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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民工群体已发展成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如何重视和解决农民工问题，直接关乎社会的稳定与社会公平的实现。农民工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和身心健康理应受到重视，农民工的体育文化生活状况值得关注。在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探讨和研究农民工体育问题对推动全民健身的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现实的价值和长远的意义。广东是全国农民工第一大省，研究广州市农民工体育问题在全国具有代表性。本研究运用人类学特有的田野调查法对广州农民工进行深入调查，同时发放相关调查问卷，分析了广州农民工生存状态、广州农民工体育活动的状况、影响广州农民工开展体育活动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广州农民工体育可持續发展的模式与对策。
关键词 农民工 体育 广州市 现状 对策
一、前言
社会在不断深化改革，我国经济日趋多元，第二、三产业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农民工日渐成为这一行业的主力军。但他们却遭遇身份尴尬，户籍在农村，亦工亦农，流动性强，长期在城市就业。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离不开农民工群体的努力，然而，社会身份的双重、社会权益的缺失以及游离于城市主流文化的边沿，使得农民工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身心健康得不到保障，农民工的体育文化生活尤为突出。如何重视和解决农民工的体育文化问题，事关经济和社会持续协调发展，应引起足够重视。广东省是全国农民工第一大省，广州作为广东省府更具代表性。本课题运用人类学特有的田野调查法对广州农民工进行深入调查，发放调查问卷，分析广州农民工的群体特征，找出当前广州农民工体育开展存在的问题。结合社会学、经济学和体育学等理论方法，对广州农民工体育问题进行多学科、跨文化的研究，力图建构较为完整、科学的适合广州农民工体育开展的实践操作体系，进而为广东省城市农民工体育的发展提出建议。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农民工聚散较为密集的广州市番禺区、白云区和海珠区三地农民工共500名，调查对象均为农村户口。从事的工种分布以电子产品加工、机械制造、建筑业为主。
（二）研究方法
1.田野调查法。通过实地考察，亲自走访广州市番禺区、白云区和海珠区三地，与农民工交谈了解基本情况。
2.问卷调查法。对随机抽取的500名广州市农民工发放问卷，回收487份，其中有效率为89%。
3.数理统计法。对回收的问卷及访谈调查收集的资料进行统计整理，根据调查结果进行推理。
4.文献资料法。查阅相关文献资料。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广州农民工生存状态
广州农民工群体庞大，本研究从工作种类、年龄分层、教育程度、工作时间、工作强度、工资收入、生活支出等方面分析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态。
1.广州农民工工种分布
当前，在第二产业中农民工总体上已占就业职工的56%，第二产业中加工制造业农民工占45%，建筑业农民工占55%以上；第三产业中的批发、零售、餐饮业的农民工占53%。农民工正逐渐成为城市产业工人的主体，逐步充实和融合到产业工人队伍中来。当然，农民工群体所从事的大部分都是当地市民不愿意干的“脏、累、险、差”的基层体力工作①。
2.广州农民工年龄分层与教育程度
调查样本数据，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56 岁。农民工年龄主要集中在20-40岁之间，年龄在20-29岁的占28%，30-40岁占37%，19岁以下及50岁以上的分别是18%和15%。从年龄分层中说明农民工以年轻一代为主，主要从事体力活。年轻劳动力成为广州市职业需求的主力军，同时也导致了以老年人为耕种主力的农村空心化现象②。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不容乐观，小学及以下教育的占22%，念完初中的占48%，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占30%。农民工在上岗前几乎没有受过专业培训，专业技能是在工作后逐渐积累下来的。
3.广州农民工工作时间与工作强度
农民工超出国家规定8小时工作制的有71%，其中工作时间8-10个小时的有47%，工作时间在11-12个小时的有17%，工作12个小时以上的7%；月平均休息时间，46%农民工只能休息2天或少于2天，35%有3-4天时间休息，5天或以上的仅有19%。显然，广州市农民工没有充足的休息时间。当前农民工主要从事建筑业、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中的批发、零售、餐饮业等，从事的体力工作经常超时超量。
4.广州农民工收入情况
农民工月收入在800-2500元间，占90%以上。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占14%。相对2010年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1300元，农民工的收入明显偏低③。而且只有个别农民工有年终奖金。工资涨幅小，相对眼下物价飞涨而言，没有实质性增长，甚至还存在拖欠工资、变相克扣工资的现象。
5.广州农民工生活方式
农民工生活方式较为传统、封闭和单调，闲暇时间看电视、睡觉、找老乡聊天、打牌或到超市闲逛。农民工几乎没有和外界联系，社交以及参与城市生活非常有限。
综上所述，广州农民工总体上文化素质不高，竞争力较弱，收入偏低，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属于城市中的弱势群体。
（二）广州农民工体育活动的状况
1.广州农民工对体育认识的状况
农民工对体育的认识浅薄，《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等现行体育法律法规基本不知道，体育法制意识薄弱，全民健身知识的整体感知比较低。然而，当问及体育的重要性和参与意愿时，多数农民工认为“重要”或“想”，只有个别认为“不重要”、“不想”。显然，大多数农民工都有体育锻炼的潜意识，甚至部分农民工已从强身健体逐渐提升到休闲娱乐的层面。
2.广州农民工参加体育活动的内容
农民工一般选择不受场地限制且技术要求不高、消费小、时间比较自由的项目。农民工参加体育活动因年龄而异，35岁以下的农民工主要选择球类，而35以上的更倾向小强度、简单易行的项目，如散步、慢跑、跳绳、乒乓球等。 3.广州农民工体育活动的时间、次数
农民工活动时间没有规律，不确定性，仅剩的闲暇时间只能参加一些对时间、场地要求不高的项目，活动次数和时间有限，达不到锻炼效果，影响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④。农民工每周的体育活动次数少，有43.7%的农民工不曾参加体育活动，参加过1次的占20.2%，2次的29.3%，而3次或以上的仅有6.8%。每次参加体育活动在30分钟内的占78.4%，30-50分钟占15.3%，而一个小时或以上的仅有6.3%。这与工作、家庭负担有直接关系。
4.广州农民工体育的消费
农民工的体育消费水平很低，年消费在100元以上的仅占8.7%。体育消费方面，有半数以上是用于购买体育彩票或者体育书刊报纸等，而观看比赛的几乎没有。
（三）影响广州农民工开展体育活动的因素
1.影响农民工开展体育活动的内部因素
（1）教育程度低
教育程度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民工主观意识形成。农民工群体接受教育集中在初中约占48%，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占30%，而小学及以下的占22%。有研究认为，教育程度可以影响人们的体育意识和看法，进而影响体育行为⑤。农民工接受体育教育非常有限，这与学校体育课缺失及在校时间短有关，没有良好的体育情操熏陶，又怎能正确地认识体育锻炼价值和功能？因此，始终被“体育就是职业竞赛”、“没病就是健康”、“健身活动搞不搞都一样”、“劳动就是体育锻炼”的旧观念所禁锢，束缚了体育活动的积极性。
（2）社会心理影响
农民工的农村生活习惯与城市文化很难融合，长期遭受排斥。农民工在这种普遍不被认可的社会环境里缺乏归属感，潜意识中容易形成自卑、压抑心理，挫伤其参与体育活动的勇气、信心，导致积极性大受打击⑥。这与农民工不熟悉体育器材和运动项目，不敢轻易尝试怕被笑话不无关系。农民工在大城市新环境里仅有的体育冲动、好奇心被这种不良的社会心理所扼杀，表现出体育运动的冷漠。
（3）农村生活方式影响
农村体育发展滞后历来备受诟病，农民工几乎没有体育运动的习惯。农民工闲暇时间用于聊天、打牌、看电视、看书报或睡觉等。新生代农民工有较强的体育意愿，但在大环境影响下体育意识依然薄弱，未能形成体育行为。
2.影响农民工开展体育活动的外部因素
（1）农民工闲暇时间有限
参与体育活动的必备条件是闲暇时间和精力。那么农民工是否也有这样的条件进行体育活动呢？农民工主要从事“脏、累、险、差”的体力工作，而这些工作很多时候都是超负荷进行，休息时间有限。如此有限的时间又如何能激起农民工的运动热情拖着疲惫的身体进行体育活动？
（2）农民工经济压力大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收入水平决定消费水平和结构⑦。广州市2010年发布的最低工资标准为1300元。调查发现，仍然有14%的农民工月收入低于1000元。农民工的收入普遍偏低，又要面临温饱问题压力，甚至要照顾一家老小，以致无暇顾及体育这一需要。
（3）场馆设施不完善
近年来，为满足城市发展需要，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务工，在促进发展同时必然会引起社区体育设施供需紧张，引发市民和农民工的冲突。广州市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社区体育设施建设的意见》调查结果，反映出两大突出问题，首先是缺口较大，其次是现有的体育场地对外开放率不高。全市社区总数2572（其中居委会1426个，村委会1146个），没有体育设施的有876个占34.06%，人均社区体育用地面积少于国家标准0.2m2。体育设施需求大，资源不足，尤其公共体育设施匮乏，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民工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
（4）政府街道、单位部门职能缺失
目前政府、街道部门对农民工的管理还处在一种放任自流的无序状态。农民工基本没有表达意见的正规渠道，享受不到城市的文化生活。农民工组织仍然只是原始的地缘组织和血缘组织⑧。大多数农民工参加体育活动是自发或与家人一起，当地政府、街道以及工作单位部门对农民工的体育文化生活视而不见，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政府、街道、单位部门职能缺失，没有体育氛围的大环境，又如何能调动农民工的体育积极性和热情？
（5）缺乏专业指导
农民工体育教育的程度低，运动技术技能有限，尚未形成农民工后续健身锻炼的体育项目，甚至羞于尝试怕人笑话，不利终身体育意识的形成。而农民工密集区没有设置专业的体育社区指导站，没有及时跟踪、引导农民工群体，及时帮助和鼓励，给予必要的技术支持。因此，农民工只能停留在意愿上未能形成体育行为。
（6）户籍制度的约束
户籍壁垒也是束缚农民工体育的一個重要因素。农民工长期在城市工作，但他们的户籍仍然保留在农村，他们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因而，制度的缺失，挫伤农民工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
（7）农民工的不稳定性
农民工的流动既包含空间的循环流动也包涵职业的频繁流动，职业的非正式性、临时性和不稳定性，时常徘徊在工作与失业之间，经常变换职业。在这种流动环境中，农民工根本无暇顾及体育的需要。
当然，影响广州农民工体育开展是多方面的综合结果，既有农民工自身固有的局限，也有广州大环境多种条件的缺失，令农民工体育开展举步维艰。
（四）广州农民工体育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与对策
1.广州农民工体育发展的模式
现行的体育组织管理中，在社会体育地域分类基础上，我国形成了以城市社区体育、农村乡镇体育、新型单位体育为主要模式的群众体育发展体系⑨。那么农民工体育该如何选择？是否意味着择其一就能解决问题？模式的制定应与群体特征密切相关，农民工具备了众多特性，流动性、结构松散性、职业低质性、生活方式的疏隔化等群体特征，决定了几个模式简单的拼凑是行不通的。
《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农村体育的重点放在乡镇，以乡镇为龙头，村民居委会为基础，农民体协为纽带，形成辐射性的网络。但地域性差异也会造成我国农村的非均衡性发展，广州的乡镇城市化加速，日趋接近城市，显然，农村体育发展模式并不再合适发展广州农民工体育。 从历史进程来看，农民工只是发展的过度阶段，农民工体育最终归属于城市社区，户籍制度深化改革，如农民工积分入户等优惠制度等。然而，户籍制度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因户籍造成的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广州市农民工体育融入城市社区仍然不具备现实条件。
现代新型单位体育模式具有市场经济特征，具有城市社区与农村乡镇体育无法比拟的优势，能很好解决农民工户籍产生的诸多问题，能聚集松散的农民工减少流动性影响，在单位获得体育权利。通过单位和政府、社区协商，农民工体育能得到一定保障。那么现代新型单位体育模式真如愿望中的那样很好解决农民工体育问题？值得关注的是，企业单位追求效益利润，决定了体育经费投入的限制，农民工的工作时间也得不到保障。因此，单位体育模式也未能完全承担发展广州市农民工体育的重任。
广州市农民工体育发展的复杂性决定了模式的综合性，应该以新型单位体育为主导，以城市社区体育和农村乡镇体育为辅的三位一体发展模式发展城市农民工体育。
2.广州农民工体育发展的对策
（1）加强法律保障，深化体制改革
近年来，农民工体育问题得到一定关注，但仍未满足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促进身心健康、推动农民工体育发展的策略也不多见。解决农民工体育的根本在于加快农民工体育立法步伐，建立完善的体育法律体系，逐步健全农民工健身服务体系，赋予农民工与市民平等体育权利；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严格控制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劳动保障部门密切监督，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和节假日放假制度。只有这样农民工才有望从工作桎梏中摆脱出来，真正享受体育的乐趣。
（2）加强宣传组织力度，引导农民工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观
体育价值观的建立是农民工体育得以发展的关键。那么如何才能有效促进体育价值观的形成呢？通过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渠道宣传体育知识、体育健身价值，提高农民工的体育认知水平，调动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社会舆论引导，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倡导人文关怀，重视农民工的生存环境和工作条件，改善工作环境。
（3）加强体育社会指导员队伍的管理与培养
时下广州市体育管理体制的主体是政府，然而社会体育指导员并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进行具体管理，职责权限模糊，处于无序的管理状态，社会体育指导的效益和机制没有得到根本的运作。因此，完善管理体制是根本，逐步向“弱政府、强社会”管理模式转变，加强体育社会指导员队伍的管理与培养，“为农民工朋友提供帮助”不应只是一句口号。
（4）成立农民工工会或农民工维权协会
2004年潘泽泉就说过：“应建立政府与城市流动人口的沟通渠道，允许城市流动人口建立自己的合法社团，并发展成为具有独立力量的自主性组织⑩。”成立农民工工会组织帮助农民工切实解决双向维权、“两头管不着”、“两头都不管”的问题，加强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话语权、参与权和谈判能力。
（5）注重农民工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
广州市政府及社会既要注重加强农民工参与体育的引导，宣传体育锻炼价值，讲授科学健身方法，培养农民工体育健身意识，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掀起健身热潮，促使农民工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提高生活质量和生活品味，进一步丰富自身精神文化生活。
四、结论
农民工群体仍然属于弱势群体，社会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广州农民工由于先天条件的局限，以及外部条件的缺失，导致其始终游离于体育之外，无法保障其应享有的体育文化生活的权利；广州市农民工体育发展的模式应该是以新型单位体育为主导，以城市社区体育和农村乡镇体育为辅的三位一体体育发展模式；政府和社会各界应该重视和关注农民工问题，应从制度立法、社会引导解决农民工群体的体育文化生活需求，保障其身心健康，加快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生活的步伐，促进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注释：
①潘泽泉.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发展困境与社会风险——社会排斥与边缘化的生产和再生产[J].战略与管理.
②刘彦随，刘玉.中国农村空心化问题研究的进展与展望[J].地理研究.2010.29（1）：36-42.
③最高的“最低工资标准”还不够高[N].信息时报.2011.1.21（A27）.
④黨挺.西安市农民工体育锻炼状况及影响成因分析[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8.25（3）：50-53.
⑤张永军.小康社会视角中的山东省乡镇居民体育行为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5.31（2）：35-38.
⑥孙娟，蒋伟浩.对我国农民工体育问题的思考[J].体育文化导刊.2006（8）：7-9.
⑦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62.
⑧刘震卿.转型期我国社会体育的新视野——农民工体育[J].科教文汇.2007（4）：206-207.
⑨胡科.农民工体育组织管理模式选择[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7.19（6）：25-28.
⑩潘泽泉.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发展困境与社会风险——社会排斥与边缘化的生产和再生产[J].战略与管理.2004（1）：87-91.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EB].http：//www.gov.cn/jrzg/2006-03/27/content_237644.htm.
[2] 李欣，刘华.广东外来工的现状及对广东经济发展的影响[J].地方经济.2004（08）：61-64.
关键词 农民工 体育 广州市 现状 对策
一、前言
社会在不断深化改革，我国经济日趋多元，第二、三产业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农民工日渐成为这一行业的主力军。但他们却遭遇身份尴尬，户籍在农村，亦工亦农，流动性强，长期在城市就业。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离不开农民工群体的努力，然而，社会身份的双重、社会权益的缺失以及游离于城市主流文化的边沿，使得农民工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身心健康得不到保障，农民工的体育文化生活尤为突出。如何重视和解决农民工的体育文化问题，事关经济和社会持续协调发展，应引起足够重视。广东省是全国农民工第一大省，广州作为广东省府更具代表性。本课题运用人类学特有的田野调查法对广州农民工进行深入调查，发放调查问卷，分析广州农民工的群体特征，找出当前广州农民工体育开展存在的问题。结合社会学、经济学和体育学等理论方法，对广州农民工体育问题进行多学科、跨文化的研究，力图建构较为完整、科学的适合广州农民工体育开展的实践操作体系，进而为广东省城市农民工体育的发展提出建议。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农民工聚散较为密集的广州市番禺区、白云区和海珠区三地农民工共500名，调查对象均为农村户口。从事的工种分布以电子产品加工、机械制造、建筑业为主。
（二）研究方法
1.田野调查法。通过实地考察，亲自走访广州市番禺区、白云区和海珠区三地，与农民工交谈了解基本情况。
2.问卷调查法。对随机抽取的500名广州市农民工发放问卷，回收487份，其中有效率为89%。
3.数理统计法。对回收的问卷及访谈调查收集的资料进行统计整理，根据调查结果进行推理。
4.文献资料法。查阅相关文献资料。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广州农民工生存状态
广州农民工群体庞大，本研究从工作种类、年龄分层、教育程度、工作时间、工作强度、工资收入、生活支出等方面分析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态。
1.广州农民工工种分布
当前，在第二产业中农民工总体上已占就业职工的56%，第二产业中加工制造业农民工占45%，建筑业农民工占55%以上；第三产业中的批发、零售、餐饮业的农民工占53%。农民工正逐渐成为城市产业工人的主体，逐步充实和融合到产业工人队伍中来。当然，农民工群体所从事的大部分都是当地市民不愿意干的“脏、累、险、差”的基层体力工作①。
2.广州农民工年龄分层与教育程度
调查样本数据，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56 岁。农民工年龄主要集中在20-40岁之间，年龄在20-29岁的占28%，30-40岁占37%，19岁以下及50岁以上的分别是18%和15%。从年龄分层中说明农民工以年轻一代为主，主要从事体力活。年轻劳动力成为广州市职业需求的主力军，同时也导致了以老年人为耕种主力的农村空心化现象②。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不容乐观，小学及以下教育的占22%，念完初中的占48%，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占30%。农民工在上岗前几乎没有受过专业培训，专业技能是在工作后逐渐积累下来的。
3.广州农民工工作时间与工作强度
农民工超出国家规定8小时工作制的有71%，其中工作时间8-10个小时的有47%，工作时间在11-12个小时的有17%，工作12个小时以上的7%；月平均休息时间，46%农民工只能休息2天或少于2天，35%有3-4天时间休息，5天或以上的仅有19%。显然，广州市农民工没有充足的休息时间。当前农民工主要从事建筑业、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中的批发、零售、餐饮业等，从事的体力工作经常超时超量。
4.广州农民工收入情况
农民工月收入在800-2500元间，占90%以上。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占14%。相对2010年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1300元，农民工的收入明显偏低③。而且只有个别农民工有年终奖金。工资涨幅小，相对眼下物价飞涨而言，没有实质性增长，甚至还存在拖欠工资、变相克扣工资的现象。
5.广州农民工生活方式
农民工生活方式较为传统、封闭和单调，闲暇时间看电视、睡觉、找老乡聊天、打牌或到超市闲逛。农民工几乎没有和外界联系，社交以及参与城市生活非常有限。
综上所述，广州农民工总体上文化素质不高，竞争力较弱，收入偏低，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属于城市中的弱势群体。
（二）广州农民工体育活动的状况
1.广州农民工对体育认识的状况
农民工对体育的认识浅薄，《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等现行体育法律法规基本不知道，体育法制意识薄弱，全民健身知识的整体感知比较低。然而，当问及体育的重要性和参与意愿时，多数农民工认为“重要”或“想”，只有个别认为“不重要”、“不想”。显然，大多数农民工都有体育锻炼的潜意识，甚至部分农民工已从强身健体逐渐提升到休闲娱乐的层面。
2.广州农民工参加体育活动的内容
农民工一般选择不受场地限制且技术要求不高、消费小、时间比较自由的项目。农民工参加体育活动因年龄而异，35岁以下的农民工主要选择球类，而35以上的更倾向小强度、简单易行的项目，如散步、慢跑、跳绳、乒乓球等。 3.广州农民工体育活动的时间、次数
农民工活动时间没有规律，不确定性，仅剩的闲暇时间只能参加一些对时间、场地要求不高的项目，活动次数和时间有限，达不到锻炼效果，影响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④。农民工每周的体育活动次数少，有43.7%的农民工不曾参加体育活动，参加过1次的占20.2%，2次的29.3%，而3次或以上的仅有6.8%。每次参加体育活动在30分钟内的占78.4%，30-50分钟占15.3%，而一个小时或以上的仅有6.3%。这与工作、家庭负担有直接关系。
4.广州农民工体育的消费
农民工的体育消费水平很低，年消费在100元以上的仅占8.7%。体育消费方面，有半数以上是用于购买体育彩票或者体育书刊报纸等，而观看比赛的几乎没有。
（三）影响广州农民工开展体育活动的因素
1.影响农民工开展体育活动的内部因素
（1）教育程度低
教育程度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民工主观意识形成。农民工群体接受教育集中在初中约占48%，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占30%，而小学及以下的占22%。有研究认为，教育程度可以影响人们的体育意识和看法，进而影响体育行为⑤。农民工接受体育教育非常有限，这与学校体育课缺失及在校时间短有关，没有良好的体育情操熏陶，又怎能正确地认识体育锻炼价值和功能？因此，始终被“体育就是职业竞赛”、“没病就是健康”、“健身活动搞不搞都一样”、“劳动就是体育锻炼”的旧观念所禁锢，束缚了体育活动的积极性。
（2）社会心理影响
农民工的农村生活习惯与城市文化很难融合，长期遭受排斥。农民工在这种普遍不被认可的社会环境里缺乏归属感，潜意识中容易形成自卑、压抑心理，挫伤其参与体育活动的勇气、信心，导致积极性大受打击⑥。这与农民工不熟悉体育器材和运动项目，不敢轻易尝试怕被笑话不无关系。农民工在大城市新环境里仅有的体育冲动、好奇心被这种不良的社会心理所扼杀，表现出体育运动的冷漠。
（3）农村生活方式影响
农村体育发展滞后历来备受诟病，农民工几乎没有体育运动的习惯。农民工闲暇时间用于聊天、打牌、看电视、看书报或睡觉等。新生代农民工有较强的体育意愿，但在大环境影响下体育意识依然薄弱，未能形成体育行为。
2.影响农民工开展体育活动的外部因素
（1）农民工闲暇时间有限
参与体育活动的必备条件是闲暇时间和精力。那么农民工是否也有这样的条件进行体育活动呢？农民工主要从事“脏、累、险、差”的体力工作，而这些工作很多时候都是超负荷进行，休息时间有限。如此有限的时间又如何能激起农民工的运动热情拖着疲惫的身体进行体育活动？
（2）农民工经济压力大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收入水平决定消费水平和结构⑦。广州市2010年发布的最低工资标准为1300元。调查发现，仍然有14%的农民工月收入低于1000元。农民工的收入普遍偏低，又要面临温饱问题压力，甚至要照顾一家老小，以致无暇顾及体育这一需要。
（3）场馆设施不完善
近年来，为满足城市发展需要，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务工，在促进发展同时必然会引起社区体育设施供需紧张，引发市民和农民工的冲突。广州市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社区体育设施建设的意见》调查结果，反映出两大突出问题，首先是缺口较大，其次是现有的体育场地对外开放率不高。全市社区总数2572（其中居委会1426个，村委会1146个），没有体育设施的有876个占34.06%，人均社区体育用地面积少于国家标准0.2m2。体育设施需求大，资源不足，尤其公共体育设施匮乏，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民工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
（4）政府街道、单位部门职能缺失
目前政府、街道部门对农民工的管理还处在一种放任自流的无序状态。农民工基本没有表达意见的正规渠道，享受不到城市的文化生活。农民工组织仍然只是原始的地缘组织和血缘组织⑧。大多数农民工参加体育活动是自发或与家人一起，当地政府、街道以及工作单位部门对农民工的体育文化生活视而不见，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政府、街道、单位部门职能缺失，没有体育氛围的大环境，又如何能调动农民工的体育积极性和热情？
（5）缺乏专业指导
农民工体育教育的程度低，运动技术技能有限，尚未形成农民工后续健身锻炼的体育项目，甚至羞于尝试怕人笑话，不利终身体育意识的形成。而农民工密集区没有设置专业的体育社区指导站，没有及时跟踪、引导农民工群体，及时帮助和鼓励，给予必要的技术支持。因此，农民工只能停留在意愿上未能形成体育行为。
（6）户籍制度的约束
户籍壁垒也是束缚农民工体育的一個重要因素。农民工长期在城市工作，但他们的户籍仍然保留在农村，他们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因而，制度的缺失，挫伤农民工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
（7）农民工的不稳定性
农民工的流动既包含空间的循环流动也包涵职业的频繁流动，职业的非正式性、临时性和不稳定性，时常徘徊在工作与失业之间，经常变换职业。在这种流动环境中，农民工根本无暇顾及体育的需要。
当然，影响广州农民工体育开展是多方面的综合结果，既有农民工自身固有的局限，也有广州大环境多种条件的缺失，令农民工体育开展举步维艰。
（四）广州农民工体育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与对策
1.广州农民工体育发展的模式
现行的体育组织管理中，在社会体育地域分类基础上，我国形成了以城市社区体育、农村乡镇体育、新型单位体育为主要模式的群众体育发展体系⑨。那么农民工体育该如何选择？是否意味着择其一就能解决问题？模式的制定应与群体特征密切相关，农民工具备了众多特性，流动性、结构松散性、职业低质性、生活方式的疏隔化等群体特征，决定了几个模式简单的拼凑是行不通的。
《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农村体育的重点放在乡镇，以乡镇为龙头，村民居委会为基础，农民体协为纽带，形成辐射性的网络。但地域性差异也会造成我国农村的非均衡性发展，广州的乡镇城市化加速，日趋接近城市，显然，农村体育发展模式并不再合适发展广州农民工体育。 从历史进程来看，农民工只是发展的过度阶段，农民工体育最终归属于城市社区，户籍制度深化改革，如农民工积分入户等优惠制度等。然而，户籍制度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因户籍造成的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广州市农民工体育融入城市社区仍然不具备现实条件。
现代新型单位体育模式具有市场经济特征，具有城市社区与农村乡镇体育无法比拟的优势，能很好解决农民工户籍产生的诸多问题，能聚集松散的农民工减少流动性影响，在单位获得体育权利。通过单位和政府、社区协商，农民工体育能得到一定保障。那么现代新型单位体育模式真如愿望中的那样很好解决农民工体育问题？值得关注的是，企业单位追求效益利润，决定了体育经费投入的限制，农民工的工作时间也得不到保障。因此，单位体育模式也未能完全承担发展广州市农民工体育的重任。
广州市农民工体育发展的复杂性决定了模式的综合性，应该以新型单位体育为主导，以城市社区体育和农村乡镇体育为辅的三位一体发展模式发展城市农民工体育。
2.广州农民工体育发展的对策
（1）加强法律保障，深化体制改革
近年来，农民工体育问题得到一定关注，但仍未满足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促进身心健康、推动农民工体育发展的策略也不多见。解决农民工体育的根本在于加快农民工体育立法步伐，建立完善的体育法律体系，逐步健全农民工健身服务体系，赋予农民工与市民平等体育权利；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严格控制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劳动保障部门密切监督，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和节假日放假制度。只有这样农民工才有望从工作桎梏中摆脱出来，真正享受体育的乐趣。
（2）加强宣传组织力度，引导农民工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观
体育价值观的建立是农民工体育得以发展的关键。那么如何才能有效促进体育价值观的形成呢？通过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渠道宣传体育知识、体育健身价值，提高农民工的体育认知水平，调动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社会舆论引导，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倡导人文关怀，重视农民工的生存环境和工作条件，改善工作环境。
（3）加强体育社会指导员队伍的管理与培养
时下广州市体育管理体制的主体是政府，然而社会体育指导员并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进行具体管理，职责权限模糊，处于无序的管理状态，社会体育指导的效益和机制没有得到根本的运作。因此，完善管理体制是根本，逐步向“弱政府、强社会”管理模式转变，加强体育社会指导员队伍的管理与培养，“为农民工朋友提供帮助”不应只是一句口号。
（4）成立农民工工会或农民工维权协会
2004年潘泽泉就说过：“应建立政府与城市流动人口的沟通渠道，允许城市流动人口建立自己的合法社团，并发展成为具有独立力量的自主性组织⑩。”成立农民工工会组织帮助农民工切实解决双向维权、“两头管不着”、“两头都不管”的问题，加强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话语权、参与权和谈判能力。
（5）注重农民工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
广州市政府及社会既要注重加强农民工参与体育的引导，宣传体育锻炼价值，讲授科学健身方法，培养农民工体育健身意识，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掀起健身热潮，促使农民工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提高生活质量和生活品味，进一步丰富自身精神文化生活。
四、结论
农民工群体仍然属于弱势群体，社会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广州农民工由于先天条件的局限，以及外部条件的缺失，导致其始终游离于体育之外，无法保障其应享有的体育文化生活的权利；广州市农民工体育发展的模式应该是以新型单位体育为主导，以城市社区体育和农村乡镇体育为辅的三位一体体育发展模式；政府和社会各界应该重视和关注农民工问题，应从制度立法、社会引导解决农民工群体的体育文化生活需求，保障其身心健康，加快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生活的步伐，促进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注释：
①潘泽泉.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发展困境与社会风险——社会排斥与边缘化的生产和再生产[J].战略与管理.
②刘彦随，刘玉.中国农村空心化问题研究的进展与展望[J].地理研究.2010.29（1）：36-42.
③最高的“最低工资标准”还不够高[N].信息时报.2011.1.21（A27）.
④黨挺.西安市农民工体育锻炼状况及影响成因分析[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8.25（3）：50-53.
⑤张永军.小康社会视角中的山东省乡镇居民体育行为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5.31（2）：35-38.
⑥孙娟，蒋伟浩.对我国农民工体育问题的思考[J].体育文化导刊.2006（8）：7-9.
⑦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62.
⑧刘震卿.转型期我国社会体育的新视野——农民工体育[J].科教文汇.2007（4）：206-207.
⑨胡科.农民工体育组织管理模式选择[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7.19（6）：25-28.
⑩潘泽泉.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发展困境与社会风险——社会排斥与边缘化的生产和再生产[J].战略与管理.2004（1）：87-91.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EB].http：//www.gov.cn/jrzg/2006-03/27/content_237644.htm.
[2] 李欣，刘华.广东外来工的现状及对广东经济发展的影响[J].地方经济.2004（08）：6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