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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专注的，是代表国家核心制造能力的大国重器；他们的事业，撑起国民经济的脊梁。
13层楼高的8万吨“大压机”，锻压出飞机的起落架、主梁；上千个软件组成的网络控制系统，成为高铁列车的大脑和神经；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期待着挽起南海的浪涛；4000吨起重机，将为大型核电站扬起臂膀。
重大装备制造，事关国家命脉、国家安全。为这个特殊领域默默付出的人们，当得起“国家工程师”之名。
不畏高远、不辞精微
如今，中国人从国外获得重大装备核心技术，有多难？
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讲给《瞭望东方周刊》的故事是：2009年，徐工集团参加德国最好的工程机械展时，主任设计师以上工程师全部被拒签。三年前，世界最大工程机械和矿山设备厂家，把王民从进厂参观的名单中划掉。
自1949年以来，“引进、吸收、消化”一直是中国工业技术进步的关键词，一切艰辛，无不是为了将世界先进的装备和技术带到中国，落地、生根、发芽。
作为中国动车最早的合作者，法国人为中国工程师制定的学习计划中，却不包括关键的列车网络控制系统。
北车集团长客股份公司副总工程师常振臣力争之下，得到的是3000多页的意大利语逻辑图。七位中国工程师拿着中意辞典，用时八个月，终于摸清了动车的控制逻辑。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山东烟台，济南二机床曾与德国企业合作了两条大型冲压生产线。到2002年建设第三条时，对方拒绝与中国人合作。
在济南二机床的努力之下，冲压技术成为中国汽车四大工艺中率先实现自主化的项目。
赵春玲，第一种可能进入全球商用市场的中国飞机ARJ21的副总设计师，自2009年开始就为拿到西方国家的“飞行许可”而努力。
她的深切感受是：落后国家卖东西，先进国家卖标准。发达国家会用标准将后来者拒之门外。
至于可能改变90万井下采煤工人命运的综合采煤自动化系统关键部件，在研发成功后，从未提供技术帮助的外国合作者却赶来要求利益，甚至想挖走技术人员。
中国的工业化之路，“买图纸”是必经阶段。但是，重大装备领域，有些东西根本买不来。
比如二重集团建造的世界最大锻压机，“没有这个东西，中国就不可能有自己的先进战斗机。”二重集团副总工程师陈晓慈这样说。
虽然依旧谦虚谨慎，但今天中国的工程师们，已经不可能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多数时候总以“学生”的形象出现。
2009年，中国装备制造总产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同时，在西方国家“制造业回归”的浪潮下，中国也已经较难从外部获得那些必须仰视的技术。
要从大国成为强国，必须将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自主是中国工业的唯一选择。
创新驱动，中国领导人这样定义未来战略。
重大装备制造项目处于这一逻辑链的起点——它必须并且只能以密集的创新累积而成；同时，它也是根基，是实体经济摆脱资源依赖、实现飞跃奇迹的国家柱石。
对于一个曾因工业化落后于人而被深深刺痛的大国，装备制造业不仅是经济引擎，更是强国梦的寄托。那种种滋味复杂的期望，随着国家工程师们不畏高远、不辞精微的努力，烙印在小至微米、大到4000吨的“中国创造”之上。
创新需要更多信任
本刊采访到的国家工程师们，人生轨迹高度相似：赶上了恢复高考，在“科学的春天”里激情澎湃，熬过重工业和大国企的困顿低潮，新世纪之后黄金时代豁然铺展。
他们是第一代由中国自己的工业传承所培养起来的工程师。
自西方归国者，帮助新中国告别“一穷二白”；“留苏一代”，让中国制造业跬步积累；今天，新一代“国家工程师”，如何实现“中国创造”、“中国标准”，将中国的发展带入崭新平台？
新世纪以来，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摆脱资源消耗的旧有模式，推进“新型工业化”，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新任务，而重大技术装备无疑是创新驱动的示范、牵引力量。
国家工程师们，必须承担“再创新”的国家任务。
困难依然存在。
25年前王民去德国企业学习，德国老工程师很热情：“你们用摄像机全录制下来也行。”但后边还跟了一句：“反正你们再怎么学，也永远做不到。”
王民说，德国人之所以毫无保留，是因为觉得那是小学生看研究生的作业。
而现在，徐工已经可以和包括这家企业在内的国际巨头并肩而行。登顶珠峰前的最后几百米，“用五到十年，咬咬牙就过去了。”王民说。
不过，对于创新的坚定之心，需要获得更多信任，需要感染更多的人。
攻克百万吨级乙烯压缩机的沈鼓集团，董事长苏永强曾在项目论证会上舌战群儒，因为不少专家对于国产化的能力不放心，认为风险太大。
还有特高压，制造其关键设备的西电集团副总工程师宓传龙遭遇的是：出现问题是由日本生产的配套产品造成的，业主单位的专家却不相信。
对于高端装备制造业来说，基础零部件掣肘突出，需要国家基础工业的整体进步。
如领导中国精密卧式机床研发的普什宁江机床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雁所见，国内基础配套系统如轴承、钢材等，仍不能让他们放心。
在已经能够建造第七代半潜式钻井平台的烟台中集来福士，因国产高强度不锈钢螺栓质量不过关，为等待进口螺栓耽误了几十天。
烟台中集来福士技术助理总监杨忠华说，高端产品70%左右的零部件需要进口，而一旦零部件自主化，每一次都会带来国际市场20%的价格下调。
不过，创造者的脚步停不下来，特别是在这个“弯道超车”的时刻。
跻身“世界三大冲压设备制造商”的济南二机床，将数控切削机床作为新目标，因为这也是国防军工、航空航天、装备制造等领域的关键设备。
常振臣正在研发传输能力更强的工业以太网，是目前列车网络传输速度的1000倍。这项技术在国外也刚刚起步，他希望中国人能尽快占领这一新的技术高地。
工程师们还希望，像西方同行那样，“输出智慧和设计，包括标准和体系”。
他们也会提起当年的校园记忆：宣传画上工程师戴着安全帽，胳膊下夹着一摞图纸，匆匆走向车间。
“现在我也是这个样子，真的很好。”为中国打造世界最大4000吨级起重机的女工程师孙丽说。
13层楼高的8万吨“大压机”，锻压出飞机的起落架、主梁；上千个软件组成的网络控制系统，成为高铁列车的大脑和神经；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期待着挽起南海的浪涛；4000吨起重机，将为大型核电站扬起臂膀。
重大装备制造，事关国家命脉、国家安全。为这个特殊领域默默付出的人们，当得起“国家工程师”之名。
不畏高远、不辞精微
如今，中国人从国外获得重大装备核心技术，有多难？
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讲给《瞭望东方周刊》的故事是：2009年，徐工集团参加德国最好的工程机械展时，主任设计师以上工程师全部被拒签。三年前，世界最大工程机械和矿山设备厂家，把王民从进厂参观的名单中划掉。
自1949年以来，“引进、吸收、消化”一直是中国工业技术进步的关键词，一切艰辛，无不是为了将世界先进的装备和技术带到中国，落地、生根、发芽。
作为中国动车最早的合作者，法国人为中国工程师制定的学习计划中，却不包括关键的列车网络控制系统。
北车集团长客股份公司副总工程师常振臣力争之下，得到的是3000多页的意大利语逻辑图。七位中国工程师拿着中意辞典，用时八个月，终于摸清了动车的控制逻辑。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山东烟台，济南二机床曾与德国企业合作了两条大型冲压生产线。到2002年建设第三条时，对方拒绝与中国人合作。
在济南二机床的努力之下，冲压技术成为中国汽车四大工艺中率先实现自主化的项目。
赵春玲，第一种可能进入全球商用市场的中国飞机ARJ21的副总设计师，自2009年开始就为拿到西方国家的“飞行许可”而努力。
她的深切感受是：落后国家卖东西，先进国家卖标准。发达国家会用标准将后来者拒之门外。
至于可能改变90万井下采煤工人命运的综合采煤自动化系统关键部件，在研发成功后，从未提供技术帮助的外国合作者却赶来要求利益，甚至想挖走技术人员。
中国的工业化之路，“买图纸”是必经阶段。但是，重大装备领域，有些东西根本买不来。
比如二重集团建造的世界最大锻压机，“没有这个东西，中国就不可能有自己的先进战斗机。”二重集团副总工程师陈晓慈这样说。
虽然依旧谦虚谨慎，但今天中国的工程师们，已经不可能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多数时候总以“学生”的形象出现。
2009年，中国装备制造总产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同时，在西方国家“制造业回归”的浪潮下，中国也已经较难从外部获得那些必须仰视的技术。
要从大国成为强国，必须将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自主是中国工业的唯一选择。
创新驱动，中国领导人这样定义未来战略。
重大装备制造项目处于这一逻辑链的起点——它必须并且只能以密集的创新累积而成；同时，它也是根基，是实体经济摆脱资源依赖、实现飞跃奇迹的国家柱石。
对于一个曾因工业化落后于人而被深深刺痛的大国，装备制造业不仅是经济引擎，更是强国梦的寄托。那种种滋味复杂的期望，随着国家工程师们不畏高远、不辞精微的努力，烙印在小至微米、大到4000吨的“中国创造”之上。
创新需要更多信任
本刊采访到的国家工程师们，人生轨迹高度相似：赶上了恢复高考，在“科学的春天”里激情澎湃，熬过重工业和大国企的困顿低潮，新世纪之后黄金时代豁然铺展。
他们是第一代由中国自己的工业传承所培养起来的工程师。
自西方归国者，帮助新中国告别“一穷二白”；“留苏一代”，让中国制造业跬步积累；今天，新一代“国家工程师”，如何实现“中国创造”、“中国标准”，将中国的发展带入崭新平台？
新世纪以来，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摆脱资源消耗的旧有模式，推进“新型工业化”，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新任务，而重大技术装备无疑是创新驱动的示范、牵引力量。
国家工程师们，必须承担“再创新”的国家任务。
困难依然存在。
25年前王民去德国企业学习，德国老工程师很热情：“你们用摄像机全录制下来也行。”但后边还跟了一句：“反正你们再怎么学，也永远做不到。”
王民说，德国人之所以毫无保留，是因为觉得那是小学生看研究生的作业。
而现在，徐工已经可以和包括这家企业在内的国际巨头并肩而行。登顶珠峰前的最后几百米，“用五到十年，咬咬牙就过去了。”王民说。
不过，对于创新的坚定之心，需要获得更多信任，需要感染更多的人。
攻克百万吨级乙烯压缩机的沈鼓集团，董事长苏永强曾在项目论证会上舌战群儒，因为不少专家对于国产化的能力不放心，认为风险太大。
还有特高压，制造其关键设备的西电集团副总工程师宓传龙遭遇的是：出现问题是由日本生产的配套产品造成的，业主单位的专家却不相信。
对于高端装备制造业来说，基础零部件掣肘突出，需要国家基础工业的整体进步。
如领导中国精密卧式机床研发的普什宁江机床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雁所见，国内基础配套系统如轴承、钢材等，仍不能让他们放心。
在已经能够建造第七代半潜式钻井平台的烟台中集来福士，因国产高强度不锈钢螺栓质量不过关，为等待进口螺栓耽误了几十天。
烟台中集来福士技术助理总监杨忠华说，高端产品70%左右的零部件需要进口，而一旦零部件自主化，每一次都会带来国际市场20%的价格下调。
不过，创造者的脚步停不下来，特别是在这个“弯道超车”的时刻。
跻身“世界三大冲压设备制造商”的济南二机床，将数控切削机床作为新目标，因为这也是国防军工、航空航天、装备制造等领域的关键设备。
常振臣正在研发传输能力更强的工业以太网，是目前列车网络传输速度的1000倍。这项技术在国外也刚刚起步，他希望中国人能尽快占领这一新的技术高地。
工程师们还希望，像西方同行那样，“输出智慧和设计，包括标准和体系”。
他们也会提起当年的校园记忆：宣传画上工程师戴着安全帽，胳膊下夹着一摞图纸，匆匆走向车间。
“现在我也是这个样子，真的很好。”为中国打造世界最大4000吨级起重机的女工程师孙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