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柳永、周邦彦乃婉约派之大家,皆以描写男女别情见长,但所用手法不同,可谓风情才子,别样缠绵。柳词《雨霖铃》与周词《蝶恋花》正是这方面的例证。
关键词:柳永 周邦彦 风情词 缠绵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北宋词家柳永、周邦彦历来被视为婉约之正宗,二者皆以抒写男女别离之情、羁旅行役之感见长。历代词论家喜对二者做比较,有以为柳词胜者,有以为周词胜者,众说不一。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慢词长调的重要开拓者,柳永的创作给予了周邦彦深刻影响,蔡嵩云《柯亭词论》曾指出:“周词渊源,全自柳出。其写情用赋笔,纯是屯田家法。”但周邦彦能学柳永而自成痕迹,其词“深静和雅”,文辞甚工,善于化用唐人诗句,而柳词“奇爽疏快”,明白家常。二者之别,可以用柳永《雨霖铃》与周邦彦《蝶恋花》为例,加以比照赏析。
一 柳词“实说”与周词曲笔
张端义《贵耳集》卷上引项平斋的话说:“学诗当学杜诗,学词当学柳词,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实说。”从体制形式而言,柳永词白描、质朴,确与杜甫诗相似。而周邦彦亦曾在词史上被众多词论家誉为“词中老杜”,评者却主要着眼于其词法集大成、词风沉郁及在词史上的地位等诸方面,与杜甫作比。事实上,二者的词风、技法都彰然有别。正如汪东《唐宋词选评语》所言:
“耆卿崛起,慢词始兴,清真实从柳出,其铺叙长调,气力相钧,而沈郁之思,挚之采,固柳所不及也”。
柳永《雨霖铃》为长调,周邦彦《蝶恋花》为中调,但相形之下,周词却并不显单薄、短促,皆因其妙用曲笔之法,引人联想,丰富了词之意境与结构。二词如下: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雨霖铃》)
月皎惊乌栖不定,更漏将残,辘牵金井。唤起两眸清炯炯。泪花落枕红绵冷。执手霜风吹鬓影。去意徊徨,别语愁难听。楼上阑干横斗柄,露寒人远鸡相应。(周邦彦,《蝶恋花》)
两首词作都写情人黯然离别时之情景,饶有意味的是,柳词写的是傍晚水路送别,而周词则写清晨陆路送别,两首词堪称中国古诗词送别之经典,不仅显现了古代水、陆二路送别的不同特点,也反映了作者情性、手法的差异。
中国古人出行主要是水、陆二途:水路一般是傍晚出行,如白居易《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郑谷《淮上与友人别》:“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周邦彦《兰陵王·柳》:“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陆路一般是清晨出发,如李商隐《板桥晓别》:“回望高城落晓河,长亭窗户压微波。水仙欲上鲤鱼去,一夜芙蓉红泪多”。温庭筠《商山早行》:“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等。究其原因,盖因古时交通工具及其条件所限。行陆路者夜晚不利行走,故投宿旅店、客栈,天明赶路。水路则夜晚亦可航行,且坐船者多苦途长旅,故晚上也需赶路。当然也有例外情况,如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二首,一首写傍晚高楼设宴饯别,另一首则写平明江边送客。如周邦彦《瑞鹤仙·高平》:“客去车尘漠漠。斜阳映山落。敛余红、犹恋孤城栏角”。《夜游宫》(第二):“客去车尘未敛。古帘暗、雨苔千点”,皆是陆路黄昏送别。
水路送别,所见多江边之景:杨柳、荻花、兰舟,所听为篙声、水声等;陆路送别,所见多驿馆、住舍之景:孤馆、野店、茅舍,所听为辘轳声、鸡声、铎声等。陆路除了步行之外,其所借工具不外乎车、马、驴等,故车尘、马蹄声、驴嘶鸣声也常入此类作品。俗话云:山长水远,故陆路送别,常以聆听声音作结,以解离情;而水路送别,因视野开阔,常以目送收尾,藉以追怀。
柳永《雨霖铃》上阙写景造势“只是实说”,即将眼前听闻所见,一一道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综合听觉、视觉等感官系统,渲染了离别气氛,营构了凄清之境。周邦彦《蝶恋花》则纯借声写情,委婉和雅,从惊乌、更漏、辘轳等入笔,写离人的惊醒。
二者相较,柳词似较周词更为铺张。但周词之好处在于不做一览无余的倾泻,而在于潜气内转,暗有沟壑。何以见得?以下析之。
王世贞《艺苑卮言》曾云:
“美成能作景语,不能作情语,能入丽字,不能入雅字,以故价微劣于柳。然至‘枕痕一线红生玉’,又‘唤起双眸清炯炯。泪花落枕红绵冷’,其形容睡起之妙,真能动人。”
其柳、周优劣论,固一家之言,但拈出“唤起双眸清炯炯。泪花落枕红绵冷”两句,可谓独具慧眼。
后来词论家对这两句的解释多循此思路加以阐释、发挥。如刘永济《微睇室说词》云:
“(此词)上半过拍二句,为全首最佳者。盖行者闻人汲水声而惊起,即须早行,乃唤起与之作别之人。而此人睡意方酣,骤然唤醒,尚未意识到即须离别,故有‘两眸清炯炯’之句。”
唐圭璋《唐宋词简释》亦云:
“‘月皎’句,点明夜深。‘更漏’两句,点明将晓。天将晓即须赶路,故不得不唤人起,但被唤之人,猛惊将别,故先眸清,而继之以泪落,落泪至于湿透红绵,则悲伤更甚矣。”
两眸何能清炯炯?“睡意方酣,骤然唤醒”即有此情景吗?俞平伯《清真词释》对此另有解释:
“此句实是写乍闻声而惊醒。乍醒之眼反曰:朦胧,而彼反曰‘清炯炯’者,正见其细腻熨帖之至也。若夜来甜睡早被惊觉,则惺忪乃是意态之当然,今既写离人,而仍用此描写,则似小失之矣。美成《早梅芳》曰:‘正魂惊梦怯,门外已知晓。’可与此句相发明。此处妙在言近旨远,明写的是黎明枕上,而实已包孕一夜之凄迷情况……故‘唤起’一句,为乍醒之况,‘泪花’一句,为将起之况,程序分明。”
俞先生指出“朦胧”、“惺忪”乃平常甜睡乍醒之意态,而离人之眼则用“清炯炯”为妙。至于为何有此区别,并未见说明。
笔者的看法与刘永济、唐圭璋两位先生有所不同,我认为这两句不仅写乍醒、将起之况,而且也写了离人整宿的难眠与悲伤,即俞先生所言“实已包孕一夜之凄迷情况”。而“唤起两眸清炯炯”与“泪花落枕红绵冷”并非一前一后之动作;相反,“两眸清炯炯”正是“泪花落枕红绵冷”之结果。因为流过泪后的眸子是最清亮的,彻夜的流泪,故清晨的眸子清炯炯。“泪花落枕红绵冷”非仅写将起时之落泪,亦写整晚之情状,正因彻夜之泪流,故枕内红绵才会变得冷湿。可见,从离情之铺垫而言,周词实较柳词更为深远。柳词“留恋处”、催发行人的是兰舟,周词唤起、催发离人的是早晨一系列的声响,两首词描述的正是水、陆二路之不同。
二 柳词之浓墨点染与周词之“欲说又休”
柳词“点染之法”,见之于刘熙载《词概》,其云:
“词有点有染,柳耆卿《雨霖铃》云:‘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上二句点出离别冷落,今宵二句,乃就上二句意染之。点染之间,不得有他语相隔,隔则警句亦成死灰矣。”
此词写别情,正以酣畅淋漓、铺叙展衍见长。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曾评《清真词》曰:“清真沉痛至极,仍能含蓄”。周邦彦这首《蝶恋花》则是以欲说又休式的含蓄,令人回味无穷。
两首词作都写了男女黯然离别、即将启程之景,其动作描写非常相似,皆写“执手”话别,足见情之真、意之切。但一为“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一为“霜风吹鬓影。去意徊徨,别语愁难听”。前者仍是直说,从正面着笔,是面部的特写;后者却是曲说,从侧面描写,“霜风吹鬓影”——剪影式的描写。南宋强焕《片玉词序》曾赞曰:“公之词,其模写物态,曲尽其妙。”周邦彦敏锐地捕捉到了非常生动而意蕴很深的一个意象:被霜风吹乱的鬓影,使得这场离别较之柳永的“无语凝噎”更多了一份沧桑和凄苦。
古人描写女子的生活、感情状态时经常会从头发着笔,藉以传情。如《诗经·卫风》中的《伯兮》篇,描写了一位妇女对久役于外的丈夫的思念,其自言:“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丈夫不在家,连头发都懒得收拾整理。又如温庭筠《菩萨蛮》写闺妇之愁闷无聊:“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亦是通过懒梳妆,表现女子的慵懒情态。又如杜甫《月夜》写对离别妻子的怀念和想象:“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这两句描写历来被视为古诗中刻画妻子形象的经典传神之典范,妻子的端庄、冰清玉洁跃然纸上。又如苏轼悼念亡妻的《江城子》,写“夜来幽梦忽还乡”所见妻子之情景:“小轩窗,正梳妆”。愈是家常的动作描写,愈见情之深厚。再如李清照晚年所作之《永遇乐》,写南渡后元宵佳节,其触景伤情,落魄痛苦之情怀:“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可见,发鬓作为女子的性别特征,已成为古典文学意蕴深厚,具有固定内涵的语码和意象。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又赞曰:“清真浑厚,正于勾勒处见,他人一勾勒便刻削,清真愈勾勒愈浑厚。”正是这些细微处的传神勾勒刻画,见出“清真词”的浑厚。而“去意徊徨”亦将难舍的离情与人生的苦闷之纠结复杂情绪充分表达出来。20多年前,作家刘琦就是以《去意徊徨》为题,写了一部小说,描写其自身在烈火中身残后的苦闷、彷徨、绝望直至奋起的痛苦心路。
在《雨霖铃》词之下阙,柳永以点染之法,尽情抒写别时之苦、别后之思,由“今宵”到经年,足见时间跨度之大,亦即前文所言柳式之“疏快”。而周邦彦《蝶恋花》之“楼上阑干横斗柄,露寒人远鸡相应”,则通过佳人和离人所处两种场景(楼阁与郊野)之对照,写出了离思之不尽,暗合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之意境。王又华《古今词论》引《毛稚黄词论》,云:
“周美成词家神品,如《少年游》:‘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何等境味,若柳七郎此处如何煞得住。”
周词有柳词不能到者,正是这种含蓄。如果把柳永的这首《雨霖铃》比拟为诗中的歌行,那么,周邦彦的这首《蝶恋花》则近似于诗中的律诗。
总之,尽管柳永、周邦彦词有俗雅之分,并在后来的传播接受史上受到了殊异的待遇、诽誉不一,但其抒情方式和词作结构都对后来词家影响深远,二者可谓各有千秋,未可轻易臧否。综观之,柳词以直白、酣畅淋漓见长,周词以婉曲、回味不尽为胜;柳词之铺叙:层次分明、一气呵成、浑然一体,周词之赋笔言情:吞吐回环、沉郁诚挚,正所谓“欲说又休”、“未歌先噎”(周邦彦,《风流子·新绿小池塘》)。二者可谓:风情才子,别样缠绵。
参考文献:
[1] (宋)刘将孙:《新城饶克明集词序》,《养吾斋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 (清)蔡嵩云:《柯亭词论》,唐圭璋主编:《词话丛编》,
中华书局,2005年版。
[3] 刘永济:《微睇室说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4] (宋)张瑞义:《贵耳集》,中华书局,1958年版。
[5] 汪东:《唐宋词选评语》,《词学》(第二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6] (清)王世贞:《艺苑卮言》,唐圭璋主编:《词话丛编》(第一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
[7] 唐圭璋:《唐宋词简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8] 俞平伯:《读词偶得 清真词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9] 吴熊和:《唐宋词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0] (清)王又华:《古今词论》,唐圭璋主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
作者简介:姚惠兰,女,1972—,湖南桃源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唐宋词学,工作单位: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文法学院。
关键词:柳永 周邦彦 风情词 缠绵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北宋词家柳永、周邦彦历来被视为婉约之正宗,二者皆以抒写男女别离之情、羁旅行役之感见长。历代词论家喜对二者做比较,有以为柳词胜者,有以为周词胜者,众说不一。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慢词长调的重要开拓者,柳永的创作给予了周邦彦深刻影响,蔡嵩云《柯亭词论》曾指出:“周词渊源,全自柳出。其写情用赋笔,纯是屯田家法。”但周邦彦能学柳永而自成痕迹,其词“深静和雅”,文辞甚工,善于化用唐人诗句,而柳词“奇爽疏快”,明白家常。二者之别,可以用柳永《雨霖铃》与周邦彦《蝶恋花》为例,加以比照赏析。
一 柳词“实说”与周词曲笔
张端义《贵耳集》卷上引项平斋的话说:“学诗当学杜诗,学词当学柳词,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实说。”从体制形式而言,柳永词白描、质朴,确与杜甫诗相似。而周邦彦亦曾在词史上被众多词论家誉为“词中老杜”,评者却主要着眼于其词法集大成、词风沉郁及在词史上的地位等诸方面,与杜甫作比。事实上,二者的词风、技法都彰然有别。正如汪东《唐宋词选评语》所言:
“耆卿崛起,慢词始兴,清真实从柳出,其铺叙长调,气力相钧,而沈郁之思,挚之采,固柳所不及也”。
柳永《雨霖铃》为长调,周邦彦《蝶恋花》为中调,但相形之下,周词却并不显单薄、短促,皆因其妙用曲笔之法,引人联想,丰富了词之意境与结构。二词如下: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雨霖铃》)
月皎惊乌栖不定,更漏将残,辘牵金井。唤起两眸清炯炯。泪花落枕红绵冷。执手霜风吹鬓影。去意徊徨,别语愁难听。楼上阑干横斗柄,露寒人远鸡相应。(周邦彦,《蝶恋花》)
两首词作都写情人黯然离别时之情景,饶有意味的是,柳词写的是傍晚水路送别,而周词则写清晨陆路送别,两首词堪称中国古诗词送别之经典,不仅显现了古代水、陆二路送别的不同特点,也反映了作者情性、手法的差异。
中国古人出行主要是水、陆二途:水路一般是傍晚出行,如白居易《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郑谷《淮上与友人别》:“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周邦彦《兰陵王·柳》:“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陆路一般是清晨出发,如李商隐《板桥晓别》:“回望高城落晓河,长亭窗户压微波。水仙欲上鲤鱼去,一夜芙蓉红泪多”。温庭筠《商山早行》:“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等。究其原因,盖因古时交通工具及其条件所限。行陆路者夜晚不利行走,故投宿旅店、客栈,天明赶路。水路则夜晚亦可航行,且坐船者多苦途长旅,故晚上也需赶路。当然也有例外情况,如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二首,一首写傍晚高楼设宴饯别,另一首则写平明江边送客。如周邦彦《瑞鹤仙·高平》:“客去车尘漠漠。斜阳映山落。敛余红、犹恋孤城栏角”。《夜游宫》(第二):“客去车尘未敛。古帘暗、雨苔千点”,皆是陆路黄昏送别。
水路送别,所见多江边之景:杨柳、荻花、兰舟,所听为篙声、水声等;陆路送别,所见多驿馆、住舍之景:孤馆、野店、茅舍,所听为辘轳声、鸡声、铎声等。陆路除了步行之外,其所借工具不外乎车、马、驴等,故车尘、马蹄声、驴嘶鸣声也常入此类作品。俗话云:山长水远,故陆路送别,常以聆听声音作结,以解离情;而水路送别,因视野开阔,常以目送收尾,藉以追怀。
柳永《雨霖铃》上阙写景造势“只是实说”,即将眼前听闻所见,一一道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综合听觉、视觉等感官系统,渲染了离别气氛,营构了凄清之境。周邦彦《蝶恋花》则纯借声写情,委婉和雅,从惊乌、更漏、辘轳等入笔,写离人的惊醒。
二者相较,柳词似较周词更为铺张。但周词之好处在于不做一览无余的倾泻,而在于潜气内转,暗有沟壑。何以见得?以下析之。
王世贞《艺苑卮言》曾云:
“美成能作景语,不能作情语,能入丽字,不能入雅字,以故价微劣于柳。然至‘枕痕一线红生玉’,又‘唤起双眸清炯炯。泪花落枕红绵冷’,其形容睡起之妙,真能动人。”
其柳、周优劣论,固一家之言,但拈出“唤起双眸清炯炯。泪花落枕红绵冷”两句,可谓独具慧眼。
后来词论家对这两句的解释多循此思路加以阐释、发挥。如刘永济《微睇室说词》云:
“(此词)上半过拍二句,为全首最佳者。盖行者闻人汲水声而惊起,即须早行,乃唤起与之作别之人。而此人睡意方酣,骤然唤醒,尚未意识到即须离别,故有‘两眸清炯炯’之句。”
唐圭璋《唐宋词简释》亦云:
“‘月皎’句,点明夜深。‘更漏’两句,点明将晓。天将晓即须赶路,故不得不唤人起,但被唤之人,猛惊将别,故先眸清,而继之以泪落,落泪至于湿透红绵,则悲伤更甚矣。”
两眸何能清炯炯?“睡意方酣,骤然唤醒”即有此情景吗?俞平伯《清真词释》对此另有解释:
“此句实是写乍闻声而惊醒。乍醒之眼反曰:朦胧,而彼反曰‘清炯炯’者,正见其细腻熨帖之至也。若夜来甜睡早被惊觉,则惺忪乃是意态之当然,今既写离人,而仍用此描写,则似小失之矣。美成《早梅芳》曰:‘正魂惊梦怯,门外已知晓。’可与此句相发明。此处妙在言近旨远,明写的是黎明枕上,而实已包孕一夜之凄迷情况……故‘唤起’一句,为乍醒之况,‘泪花’一句,为将起之况,程序分明。”
俞先生指出“朦胧”、“惺忪”乃平常甜睡乍醒之意态,而离人之眼则用“清炯炯”为妙。至于为何有此区别,并未见说明。
笔者的看法与刘永济、唐圭璋两位先生有所不同,我认为这两句不仅写乍醒、将起之况,而且也写了离人整宿的难眠与悲伤,即俞先生所言“实已包孕一夜之凄迷情况”。而“唤起两眸清炯炯”与“泪花落枕红绵冷”并非一前一后之动作;相反,“两眸清炯炯”正是“泪花落枕红绵冷”之结果。因为流过泪后的眸子是最清亮的,彻夜的流泪,故清晨的眸子清炯炯。“泪花落枕红绵冷”非仅写将起时之落泪,亦写整晚之情状,正因彻夜之泪流,故枕内红绵才会变得冷湿。可见,从离情之铺垫而言,周词实较柳词更为深远。柳词“留恋处”、催发行人的是兰舟,周词唤起、催发离人的是早晨一系列的声响,两首词描述的正是水、陆二路之不同。
二 柳词之浓墨点染与周词之“欲说又休”
柳词“点染之法”,见之于刘熙载《词概》,其云:
“词有点有染,柳耆卿《雨霖铃》云:‘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上二句点出离别冷落,今宵二句,乃就上二句意染之。点染之间,不得有他语相隔,隔则警句亦成死灰矣。”
此词写别情,正以酣畅淋漓、铺叙展衍见长。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曾评《清真词》曰:“清真沉痛至极,仍能含蓄”。周邦彦这首《蝶恋花》则是以欲说又休式的含蓄,令人回味无穷。
两首词作都写了男女黯然离别、即将启程之景,其动作描写非常相似,皆写“执手”话别,足见情之真、意之切。但一为“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一为“霜风吹鬓影。去意徊徨,别语愁难听”。前者仍是直说,从正面着笔,是面部的特写;后者却是曲说,从侧面描写,“霜风吹鬓影”——剪影式的描写。南宋强焕《片玉词序》曾赞曰:“公之词,其模写物态,曲尽其妙。”周邦彦敏锐地捕捉到了非常生动而意蕴很深的一个意象:被霜风吹乱的鬓影,使得这场离别较之柳永的“无语凝噎”更多了一份沧桑和凄苦。
古人描写女子的生活、感情状态时经常会从头发着笔,藉以传情。如《诗经·卫风》中的《伯兮》篇,描写了一位妇女对久役于外的丈夫的思念,其自言:“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丈夫不在家,连头发都懒得收拾整理。又如温庭筠《菩萨蛮》写闺妇之愁闷无聊:“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亦是通过懒梳妆,表现女子的慵懒情态。又如杜甫《月夜》写对离别妻子的怀念和想象:“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这两句描写历来被视为古诗中刻画妻子形象的经典传神之典范,妻子的端庄、冰清玉洁跃然纸上。又如苏轼悼念亡妻的《江城子》,写“夜来幽梦忽还乡”所见妻子之情景:“小轩窗,正梳妆”。愈是家常的动作描写,愈见情之深厚。再如李清照晚年所作之《永遇乐》,写南渡后元宵佳节,其触景伤情,落魄痛苦之情怀:“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可见,发鬓作为女子的性别特征,已成为古典文学意蕴深厚,具有固定内涵的语码和意象。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又赞曰:“清真浑厚,正于勾勒处见,他人一勾勒便刻削,清真愈勾勒愈浑厚。”正是这些细微处的传神勾勒刻画,见出“清真词”的浑厚。而“去意徊徨”亦将难舍的离情与人生的苦闷之纠结复杂情绪充分表达出来。20多年前,作家刘琦就是以《去意徊徨》为题,写了一部小说,描写其自身在烈火中身残后的苦闷、彷徨、绝望直至奋起的痛苦心路。
在《雨霖铃》词之下阙,柳永以点染之法,尽情抒写别时之苦、别后之思,由“今宵”到经年,足见时间跨度之大,亦即前文所言柳式之“疏快”。而周邦彦《蝶恋花》之“楼上阑干横斗柄,露寒人远鸡相应”,则通过佳人和离人所处两种场景(楼阁与郊野)之对照,写出了离思之不尽,暗合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之意境。王又华《古今词论》引《毛稚黄词论》,云:
“周美成词家神品,如《少年游》:‘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何等境味,若柳七郎此处如何煞得住。”
周词有柳词不能到者,正是这种含蓄。如果把柳永的这首《雨霖铃》比拟为诗中的歌行,那么,周邦彦的这首《蝶恋花》则近似于诗中的律诗。
总之,尽管柳永、周邦彦词有俗雅之分,并在后来的传播接受史上受到了殊异的待遇、诽誉不一,但其抒情方式和词作结构都对后来词家影响深远,二者可谓各有千秋,未可轻易臧否。综观之,柳词以直白、酣畅淋漓见长,周词以婉曲、回味不尽为胜;柳词之铺叙:层次分明、一气呵成、浑然一体,周词之赋笔言情:吞吐回环、沉郁诚挚,正所谓“欲说又休”、“未歌先噎”(周邦彦,《风流子·新绿小池塘》)。二者可谓:风情才子,别样缠绵。
参考文献:
[1] (宋)刘将孙:《新城饶克明集词序》,《养吾斋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 (清)蔡嵩云:《柯亭词论》,唐圭璋主编:《词话丛编》,
中华书局,2005年版。
[3] 刘永济:《微睇室说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4] (宋)张瑞义:《贵耳集》,中华书局,1958年版。
[5] 汪东:《唐宋词选评语》,《词学》(第二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6] (清)王世贞:《艺苑卮言》,唐圭璋主编:《词话丛编》(第一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
[7] 唐圭璋:《唐宋词简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8] 俞平伯:《读词偶得 清真词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9] 吴熊和:《唐宋词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0] (清)王又华:《古今词论》,唐圭璋主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
作者简介:姚惠兰,女,1972—,湖南桃源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唐宋词学,工作单位: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