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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曾庆香副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大众传播符号研究》，拟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付梓。本书将静水深流的符号学理与波涌浪翻的中国实践有机融合，基于问题意识以及具体的社会传播现象进行学术探讨，揭示内在的联系，阐发普遍的规律。本文由此反思了当下由于学科膨胀带来的从理论到方法的一些“乱象”，希望有助于扭转空疏学风，脚踏实地“走转改”，以体现新闻学人的文化自觉与学术自觉。
关键词：
传播符号 中国实践 “走转改” 学术自觉
这些天，案头一直摆放着两部青年学者的著述，一是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胡易容惠赠的《传媒符号学——后麦克卢汉的理论转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是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曾庆香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成果《大众传播符号研究》，拟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付梓。巧的是，拙著《符号透视》今年修订后，也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印行新版（此次出版改为《传播符号论》），其中还提及这两位青年学者及其成果。
10年前，当《符号透视》在复旦大学出版社面世时，无论是传播学科还是传播符号研究都非今日之盛况可比。记得当时北京万圣书园仅有一排书架摆放着新闻传播学书籍，而今那里已是一片错落有致的区域了，日新月异的新著译著鳞次栉比，乱花迷眼，符号及传播符号的著述也看不胜看。[1]如此局面同上世纪末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曾庆香的《大众传播符号研究》就是这片葱郁园地绽出的一朵学术新葩。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系的博士生，其学位论文——后以《新闻叙事学》出版，当初评阅与答辩就给人留下鲜明印象，文中闪现的想象力与创造性更令人称赏。比如，她将中国媒体的“正面报道”“典型宣传”，同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这一激浊扬清的文明传统联系起来，探究其间一脉相承的叙事逻辑，立论新颖而论证翔实，颇有耳目一新之感。
手头的这部新作，继续发挥其学术专长与研究风格，将静水深流的符号学理与波涌浪翻的中国实践有机融合，揭示内在的联系，阐发普遍的规律，体现了一种值得提倡的学风。这里，虽属抽象的理论著述，但作者并非凌空蹈虚地从概念到概念、从逻辑到逻辑，亦非理论平移地空谈普遍原理，而是基于问题意识以及具体的社会传播现象进行学术探讨，包括层层剥笋地剖析了西方媒体对西藏“3·14事件”的符号建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符号象征、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的仪式意味等，从而既有益于深化中国的传播研究、有助于把握中国的传播实践，也践行与张扬了一种实事求是的学术传统。
国际关系学者张文木教授对学问进行了非学理的有趣分类。在他看来，学分四种，一流的学问称为“以事说理”，即从经验性的事实求得规律性的理论，即实事求是；二流学问是“以理说事”，就是用现成的理论解释鲜活的人生与社会，如当年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今天常见的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新闻专业主义”等言说；三流的学问叫做“就事论事”或“就理论理”，反正“事”与“理”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要么经验式说事，要么推演式说理；至于末流学问，则是既不说事，也不说理，一事当前，方法先行。
如前所述，新世纪以来，新闻传播学科及其学术成果呈现百花竞放之势，在学界的地位、影响、水平等无不令人刮目相看。[2]与此同时，由于学科膨胀，包括博士教育大跃进，不免乱象滋生、野草疯长，学风问题尤为突出。如有的博士论文不从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出发，不以种种社会人生问题为先导，而是一事当前，先寻觅一通西方理论，再以此作为思路与视角，审视其对象，展开其研究。如此情形让人想起古希腊神话里的故事，强盗有张标准化的床，把不同人质放上去，个头儿超标的就截短，不达标的就拉长。中国也不乏类似的传说，如削足适履、胶柱鼓瑟、刻舟求剑、指鹿为马、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等等。再如，研究方法本是一种工具，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而千差万别，所以需要因地制宜，目的在于探究问题，创造新知。而如今一种时新潮流似将方法抽离于研究对象，并置于社会历史之上，俨然成为包治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且还人为分出所谓“质化”“量化”的南北朝，并将量化奉为文明开化的正统，质化则如南下而牧马的匈奴，求学问道只有统计、问卷、量表才叫“科学”，否则就是不科学，至少是前科学、浅科学云云。如此说来，真不知柏拉图、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亨廷顿、费孝通、李泽厚属于哪类，戈公振、徐宝璜、甘惜分、王中、方汉奇、拉斯韦尔、施拉姆、麦克卢汉又当何论。流风所及，一些论文开题不看研究的问题，也不论研究的价值，而是先问哪种西方理论、何种量化方法。弄得学生神经兮兮，成天价琢磨新潮的“理论”“科学”的方法，而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以及学术研究之真谛，不知不觉丢到爪哇国去了。于是，但见学位批量生产，论文层出不穷，而高水平、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并未同比增长。对照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联系今日学风是否似曾相识，那副著名对子一如暮鼓晨钟，振聋发聩：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即使就方法论而言，所谓科学方法、实证方法、量化统计方法也属频遭质疑的未知数。如萨义德的《东方学》、贝尔纳的《黑色雅典娜》和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三部名著，被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刘禾誉为当代西方学术转型的“路标性著作”。在《黑色雅典娜》一书的绪言里，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贝尔纳对方法论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论述。他说，进步和科学成为近一两百年的主导性范式，所有学科的最高律令就是科学以及同自然科学相提并论的方法。“学术领域存在这样的信念，即多数学科突变进入‘现代性’或‘真正科学’的阶段，然后是稳步积累的学术进步”。于是，方法是否科学便构成研究是否科学的合理性根据，方法论不合理的控告属于天大的学术罪状。以考古学实证主义为例，就是一种通过“物品”（objects）达到“客观”（objective）的信念。这一信念一方面将考古学提升到“科学的”地位，一方面将其他一切来源于叙事的传统，如传说、宗教、方言等排斥在外。而在贝尔纳看来，这些貌似玄虚的东西不仅同“科学”证据一样有效，且比现代的实证方法及其证据更具有“可信性”的基础。为诸如希罗多德、司马迁等“最好的早期作家是自省的，使用可信性的验证，并试图做到内部一贯性。且他们援引和评估他们的文献。与此相对照，19和20世纪‘科学的’历史学家不能够给出对‘证据’的形式证明，或者建立坚定的历史法则”。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黄纪苏说得更有意思：
为什么一篇写戏剧的文章尽是些“A层面上的D线效应与E层面上的F线效应”？为什么《红楼梦》研究要“首次引进数理统计”——不过是统计了贾政有几房老婆、乌头庄交来几种年货？为什么谈人跟人这点破事非要表啦公式啦模型啦捣鼓得跟晶体管线路图似的？（《高高低低话平等——在中央财经大学的讲座》）
眼下，新闻界“走转改”如火如荼，学术界也有所触动，据悉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在酝酿与推动社会科学的“走转改”。这些新动向也旨在改造今天的学习，尤其是扭转空疏的学风。就此而言，曾庆香的研究更值得推许，包括其博士论文和这部《大众传播符号研究》。拙著《传播符号论》后记里有段话：“如今，传播符号研究已是春草绿色、春水绿波，且不论2012年即将在千年故都南京召开的‘国际符号学大会’，仅举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以赵毅衡教授为带头人的学术团队、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以曾庆香博士为佼佼者的后起之秀等，就足以令人欣然。”相信伴随着星火燎原的文化自觉以及学术自觉，曾庆香等青年才俊当会更有作为，小而言之为中国学术作出自己的贡献，大而言之为世界学术提供自己的建树。
参考文献：
[1] 赵毅衡.中国符号学六十年[J].四川大学学报，2012（1）.
[2] 丁柏铨.论新闻学的学科影响力[J].现代传播，2011（6）.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曾庆香副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大众传播符号研究》，拟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付梓。本书将静水深流的符号学理与波涌浪翻的中国实践有机融合，基于问题意识以及具体的社会传播现象进行学术探讨，揭示内在的联系，阐发普遍的规律。本文由此反思了当下由于学科膨胀带来的从理论到方法的一些“乱象”，希望有助于扭转空疏学风，脚踏实地“走转改”，以体现新闻学人的文化自觉与学术自觉。
关键词：
传播符号 中国实践 “走转改” 学术自觉
这些天，案头一直摆放着两部青年学者的著述，一是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胡易容惠赠的《传媒符号学——后麦克卢汉的理论转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是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曾庆香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成果《大众传播符号研究》，拟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付梓。巧的是，拙著《符号透视》今年修订后，也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印行新版（此次出版改为《传播符号论》），其中还提及这两位青年学者及其成果。
10年前，当《符号透视》在复旦大学出版社面世时，无论是传播学科还是传播符号研究都非今日之盛况可比。记得当时北京万圣书园仅有一排书架摆放着新闻传播学书籍，而今那里已是一片错落有致的区域了，日新月异的新著译著鳞次栉比，乱花迷眼，符号及传播符号的著述也看不胜看。[1]如此局面同上世纪末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曾庆香的《大众传播符号研究》就是这片葱郁园地绽出的一朵学术新葩。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系的博士生，其学位论文——后以《新闻叙事学》出版，当初评阅与答辩就给人留下鲜明印象，文中闪现的想象力与创造性更令人称赏。比如，她将中国媒体的“正面报道”“典型宣传”，同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这一激浊扬清的文明传统联系起来，探究其间一脉相承的叙事逻辑，立论新颖而论证翔实，颇有耳目一新之感。
手头的这部新作，继续发挥其学术专长与研究风格，将静水深流的符号学理与波涌浪翻的中国实践有机融合，揭示内在的联系，阐发普遍的规律，体现了一种值得提倡的学风。这里，虽属抽象的理论著述，但作者并非凌空蹈虚地从概念到概念、从逻辑到逻辑，亦非理论平移地空谈普遍原理，而是基于问题意识以及具体的社会传播现象进行学术探讨，包括层层剥笋地剖析了西方媒体对西藏“3·14事件”的符号建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符号象征、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的仪式意味等，从而既有益于深化中国的传播研究、有助于把握中国的传播实践，也践行与张扬了一种实事求是的学术传统。
国际关系学者张文木教授对学问进行了非学理的有趣分类。在他看来，学分四种，一流的学问称为“以事说理”，即从经验性的事实求得规律性的理论，即实事求是；二流学问是“以理说事”，就是用现成的理论解释鲜活的人生与社会，如当年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今天常见的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新闻专业主义”等言说；三流的学问叫做“就事论事”或“就理论理”，反正“事”与“理”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要么经验式说事，要么推演式说理；至于末流学问，则是既不说事，也不说理，一事当前，方法先行。
如前所述，新世纪以来，新闻传播学科及其学术成果呈现百花竞放之势，在学界的地位、影响、水平等无不令人刮目相看。[2]与此同时，由于学科膨胀，包括博士教育大跃进，不免乱象滋生、野草疯长，学风问题尤为突出。如有的博士论文不从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出发，不以种种社会人生问题为先导，而是一事当前，先寻觅一通西方理论，再以此作为思路与视角，审视其对象，展开其研究。如此情形让人想起古希腊神话里的故事，强盗有张标准化的床，把不同人质放上去，个头儿超标的就截短，不达标的就拉长。中国也不乏类似的传说，如削足适履、胶柱鼓瑟、刻舟求剑、指鹿为马、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等等。再如，研究方法本是一种工具，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而千差万别，所以需要因地制宜，目的在于探究问题，创造新知。而如今一种时新潮流似将方法抽离于研究对象，并置于社会历史之上，俨然成为包治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且还人为分出所谓“质化”“量化”的南北朝，并将量化奉为文明开化的正统，质化则如南下而牧马的匈奴，求学问道只有统计、问卷、量表才叫“科学”，否则就是不科学，至少是前科学、浅科学云云。如此说来，真不知柏拉图、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亨廷顿、费孝通、李泽厚属于哪类，戈公振、徐宝璜、甘惜分、王中、方汉奇、拉斯韦尔、施拉姆、麦克卢汉又当何论。流风所及，一些论文开题不看研究的问题，也不论研究的价值，而是先问哪种西方理论、何种量化方法。弄得学生神经兮兮，成天价琢磨新潮的“理论”“科学”的方法，而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以及学术研究之真谛，不知不觉丢到爪哇国去了。于是，但见学位批量生产，论文层出不穷，而高水平、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并未同比增长。对照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联系今日学风是否似曾相识，那副著名对子一如暮鼓晨钟，振聋发聩：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即使就方法论而言，所谓科学方法、实证方法、量化统计方法也属频遭质疑的未知数。如萨义德的《东方学》、贝尔纳的《黑色雅典娜》和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三部名著，被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刘禾誉为当代西方学术转型的“路标性著作”。在《黑色雅典娜》一书的绪言里，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贝尔纳对方法论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论述。他说，进步和科学成为近一两百年的主导性范式，所有学科的最高律令就是科学以及同自然科学相提并论的方法。“学术领域存在这样的信念，即多数学科突变进入‘现代性’或‘真正科学’的阶段，然后是稳步积累的学术进步”。于是，方法是否科学便构成研究是否科学的合理性根据，方法论不合理的控告属于天大的学术罪状。以考古学实证主义为例，就是一种通过“物品”（objects）达到“客观”（objective）的信念。这一信念一方面将考古学提升到“科学的”地位，一方面将其他一切来源于叙事的传统，如传说、宗教、方言等排斥在外。而在贝尔纳看来，这些貌似玄虚的东西不仅同“科学”证据一样有效，且比现代的实证方法及其证据更具有“可信性”的基础。为诸如希罗多德、司马迁等“最好的早期作家是自省的，使用可信性的验证，并试图做到内部一贯性。且他们援引和评估他们的文献。与此相对照，19和20世纪‘科学的’历史学家不能够给出对‘证据’的形式证明，或者建立坚定的历史法则”。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黄纪苏说得更有意思：
为什么一篇写戏剧的文章尽是些“A层面上的D线效应与E层面上的F线效应”？为什么《红楼梦》研究要“首次引进数理统计”——不过是统计了贾政有几房老婆、乌头庄交来几种年货？为什么谈人跟人这点破事非要表啦公式啦模型啦捣鼓得跟晶体管线路图似的？（《高高低低话平等——在中央财经大学的讲座》）
眼下，新闻界“走转改”如火如荼，学术界也有所触动，据悉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在酝酿与推动社会科学的“走转改”。这些新动向也旨在改造今天的学习，尤其是扭转空疏的学风。就此而言，曾庆香的研究更值得推许，包括其博士论文和这部《大众传播符号研究》。拙著《传播符号论》后记里有段话：“如今，传播符号研究已是春草绿色、春水绿波，且不论2012年即将在千年故都南京召开的‘国际符号学大会’，仅举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以赵毅衡教授为带头人的学术团队、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以曾庆香博士为佼佼者的后起之秀等，就足以令人欣然。”相信伴随着星火燎原的文化自觉以及学术自觉，曾庆香等青年才俊当会更有作为，小而言之为中国学术作出自己的贡献，大而言之为世界学术提供自己的建树。
参考文献：
[1] 赵毅衡.中国符号学六十年[J].四川大学学报，2012（1）.
[2] 丁柏铨.论新闻学的学科影响力[J].现代传播，2011（6）.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