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四个方面赏析了苏轼音乐诗词所具有的情趣:忧国经世的亲民情怀、空灵幽默和谑禅谐趣、探索思辨的理趣和灵性独到的奇趣,并提出这些情趣对诗词创新性的助益作用。
　　关键词:苏轼 诗词 音乐情趣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苏轼(1036-1101)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全能作家,除了诗词、散文、书画诸方面才能非凡、贡献卓著外,还酷爱音乐,尤擅古琴,既能为词作曲,又能为曲填词,故其诗词颇富独到的音乐意境和情趣。
　　苏轼共留世100多首音乐诗词,其中写古琴的如《舟中听大人弹琴》、《听武道士弹琴》、《听僧昭素琴》、《听贤师琴》、《题沈君琴》、《减字花木兰·琴》、《破琴诗》等,就有80多首。赏析苏轼诗词的音乐情趣,当然脱离不开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仕途生活境遇及其诗乐才艺和创作个性。苏轼生平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其间,正值北宋中叶经济繁荣、儒释道兼融并行、两次变法兴废、党争频仍、思想非常活跃的历史时期。苏轼先后从仕40载,其中在朝为官不满10年。43岁时,他被诬以诗文“谤政”,遭受“乌台诗案”冤狱。嗣后的近一半时间,都是在荒僻贫瘠的三处贬所中度过的。无论是仕途顺达时,执守尊主忧国、经世济民的情怀;还是在流放中于极度苦闷之时,或皈依佛老寻求解脱、或亲近百姓凄苦度日、或与好友诗乐唱和相勉相娱,苏轼都在其创作中任性放旷地率真歌咏真情性。而这些因素,又都相融相汇地见于他诗词的音乐情趣之中。
　　苏轼的音乐诗词,不大着意于对乐器和音乐技巧的描写,其最大的特点之一是纵笔于他对生活深切感悟的倾诉,把诗词的种种音乐情趣,抒发得率真而极致。细细玩味,其诗词的音乐情趣,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忧国经世的亲民情怀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由杭州调任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面对西北和北方常遭西夏与辽的侵扰,而朝廷又疏于防范的时况,一贯主张“富国强兵”的他,会同州衙官员和守将,亲率千余名士卒、捕快,以出猎形式进行操练。此举不但在全城百姓中引起了轰动,也激起了将士们以身报国的壮志。为此,苏轼还满怀豪情地写了《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词令的上阕描写了威武雄壮、风驰电掣般的出猎盛况和全城轰动、万民观看的场面。下阕则直接抒发了他和将士们随时准备“挽弓”射杀侵犯边境的“天狼”的报国豪情。从这首词的创新性来看,词作在题材、内容、风格和音乐上都有很大的突破。把狩猎这样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的题材和内容,以豪放的风格写进词里,这在宋词创作史上尚属首例,因而,词史家们一致地把这首词视为宋词豪放风格的开派性代表作品,同时还将其视为苏轼豪放词形成的标志。此外,这首词还具有很强的音乐激励性。苏轼在写给他朋友的信中提到这首词时,曾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的风味,亦自是一家。”还说作好此令后,曾“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由此可见,此词的豪放性和强有力的音乐激励效应。
　　元丰元年(1078年),苏轼任徐州太守时,恰逢春旱无雨。苏轼忧民之忧,顺俗施政,亲率官民举鼓乐歌舞祈雨。在下雨和夏麦丰收后,他又与民同乐,和当地百姓一起参加了喜庆丰收的“麦社”与“赛神”的民俗音乐活动,并写了《浣溪沙》(旋抹红妆看使君)一词:
　　“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挨踏破茜罗裙。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
　　这首词的上阕,写了姑娘们匆忙梳洗打扮,三五成群地涌到家门外,只顾高兴地踮脚翘首观看着官员轿骑和赛神歌舞,以致踩破罗裙都未发觉的情态。下阕则写了“麦社”、“赛神”的音乐喜庆场面:社火队伍抬着供品、敲锣打鼓、载歌载舞;街头两旁站满了扶老携幼的观众,吃饱喝醉的老者惬意地睡卧在道边;就连赶来伺机啄吃供品的乌鸦、老鹰也都纷纷在上空盘旋飞翔。词作在充分描写了洋溢着农民丰收后喜悦的同时,也含蓄地抒发了苏轼与百姓同忧共乐的民本情怀。从宋词发展史来看,此令也是突破婉约派宋词囿于相思、相会、饮宴、伤春的小圈子,首次开辟了以词的形式把农村的淳朴生活描绘成一幅农村音乐民俗画的先河之作。
　　1097年,62岁的苏轼第二次遭奸佞所害被贬到了海南的儋州(今海南岛儋县)。当时的儋州,人称“黎地广袤,都县疏稀”、“海氛瘴雾”,是专门发配犯官的蛮夷之地。苏轼刚到时,食无米、病无药、居无所,多亏当地黎族百姓慷慨帮助,为他盖起几间茅屋,才使他得以苟活下来。在这样朝不保夕的极度艰苦的条件下,苏轼更加视黎族百姓为亲人,虽年纪老迈,但他仍经常拄着拐杖走访黎家采风,不辍于笔耕和宣教风化。据传,苏轼某天在出访一位黎族友人的途中,听到树林中传来一阵女人凄苦的吟唱声:“鹧鸪鸡,鹧鸪鸡,你在山中莫乱啼;多言多语遭弓箭,无言无语丈夫离。”苏轼上前询问得知,这是个刚过门的年轻媳妇,因遵守娘家妇道训诫,待人淳厚寡言,而被有钱的夫家视为愚笨赶出了家门。苏轼听罢,在怜悯妇人遭遇的同时又觉得《鹧鸪鸡》词意顺达、形象生动、情理交融,且有社会意义,于是就把这首歌谣在文字和音律上略加修改,后拿到黎族寨子的学堂和田间教唱。就这样,一教十,十传百,《鹧鸪鸡》逐渐从儋州传播到整个海南,并一直流传至今。身处逆境的东坡老人,如此热心于边远少数民族的民间诗乐文化,这在中国古代文化名人中也是极为罕见的。他的亲民情怀与民族和睦的德行,即使放在今天,也值得充分肯定和发扬光大。
　　二 空灵幽默和谑禅谐趣
　　元丰三年(1080年),系狱于“乌台诗案”的苏轼幸免于死,被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名义上他虽被安置了黄冈团练副使的职名,但实则却是个无俸禄、不得签署公事、不得自由走动的流放犯。经老友求情官府,才为他在黄州城东的山坡上,张罗到一块旧营地,只有靠自己耕作,才能维持生计。此时的苏轼形同农夫,但精神上却又像个隐士,他自谑号称为“东坡居士”,而他的这个名号也随之被叫了起来。由于现实只能给他痛苦,使他不得不到佛老思想中去寻找自我解脱的精神境界,并借助大自然的空净之美创作一些清隽空灵的诗词,来洗刷胸中的抑郁。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他在元丰五年(1082)写的《念奴娇》(中秋)词。词的上阕写中秋赏月引起的遐想:“长空万里”的月中,“玉宇琼楼”间,众仙女乘鸾凤飞翔,山川烟树美丽如画,境界浩瀚清凉高洁。下阕用“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写自己在月下狂歌曼舞,遥想羽化仙游,飞归月宫,更不惜吹破横笛,也要尽情欢歌。全词清隽飘逸,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词中描写的纯美境界和作者的现实处境形成鲜明的对比,既抒发了苏轼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之情,也潜移着他内心的一丝孤独悲凉。
　　而在《江城子》(湖上与张光同赋,时闻弹筝)一词中,苏轼先在上阕写了与老友张光同游西湖美景,而后下阕笔锋一转,虚写为“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词中称弹筝的女子,竟不知是人还是湘水女神娥皇、女英的精灵?及待询问,佳丽却已飘然消失于水面。本词用了亦实亦虚、亦人亦仙的勾勒,给读者留下了无限遐思和想象的空间,饶有风趣。同时,词作也用虚无缥缈的情境,影射出作者对自己仕途和生活前景渺茫难料的无奈愁绪。
　　苏轼借诗词解忧,有时又会于玩笑中暗含禅机,似谐又庄、妙趣横生。如其《南歌子》一词的序言云:
　　“东坡守钱塘,无日不在西湖。尝携妓谒大通禅师,大师愠形于色。东坡作长短句,令妓歌之。”
　　此序中所说的长短句,就是指《南歌子》这首词。词中有“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等句。表面上看,苏轼带着歌妓进寺庙,还让歌妓演唱一些带有撩逗之意的戏语,引起了大师“愠形于色”,似是有污佛门清净之地和儒雅斯文。实则是苏轼在恶作剧中向大通禅师昭示“色即是空”和“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金刚经》语)等经义。同时还隐含着讽喻大通尘念不净、定力欠深的禅机,使得大通禅师只能折服而无可奈何。
　　三 探索思辨诗乐内涵的理趣
　　苏轼曾在《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诗中写道:“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表明了他在诗词创作中十分重视对大自然、世事和人生哲理的探求。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等,都是苏轼诗词中极富理趣的名句。又如,在《题沈君琴》一诗中,苏轼用“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十分形象地揭示出操琴的哲理。即单凭琴和手指,各自都不会发出琴声,只有将二者妙合为一,才能弹奏出美妙的琴声来。
　　类似此诗,苏轼还写过一首更有名的《法云寺钟铭记》。诗云:
　　“有钟谁为撞?有撞谁撞之?三合而后鸣,闻所闻为五。阙一不可得,汝则安能闻?汝闻竟安在?耳视目可听。当知所闻者,鸣寂寂时鸣。”
　　和上诗相比,此诗揭示的哲理更加深邃。这首钟铭诗,以一连串的七言诗文的问话,来引导读者进行环环相扣的艺术妙悟:第一,只有“钟”、“撞”、“撞钟人”、“闻”(听者及其听觉)和“所闻”(钟鸣声)五者的结合,才能实现钟在人的撞击下发出鸣声,在空气中传播开来,最终使闻者闻其声。进而体会到音乐是以多元共存互动的方式而产生、传播和实现其价值的;第二,闻听钟声的人,不能只把注意力停留在钟体和钟声上,而应做到“耳视目可听”,使各种感觉互通互补,由听之于耳到听之于心,全身心地去感悟钟声悠远绵长的声韵美、情境美,直至用艺术思维去解悟钟声蕴含的理趣真谛美。
　　四 才华横溢、灵性独到的奇趣
　　才华横溢、独具慧眼的苏轼,观察事物常常见解独到、随兴而发,使其诗词具有宋词中不多见的奇趣。如,苏轼任杭州通判时曾审理过一起和尚杀人案:灵隐寺一个叫做了然的和尚,迷上了一个名叫秀奴的妓女。当他钱财耗尽时,便遭到秀奴的拒绝。一天晚上,了然喝醉后,身带凶器去找秀奴,秀奴仍是断然拒见,了然便强行闯入,将秀奴毒打后杀死。了然被抓捕归案后,众人发现他胳膊上有一副纹刺的对联:“但愿同生极乐园,免如今日苦相思”。面对此案此联,苏轼突发奇想,禁不住提笔将判决书写成一首小令:
　　“这个秃奴,修行忑煞,方山顶空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
　　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了然和尚后来被判处斩首,而苏轼的判决书因文字戏谑奇趣,曾吸引了很多人到城门前去观看、吟咏,并在青楼和茶肆中传唱了好久。由此可知,苏轼诗乐的奇趣还帮助他提高了为官时推行法制、整肃风化的效果。
　　正因为苏轼慧眼独具、灵性充溢,才使得他能在各种境遇下,都能迅疾地捕捉住事物的种种情趣来品味。这不仅是唤起他丰富的想象力、激发创作灵感、拓展创作领域、创新诗词风格神韵的催生剂;同时,也使他的作品因意蕴精深和情趣多彩,增强了传扬的生命力,以致像《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样的经典佳作,至今还在一些晚会和校园里传唱着。
　　
　　 参考文献:
　　 [1] 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版。
　　 [2] 曾枣庄、曾译著:《苏轼诗文词选译》,巴蜀书社,1990年版。
　　 [3] 蔡镇楚:《中国音乐诗话》,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 胡郁青:《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简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 唐永荣:《中华音乐典故与传说》,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简介:马宇清,男,1970—,河北石家庄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文艺创作心理学,工作单位:石家庄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