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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孙琇的专著《编辑如是》进行了分析、论述。该书理论结合实际，在出版学、编辑学、编辑审稿、改稿、培育出版市场等方面，提出了独到见解，对编辑实践具有指导与借鉴作用，是一部具有创新精神和文化价值的编辑学著作。
关键词：
孙琇 《编辑如是》 编辑文化
孙琇退休、离开《编辑之友》主编岗位已多年。他留给编辑界的，似乎只是一个渐行渐远、愈来愈模糊的背影了。然而，当他把自己的专著《编辑如是》奉献出来时，他又一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1]
1994年，当孙先生接掌《编辑之友》时，《编辑之友》正面临作者群和受众面发生变化，市场开始受到挤占的局面。怎么办？他以“保持全国水平，保持学术层次，贴近编辑实际，贴近出版实践”为定位目标，具体实施了三项措施：一是集中，即将内容集中到图书与期刊编辑，兼顾专业报纸编辑上来；二是转移，即在组织作者和确定读者对象方面，有意识地向中青年编辑转移，注重发现和推出青年编辑；三是拓展，即从学术刊物拓展为学术文化刊物，坚持以理论研究为主，再增加一些出版文化气氛。[2]从学术刊物拓展为学术文化刊物，在学术后面加了一个文化，这便有了“自题小像”这个栏目。正是这个栏目，引领我走进了《编辑之友》，走进了编辑队伍。记得那时我刚刚从事编辑工作，对编辑理论和实践都很陌生。当我看到“自题小像”栏目时，也投写了《寻找支点》一文。很快就收到了孙先生的来信，告诉我将很快发表，希望能经常投稿。“自题小像”就像一支号角，召唤众多的编辑灵魂齐聚一堂，成为《编辑之友》的一个亮点。
孙琇是质疑的。所谓质疑，就是疑人所不疑、言人所不言。“三审制”历来被编辑出版界视为金科玉律。孙先生却对此有的质疑。他在《“三审制”，并非简单的话题》一文中，对“三审制”的形成过程和现状进行了详细论述：“三审制”的关键是三级审读，这三级是行政管理上的三级，是“官本位”的反映，对书稿的判断水平不一定与行政级别成正比。怎么办？孙琇提出，一要明确资格、标准、责任；二要变革组织方式。20世纪90年代中期，编辑界就“编辑学者化”进行热烈讨论。孙先生指出，这个问题算不上是个真问题：“这个问题的研究文章够编一大本厚书，可至今除一堆空洞的奋斗目标与方向之外，又提出了什么切实可行的途径与标准来了吗？或者说在什么地方有多少编辑经过这十多年的努力已达到‘学者化’了？有人会说这一讨论与研究促进了编辑队伍素质的提高，我看未必。如是，那何不推而广之，也来倡导‘教师学者化’‘医生学者化’‘公务员学者化’‘领导干部学者化’……来个全民素质大提高呢？”[3]在出版物上数字须使用阿拉伯数码的问题上，他也质疑。在《由一则“编者按”侃起》一文中，不仅对出版物中数字用法的规定提出了不同意见：“与数字用法类似，出版界还有许多规范，而有些人尤其热衷于这些规范，特别是某些科技刊物与学报的编辑，他们把此上升为出版物与国际接轨的高度，且称之为‘编辑工程’。规范可以要，但一切规范是为方便信息交流而制定的。如果为规范而规范，不在内容的先进性上下工夫，就可以走向国际、提升我国的科学文化水平吗？我看不见得。”规范、标准，只是形式，不是内容。对出版物而言，重要的是内容，根本的还是内容。编辑的水平、能力，从根本上讲，应体现在对内容的把握，而非对所谓规范、标准的熟悉程度上。很久以来，科技期刊编辑界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即一味强调所谓规范化、标准化，而疏于对内容的科学判断与把握，这也是导致科技期刊内在质量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注重规范化、标准化，而忽略对内容的把握，是对编辑功能的一种误导，值得警惕。对文后必须列出参考文献，孙琇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在《“三审制”，并非简单的话题》一文的“追记”中说：“论文要有参考文献，后来成了几乎硬性的规定，实在有些多余。……任何一篇论文都可以列出若干参考文献的，是不是真参考了别人根本辨别不出。”事实也如此。且不说提高所谓影响因子，一些期刊和作者乱搞互引、自引的把戏，就是从理论研究角度看，有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也未必是“参考”了什么文献才作出的。
孙琇是包容的。一份刊物要办得大气、办得精彩，就要有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气度和胸怀，就要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观和场面。否则，就会是了无生气、死水一潭。孙先生不但允许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且能够发表与之观点相左的文章。在编辑学研究中，他认为存在“泛化”和“玄化”的偏向。“泛”是外延泛滥，“玄”是有意玄虚。如有的人认为人脑中天然存在编辑机制，人的思考功能本质上就表现为这种机制，这一机制使肌体操作而产生编辑活动。还有人提出编辑企业家化理论，认为这是编辑学的分支，等等。对这些意见，虽不同意，但他认为一个理论能不能成立，应当由讨论和实践来决定，而不应由编辑说了算，因而把这些观点发表了出来。有位学报主编写了篇文章，在刊发的同时，孙先生对他说：“你论文写得很不错，我们一定刊发，但我也明告你我的看法，你论文中讲的大多行不通，只是一种理想化而已。”[4]我的“编辑论”系列，如果不是孙先生的包容，是不会问世的。文体学专家、西北师范大学任遂虎教授认为，“编辑论”系列颠覆了论文的写作模式：“无论哪种文体，如果成为社会上兴盛一时的通用文章，参与写作的人数日渐增多，那么就会形成固定的套式。于是，连大文豪也写不出新意了。面对这种情况，人们不得不寻找其他文章体式，以便从旧套式中解脱出来。……‘另类’学术文体之所以成为‘另类’，是因为在文体形式上不拘泥于论文的结构格式，在内容表达上不株守论文的全面性原则。《编辑独语》恰恰在这两点上被称为‘另类’学术文体的。”[5]“学术文体的单一化倾向，已成为学术文化横向发展的障碍。诸如模式化的结构安排、呆板的表现手段、烦琐的材料罗列与叠床架屋的拼凑，使得论文大有‘八股味’。……正是在铺天盖地的模式化轰炸中，《编辑独语》多样的文体形式才显出一丝轻灵、活泼之风。”[6]
孙琇是机智的。《编辑之友》1996年第1期刊出一篇《对“两个效益”提法之质疑》，其基本观点是社会效益是基于社会的，不仅空间大且时间长，是抽象的，往往难以在短时间内反映出来，也不易用数量表示，经济效益就是单指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获利多少，二者不在同一范畴，把两者并行起来作为对出版社的要求是不妥的。这本是一种正常的学术探讨，没想到却遭到“高层某处”的诘问，一时间空气紧张。怎么办？孙先生处变不惊，沉着应对，先摸清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然后“逼自己认真学习邓小平的论述、江泽民的讲话及相关文件”，遂写了篇《出版工作必须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按此篇的“追记”所说，这篇东西有三“最”：一是题目最长，因不长不足以表明观点；二是最像论文，内容严肃，绝对主旋律；三是最没人看，“我相信出版人中扫一眼标题和小标题就不错了，真细读下来的绝对寥寥”。他的机智还表现在借名家之言表达自己的观点，如为表达对出版物数字用法的不同意见，他在《编辑之友》上刊发了于光远的《勿置我于非科学境地》和罗新璋的《爱护文字的谐和自然》，以此表达对使用阿拉伯数码代替汉字的质疑。 孙琇是诙谐的。在编辑学研究中，来自高校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但由于缺少编辑实践，缺少市场经验，因此被出版界人士戏称为“编辑玄学”“经院编辑学”，甚至指斥其为“没干过编辑出版的人还能研究什么编辑出版”。对此，孙先生不以为然：“会做生意能赚钱与研究经济学那是两码事。”他对写职称论文是不屑的，也从未有过为评职称而写什么的举动。然而歪打正着，他为参加全国出版科学讨论会而写的一篇论文，先在《编辑之友》上发表，之后被《编辑学论集》选中，接下来又被山西省评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及至评职称时，又做了一回“代表作”论文。从参会、刊登、入集、获奖到评职称，一篇论文连用五次。对此，他“悟”出了一个“歪理”，就是写论文可以“少写多用”，有一篇就成为有点响声的一篇。[7]在为评职称而写论文，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的时下，此“歪理”不是一种教益？对杂志能推出“编辑论”系列，我心存感激，孙先生说：“再优秀的助产士也不能认为是与母亲共同生了孩子，再伟大的人也无人会去关注他的诞生是由谁来接生的。只此而已。”[8]他还从《西游记》中看出了问题，即孙悟空能够降伏的都是没有背景的，不能降伏的都是有背景的，“人界如此，仙界、妖界原来也是如此”。
孙琇是经验的。孙先生在长期的编辑实践中，总结出了选稿用稿的“四弃”“四取”。所谓“四弃”，即对综合型、通用型、例证型、讲义型这四种稿件弃而不用。所谓“四取”，即对新、实、深、耐这四种稿件予以录用。[9][10]在“四取”中，他对“耐”很是看重，发现凡称得上经典者都是耐读的。在《戏说编辑功夫》一文中，则将编辑的基本功总结为“偷、仿、悟、达”四字。所谓“偷”，就是要留心留意、自行揣摩、自行掌握，学得一些非书本、非传授的东西；所谓“仿”，就是要注意模仿，模仿是创新的必要前提；所谓“悟”，就是要在实践中研究、比较、总结；所谓“达”，就是要具有健康的心灵。孙先生通过对《北京晚报》上的人物专访栏目加以研究，悟出一个专访的规律，即访普通人要写其事迹，访知名人物则要写其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他对人物的专访，即遵从此规律。编辑，自然要改稿。怎么改？改稿有无规律可循？他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三条：一、不能不改，尽量不改；二、务须改对，不求改好；三、保持原意，保持原味。[11]实践表明，编辑改稿很难让作者满意，多半是出力不讨好。笔者对编辑所改，几乎没有满意过。安造计先生写《任火是一只鸟儿》，其中有一段话：“在正午的喧嚣中很难听懂他的旋律，只有在尘埃落定的空山雨后，净心侧耳，才能听懂高山流水般的叮咚激越……”没想到，编辑将“净心侧耳”改为“静心侧耳”，一字之差，境界悬殊。对此，安造计先生耿耿于怀。孙先生的这些观点发表后，有人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些观点并非规律，且“消极性太强”。对此，他以《站在地上的回应——再谈编辑改稿及其他》一文回应。
孙琇是忧患的。面对学界造假、重复、抄袭、剽窃的恶劣行径，孙先生指出：搞建设反对“泡沫经济”，搞研究同样也要反对“泡沫学术”。在反对“泡沫学术”中，“编辑、主编、学术团体负责人以及各路评委等也有很大责任”。针对高校学报的问题，他指出，不少学报的“学术性”正被“职称性”代替，学报上充斥着为评职称而拼凑、杜撰、抄袭的“泡沫论文”。学报成为评职称的工具，靠版面费来创收，长此以往，学报还能成其为学报吗？对抄袭者，孙先生正告之：“抄袭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以此成学问者（成职称不在此列）古今无有。”[12]
孙琇是真诚的。孙先生当年曾写了洋洋洒洒数万言的《“独语”的里里外外与编辑的七七八八》，当他将此文寄给高起元老师时，特别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不许改动一个字；二是放在《走向编辑灵魂的圣坛——放谈〈编辑独语〉》一书的最后，作为压轴。这次，他又把这篇文章放到了《编辑如是》的最后，再次袒露了真情。
《编辑如是》在每篇原发表文章的后面都加了一个“追记”，既介绍了当初写该文时的背景，又对一些问题进行新的阐发。“追记”是孙先生对编辑文化的再思考，是他的生命跃动。正是这些“追记”，把一个鲜活的孙琇又一次推到了世人面前，使之又回到了我们中间。
参考文献：
[1] 孙琇.编辑如是[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2] 孙琇.刻意定位[M]//孙琇.编辑如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3] 孙琇.编辑出版研究一二三[M]//孙琇.编辑如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4] 孙琇.学报：审读的浮想[M]//孙琇.编辑如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5] 任遂虎.学术论著：需要“另类”表述——读任火先生《编辑独语》兼谈学术文体[J].中国图书评论，2007（1）.
[6] 任遂虎.编辑学坛一枝“独”秀[J].出版发行研究，2007（5）.
[7] 孙琇.建立编辑学体系概念随想[M]//孙琇.编辑如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8] 孙琇.“独语”的里里外外与编辑的七七八八[M]//孙琇.编辑如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9] 孙琇.选稿四取[M]//孙琇.编辑如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10] 孙琇.选稿四弃[M]//孙琇.编辑如是.：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11]孙琇.编辑改稿，有规律可“寻”[M]//孙琇.编辑如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12]孙琇.抄袭有术[M]//孙琇.编辑如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作者单位：河北联合大学学报编辑部）
本文对孙琇的专著《编辑如是》进行了分析、论述。该书理论结合实际，在出版学、编辑学、编辑审稿、改稿、培育出版市场等方面，提出了独到见解，对编辑实践具有指导与借鉴作用，是一部具有创新精神和文化价值的编辑学著作。
关键词：
孙琇 《编辑如是》 编辑文化
孙琇退休、离开《编辑之友》主编岗位已多年。他留给编辑界的，似乎只是一个渐行渐远、愈来愈模糊的背影了。然而，当他把自己的专著《编辑如是》奉献出来时，他又一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1]
1994年，当孙先生接掌《编辑之友》时，《编辑之友》正面临作者群和受众面发生变化，市场开始受到挤占的局面。怎么办？他以“保持全国水平，保持学术层次，贴近编辑实际，贴近出版实践”为定位目标，具体实施了三项措施：一是集中，即将内容集中到图书与期刊编辑，兼顾专业报纸编辑上来；二是转移，即在组织作者和确定读者对象方面，有意识地向中青年编辑转移，注重发现和推出青年编辑；三是拓展，即从学术刊物拓展为学术文化刊物，坚持以理论研究为主，再增加一些出版文化气氛。[2]从学术刊物拓展为学术文化刊物，在学术后面加了一个文化，这便有了“自题小像”这个栏目。正是这个栏目，引领我走进了《编辑之友》，走进了编辑队伍。记得那时我刚刚从事编辑工作，对编辑理论和实践都很陌生。当我看到“自题小像”栏目时，也投写了《寻找支点》一文。很快就收到了孙先生的来信，告诉我将很快发表，希望能经常投稿。“自题小像”就像一支号角，召唤众多的编辑灵魂齐聚一堂，成为《编辑之友》的一个亮点。
孙琇是质疑的。所谓质疑，就是疑人所不疑、言人所不言。“三审制”历来被编辑出版界视为金科玉律。孙先生却对此有的质疑。他在《“三审制”，并非简单的话题》一文中，对“三审制”的形成过程和现状进行了详细论述：“三审制”的关键是三级审读，这三级是行政管理上的三级，是“官本位”的反映，对书稿的判断水平不一定与行政级别成正比。怎么办？孙琇提出，一要明确资格、标准、责任；二要变革组织方式。20世纪90年代中期，编辑界就“编辑学者化”进行热烈讨论。孙先生指出，这个问题算不上是个真问题：“这个问题的研究文章够编一大本厚书，可至今除一堆空洞的奋斗目标与方向之外，又提出了什么切实可行的途径与标准来了吗？或者说在什么地方有多少编辑经过这十多年的努力已达到‘学者化’了？有人会说这一讨论与研究促进了编辑队伍素质的提高，我看未必。如是，那何不推而广之，也来倡导‘教师学者化’‘医生学者化’‘公务员学者化’‘领导干部学者化’……来个全民素质大提高呢？”[3]在出版物上数字须使用阿拉伯数码的问题上，他也质疑。在《由一则“编者按”侃起》一文中，不仅对出版物中数字用法的规定提出了不同意见：“与数字用法类似，出版界还有许多规范，而有些人尤其热衷于这些规范，特别是某些科技刊物与学报的编辑，他们把此上升为出版物与国际接轨的高度，且称之为‘编辑工程’。规范可以要，但一切规范是为方便信息交流而制定的。如果为规范而规范，不在内容的先进性上下工夫，就可以走向国际、提升我国的科学文化水平吗？我看不见得。”规范、标准，只是形式，不是内容。对出版物而言，重要的是内容，根本的还是内容。编辑的水平、能力，从根本上讲，应体现在对内容的把握，而非对所谓规范、标准的熟悉程度上。很久以来，科技期刊编辑界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即一味强调所谓规范化、标准化，而疏于对内容的科学判断与把握，这也是导致科技期刊内在质量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注重规范化、标准化，而忽略对内容的把握，是对编辑功能的一种误导，值得警惕。对文后必须列出参考文献，孙琇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在《“三审制”，并非简单的话题》一文的“追记”中说：“论文要有参考文献，后来成了几乎硬性的规定，实在有些多余。……任何一篇论文都可以列出若干参考文献的，是不是真参考了别人根本辨别不出。”事实也如此。且不说提高所谓影响因子，一些期刊和作者乱搞互引、自引的把戏，就是从理论研究角度看，有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也未必是“参考”了什么文献才作出的。
孙琇是包容的。一份刊物要办得大气、办得精彩，就要有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气度和胸怀，就要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观和场面。否则，就会是了无生气、死水一潭。孙先生不但允许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且能够发表与之观点相左的文章。在编辑学研究中，他认为存在“泛化”和“玄化”的偏向。“泛”是外延泛滥，“玄”是有意玄虚。如有的人认为人脑中天然存在编辑机制，人的思考功能本质上就表现为这种机制，这一机制使肌体操作而产生编辑活动。还有人提出编辑企业家化理论，认为这是编辑学的分支，等等。对这些意见，虽不同意，但他认为一个理论能不能成立，应当由讨论和实践来决定，而不应由编辑说了算，因而把这些观点发表了出来。有位学报主编写了篇文章，在刊发的同时，孙先生对他说：“你论文写得很不错，我们一定刊发，但我也明告你我的看法，你论文中讲的大多行不通，只是一种理想化而已。”[4]我的“编辑论”系列，如果不是孙先生的包容，是不会问世的。文体学专家、西北师范大学任遂虎教授认为，“编辑论”系列颠覆了论文的写作模式：“无论哪种文体，如果成为社会上兴盛一时的通用文章，参与写作的人数日渐增多，那么就会形成固定的套式。于是，连大文豪也写不出新意了。面对这种情况，人们不得不寻找其他文章体式，以便从旧套式中解脱出来。……‘另类’学术文体之所以成为‘另类’，是因为在文体形式上不拘泥于论文的结构格式，在内容表达上不株守论文的全面性原则。《编辑独语》恰恰在这两点上被称为‘另类’学术文体的。”[5]“学术文体的单一化倾向，已成为学术文化横向发展的障碍。诸如模式化的结构安排、呆板的表现手段、烦琐的材料罗列与叠床架屋的拼凑，使得论文大有‘八股味’。……正是在铺天盖地的模式化轰炸中，《编辑独语》多样的文体形式才显出一丝轻灵、活泼之风。”[6]
孙琇是机智的。《编辑之友》1996年第1期刊出一篇《对“两个效益”提法之质疑》，其基本观点是社会效益是基于社会的，不仅空间大且时间长，是抽象的，往往难以在短时间内反映出来，也不易用数量表示，经济效益就是单指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获利多少，二者不在同一范畴，把两者并行起来作为对出版社的要求是不妥的。这本是一种正常的学术探讨，没想到却遭到“高层某处”的诘问，一时间空气紧张。怎么办？孙先生处变不惊，沉着应对，先摸清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然后“逼自己认真学习邓小平的论述、江泽民的讲话及相关文件”，遂写了篇《出版工作必须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按此篇的“追记”所说，这篇东西有三“最”：一是题目最长，因不长不足以表明观点；二是最像论文，内容严肃，绝对主旋律；三是最没人看，“我相信出版人中扫一眼标题和小标题就不错了，真细读下来的绝对寥寥”。他的机智还表现在借名家之言表达自己的观点，如为表达对出版物数字用法的不同意见，他在《编辑之友》上刊发了于光远的《勿置我于非科学境地》和罗新璋的《爱护文字的谐和自然》，以此表达对使用阿拉伯数码代替汉字的质疑。 孙琇是诙谐的。在编辑学研究中，来自高校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但由于缺少编辑实践，缺少市场经验，因此被出版界人士戏称为“编辑玄学”“经院编辑学”，甚至指斥其为“没干过编辑出版的人还能研究什么编辑出版”。对此，孙先生不以为然：“会做生意能赚钱与研究经济学那是两码事。”他对写职称论文是不屑的，也从未有过为评职称而写什么的举动。然而歪打正着，他为参加全国出版科学讨论会而写的一篇论文，先在《编辑之友》上发表，之后被《编辑学论集》选中，接下来又被山西省评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及至评职称时，又做了一回“代表作”论文。从参会、刊登、入集、获奖到评职称，一篇论文连用五次。对此，他“悟”出了一个“歪理”，就是写论文可以“少写多用”，有一篇就成为有点响声的一篇。[7]在为评职称而写论文，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的时下，此“歪理”不是一种教益？对杂志能推出“编辑论”系列，我心存感激，孙先生说：“再优秀的助产士也不能认为是与母亲共同生了孩子，再伟大的人也无人会去关注他的诞生是由谁来接生的。只此而已。”[8]他还从《西游记》中看出了问题，即孙悟空能够降伏的都是没有背景的，不能降伏的都是有背景的，“人界如此，仙界、妖界原来也是如此”。
孙琇是经验的。孙先生在长期的编辑实践中，总结出了选稿用稿的“四弃”“四取”。所谓“四弃”，即对综合型、通用型、例证型、讲义型这四种稿件弃而不用。所谓“四取”，即对新、实、深、耐这四种稿件予以录用。[9][10]在“四取”中，他对“耐”很是看重，发现凡称得上经典者都是耐读的。在《戏说编辑功夫》一文中，则将编辑的基本功总结为“偷、仿、悟、达”四字。所谓“偷”，就是要留心留意、自行揣摩、自行掌握，学得一些非书本、非传授的东西；所谓“仿”，就是要注意模仿，模仿是创新的必要前提；所谓“悟”，就是要在实践中研究、比较、总结；所谓“达”，就是要具有健康的心灵。孙先生通过对《北京晚报》上的人物专访栏目加以研究，悟出一个专访的规律，即访普通人要写其事迹，访知名人物则要写其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他对人物的专访，即遵从此规律。编辑，自然要改稿。怎么改？改稿有无规律可循？他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三条：一、不能不改，尽量不改；二、务须改对，不求改好；三、保持原意，保持原味。[11]实践表明，编辑改稿很难让作者满意，多半是出力不讨好。笔者对编辑所改，几乎没有满意过。安造计先生写《任火是一只鸟儿》，其中有一段话：“在正午的喧嚣中很难听懂他的旋律，只有在尘埃落定的空山雨后，净心侧耳，才能听懂高山流水般的叮咚激越……”没想到，编辑将“净心侧耳”改为“静心侧耳”，一字之差，境界悬殊。对此，安造计先生耿耿于怀。孙先生的这些观点发表后，有人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些观点并非规律，且“消极性太强”。对此，他以《站在地上的回应——再谈编辑改稿及其他》一文回应。
孙琇是忧患的。面对学界造假、重复、抄袭、剽窃的恶劣行径，孙先生指出：搞建设反对“泡沫经济”，搞研究同样也要反对“泡沫学术”。在反对“泡沫学术”中，“编辑、主编、学术团体负责人以及各路评委等也有很大责任”。针对高校学报的问题，他指出，不少学报的“学术性”正被“职称性”代替，学报上充斥着为评职称而拼凑、杜撰、抄袭的“泡沫论文”。学报成为评职称的工具，靠版面费来创收，长此以往，学报还能成其为学报吗？对抄袭者，孙先生正告之：“抄袭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以此成学问者（成职称不在此列）古今无有。”[12]
孙琇是真诚的。孙先生当年曾写了洋洋洒洒数万言的《“独语”的里里外外与编辑的七七八八》，当他将此文寄给高起元老师时，特别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不许改动一个字；二是放在《走向编辑灵魂的圣坛——放谈〈编辑独语〉》一书的最后，作为压轴。这次，他又把这篇文章放到了《编辑如是》的最后，再次袒露了真情。
《编辑如是》在每篇原发表文章的后面都加了一个“追记”，既介绍了当初写该文时的背景，又对一些问题进行新的阐发。“追记”是孙先生对编辑文化的再思考，是他的生命跃动。正是这些“追记”，把一个鲜活的孙琇又一次推到了世人面前，使之又回到了我们中间。
参考文献：
[1] 孙琇.编辑如是[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2] 孙琇.刻意定位[M]//孙琇.编辑如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3] 孙琇.编辑出版研究一二三[M]//孙琇.编辑如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4] 孙琇.学报：审读的浮想[M]//孙琇.编辑如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5] 任遂虎.学术论著：需要“另类”表述——读任火先生《编辑独语》兼谈学术文体[J].中国图书评论，2007（1）.
[6] 任遂虎.编辑学坛一枝“独”秀[J].出版发行研究，2007（5）.
[7] 孙琇.建立编辑学体系概念随想[M]//孙琇.编辑如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8] 孙琇.“独语”的里里外外与编辑的七七八八[M]//孙琇.编辑如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9] 孙琇.选稿四取[M]//孙琇.编辑如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10] 孙琇.选稿四弃[M]//孙琇.编辑如是.：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11]孙琇.编辑改稿，有规律可“寻”[M]//孙琇.编辑如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12]孙琇.抄袭有术[M]//孙琇.编辑如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作者单位：河北联合大学学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