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对孟子人格和散文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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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孟子在霸道稱雄的时候,推行王道政治,其人格上善养“浩然之气”,其散文激昂雄辩。韩愈身处安史之乱之后,力倡古文运动,推动儒学王道,其散文也是气势充沛。本文试着探讨韩愈对孟子人格和散文的继承,并简单讨论其中的原因。
  关键词:孟子;韩愈;人格;散文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2-107-02
  
   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其散文写作的成就极高。后人将其文与子美的诗歌相提并论,并且极为倾心,推崇备至。黄庭坚在《答洪驹父书》中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1]大致上是说老杜写诗和昌黎为文,是在吸收学习了前辈学者的基础之上,能够推成出新,自称一家。其实大凡在文学史上出名的诗人文人,往往能够吸收汲取前人的诗文写作特点,并且能够完美地将其优点融合在一起,开创新的诗文传统。韩愈的散文同样也充分吸收了前人的优秀成果,特别是对孟子文风的继承最为明显。
  韩愈学习孟子的文章,不仅由于两个人之间的个性较为相似,而且两人所自认为承担的历史使命也较为相似,都已“弘扬儒家之道”为己任。韩愈对孟子的继承不仅仅在文章写作,而且在人格精神方面,继承更多。笔者就试着从这两个方面来予以阐释。
  关于文章写作这一方面。首先,两人的文章都是从大处着眼,高屋建瓴的总括全文,提出纲领性的话语,进而进行细致的分析,来阐释所立之语言。比如在《送董邵南序》[2]一文当中,开篇便提到:“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从大处着眼,来勉励董邵南,不要计较一时的得失,习得燕赵慷慨之风,将来必定能够拜将封侯。全篇读来气脉贯通,文气涌荡,纯以气势胜,茅坤评价:“昌黎序文,当属第一”。确实,这篇文字虽然短小,然而生气充盈,立意极高。孟子的文章同样,从大处着眼,立意极高。在《万章》篇中,万章问:“何谓友”,孟子说:“不挟贵,不挟长,不挟兄弟而友。”[3]然后接下来进行细致的分析。孟子是一个充满浩然之气的人,充满了辩论精神。因此,往往要先立其大,这样才足以引起别人的注意,起到制胜的效果。其次,两人的文章都是抓住一点,辩难之极,毫不留情,直至将自己的理说透说完。韩愈《讳辨》[4]乃是为李贺而写。李贺科举时,因为其父亲的名字中有个“晋”字,这和“进士”的“进”字同音,故而有人借同音避讳阻碍李贺参加科举考试。韩愈当时乃是朝廷官员,看重李贺的诗才,为此事而写了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韩愈抓住了谐音避讳的陋习,针锋相对的指出:“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这种抓住论敌中的某一个要害,针锋相对的专门击破,咄咄逼人,效果甚佳。而孟子长于辩论,在辩论中往往是抓住对方的一个观点,辩难之极,直至取胜。在《滕文公》一篇中,孟子抓住许行的事事亲力亲为,自给自足,层层深入,逻辑推进,指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5]。第三,层层论证,气势雄健,直指矛盾关键。一般的论辩性文章必须要有严密的逻辑推论,在这样的逻辑当中,抓住对手的某一个方面,层层设论,直击关键。而孟子和韩愈的多篇文章也是采用这样的方式,韩愈的一篇文章《论佛骨表》[6]中,韩愈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脉络清晰,进而又指出中国的本来传统“敬鬼神而远之”,总结收束。而孟子的逻辑严密,巧妙灵活,而且往往利用类比推理,欲擒故纵,迂回曲折的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的圈套之中。比如在《梁惠王下》[7]中,孟子提出两个设问,而使齐宣王陷入自己的否定结论当中。孟子是一个辩手,在辩论中需要清晰的头脑,完整而严密的理论证实,而孟子也是非常熟谙逻辑推理的规则,因此他的很多文章便是逻辑性和推理性极强的。第四,孟子的语言充满着雄辩的气力,汪洋恣肆,感情一如瀑布直泻而下。韩愈的语言同样就像他排奡、壮大的人格,有一种压倒人的气势。二人的散文都充满着一种阳刚之美,乃是一种道德力量充溢之美,语言就像没有打磨的玉石,刚硬却有质感。他俩的文章都有一种雄辩的气息,就好像是压抑好久的火山爆发,可是逻辑性却很强,感情受理性的节制,文章使人读来充满力量,颇具说服力。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韩愈的散文和孟子的散文极为相似,而这正是韩愈对孟子散文的学习和借鉴。韩愈在不同的文章中提到孟子的文章,在《读荀》一文中说“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孟氏,醇乎醇者;荀与杨,大醇而小疵”。[8]唐荆川评价韩愈《伯夷颂》:“昌黎此文,分明是从《孟子》中脱出来,人都不觉”。[9]况且,韩愈认为只有孟子继承了孔子的道,自孟子以下,一直是霸道,并未实行王道政治,并以弘道为己任。关于韩愈对孟子文章的继承和学习的原因,笔者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首先,时代的需要。古文运动从李华、萧颖士、独孤及等诸位的发展推动之下,到了韩愈之时,迫切需要一个集大成者能够将古文运动推入一个新的方向和时代。韩愈也不负重望,不仅创制了古文运动的理论,而且亲自创作了大量反映时代需求和特点的文章。而对于孟子的学习,不仅有文学上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儒家之道的弘扬。唐代经历了安史之乱,人们开始反思社会的秩序和发展,而这个问题也是历代政治家不停在思考的问题(到底该用哪种思想来主宰统治,儒释道相互更替,相互博弈。西方则是世俗和宗教的博弈)。于是,回归上古“三代治世”,便成为那一代人的梦想,而这一观点在宋代进一步加强,并且成为文人的道德理想。[10]而此时,佛教的过分发展加剧了这一时期文人的王道政治理想。
  其次,两个人个性上的特点。儒家本身就很注重个人的修养,《论语》就有“吾日三省吾身”等加强个人修养的说法。孟子更加注重人格上的修养,他的修养是修成一种浩然之气,而且这种浩然之气充斥于天地之间,至大至刚,无法言说。孟子的这种修养乃是道德层面上的修养,要形成一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因此,他的文章也是气势激越,感情充沛,读来会有一种填满于胸间的酣畅淋漓。而韩愈也是一种排奡、阔大,气势凌人的自信之气。他有一种不屈的气节,坚持儒家的仁义,遭受困厄,仍然不易信念。他主张“不平则鸣”,而这种不平再加上他内心昂扬壮大的豪气和充塞天地间的雄气,使得他的文章读来震烁人心。从这可以看出来,两个人在个性上都追求人格的修养,而这种修养都是以内在的充沛气势为基础。而这种个性的修养也对后世知识分子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知识分子的节气和操守的形成,人格精神的养成,也来源于此。
  对于韩愈来说,其文章不仅继承着孟子散文的精神,在时代的发展中独树一帜,成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而且在人格精神上也继承了孟子。因此,韩愈成为一个时代的开启者,他对于孟子这两方面的学习,影响后世散文的发展和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95.
  [2][4][6][8][9](清)张伯行选评.唐宋八大家文钞[C].北京:中华书局,2010:23;33;5;38;37.
  [3][5][7]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183;92;11.
  [10]余英时著.朱熹的历史世界[M].上海:三联书店,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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