“笔部队”作家在杭州的体验为蓝本书写的作品为中心，通过参考大量文献、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探求其问题点。
二、“笔部队”的萌芽与正式形成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军国政府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在大举侵略中国的同时，鼓动全体日本民众不惜一切代价举国一致加入到侵华战争中去。随后，7月11日，近卫首相召集了各大通讯社代表进行商谈，要求他们协助战争。13日又召集各大著名杂志社如《文艺春秋》《中央公论》等代表要求他们一起协同作战。25日负责宣传战争的“陆军情报委员会”升为“内阁情报部”。在这种事态下日本国内媒体也加足马力向民众宣传战争，掀起了国民对战争的狂热。本来不刊登文学性内容的报纸，为了鼓吹战争之风也大量登载了一系列战争诗歌、报告文学等。此外，《妇女之友》杂志还派吉屋信子以皇军慰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中国天津，派林房雄和尾崎士郎前往中国北方和上海，并在《中央公论》上刊载了“现地报告文学”。此后，各大杂志社陆续派评论家以及作家等前往中国内地，为侵略战争推波助澜。虽然这时日本军国政府没有正式组织“笔部队”，都是由各大杂志社派出的作家，但其性质与后来正式组建的“笔部队”是一致的。小林秀雄就是在这时受到《文艺春秋》社的委派，给此前不知名的三流作家火野苇平现场颁发“芥川奖”，以示对战场作家的鼓舞。小林秀雄就是在此时游览了中国的杭州、南京、苏州等地，并在回国后发表了《杭州》《苏州》等作品。
1938年8月23日下午3时，以菊池宽为首的12名东京作家来到了首相官邸内部情报部开会。会议的主要内容除了介绍武汉时局战况以外，就是要派出一支作家队伍，前往中国战场前线。8月26日下午，日本内阁情报部门在首相官邸公布了确定派遣的从军作家的名单，包括吉川英治、林芙美子、佐藤春夫、中谷孝雄、菊池宽等二十二名作家。自此之后，日本各大新闻媒体对这批从军作家大肆宣传，称其为远征中国大陆的“笔部队”。入选“笔部队”的作家也显得十分兴奋，纷纷在报纸上刊登自己的决心和报复。一时间，曾经默默无闻的作家也因这场声势浩大、史无前例的行动而备受关注。临行前政府、军部和媒体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然后分“海军班”和“陆军班”两路乘飞机前往中国战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军部已经通过权力将日本作家和日本文学拉入侵略战争的轨道。毋庸置疑，此时的日本文学是被污染的、不纯粹的、毫无文学价值可言的。
三、小林秀雄与《杭州》
小林秀雄是日本著名作家、评论家，出生于东京神田，东京帝国大学法文系毕业。1938年3月，小林秀雄作为《文艺春秋》杂志社的侵华日军从军记者初到中国，途经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并为获得第六届芥川奖的从军作家火野苇平颁奖，回国后便发表了《杭州》《从杭州到南京》等游记。
3月26日小林秀雄抵达杭州，27日初见西湖为眼前的美景倾倒。期间还游览了湖心亭、三潭印月、岳王庙、黄龙洞、玉泉寺等名胜，最后还参观了杭州的二手市场等穷人聚集的地方。西湖里的鱼儿在水藻间轻快地游动，天空湛蓝，微波荡漾的湖面，素以烟柳文明的白堤和苏堤与盛开的白莲花交相辉映，一幅幅优美风景画卷映入眼帘。随即小林秀雄便前往火野苇平的部队为其颁发芥川奖。此处突出描写了初见火野苇时他的“沉着、机智、勤俭”与日军战士的骁勇，并以自己面临战争时的恐惧衬托士兵的临危不乱。在三潭印月为小林秀雄和火野苇平两人划船的船夫，面黄肌瘦，偷喝两人的酒还抵赖，由于偷酒喝醉致使船时时不能行进，看着这滑稽的一幕也就不生气了。湖畔附近的公园长椅上，日本士兵和中国小孩亲密地玩耍，还有小孩盘着脚模仿大人的样子吸烟。第二天来到岳王庙，这里的礼节就是冲着铜像撒尿，香山洞的和尚都穿着脏衣服，面无表情地念经，黄龙洞的和尚面露淫色，拿着日文的小册子强拉他们去喝茶。远看建筑上的浮雕很精细，近看尽是人物花鸟乱雕乱画。他看惯了日本的古寺，因此觉得这里的寺庙没有丝毫美意。尤其是日本高僧们修行过的寺庙简陋无比，连四大天王的修饰看上去都显得淫猥不堪。杭州的防空壕尽是一些无用的装饰，街头上书写的宣传抗日的大字如此滑稽。作战的士兵是如此的英勇无畏。在二手市场上混杂着各种下层百姓，两侧的街道上摆着各种货品，散发着臭气。一阵喧杂之声传来，街道两旁的卖货郎傻傻地站在那里，这或许是中国人特别之处吧。 四、中古孝雄与《沪杭日记》相关章节
中谷孝雄是日本小说家，出身于三重县七栗村。1924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系。1925年与同校的梶井基次郎、外村茂等人创办了《青空》，师从佐藤春夫;1935年与保田与重郎、木山捷平等创办《日本浪漫派》。1937年发表第一部作品集《春之画卷》，1938年9月作为“笔部队”陆军班的一员前往中国战场。他随军到过上海、杭州、苏州、南京等地，此后写下了《沪杭日记》等作品。中谷孝雄作为日本军部的派遣作家，没有实际参与作战的经验，主要在部队一边“观战”，一边“道听途说”为自己的作品积累素材。《沪杭日记》是以日记的形式，记录在杭州的见闻。
9月18日，中古孝雄从上海出发去杭州，途经松江、嘉善、七里桥等地。一离开上海就看到了广阔无垠的庄稼地，还有一条纵横东西的大河，一个小孩骑在水牛上吹笛，一幅江南画卷随之展开，瞭望各处景物，倒有模仿日本风景之处。而且这一代浙江财阀众多，物产丰富。明朝时期，嘉善附近倭寇出没，为缅怀倭寇，不时还哼起倭寇残留的歌。此处未经历交战，沿路中一种乡村气息扑面而来。特务机关就在西湖附近，因觉得风景宜人便顺便游览了岳王庙、玉泉寺、灵隐寺等地，大谈中国时政并对岳飞庙前跪着的秦桧抱有怜悯之意。晚上受到萩原大佐的招待，并勒令生于斯长于斯的杭州少女唱《爱国进行曲》等日语歌来增进亲近之感。
9月19日游览了林海亭、玉泉山、三潭印月等地。期间登上玉泉山的山顶，参观了中国的寺庙，品尝了中国的点心。并由此对中国的道教、杭州这一历史都城大谈特谈。
9月20日在返回上海的车上回忆着对杭州的片段印象。杭州的治安非常好，他们在车站受到了中国小学生的热烈欢迎。小学生们一边挥动着五色旗，一边高亢地唱着日语歌，欢迎日本军队的到来。这都是由于铁道守卫队士兵宣扶工作做得好。回到上海夜里，吃完晚饭与朋友走散，在这满是中国人的街道上，心中总有不快，于是不由得加快了脚步，想要尽快远离悠闲漫步的人群。
五、武田泰淳与《杭州之春》
武田泰淳是日本战后派小说家、日本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者的先驱。6岁就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高中时期常常逃课去图书馆阅读大量的中国古典名著。16岁时还自创了汉诗20首，19岁（1931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中文系，并与竹内好、增田涉等人创立了“中国文学研究会”，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这在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武田泰淳共五次来中国，除20世纪60年代三次作为文学代表团成员访问中国外，余下两次均是在侵华战争期间。1937年10月，在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国策的驱使下，武田泰淳有以二等兵编入辎重兵正式入伍直到1939年9月的一段从军经历。在此期间，作为“从军作家”的武田泰淳以自己的战争体验为题材创作了大量的战地纪行文学、日记等。另一次是1944年就职于中国文化协会来到上海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战败后，武田泰淳创作了大量对华战争题材的小说，反映了其对战争的痛恶与自我悔恨意识。
《杭州之春》描写的是武田泰淳作为辎重兵途径杭州时的见闻和感受。作为中国文学的研究者和和侵华日军的双重身份注定与同是“笔部队”作家的小林秀雄和中谷孝雄所思所感不同。从《杭州之春》可以看出，武田泰淳笔下的杭州不尽是肮脏、破败，作者是有对杭州景色的喜爱和杭州民众的同情。这或许与他自幼学习中国文化、多年研究中国文学，对中国有一种难以分说的情感有关吧。
初见杭州风景的主色调是暗灰色的。倒塌的废墟、枯死的行道树、铅灰色的西湖、钱塘江附近荒凉的茶褐色的秃山景象映入眼帘，所有的景物映衬在一起是如此有意思，来到这里倒给他一种新鲜之感，并即兴在此创作了一首俳句“面白く枯木の曲り冬の湖”。最美之处还属西湖。春天似乎是从围绕着湖水的自然之中产生的，湖心亭已有春鸟来到，枯草与绿草、春水与枯叶交相辉映共同沐浴着春光生长。黑色的水草间游动的鱼儿，西湖边的小山上已开着桃色小花。湖心亭的墙壁上还留有过去中国游客所写的各色诗句。由此可以看出，杭州当时虽饱受战争的摧残，但从作者的字里行间仍给人一种勃勃生机的向上之感。
在《杭州之春》中，作者描写了杭州的儿童、年轻人、18岁姑娘、年轻的夫妇与鬼婆等。由于战争的摧残，面黑肌瘦的鬼婆眼底透露着一丝令人害怕的冰冷与这春色盎然般的温暖形成鲜明的对比，这让作者想起了鲁迅小说中的祥林嫂;作者还与三个中国人一起搬运面粉，他们都很卖力，休息的时候因为看到每个人脸上、手上、衣服上都是面粉而开怀大笑;在中国料理店吃馒头时看到身材纤细的中国少女，实在不忍为其慷慨解囊;给他送鱼的女人面色发青，就像陶瓷一样容易破碎;中年妇女与丈夫吵架被打的头破血流，一边吵嚷，一边哭诉，这使作者十分无奈。除以上内容，作者还描写了中国儿童向日军索要糖果、干面包和香烟，一些少男少女还吸他们丢弃的烟头。与以上两位“笔部队”作家不同，武田泰淳并沒有歪曲丑化杭州人的形象，大部分都是基于同情和欣赏的态度去接触他们，虽然文中有描述中国儿童吸烟的场景，但这不乏是当时杭州儿童的真实写照。
六、结语
通过以上三篇文章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小林秀雄和中谷孝雄都是以高姿态、强者大国的身份，以及无上的优越感来俯视杭州的人和物，用带着戏谑和鄙视的修辞来描写着落后、愚昧的小丑般的杭州形象;用华丽的辞藻描写了日军的善良和备受中国百姓的爱戴;用不畏敌人、勇敢前进的精神来描写战场上骁勇的士兵团体。而两者丑化和美化鲜明的对比更加突出了“勇敢不畏”的日军高大形象。与他们不同的武田泰淳因自幼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并多年研究中国文学的缘故，他笔下的杭州不是丑陋的、破败的，他反而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到杭州人和物上，体现自己对杭州的喜爱与对杭州人民的同情以及借上司之口表达对和平的渴望。从这三篇文学作品中不难看出，他们以东方主义的视角将杭州边缘化、他者化了。但是从其他者视域中窥探的自我便衍生出了一种固有的小国主义。小林秀雄和中谷孝雄更是对中国的文化，文学历史缺少了解和认识。他们盲目的优越感不过来源于日本的富国强兵和战争的胜利。从《杭州之春》以及武田泰淳在日本战败后发表的一系列与侵华战争相关的文学作品来看，他有一定的忏悔和反思意识，但在其文学作品中更多的是纠结于“个人道德”的丧失、面对时局不得已而为之以及没有从深受迫害的现象看到本质中可以探究出他的反思是不深刻的、不彻底的。
在侵华战争时期，“笔部队”就是一个在战时条件下应运而生的团体，大多数的都是职业作家，赶赴前线，一边“观战”，一边走马观花式地或是道听途说式地，亦或是肆意胡编乱造式将一些轶事写进他们的文学作品里。这种战时条件下催生出来的文学作品，其中是否有文学价值暂且不论，我们应从这种泛滥文学的表象探究分析其成因。另外，我们也应把作品中虚构的、肆意歪曲中国杭州形象，丑化、恶化中国人的内容挖掘出来，分辨其中的含义，从而剖析历史真相，让广受蒙骗的世界人民了解真相，让那些肆意用“笔刀子”丑化中国、丑化中国百姓的作家深刻检讨自己的行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对研究杭州这座城市在战争中的形象、杭州这座城市的历史研究以及探究战争中的历史真相都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向远.“笔部队”和侵华战争[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
[2]王向远.战后日本文坛对侵华战争及战争责任的认识[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46-55.
[3]孙立春.日本近现代作家访华游记中的杭州形象[J].枣庄学院学，2014（4）：1-4.
[4]邓娇梦，侯书琳，孙立春，周文敏.昭和前期日本作家的杭州游记研究——以佐藤春夫、武田泰淳、中谷孝雄为中心[J].语文学刊，2016（9）：76-77+79.
[5]孙立春.日本近现代作家访华游记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作者简介：王燕，大连外国语大学日语语言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