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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改革，在一般意义上，毫无疑问就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破坏，并试图构建一个新的利益格局和市场格局。这意味着，每一次改革，既得利益的分布格局都有所不同。短期来看，冲破既得利益团体思维定势和利益定势的格局，是改革的重点。
1979年前后，一些与市场交换有关的经济行业遇到的改革阻力相对弱小，比如进口粮食问题，这是对整个国家粮食稀缺问题的解决方案，对所有人都有利，因此没有遇到任何阻力，毕竟吃饭是最基本的经济命题。但是其他一些相对具有现金流意义的行业，就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比如各地热火朝天的政府基建项目，还比如已经被批准的各种大型企业建设项目。
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改革所遇到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不是来自1960年代沿袭而来的苏联式国有企业，更不是1950年代末期经济大跃进形成的利益版图，而是一种与改革同步发展起来的新型既得利益格局，尤其是通过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所形成的企业集团。可以肯定的是，凡是已经得到中央财政大力支持的基本建设项目，都对中央的政策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其中有一部分项目明显采取了抵制、拒不执行的策略。
中央的经济导向是非常明显的，要对那些不急需、不具备条件的项目，实行停、缓、并、转、缩。为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在1979年4月13日特意批转了国家建委《关于改进当前基本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凡是该停缓的项目，都必须坚决停缓，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准搞计划外工程。然而根据当时反映到国务院的数据来看，不仅这些基本建设项目没有得到有效压缩，反而继续呈现扩大的态势。
骑马难下
从1979年开始进入大面积调整和改革的基本建设项目和大型企业项目，被中央政府明确指令必须停缓建的项目，都是一些看上去又洋又大的项目，而且是1977年以来由中央政府主导的22个重大引进项目。从经济的总体容量来看，这些引进项目的总体规模远远超过了国家经济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但是从这些引进项目的进度来看，却是必须深度推进的态势。绝大多数项目的设备都已经陆续抵达建设工地，相当一部分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之中，如果一刀切停缓建，其经济损失非常明显和巨大。而且作为合资项目，外资企业的干预非常严格，如果项目下马，就必须承担对外资方的毁约责任损失，还会带来经济层面的国际负效应。
所以，当中央调整停缓的指示下达，下面各地可谓怨声载道，纷纷顶住，拒不执行，全国范围内的经济调整面对着既得利益团体巨大的压力，人们甚至有太多改革的理由和开放的理由，来顶住中央的经济政策。上海的汪道涵在一次会议上概括，“万马奔腾，不测深浅；不尽知己，不尽知彼；仓促协议，骑马难下；头寸一紧，舆论哗然”。
在当时，宝钢就是这种左右为难的超大型项目之一。当其时，宝钢的引进，是冶金部、上海市市委联合促成的排名第一的大项目，冶金部和上海市委对此可谓成竹在胸，志在必得。
整体看，之所以决定上马宝钢，第一个原因，是基于工业发展的需要，满足整个国家生产的钢铁需求。当时的规模设计为年产钢、铁各600万吨，每年向国家提供420万吨钢板和钢管，调出124万吨钢坯，由此填补国内不能生产钢铁新品种的空白。
第二是希望在经济建设的层面向日本学习，尽快缩小中日之间的经济差距。1977年9月，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率领访问团去到日本，主要目的就是考察日本的钢铁工业局面，两国之间的落差让中国人震撼。尤其重要的是，叶志强发现，日本之所以能够在二战之后迅速兴起庞大的钢铁工业，主要方法正是通过引进吸收和消化先进国家的外来技术，而不是一味地强调自力更生，关起门来发展。叶志强将这样的感受写成调查报告，以国家计委、冶金部、外贸部和上海市委联合上报的方式，呈送给国务院，明确建议，抢建上海钢铁厂。大约3个月之后，国务院同意了这个建议，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县新建钢铁厂。由此改革开放启动以来中国最大的工业企业项目出现，宝钢成为一个经济发展的时代具有象征性的名词。
陈云的八条意见
但是，作为经济结构调整最主要的推手，陈云在宝钢的问题上，有着自己清晰的判断。事实上，宝钢的确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是整个项目的前期论证严重缺失，没有一份经得起推敲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如此庞大的工业项目，在投资预算、厂址选择、水电供应、地质状况、环境评价、矿石运输、产品成本等方面，几乎没有经过周密的分析与考虑，所有人似乎都被一种大发展的热情和一种工业差距的紧迫感所俘获，人们只考虑速度，速度，因而失去了发展的理性。
陈云对此是有意见的，因此他亲自去上海召开座谈会，反复考虑项目的设备进口问题和建设工期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意见。他要求上海市委要立足于国内的经济现实，采取重点向日本购买技术、购买专利，只进口关键设备的思路，其他辅助设备尽量在国内解决，通过这样的方法，抑制住过高的投资和过快的速度，确保宝钢的自主性。不过等到他再次考察听取宝钢工程负责人的汇报之后，陈云似乎又调整了自己的看法，他担心国内对技术的运用能力不够，认为应该重新回到全部购买进口设备的方法 。
虽然陈云这样的最高级别的经济领导在宝钢问题上顾忌很多，但上海市委和宝钢工程的建设者们却是一直热火朝天。这一方面是因为宝钢的建设已经成为冶金部、上海市委的一个重要项目，一个能够和中央的整体经济布局相牵制的大型企业，一个明显的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另一方面则是日本企业的技术和设备正在源源不断地抵达宝山，开弓没有回头箭，整个项目必须朝着深度推进，所有事关经济结构和经济方法的讨论，在这个时候显得多余。多年之后，人们看到，类似于宝山钢铁厂这样的既得利益团体，并无一种严格的利益板块分野，更无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歧，人们看到的更多是一种经济发展方法的分歧，一种经济结构的平衡问题。这正是新的经济语境下面既得利益集团问题的复杂性，国民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似乎没有正面的对手，但阻力却无处不在，有时候阻力甚至就来自于自身。 陈云看到了这一点，为此他心急如焚，他召开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对宝钢的建设提出了著名的八条意见 。
现在看，陈云的八条意见既是对自己过去想法的一种纠正，也是对已经形成的以宝钢为中心的利益团体的一种妥协，当然，其中也隐含着他坚定的调整决心，即宝钢必须压缩，不能罔顾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盲目铺摊子。因此，他强调，第一，宝钢必须进行下去。第二，要盘点清楚整个宝钢项目涉及到的项目，不要遗漏，做到心里有数，不要有过多的事后追加。第三，在引进的问题上，要设备，技术和专利一起引进，尊重目前国内的企业水平和钢铁产业的水平，不能冒进。第四，建立一个高规格的领导班子，中央和国务院直接介入，整个宝钢的第一负责人是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第二责任人是建委副主任韩光，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陈锦华。第五，要将宝钢的建设提升到整个国家利益的高度，宝钢是四化建设中的第一个大项目，一定要在全国范围之内做出榜样来。第六，宝钢是四化建设中第一个特大项目，只能搞好，不能搞坏。第七，冶金部要组织全体干部以及全国的冶金建设专家，讨论宝钢问题。第八，要征求外国专家意见。但到底如何建设、建设后如何工作、还要靠中国的专家和工人。
在调整中继续
很快，陈云的意见成为整个财经委的意见，且形成了一份财经委关于宝钢建设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报告。中常委进行了圈阅，形成了关于宝钢的重要决定：第一，宝钢一期工程继续干下去；第二，二期工程延期；第三，二期工程对外已经签署的合同要进行赔偿；第四，已经进口的设备进行妥善保管。
显然，这样的政策已经尽可能抑制了宝钢一开始形成的全面铺张的建设态势，体现出了一种清晰的关于经济调整的政策指向。因此，关于宝钢的建设，在这个时候已经尘埃落定。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事关经济调整政策和既得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极为经典的案例。人们想象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似乎是一种清晰的、可以迅速判断的、有力量阻挠改革的利益团体，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真正具有牵制能力的既得利益集团，都在整个利益格局之中，既得利益集团就是改革者本身，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其实是对自身利益的突破与调整。
这是一个普遍的局面。所有关于宝钢的争议，一直都在外围进行，并没有引起高层的普遍关注，或者说没有对高层决策形成直接的影响。比如经济地理的专家张伯箴提出批评意见，他认为宝钢不应该建在宝山县，从经济地理的角度看，违反社会主义生产力配置规律。从中国当时的实际经济情况看，也并不急需，因此，张伯箴建议，应当在整体的意义上停建宝钢，或者通过计划将宝钢转移到别的地方。而日本的经济学家也发表文章探讨宝钢的可行性，他们认为中国决定兴建宝钢如此庞大的工程，本身并不合适。他们的观点是，按照日本的一般性做法，宝山钢铁厂的地点选择不科学，甚至不可想象。事实上，就在宝钢工程如火如荼的进展过程中，1980年初，由于地质原因，宝钢基础打桩出现了严重的位移现象，这会直接导致宝钢建设留下不可估量的隐患。因此，来自全国各地的批评之声再次热闹起来，尤其是学者阶层的声音一时四起，宝钢的整体建设似乎处在巨大的怀疑之中。
这样的怀疑终于再次引起了陈云等领导的注意，关于宝钢的发展政策，再次被纳入到了整个经济调整的系统政策之中，市场层面、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的批评之声得以与最高经济决策层形成互动。这是改革开放时代难得的思想风景，因为思想和言论的相对自由，因为陈云这样一位有调整思路的高层经济领导，通过行政的力量，终于构成了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击。
（作者为财经作家）
1979年前后，一些与市场交换有关的经济行业遇到的改革阻力相对弱小，比如进口粮食问题，这是对整个国家粮食稀缺问题的解决方案，对所有人都有利，因此没有遇到任何阻力，毕竟吃饭是最基本的经济命题。但是其他一些相对具有现金流意义的行业，就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比如各地热火朝天的政府基建项目，还比如已经被批准的各种大型企业建设项目。
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改革所遇到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不是来自1960年代沿袭而来的苏联式国有企业，更不是1950年代末期经济大跃进形成的利益版图，而是一种与改革同步发展起来的新型既得利益格局，尤其是通过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所形成的企业集团。可以肯定的是，凡是已经得到中央财政大力支持的基本建设项目，都对中央的政策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其中有一部分项目明显采取了抵制、拒不执行的策略。
中央的经济导向是非常明显的，要对那些不急需、不具备条件的项目，实行停、缓、并、转、缩。为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在1979年4月13日特意批转了国家建委《关于改进当前基本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凡是该停缓的项目，都必须坚决停缓，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准搞计划外工程。然而根据当时反映到国务院的数据来看，不仅这些基本建设项目没有得到有效压缩，反而继续呈现扩大的态势。
骑马难下
从1979年开始进入大面积调整和改革的基本建设项目和大型企业项目，被中央政府明确指令必须停缓建的项目，都是一些看上去又洋又大的项目，而且是1977年以来由中央政府主导的22个重大引进项目。从经济的总体容量来看，这些引进项目的总体规模远远超过了国家经济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但是从这些引进项目的进度来看，却是必须深度推进的态势。绝大多数项目的设备都已经陆续抵达建设工地，相当一部分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之中，如果一刀切停缓建，其经济损失非常明显和巨大。而且作为合资项目，外资企业的干预非常严格，如果项目下马，就必须承担对外资方的毁约责任损失，还会带来经济层面的国际负效应。
所以，当中央调整停缓的指示下达，下面各地可谓怨声载道，纷纷顶住，拒不执行，全国范围内的经济调整面对着既得利益团体巨大的压力，人们甚至有太多改革的理由和开放的理由，来顶住中央的经济政策。上海的汪道涵在一次会议上概括，“万马奔腾，不测深浅；不尽知己，不尽知彼；仓促协议，骑马难下；头寸一紧，舆论哗然”。
在当时，宝钢就是这种左右为难的超大型项目之一。当其时，宝钢的引进，是冶金部、上海市市委联合促成的排名第一的大项目，冶金部和上海市委对此可谓成竹在胸，志在必得。
整体看，之所以决定上马宝钢，第一个原因，是基于工业发展的需要，满足整个国家生产的钢铁需求。当时的规模设计为年产钢、铁各600万吨，每年向国家提供420万吨钢板和钢管，调出124万吨钢坯，由此填补国内不能生产钢铁新品种的空白。
第二是希望在经济建设的层面向日本学习，尽快缩小中日之间的经济差距。1977年9月，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率领访问团去到日本，主要目的就是考察日本的钢铁工业局面，两国之间的落差让中国人震撼。尤其重要的是，叶志强发现，日本之所以能够在二战之后迅速兴起庞大的钢铁工业，主要方法正是通过引进吸收和消化先进国家的外来技术，而不是一味地强调自力更生，关起门来发展。叶志强将这样的感受写成调查报告，以国家计委、冶金部、外贸部和上海市委联合上报的方式，呈送给国务院，明确建议，抢建上海钢铁厂。大约3个月之后，国务院同意了这个建议，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县新建钢铁厂。由此改革开放启动以来中国最大的工业企业项目出现，宝钢成为一个经济发展的时代具有象征性的名词。
陈云的八条意见
但是，作为经济结构调整最主要的推手，陈云在宝钢的问题上，有着自己清晰的判断。事实上，宝钢的确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是整个项目的前期论证严重缺失，没有一份经得起推敲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如此庞大的工业项目，在投资预算、厂址选择、水电供应、地质状况、环境评价、矿石运输、产品成本等方面，几乎没有经过周密的分析与考虑，所有人似乎都被一种大发展的热情和一种工业差距的紧迫感所俘获，人们只考虑速度，速度，因而失去了发展的理性。
陈云对此是有意见的，因此他亲自去上海召开座谈会，反复考虑项目的设备进口问题和建设工期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意见。他要求上海市委要立足于国内的经济现实，采取重点向日本购买技术、购买专利，只进口关键设备的思路，其他辅助设备尽量在国内解决，通过这样的方法，抑制住过高的投资和过快的速度，确保宝钢的自主性。不过等到他再次考察听取宝钢工程负责人的汇报之后，陈云似乎又调整了自己的看法，他担心国内对技术的运用能力不够，认为应该重新回到全部购买进口设备的方法 。
虽然陈云这样的最高级别的经济领导在宝钢问题上顾忌很多，但上海市委和宝钢工程的建设者们却是一直热火朝天。这一方面是因为宝钢的建设已经成为冶金部、上海市委的一个重要项目，一个能够和中央的整体经济布局相牵制的大型企业，一个明显的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另一方面则是日本企业的技术和设备正在源源不断地抵达宝山，开弓没有回头箭，整个项目必须朝着深度推进，所有事关经济结构和经济方法的讨论，在这个时候显得多余。多年之后，人们看到，类似于宝山钢铁厂这样的既得利益团体，并无一种严格的利益板块分野，更无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歧，人们看到的更多是一种经济发展方法的分歧，一种经济结构的平衡问题。这正是新的经济语境下面既得利益集团问题的复杂性，国民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似乎没有正面的对手，但阻力却无处不在，有时候阻力甚至就来自于自身。 陈云看到了这一点，为此他心急如焚，他召开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对宝钢的建设提出了著名的八条意见 。
现在看，陈云的八条意见既是对自己过去想法的一种纠正，也是对已经形成的以宝钢为中心的利益团体的一种妥协，当然，其中也隐含着他坚定的调整决心，即宝钢必须压缩，不能罔顾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盲目铺摊子。因此，他强调，第一，宝钢必须进行下去。第二，要盘点清楚整个宝钢项目涉及到的项目，不要遗漏，做到心里有数，不要有过多的事后追加。第三，在引进的问题上，要设备，技术和专利一起引进，尊重目前国内的企业水平和钢铁产业的水平，不能冒进。第四，建立一个高规格的领导班子，中央和国务院直接介入，整个宝钢的第一负责人是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第二责任人是建委副主任韩光，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陈锦华。第五，要将宝钢的建设提升到整个国家利益的高度，宝钢是四化建设中的第一个大项目，一定要在全国范围之内做出榜样来。第六，宝钢是四化建设中第一个特大项目，只能搞好，不能搞坏。第七，冶金部要组织全体干部以及全国的冶金建设专家，讨论宝钢问题。第八，要征求外国专家意见。但到底如何建设、建设后如何工作、还要靠中国的专家和工人。
在调整中继续
很快，陈云的意见成为整个财经委的意见，且形成了一份财经委关于宝钢建设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报告。中常委进行了圈阅，形成了关于宝钢的重要决定：第一，宝钢一期工程继续干下去；第二，二期工程延期；第三，二期工程对外已经签署的合同要进行赔偿；第四，已经进口的设备进行妥善保管。
显然，这样的政策已经尽可能抑制了宝钢一开始形成的全面铺张的建设态势，体现出了一种清晰的关于经济调整的政策指向。因此，关于宝钢的建设，在这个时候已经尘埃落定。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事关经济调整政策和既得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极为经典的案例。人们想象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似乎是一种清晰的、可以迅速判断的、有力量阻挠改革的利益团体，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真正具有牵制能力的既得利益集团，都在整个利益格局之中，既得利益集团就是改革者本身，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其实是对自身利益的突破与调整。
这是一个普遍的局面。所有关于宝钢的争议，一直都在外围进行，并没有引起高层的普遍关注，或者说没有对高层决策形成直接的影响。比如经济地理的专家张伯箴提出批评意见，他认为宝钢不应该建在宝山县，从经济地理的角度看，违反社会主义生产力配置规律。从中国当时的实际经济情况看，也并不急需，因此，张伯箴建议，应当在整体的意义上停建宝钢，或者通过计划将宝钢转移到别的地方。而日本的经济学家也发表文章探讨宝钢的可行性，他们认为中国决定兴建宝钢如此庞大的工程，本身并不合适。他们的观点是，按照日本的一般性做法，宝山钢铁厂的地点选择不科学，甚至不可想象。事实上，就在宝钢工程如火如荼的进展过程中，1980年初，由于地质原因，宝钢基础打桩出现了严重的位移现象，这会直接导致宝钢建设留下不可估量的隐患。因此，来自全国各地的批评之声再次热闹起来，尤其是学者阶层的声音一时四起，宝钢的整体建设似乎处在巨大的怀疑之中。
这样的怀疑终于再次引起了陈云等领导的注意，关于宝钢的发展政策，再次被纳入到了整个经济调整的系统政策之中，市场层面、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的批评之声得以与最高经济决策层形成互动。这是改革开放时代难得的思想风景，因为思想和言论的相对自由，因为陈云这样一位有调整思路的高层经济领导，通过行政的力量，终于构成了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击。
（作者为财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