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最后的手稿》，就和出版《乌克兰拖拉机简史》的故事一样——没有故事。恕我揣摩，严搏非先生（上海季风书园董事长，三辉图书总策划人）从版权书讯的海洋里拾捡起的小说，都有些许这样的气质：在文学价值以外，它们都有更多历史和现实的指向。
　　于是，《乌克兰拖拉机简史》在喜剧爱好者眼里是昏庸老头和波霸少妇的老少婚姻引发的家庭闹剧，在知识人读者那里则看出了东欧巨变和苦难的家国历史。《最后的手稿》亦如是。这部小说通过档案员帕维尔的角色，回到1939年的莫斯科，抢救下伟大作家巴别尔的最后手稿。虽然小说的结局处，手稿是否被当局追回还是一个谜，但作者特拉维斯·霍兰终究以这部小说处女作完成了他向巴别尔的致敬。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评价这本《最后的手稿》“极富感染力地描绘了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充满疑惧的幽闭生活，亦是对文学及其价值最有力的颂词”。
　　此书的台湾繁体字版有着非常煽情的文案：“我的手上捧着世界文学瑰宝，而我的工作是亲手将它销毁。没有笔的作家，形同灵魂已死；被抹去记忆的人，等同失去希望。”小说的主线便是如此：奉命销毁手稿的人最终以身抗命。但是在这条主线之外，特拉维斯·霍兰以他历史系出身的眼界、洞察和不凡的笔力，叙述了令读者感同身受的其他人物的遭际，刻画出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和环境中生活的真实氛围。
　　他们的生活是这样的：帕维尔的妻子因为一起火车脱轨的事故去世，调查始终“仍在继续，有希望”，而遗体和遗物也一直下落不明；帕维尔的母亲和他的朋友维克多一家住在一起，曾经何其美满的一个家庭，因为维克多成了向伟大领袖献礼的工程不能如期完工的替罪羊，不得不举家逃离……所有的人物，不只是帕维尔的好友们、他的邻居们，即便是主人公一度十分憎恶的他的“焚烧小分队”的领导，无不是饱满立体的。
　　初读小说印象最深的是它缓慢的节奏。它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人物只是在这小说建造出的世界里小心翼翼地藏匿起珍贵之物，默默地生活，默默地失去记忆，默默地死去。
　　我觉得译文很好地把握住了这种行文风格。校样排出来后按惯例有一份给译者看，译者杨晋校稿后返回来的稿子，有一处改动让我印象很深。在小说开篇时，帕维尔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和巴别尔第一次相见的场景，杨晋把几处译文中的“茶壶”改成了“茶炊”，一字之功，我觉得能体现出译者的心思。
　　关于文字编辑还有一事可提。英语版原书里用斜体处理引文（小说中穿插着巴别尔、契诃夫、曼德尔施塔姆等作家的作品片段），以示强调或内心独白。做中文书版式时，起初考虑过是否需要用不同的字体来区分这不同的用途，但加粗、加引号等方式还是太过醒目，最终还是一并处理成楷体。不特意标注的楷体藏身文中，像引人驻足的停顿，默默行进的声音，潜台词与真实生活、文本与情境没有空隙地交织在一起了。
　　我们请北京豆瓣书店的老板卿松的工作室“八月之光”设计封面，他曾经操刀我们的《乌克兰拖拉机简史》，被很多读者喜爱。对这本有着安静的震撼力的小说，开始时也设想了几种别的方案，比如故意做旧的焚烧效果，在怎样的旧与怎样的焚烧的反复磨合中，设计师出人意料地拿出了一个跳脱出来的方案，最终定下了现在这个“四不像”的人物封面。因为他四不像，可以说他是那最后的要求仅是“请允许我完成最后的作品”的伟大的政治犯，可以说他是任何一个只要有一张纸一支笔仍要继续写作的人，可以说他在写着某一种记忆或者某一种预言。
　　在整理这本书宣传资料的过程里，看了一些特拉维斯·霍兰的访谈，得以理解这样一位美国作家何以写出如此俄罗斯风格的小说。他在不知道巴别尔是谁的时候便读到他的《迪·格拉索》，此后读到巴别尔的生平，彻底被震动。巴别尔被控“积极参与反苏的托洛斯基组织的活动”，是“恐怖主义集团的成员”、“法国和奥地利政府的间谍”，被拘押长达八个月，在严刑拷打之下不得不违心承认了对他充当间谍的指控。但事后，他写信给所有可能的人，甚至包括贝利亚和斯大林，申诉自己无罪，并忏悔自己的软弱和对他人的不实指正。他最后被记录在案的陈述词是：“我只有一个要求：请允许我完成最后的作品。” 霍兰不能想象巴别尔在那沉寂的十年里写的故事就这样不见了，这就是这本《最后的手稿》的缘起。
　　霍兰以他的历史学素养展开了大量研究工作，五年间他还完成了两次莫斯科之旅，采访大清洗的幸存者，了解他们有什么样的经历，1930年代的生活是怎样的。最让他难忘的采访经历是一位住在莫斯科郊外的老太太玛丽娜·尼克若夫娜·奥库吉娜（Marina Nikanorovna Okrugina）。她曾是1930年代一位军官的秘书，1937年在对军队的肃清中这位军官被处决，她随即被捕。当时她才二十出头，有两个小孩，之后就再也没见过她的家人。在列宁格勒大围困中，她的孩子死了，她失去了一切。但她告诉霍兰这样一件事：她在科雷马遇到一个剧作家，在那个什么都没有、周围不断有人死去的地方，他们会聚在一起，向对方朗诵诗歌。在采访中她以特别的音调向霍兰唱诵这些诗歌，公寓里的昏暗顿时全部褪去，只剩下这些歌一般的诗和她所讲述的认识的人。这位91岁老太太眼里的光令霍兰不能忘怀。霍兰感到他对那些在大清洗中死去的、再也不为人知的人们负有责任。
　　曾经自问：什么算是对小说最好的回应？我的答案是：另一本小说。《最后的手稿》就是一本这样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