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拉登之死不足以深刻改变国际经济
文／梅新育
美国追杀本·拉登十年，终于得手，已经在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场上引起了显著的反响，美元汇率上升而商品价格有所下跌。但通观全局，拉登之死还不足以深刻影响国际经济全局。
之所以如此判断，首先是因为拉登影响力较大的地区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较小，在实体经济部门产出中所占份额更低。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的实际影响力集中于中东北非国家，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4月号《世界经济展望》数据，这一地区在2010年全球实际GDP中所占份额不过50％，即使这一地区全部陷入全面混乱，直接影响的也不过是全世界5.0％的产出，更何况拉登及其基地组织还没有这般神通呢!因此，拉登之死的经济影响将主要是集中在金融市场、虚拟经济部门，而不是实体经济部门。
本·拉登之死若要真的对世界实体经济部门基本面产生影响，唯一可行的途径是美国统治集团能以此为由宣布十年反恐战争胜利结束，真正大幅度减少在海外过多过滥的军事干预，避免美国国力过度耗竭。只有这样，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才能更快更好地摆脱失衡，美国经济和美元汇率才能获得可持续的长久支持。问题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所引发的道德风险，加上多年来滥用军力的实践，已经在美国内外孳生起来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力图把美国继续固定在目前这条滥用军力的轨道上，却全然不顾此举是否会导致美国国力过度耗竭而最终不可持续。看看美国国内主张肆意干预外部事务的强硬势力，看看世界上有多少国家的所谓民主派、反对派把夺取政权的希望寄托在美国干预之上，看看他们为此在美国展开了何其强大的游说，我们就不难明白这个利益集团左右美国走向的势力多么强大。在利比亚战争中，尽管美国高层起初坚持不作军事卷入的立场，到头来却不得不步步后退，尽管对利比亚反对派心怀疑忌却提供了数千万美元军事援助，未来完全有可能如同美国逐步陷进越南泥潭、苏联步步卷入阿富汗那样重蹈覆辙。由此看来，即使美国领导层中的明智之辈有心收缩过度扩张的战线，保养国力，其国内外利益集团也已经使其欲罢不能了。
即使在金融市场、虚拟经济部门，单有拉登之死本身也不足以引爆大规模的市场逆转，只有与美国货币财政政策根本逆转结合在一起，才能成十倍百倍地放大其冲击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美国实际利率意外上升约5个基点，相对于那些对美国没有直接金融风险暴露的经济体，有这种风险暴露的经济体(平均暴露为16％)净资本流动将在季度内下降GDP的0.5个百分点，且这种额外的负面效应不断增大。净资本流动对美国货币紧缩的敏感性随对美国直接金融风险暴露水平提高而增加，并在全球融资环境(利率，风险偏好)宽松时更加强烈；拥有较深国内金融市场和强劲增长表现的受冲击较小。这样，如果此时美联储宣布结束宽松货币政策、开始加息，而且加息幅度可观，那么我们可望看到拉登之死引起的商品市场波动演变成商品价格雪崩，美元则将一飞冲天；问题是美联储刚刚结束的会议决定其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将如期于6月份结束，目前货币政策保持稳定。这样，等到美国货币政策真正开始逆转的时候，本拉登之死效应恐怕已经消散得差不多了。所以，基于上述分析，尽管本拉登死讯传出后美元汇率小幅上扬，但这种效果只能是短期的。
谁制造了“国博北门孔子像立废”四大纠结
文／董少鹏
这两天，围绕国家博物馆北门外孔子像的废与立，各种意见纷繁不断。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孔子像立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不合时宜，不合礼仪，也不太符合政治逻辑；现在悄然搬迁，说明立像的主导者失败了，被民意打败了，孔子“落寞”了。但我认为，公众完全没有必要对此过于纠结，中国人所需要、所认同的“精神载体”终将以合理方式的回归，以大家认同的方式继续传承。
国家博物馆北广场上的孔子像立于2011年1月11日，这座高9.5米、重17吨的孔子铜像悄然立起来，确实缺乏一点隆重，没有谁来昭告天下。在各种议论纷杂之时，4月20日，这尊孔子像又被悄悄地移走了。移到何处?报道说。根据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整体设计，在馆内西侧南北庭院设立雕塑园，陆续为中华文化名人塑像，第一尊完成的是孔子像。因庭院建设工程未完工，孔子塑像暂安放在国博北门外小广场。目前，庭院建设已竣工，按设计方案，将孔子塑像移至国博西侧北庭院内。
于是，有人翻出2011年1月11目的《京华时报》的报道，国博馆长吕章申就“为何将孔子像树立在北广场”进行说明。吕章申说：“国家博物馆北广场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国博作为积累与承传中国历史文化的国家最高殿堂，理应为这一重要区域增添光彩，增加与这一宏伟而庄严的建筑相应的文化含量。”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吕章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又表示：“西方国家博物馆的门口都有雕像，国家博物馆扩建以后，门口岂能没有雕像?而孔子是世界公认的文化巨人，所以就立了孔子像。”吕章申对于群众的反对声音如是说：“不能把孔子像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应多从文化的角度去诠释孔子像。”吕章申在孔子塑像落成仪式上特别强调：“该铜像临近长安街和故宫的地理位置有助于展示其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北京晚报记者2011年4月21日电话采访了国博工作人员。他们的解释是：“在馆内西侧南北庭院设立了雕塑园，将放置中华文化名人塑像。第一尊完成的是孔子像，但当时庭院没有完工，就放在了国博北门外小广场。现在庭院已建完，就将孔子雕塑移到西侧北庭院里去了。”
对于孔子像不足百日的“立废之争”，有人幸灾乐祸，有人扼腕叹息，有人讥笑挖苦，一些人则为孔子历史地位和当代政治担忧，我认为，这些其实都是浮云而已，历史终究有它自己的路径。中华民族不会因一尊孔子像的立废而发生大的变异，不会因此找不到方向，甚至失去方向。
为此，我呼吁大家放弃围绕孔子像立与废的纠结：
一是该不该立像的纠结。
孔子作为中国儒家治国和道德体系的化身，为他立像并不突兀。这次引起争议，主要是立像的位置十分惹眼。即使部分人不认同孔子的价值，但这不妨碍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孔子所主导的儒家文化也具有其难以撼动的政治地位。
过分指责国博也是缺乏道理的。如此大的动作，不应仅是国博所能承担。
二是政治上该不该认同、应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孔子的纠结。
有人认为。孔子文化曾经有过政治上的辉煌，也遭遇到政治上的破落，典型的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砸烂孔家店”运动。现在又把孔子抬出来，是执政者失去自信的表现。并且，孔子那一套与现代政治体系完全不相吻合，所以，没有必要推崇孔子。
我认为，任何文化都是需要扬弃的，不可能完全照搬照用。继承、吸收、运用孔子文化中有 利于社会和谐的东西，没有什么不好。我们的社会需要秩序，而孔子文化中对于伦理道德和秩序的规范，的确有许多可取之处。何况，就是孔子文化，也是可以与时俱进的。现在一说国学，立即就披挂上汉代服装，其实大可不必。
我们信奉孔子学说，但不是只要孔子学说。认为推崇孔子就是政治上的放弃或者转折，是幼稚的。
三是孔子像该不该搬迁的纠结。
既然公众特别是精英阶层对“孔子像立在国博北门外广场”不太认同，国博知难而退，也是一种选择。我们应当允许这样的选择。当初立像没有采取“昭告天下”的方式，大概就是一种试探策略。当然，这样做会被指责仓促和随意，但对于决策者来说，或许没有更佳的办法。现在搬迁孔子像，很像是急就章，但社会应当给一点宽容。
其实，类似的情况已发生过一次。当年立于天安门广场的“中华民族团结柱”，就曾经历了在广场“永久保留”、“搬迁至奥运公园永久保留”和不知后事如何的变化。这两件事说明，在超级重大的场所增加和变更陈列，是一件十分具有挑战性的事情，确实难度巨大。一个最好的对策就是，不要挑战公众的基本认同。就是现在的孙中山像和当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像，也是逢年过节立于广场，平时就请走了。
四是执政文化资源是否匮乏的纠结。
总有人指责中国在全球办孔子学院，认为这是拿孔子当道具，实在没有当代自己的文化了才拿孔子说事。有人甚至就此歪曲说，执政者没有自己的价值观体系。这些看法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中国文化传承丰富多彩。不是哪一个文化符号能够全部概括的。孔子作为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极广、可交流性极强的载体，我们为什么不加以尊重呢?即使有一点功利性的运用，又有何不可呢?
执政的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但各种资源，最终都要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而不是代替关系。不能够说，我们在某一个时期出现一点特定的“热”(如“孔子热”)，就认为“惟有孔子可以救世”了。这是天大的误解。一是我们不认为现在的社会不可救药，二是我们不认为哪一个单独的符号可以救世。对于孔子的重新认识，只是漫长中国文化长河的涟漪而已。
我的建议是，把孔子像立于国家大剧院门口。孔子像想突破公众原有的认知格局不易，但放置在新的建筑群体中，则接受度会显著提高。特别是，国家大剧院洋派风格浓厚，孔子像的出现，可以很好地体现一种中西交流。
中国实现体面劳动的核心力量
文／罗传银
在一如既往关注充分就业改革的同时，促进体面劳动的一个内容是更多地关注劳动者的社会权利、就业公平、社会保障和社会对话问题。去年“五一”前夕，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讲话：“要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劳动保护机制，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
经过一年的努力，我国实现体面劳动有哪些新进展呢?首先，我国政府提出“体面劳动”，旨在通过促进就业、加强社会保障、维护劳动者基本权益，以及开展协商对话，来保证广大劳动者在自由、公正、安全和有尊严的条件下工作，进而实现人的价值和尊严。
2010年伴随着富士康连跳事件，不仅折射出了当代劳动者艰难的生存状态问题，由此引发了珠三角企业加薪潮和迁移潮的连锁反应；本田零部件公司罢工事件产生的蝴蝶效应致使本田在中国的整车生产企业均被迫停工停产，标志着我国二十多年来的低劳动成本策略，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劳动争议频繁，以过去传统手段为主的经济管理手段已经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下政府管理经济社会的需要。
这种经济转型中特有的现象在中国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中国经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以牺牲劳动者利益作为代价的，劳动者已经不能再接受了。虽然《劳动法》、《就业促进法》对规范劳动关系起到一定意义的作用。但说明通过原有行政手段对劳动力市场主体进行调控的效度下降。
体面劳动的发端和变迁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制度根源，因其具有道德合理性、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回应社会生产的实践需求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规律等特点而极富生命力，颇具理论与实践价值。在促进就业与经济发展、针对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及就业形势，实现体面劳动需要构建一个企业发挥主体力量、政府承担主导责任、工会发挥协调作用的三方核心力量。
具体说来我国实施体面劳动有以下几个着的点。
一是建立和健全保护劳动者权利的法律法规，在《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的基础上，今年新出台的《社会保险法》等，这些法律可以覆盖劳动者择业权、话语权、集体谈判权、健康权、人格权、社保权、受教育权等权利；协调企业活动中的多元利益关系，促进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实现劳资关系合作共赢；关注员工心理健康，注重员工幸福感、荣誉感和成就感的塑造，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特别当《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使劳动关系诉讼成为零成本时，更是提高了普通工人特别是农民工以法律武器低成本地保护自己权益的积极性。因此，接受审理的劳动争议诉讼案件增加，并不意味着劳动关系比以前恶化。
二是中国政府把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努力实现社会就业人人平等。这就需要最大限度创造劳动者就业和发展机会，要强化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实施相应的财政、金融、产业等方面政策，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健全面向所有困难民众的就业援助长效制度，完善就业与社会保障的联动机制，促进体面劳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三是大力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机制，使工资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一致，与企业效益提高相一致，确保每个职工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进一步消除行业垄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社会协商对话，组织和代表劳动者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增强劳动者的社会话语权，推动劳动就业、休息休假、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培训、劳动安全等方面制度的完善，使劳动者能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得到社会尊重与认同。
四是建立中国劳资关系评估机制。在我国全面推进体面劳动健全政策体系的同时，既需要从宏观社会层面进行具体部署，也需要对微观个体层面进行绩效考核；既要反映体面劳动的客观依据，也需要结合主观感受来进行综合评价。
目前一些省市依据体面劳动的内涵，从就业、权利、社会民主、社会保护四个维度，从政府、企业、员工三个层面分别对体面劳动测评指标做进一步的分解，使运用体面劳动指标体系评价的结果能够更加准确、全面、客观，促进我国体面劳动更加全面、更加务实地发展。
体面劳动意味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互协调，体面劳动意味着人的生存和发展质量的全面提升，体面劳动因此应当成为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领域改革目标的主要内容。
从政府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与经 济建设型政府相比，在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各项职能中，“创造充分的、生产性和自由选择的和体面的就业”应当置于更加重要的突出位置，这样的体面劳动才能等同于“卖现人的价值和尊严”。
房价调控政府面临两难选择
文／易秋霖
目前的房价调控政策是至今为止最严厉的，但是，几个月过去了，就像近6年来每一次调控一样，房价并未因调控政策出台而明显下跌，房价仍在上涨。尽管一些地方涨幅有所下降。
这次调控的最大特点是限制投资(机)购房。很明显，政府认为中国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投资购房。现在大城市基本上已将投资购房的渠道堵死，可是房价仍降不下来，由此可知，将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投资购房的判断是错误的，真正的主要原因是自住需求大于住房供给。
所以，如果调控政策只是针对投资购房，则此次调控必将像以往历次一样，结局是房价越调越高。但愿政府能从房价调控的屡次失败中清醒过来，真正认识到中国房价尤其是大城市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自住需求而非投资(机)需求增加。不过，即使认识到了房价上涨的真正原因，政府也会面临两难选择。
其一是，增加土地供应与“18亿亩土地红线”的两难选择。让房价下降必须大量增加土地供应以增加住房供应，可是，中央政府坚持“18亿亩土地红线”不能突破，所以地方政府即使有意愿增加土地供应，也会因这条“红线”而难有作为。
其二是，房价下降、财政收入减少与财政收入增长指标的两难选择。如果政府大量增加土地供应，比如每年增加50％以上，则土地供应价格、商品房价格均必然大幅下降。结果是，虽然每年土地供应总量增加，但是，政府从土地供应、房地产交易税中得到的总收入可能反而减少。而现在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任务都很重，指标一年比一年高。
其三是，建设保障房与改善财政收支状况的两难选择。现在中央政府要求各地增加保障房供应，并将数量分解到各省市区，必须完成。保障房建设需要地方政府提供资金，建好后或低价出售，或低价出租。地方政府从保障房中不仅无法获利反而要倒贴钱，显然，这是个亏本的事。并且，增加土地以建设保障房，就减少了商品房的土地供应，政府从房地产中得到的收入就会减少。所以，建保障房使财政支出增加，同时使财政收入减少，这一增一减导致地方政府财政状况明显恶化。而政府希望的是收入增加、支出减少，收支状况得到改善。
上述三个“两难选择”使地方政府没有主动性、也没有积极性去控制房价，反而会主动地、积极地去推高房价。这也昭示对此次房价调控的前景不容乐观。而要降低房价，必须政策上有所突破，思路上有所改变。
首先，必须突破“18亿亩土地红线”，允许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将更多土地用于住房建设。“18亿亩红线”是许多年前制定的政策，但是，中国的城市化程度逐年上升，2010年底已经接近一半人口住在城市。城市人口增加了，农村人口减少了，则城市用地也应随之增加，农村用地随之减少，不应死守“18亿亩红线”。只有土地供应总量大幅增加，商品房供应、保障房供应才有可能大幅增加，房价才有可能明显下降。
其次，不应向各地政府提出过高的财政收入增长要求。现在，各地政府来自房地产的收入(包括土地拍卖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很高，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估计在30％以上，中小城市这一比例更高，地方政府靠商品房的高房价才得以保证财政收入高增长。既要降低房价，又要政府出资大量建保障房，同时又要保证财政收入高增长，在目前是不可能的事。
个税征收要体现出“个性”
文／皮海洲
4月25日，中国人大网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全文，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根据该草案，个税起征点将由现行的每月2000元提高到3000元。同时，个税税率也由目前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修改为7级。
较之于目前实行的个税起征点及税率来说，《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所进行的修改显然更合理一些。不过，在4月22日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上，该草案并未提交会议进行表决，而是决定将该草案向社会全文公布征求意见，在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再行表决事宜。
这一决定体现了我国立法机关对民意的尊重。实际上。对于这次“个税法”的修改，国人确实非常关注，而且也发表了不少看法，其中比较集中的一条就是认为3000元的个税起征点仍然太低。很多人提出了5000元甚至更高的起征点。
笔者也是支持选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实际上，即便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这一起征点较之于1980年800元的起征点来说，仍然是偏低的，哪怕提高到1万元也不过份。
但个税起征点的提高只是一个方面，它不应该是《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的全部。实际上，不论个税起征点如何提高，它都是有局限性的，它还会留下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所以，要使本次《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更加完善、合理，更加公平、公正，这就有必要改变在个税征收问题上“一刀切”的做法，使个税征收体现出更多的“个性化”或“人性化”。
首先要考虑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同样是3000元的工资收入水平，在不同地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在一些大城市里，3000元只是一个很低的工资收入水平；而在一些中小城市里，3000元是一个中等收入；至于乡镇、农村，3000元的月收入就属于高收入了。正是基于3000元收入的实际意义在不同地区是不同的，因此，个税起征点在不同的地区理应不同。
其次，要考虑到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收入差别。不同的家庭，收入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的收入决定了家庭之阍的经济状况不同。比如，张三的家庭，全家三人都工作，每人每月工资在2000～3000元之间，虽然其全家无人纳税，但其全家的经济状况至少还算不错。而李四的家庭，也是全家三口人，但妻子无工作，小孩正上学读书，其全家人就靠李四每月4000元收入过日子。比较两个家庭，张三一家显然更富裕一些，但李四因为个人收入相对高一点却还要交税，这对于李四的家庭来说显然不公平。所以，个税起征点的调整必须考虑家庭因素，应以家庭人平收入为标准计征个税。
其三，要考虑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对于不同的人来说，3000元的价值也是不一样的。比如，甲乙两人都在同一城市工作，他们的收入都是每月3500元。但甲是本城市居民，而乙是外来人口，独自一人在该城市打工。对于这样两个人来说，甲每月3500元虽然不富裕，但居家过日子并不难。但乙的日子显然要难过得多，至少每月都要承担一笔不低的租房支出。如果甲乙二人一样征税，这对乙来说显然并不合理。如果进一步考虑到乙还要买房的因素，乙每月的收入买一平方米都不够，乙当“房奴”的资格都没有。因此，《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有必要考虑到人与人之间的不同，让个税征收 充满“人性”。
中国经济短期不会“硬着陆”
文／刘杉
经济学家喜欢预测，但这活儿不像科学，更像艺术，能不能猜准，运气很重要。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国经济进行过预测，大都败得一塌糊涂。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努里尔·鲁比尼是著名的“末日博士”，他因准确预测美国次贷危机而声名大噪。最近又对中国经济进行了预测，而这次预测，对他而言更像是赌博。
鲁比尼称：“中国投入在有形资产、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资本泛滥成灾。在一位访客看来。这一切是显而易见的。瞧瞧那些豪华但却空荡荡的机场和子弹头火车，毫无用处的公路，数以千计超大规模的政府新办公大楼，一座座被废弃的鬼城，以及为防止全球铝价暴跌而一直关闭的崭新的铝冶炼厂。”
鲁比尼下结论说，“最终，很可能会在2013年后，中国将会遭遇一场硬着陆。从以往经验看，所有的过度投资——其中包括上世纪90年代的东亚——最终都会导致金融危机或长时间经济增长迟缓。”
这是鲁比尼走马观花得出的结论，其逻辑是，过度投资导致金融危机，从而使经济硬着陆。这样的逻辑曾经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得到验证，另一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是凭这样的逻辑预测了东亚危机。那么，这样的不幸会不会落在中国经济身上。
应该说，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因为很多市场化经济体都落入投资过度的陷阱。不过中国经济虽然问题不少，但短期内尚不至于硬着陆。
首先中国能够避免债务危机发生。
中国过度投资的主体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虽然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地方债务存在一定风险，但中国政治体制和半市场化经济制度决定了中央政府不会任凭地方政府出现债务危机，因此，中国不会出现鲁比尼想象的政府破产的情景。此外，货币紧缩导致信贷供给紧张，但国有银行优先保证了国有企业资金需求，因而短期内国有企业不会出现系统性财务风险。
其次，中国维持了货币和信贷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政策一再收紧，主要体现在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比率上，其目的在于对冲外汇占款增加导致的流动性过剩问题。而从加息节奏看，货币当局并不想增加市场资金成本，力求避免泡沫破裂。从信贷看，增速有所下降，但依然保持了较高水平供应量，3月新增信贷高达6794亿元人民币，这一方面体现了银行信贷冲动，另一方面也预示中国难以大幅度减少新增信贷供应量。
第三，中国经济不断用新投资来支撑增长。
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加大了经济结构调整力度。但受制于短期利益驱动和增长惯性，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依然支撑经济增长。短期逻辑是应对金融危机，但暗含逻辑则是政府并不想放弃投资主导经济的增长模式。这两年，中央政府批准了大量地方经济规划，表面看是合理规划区域经济发展，但其本质依然是利用投资拉动经济，也表明政府不想放弃主导经济的权力。这实际是用新的泡沫支撑旧泡沫。
鲁比尼并不了解中国国情，其以游客身份看到的景象国人并不陌生，中国的本事就是不断用新的投资来维持旧有的矛盾。但问题是，随着矛盾的积累，鲁比尼的乌鸦嘴就有可能吐出象牙来。
中国应该对过度投资问题加以重视，经济繁荣背后存在大量隐忧，至少三个问题应引起关注。一是过剩产能问题难以化解，二是民间资本发展受到抑制，三是资产价格面临重估。
产能过剩问题将愈发严重。中国一方面强调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一方面依然通过投资拉动增长。投资维持了短期繁荣，但其带来的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国际金融危机前，中国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了增长，这主要受益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通过外需扩张，增加了总供给，过度投资建立的产能也通过出口得以消化。但在西方国家“去杠杆化”后，国际贸易总量难以在一定时间内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这使得中国无法再依靠出口来弥补产能缺口，过度投资的恶果将会逐步积累并显现。
民间投资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遭到打击，将制约经济健康发展。尽管中国已经意识到民间投资才是维系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应对金融危机实行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政策导致民间投资萎缩。虽然去年政府推出了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支持政策，但这个政策并没有顾及民间资本在与国有企业竞争时的劣势地位，并没有形成对民间资本的政策倾斜，所以政策好看，但效果不彰。最近民营加油站陷入无油可加的困境，不仅凸显国有垄断资本的强大，也表明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艰难。而政府实行紧缩政策时，民营企业信贷首先受到抑制，这加剧了民间资本的困境。
此外，资产泡沫必然崩溃，这将打击中国经济。受通胀预期影响，房价依然居高不下，但房地产泡沫破裂不可避免。目前政府实行的政策是抑制房价上涨趋势同时加快保障房建设，意在通过以时间换空间的办法来吸收部分房地产泡沫。但中国房价长期上涨的主要支撑动力在于国际贸易顺差导致的货币增发。由于房地产长期以来吸收了过剩流动性，而一旦人民币升值到位，那么支持高房价的货币因素就会消失，人民币资产将面临重估过程，房地产泡沫也必然破裂。
俗话说“一俊遮百丑”。中国经济表面繁荣背后蕴藏着巨大风险，“末日博士”鲁比尼的“硬着陆”预言短期内不会实现，但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风险正在显现。能否避免经济“硬着陆”，关键还要看转型能否持续进行，而这需要民间资本最终挑起经济增长大梁。
中国加息空间受到国际环境制约
文／巴曙松
美欧等西方国家在下一盘非常冒险的棋。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考察，目前美国、欧洲和日本虽然不能说在负债方面没有采取措施，但是大部分的资产负债指向了资产方，通过资产价格上升，通过大量的流动性，通过保持刻意非常低的利率。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欧美日在这几个方面，可能是在下一盘非常冒险的棋。
目前为止，第一次量化宽松解决了金融系统流动性的问题，稳定了市场的信心。但实际上，如果评估一下美国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情况，目前看，资产负债主要还是资产方。从几个数字来看，截至到2010年四季度末，美国家庭资产负债率从22.5％降低到19.7％，这期间家庭的总负债仅仅回落了1％，但是总资产却回升了13％，其中金融资产回升了20％。而且在此期间，房地产市场是在回落，房地产这一部分的资产在减少，所以它的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股票市场。依靠大量的流动性推动的资产价格上升，而且极低的社会融资成本，刺激了居民的消费、购房以及企业的投资。
目前美国的商业银行24个月的个人贷款利率和48个月的汽车购款利率都是20年来的最低水平，一个简单的测算，按照现有的美国国债规模，如果加息0.25个基点的话，增加的利息支出大概是350-360亿美元。因此即使美国的经济复苏势头比较强，可能在加息方面，它不得不持有非常审慎的态度，这对中国 下一步货币紧缩、汇率政策将会带来影响。美元的走软，必然客观上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从日本的情况来看，地震和核灾害导致的冲击，对日本经济有直接的影响，而从全球经济的评估来看，电力短缺的影响更值得关注。电力短缺会形成一个供应链的冲击，虽然大量的加工制造业已经从日本转移，但是在电子、汽车这些行业，高端的加工设备、原器件还是在日本，电力短缺对于这部分的生产形成冲击，并通过供应链冲击到中游和下游加工制造环节，将使得保持低成本的供应链成为过去式，企业必须要为供应链付出更高的成本，要多留一点库存，寻找新的原材料的供应。
未来日本企业比较理性的选择，是把这一部分原产品留在日本本土的元器件、设备加工转移出来，因为很多中游、下游也是日资企业，为了自己产业链的完整，转移到中国或者东南亚。但这样的话，它的产业空心化趋势是很难避免的，同时产业转移会使得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下降，而灾后重建意味着进口需求的增加，贸易顺差的情况可能改变，日本政府可能被迫要进一步放松货币。
对于欧洲来说，其在资产负债表的修复过程中，对于负债方所做的工作也是比较少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出台长期解决债务危机，如增加税收来源等等政策比较难，容易受到抵制。同时，欧洲相当一部分债务由国际投资者持有，国际投资者的投资偏好和风险收益的调整，对国债发行非常有影响。所以如果国债发行有问题，而财政方面不愿意作调整的话，也不排除可能由央行来出面干预。
中国货币政策面临国际环境约束。如果欧美日始终刻意保持低利率的话，会直接制约中国利率政策的加息空间。尽管国内物价压力可能很大，但是可能加息的空间不是很大。同时，我国明年外汇储备有可能到4万亿美元，这就使得央行对冲成为一个常态的操作。央行对冲流动性，无非就是两个渠道———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票据。在目前货币基数之下，存款准备金率提高0.5％，大概冻结3700亿人民币左右，而在二季度对冲乃至全年对冲会成为一个常规性的操作。一个最简单的假设，如果二季度外汇储备增加2000亿美元，相对投放差不多1.2万亿元多，到期的央行票据为1.8万亿元，所以如果央行新发票据完全对冲1.8万亿元，那么新增的这1.2万亿需要通过上调三次存款准备金率来对冲。
此外，决策者可能不得不比以前更多地依赖汇率工具。如果美元刻意保持低利率，大量的流动性将使得商品价格大幅度的上涨，会加大中国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从目前情况来看，随着农产品价格的回落，其所带来的通胀压力逐渐减弱，输入型通胀将成为未来的通胀新动力。所以在这个时期，适当地加快升值，有助于抑制输入性的通胀。
社会融资总量蕴含政策新趋势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融资渠道多样化、金融机构主体多样化，特别是到2010年，人民币贷款只占整个社会融资总量的50％，这样一个变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趋势上来看，随着社会融资渠道的多样化，贷款占比下降的趋势还会持续。对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来说，要清醒地认识到，仅仅依赖存贷款利差的传统商业模式，其盈利空间将越来越受到挤压；而能够综合运用多种融资渠道工具，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会获得更多的增长空间和机会。
其次，从企业角度来说，这对企业的金融运行能力考验加强。目前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企业，其判断金融形势差异很大，有人说钱非常紧，用很高的成本去融资都融不出来；而有人说钱非常充足，找不到好的项目。
最后，对货币政策决策者而言。社会融资总量目前还处于一个引入阶段，主要只能是作为一个监测目标，特别是在初期，很难做一个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而且，目前统计的口径和范围还不是很完备。不过，这个指标出来之后，还是隐含了一些政策含义。在信贷占主导的时期，主要靠数量工具，效果还是不错。而价格工具用得非常审慎，特别是利率、汇率动得很慢。而随着社会融资多样化，将促使政策工具组合中，利率、汇率工具的使用会比以前的调控更加灵活。此次我国利率水平的跟进速度比前面每一次调控都要快，这是社会融资多样化之后的一个必然结果，所以下一步市场也应该充分意识到这样一个特点。
房地产行业该对谁征收暴利税
文／朱大鸣
什么叫暴利?发改委正在研究商品住房领域实施反暴利规定。暴利不是看价格涨幅多少，而是看真实的利润率。从利益链角度来看，土地垄断造成土地垄断利润极高、信贷垄断导致资金使用成本很高、60多种税费导致开发、持有与转让成本过高。
要说房地产市场的暴利，很多近两年拿地的开发商其真实利润不过10％左右，这种利润与其他行业的利润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当然早期拿地的开发商利润较为丰厚，但这样丰厚的项目现在少而又少。然而其它行业的利润超过40％的多如牛毛，甚至连卖饼的阿姨们，都有50％的利润。
在房价的成本中，大家都知道其中最大的成本是地价成本。众所周知，这几年土地成本涨幅是最高的，面粉比面包贵的怪事比比皆是。地方政府低价征地又高价卖地，简直是一本万利。土地价格偏离公允越来越高，这些偏离的利润，就成为各地土地财政的来源。这样的发展道路，是不能持续的，因为地价上涨终究会形成土地泡沫，最终殃及整个房地产市场和经济。
在地价上涨过程中，被动迁的农民没有随着利润的增加获得多少好处，因此，才会出现那么多的矛盾冲突，这些冲突在更多层面是利益冲突。
在资金方面，资金密集型的房地产产业，常常被断贷，时不时还提高资金借贷利率，紧缩银根。这些措施，往往造成利差不断扩大，贷款的指向性很强，导致大量的信贷变成炒作资金，甚至有的直接暗地变成高利贷牟利。这些才是真正的一本万利，资金成本的上升，也最终要转嫁到房价上。
房地产市场两大资源，一个是地根、一个是银根，是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命门。地方政府想多收益就制造土地紧张假象，抬高土地价格，央行想要制造麻烦，就阻塞正常的贷款。逼着你去贷高利贷或者抬高利率。还有多如牛毛的税费要征收，这些都要转嫁到房价上去。不仅如此，房屋转让一次又一次重复收税，不动产还要征收房产税。总而言之，我们应当从房地产利益链上看待房地产利润的分配，看待中国房地产市场高房价是如何形成的。
没有人不痛恨暴利，因为它在扭曲了真实价格的同时，导致市场经济体系配置资源功能的失灵。但是，仅仅搞暴利税而不去改变房地产市场的外部基本环境，只能让市场变得更坏而不是更好。
商品房价格高的最重要原因是土地一级市场造成的，而中国土地一级市场是国家绝对垄断的，所以要消除暴利，就要从土地招拍挂开始。
文／梅新育
美国追杀本·拉登十年，终于得手，已经在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场上引起了显著的反响，美元汇率上升而商品价格有所下跌。但通观全局，拉登之死还不足以深刻影响国际经济全局。
之所以如此判断，首先是因为拉登影响力较大的地区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较小，在实体经济部门产出中所占份额更低。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的实际影响力集中于中东北非国家，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4月号《世界经济展望》数据，这一地区在2010年全球实际GDP中所占份额不过50％，即使这一地区全部陷入全面混乱，直接影响的也不过是全世界5.0％的产出，更何况拉登及其基地组织还没有这般神通呢!因此，拉登之死的经济影响将主要是集中在金融市场、虚拟经济部门，而不是实体经济部门。
本·拉登之死若要真的对世界实体经济部门基本面产生影响，唯一可行的途径是美国统治集团能以此为由宣布十年反恐战争胜利结束，真正大幅度减少在海外过多过滥的军事干预，避免美国国力过度耗竭。只有这样，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才能更快更好地摆脱失衡，美国经济和美元汇率才能获得可持续的长久支持。问题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所引发的道德风险，加上多年来滥用军力的实践，已经在美国内外孳生起来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力图把美国继续固定在目前这条滥用军力的轨道上，却全然不顾此举是否会导致美国国力过度耗竭而最终不可持续。看看美国国内主张肆意干预外部事务的强硬势力，看看世界上有多少国家的所谓民主派、反对派把夺取政权的希望寄托在美国干预之上，看看他们为此在美国展开了何其强大的游说，我们就不难明白这个利益集团左右美国走向的势力多么强大。在利比亚战争中，尽管美国高层起初坚持不作军事卷入的立场，到头来却不得不步步后退，尽管对利比亚反对派心怀疑忌却提供了数千万美元军事援助，未来完全有可能如同美国逐步陷进越南泥潭、苏联步步卷入阿富汗那样重蹈覆辙。由此看来，即使美国领导层中的明智之辈有心收缩过度扩张的战线，保养国力，其国内外利益集团也已经使其欲罢不能了。
即使在金融市场、虚拟经济部门，单有拉登之死本身也不足以引爆大规模的市场逆转，只有与美国货币财政政策根本逆转结合在一起，才能成十倍百倍地放大其冲击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美国实际利率意外上升约5个基点，相对于那些对美国没有直接金融风险暴露的经济体，有这种风险暴露的经济体(平均暴露为16％)净资本流动将在季度内下降GDP的0.5个百分点，且这种额外的负面效应不断增大。净资本流动对美国货币紧缩的敏感性随对美国直接金融风险暴露水平提高而增加，并在全球融资环境(利率，风险偏好)宽松时更加强烈；拥有较深国内金融市场和强劲增长表现的受冲击较小。这样，如果此时美联储宣布结束宽松货币政策、开始加息，而且加息幅度可观，那么我们可望看到拉登之死引起的商品市场波动演变成商品价格雪崩，美元则将一飞冲天；问题是美联储刚刚结束的会议决定其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将如期于6月份结束，目前货币政策保持稳定。这样，等到美国货币政策真正开始逆转的时候，本拉登之死效应恐怕已经消散得差不多了。所以，基于上述分析，尽管本拉登死讯传出后美元汇率小幅上扬，但这种效果只能是短期的。
谁制造了“国博北门孔子像立废”四大纠结
文／董少鹏
这两天，围绕国家博物馆北门外孔子像的废与立，各种意见纷繁不断。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孔子像立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不合时宜，不合礼仪，也不太符合政治逻辑；现在悄然搬迁，说明立像的主导者失败了，被民意打败了，孔子“落寞”了。但我认为，公众完全没有必要对此过于纠结，中国人所需要、所认同的“精神载体”终将以合理方式的回归，以大家认同的方式继续传承。
国家博物馆北广场上的孔子像立于2011年1月11日，这座高9.5米、重17吨的孔子铜像悄然立起来，确实缺乏一点隆重，没有谁来昭告天下。在各种议论纷杂之时，4月20日，这尊孔子像又被悄悄地移走了。移到何处?报道说。根据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整体设计，在馆内西侧南北庭院设立雕塑园，陆续为中华文化名人塑像，第一尊完成的是孔子像。因庭院建设工程未完工，孔子塑像暂安放在国博北门外小广场。目前，庭院建设已竣工，按设计方案，将孔子塑像移至国博西侧北庭院内。
于是，有人翻出2011年1月11目的《京华时报》的报道，国博馆长吕章申就“为何将孔子像树立在北广场”进行说明。吕章申说：“国家博物馆北广场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国博作为积累与承传中国历史文化的国家最高殿堂，理应为这一重要区域增添光彩，增加与这一宏伟而庄严的建筑相应的文化含量。”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吕章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又表示：“西方国家博物馆的门口都有雕像，国家博物馆扩建以后，门口岂能没有雕像?而孔子是世界公认的文化巨人，所以就立了孔子像。”吕章申对于群众的反对声音如是说：“不能把孔子像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应多从文化的角度去诠释孔子像。”吕章申在孔子塑像落成仪式上特别强调：“该铜像临近长安街和故宫的地理位置有助于展示其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北京晚报记者2011年4月21日电话采访了国博工作人员。他们的解释是：“在馆内西侧南北庭院设立了雕塑园，将放置中华文化名人塑像。第一尊完成的是孔子像，但当时庭院没有完工，就放在了国博北门外小广场。现在庭院已建完，就将孔子雕塑移到西侧北庭院里去了。”
对于孔子像不足百日的“立废之争”，有人幸灾乐祸，有人扼腕叹息，有人讥笑挖苦，一些人则为孔子历史地位和当代政治担忧，我认为，这些其实都是浮云而已，历史终究有它自己的路径。中华民族不会因一尊孔子像的立废而发生大的变异，不会因此找不到方向，甚至失去方向。
为此，我呼吁大家放弃围绕孔子像立与废的纠结：
一是该不该立像的纠结。
孔子作为中国儒家治国和道德体系的化身，为他立像并不突兀。这次引起争议，主要是立像的位置十分惹眼。即使部分人不认同孔子的价值，但这不妨碍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孔子所主导的儒家文化也具有其难以撼动的政治地位。
过分指责国博也是缺乏道理的。如此大的动作，不应仅是国博所能承担。
二是政治上该不该认同、应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孔子的纠结。
有人认为。孔子文化曾经有过政治上的辉煌，也遭遇到政治上的破落，典型的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砸烂孔家店”运动。现在又把孔子抬出来，是执政者失去自信的表现。并且，孔子那一套与现代政治体系完全不相吻合，所以，没有必要推崇孔子。
我认为，任何文化都是需要扬弃的，不可能完全照搬照用。继承、吸收、运用孔子文化中有 利于社会和谐的东西，没有什么不好。我们的社会需要秩序，而孔子文化中对于伦理道德和秩序的规范，的确有许多可取之处。何况，就是孔子文化，也是可以与时俱进的。现在一说国学，立即就披挂上汉代服装，其实大可不必。
我们信奉孔子学说，但不是只要孔子学说。认为推崇孔子就是政治上的放弃或者转折，是幼稚的。
三是孔子像该不该搬迁的纠结。
既然公众特别是精英阶层对“孔子像立在国博北门外广场”不太认同，国博知难而退，也是一种选择。我们应当允许这样的选择。当初立像没有采取“昭告天下”的方式，大概就是一种试探策略。当然，这样做会被指责仓促和随意，但对于决策者来说，或许没有更佳的办法。现在搬迁孔子像，很像是急就章，但社会应当给一点宽容。
其实，类似的情况已发生过一次。当年立于天安门广场的“中华民族团结柱”，就曾经历了在广场“永久保留”、“搬迁至奥运公园永久保留”和不知后事如何的变化。这两件事说明，在超级重大的场所增加和变更陈列，是一件十分具有挑战性的事情，确实难度巨大。一个最好的对策就是，不要挑战公众的基本认同。就是现在的孙中山像和当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像，也是逢年过节立于广场，平时就请走了。
四是执政文化资源是否匮乏的纠结。
总有人指责中国在全球办孔子学院，认为这是拿孔子当道具，实在没有当代自己的文化了才拿孔子说事。有人甚至就此歪曲说，执政者没有自己的价值观体系。这些看法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中国文化传承丰富多彩。不是哪一个文化符号能够全部概括的。孔子作为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极广、可交流性极强的载体，我们为什么不加以尊重呢?即使有一点功利性的运用，又有何不可呢?
执政的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但各种资源，最终都要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而不是代替关系。不能够说，我们在某一个时期出现一点特定的“热”(如“孔子热”)，就认为“惟有孔子可以救世”了。这是天大的误解。一是我们不认为现在的社会不可救药，二是我们不认为哪一个单独的符号可以救世。对于孔子的重新认识，只是漫长中国文化长河的涟漪而已。
我的建议是，把孔子像立于国家大剧院门口。孔子像想突破公众原有的认知格局不易，但放置在新的建筑群体中，则接受度会显著提高。特别是，国家大剧院洋派风格浓厚，孔子像的出现，可以很好地体现一种中西交流。
中国实现体面劳动的核心力量
文／罗传银
在一如既往关注充分就业改革的同时，促进体面劳动的一个内容是更多地关注劳动者的社会权利、就业公平、社会保障和社会对话问题。去年“五一”前夕，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讲话：“要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劳动保护机制，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
经过一年的努力，我国实现体面劳动有哪些新进展呢?首先，我国政府提出“体面劳动”，旨在通过促进就业、加强社会保障、维护劳动者基本权益，以及开展协商对话，来保证广大劳动者在自由、公正、安全和有尊严的条件下工作，进而实现人的价值和尊严。
2010年伴随着富士康连跳事件，不仅折射出了当代劳动者艰难的生存状态问题，由此引发了珠三角企业加薪潮和迁移潮的连锁反应；本田零部件公司罢工事件产生的蝴蝶效应致使本田在中国的整车生产企业均被迫停工停产，标志着我国二十多年来的低劳动成本策略，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劳动争议频繁，以过去传统手段为主的经济管理手段已经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下政府管理经济社会的需要。
这种经济转型中特有的现象在中国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中国经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以牺牲劳动者利益作为代价的，劳动者已经不能再接受了。虽然《劳动法》、《就业促进法》对规范劳动关系起到一定意义的作用。但说明通过原有行政手段对劳动力市场主体进行调控的效度下降。
体面劳动的发端和变迁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制度根源，因其具有道德合理性、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回应社会生产的实践需求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规律等特点而极富生命力，颇具理论与实践价值。在促进就业与经济发展、针对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及就业形势，实现体面劳动需要构建一个企业发挥主体力量、政府承担主导责任、工会发挥协调作用的三方核心力量。
具体说来我国实施体面劳动有以下几个着的点。
一是建立和健全保护劳动者权利的法律法规，在《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的基础上，今年新出台的《社会保险法》等，这些法律可以覆盖劳动者择业权、话语权、集体谈判权、健康权、人格权、社保权、受教育权等权利；协调企业活动中的多元利益关系，促进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实现劳资关系合作共赢；关注员工心理健康，注重员工幸福感、荣誉感和成就感的塑造，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特别当《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使劳动关系诉讼成为零成本时，更是提高了普通工人特别是农民工以法律武器低成本地保护自己权益的积极性。因此，接受审理的劳动争议诉讼案件增加，并不意味着劳动关系比以前恶化。
二是中国政府把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努力实现社会就业人人平等。这就需要最大限度创造劳动者就业和发展机会，要强化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实施相应的财政、金融、产业等方面政策，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健全面向所有困难民众的就业援助长效制度，完善就业与社会保障的联动机制，促进体面劳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三是大力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机制，使工资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一致，与企业效益提高相一致，确保每个职工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进一步消除行业垄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社会协商对话，组织和代表劳动者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增强劳动者的社会话语权，推动劳动就业、休息休假、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培训、劳动安全等方面制度的完善，使劳动者能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得到社会尊重与认同。
四是建立中国劳资关系评估机制。在我国全面推进体面劳动健全政策体系的同时，既需要从宏观社会层面进行具体部署，也需要对微观个体层面进行绩效考核；既要反映体面劳动的客观依据，也需要结合主观感受来进行综合评价。
目前一些省市依据体面劳动的内涵，从就业、权利、社会民主、社会保护四个维度，从政府、企业、员工三个层面分别对体面劳动测评指标做进一步的分解，使运用体面劳动指标体系评价的结果能够更加准确、全面、客观，促进我国体面劳动更加全面、更加务实地发展。
体面劳动意味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互协调，体面劳动意味着人的生存和发展质量的全面提升，体面劳动因此应当成为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领域改革目标的主要内容。
从政府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与经 济建设型政府相比，在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各项职能中，“创造充分的、生产性和自由选择的和体面的就业”应当置于更加重要的突出位置，这样的体面劳动才能等同于“卖现人的价值和尊严”。
房价调控政府面临两难选择
文／易秋霖
目前的房价调控政策是至今为止最严厉的，但是，几个月过去了，就像近6年来每一次调控一样，房价并未因调控政策出台而明显下跌，房价仍在上涨。尽管一些地方涨幅有所下降。
这次调控的最大特点是限制投资(机)购房。很明显，政府认为中国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投资购房。现在大城市基本上已将投资购房的渠道堵死，可是房价仍降不下来，由此可知，将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投资购房的判断是错误的，真正的主要原因是自住需求大于住房供给。
所以，如果调控政策只是针对投资购房，则此次调控必将像以往历次一样，结局是房价越调越高。但愿政府能从房价调控的屡次失败中清醒过来，真正认识到中国房价尤其是大城市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自住需求而非投资(机)需求增加。不过，即使认识到了房价上涨的真正原因，政府也会面临两难选择。
其一是，增加土地供应与“18亿亩土地红线”的两难选择。让房价下降必须大量增加土地供应以增加住房供应，可是，中央政府坚持“18亿亩土地红线”不能突破，所以地方政府即使有意愿增加土地供应，也会因这条“红线”而难有作为。
其二是，房价下降、财政收入减少与财政收入增长指标的两难选择。如果政府大量增加土地供应，比如每年增加50％以上，则土地供应价格、商品房价格均必然大幅下降。结果是，虽然每年土地供应总量增加，但是，政府从土地供应、房地产交易税中得到的总收入可能反而减少。而现在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任务都很重，指标一年比一年高。
其三是，建设保障房与改善财政收支状况的两难选择。现在中央政府要求各地增加保障房供应，并将数量分解到各省市区，必须完成。保障房建设需要地方政府提供资金，建好后或低价出售，或低价出租。地方政府从保障房中不仅无法获利反而要倒贴钱，显然，这是个亏本的事。并且，增加土地以建设保障房，就减少了商品房的土地供应，政府从房地产中得到的收入就会减少。所以，建保障房使财政支出增加，同时使财政收入减少，这一增一减导致地方政府财政状况明显恶化。而政府希望的是收入增加、支出减少，收支状况得到改善。
上述三个“两难选择”使地方政府没有主动性、也没有积极性去控制房价，反而会主动地、积极地去推高房价。这也昭示对此次房价调控的前景不容乐观。而要降低房价，必须政策上有所突破，思路上有所改变。
首先，必须突破“18亿亩土地红线”，允许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将更多土地用于住房建设。“18亿亩红线”是许多年前制定的政策，但是，中国的城市化程度逐年上升，2010年底已经接近一半人口住在城市。城市人口增加了，农村人口减少了，则城市用地也应随之增加，农村用地随之减少，不应死守“18亿亩红线”。只有土地供应总量大幅增加，商品房供应、保障房供应才有可能大幅增加，房价才有可能明显下降。
其次，不应向各地政府提出过高的财政收入增长要求。现在，各地政府来自房地产的收入(包括土地拍卖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很高，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估计在30％以上，中小城市这一比例更高，地方政府靠商品房的高房价才得以保证财政收入高增长。既要降低房价，又要政府出资大量建保障房，同时又要保证财政收入高增长，在目前是不可能的事。
个税征收要体现出“个性”
文／皮海洲
4月25日，中国人大网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全文，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根据该草案，个税起征点将由现行的每月2000元提高到3000元。同时，个税税率也由目前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修改为7级。
较之于目前实行的个税起征点及税率来说，《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所进行的修改显然更合理一些。不过，在4月22日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上，该草案并未提交会议进行表决，而是决定将该草案向社会全文公布征求意见，在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再行表决事宜。
这一决定体现了我国立法机关对民意的尊重。实际上。对于这次“个税法”的修改，国人确实非常关注，而且也发表了不少看法，其中比较集中的一条就是认为3000元的个税起征点仍然太低。很多人提出了5000元甚至更高的起征点。
笔者也是支持选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实际上，即便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这一起征点较之于1980年800元的起征点来说，仍然是偏低的，哪怕提高到1万元也不过份。
但个税起征点的提高只是一个方面，它不应该是《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的全部。实际上，不论个税起征点如何提高，它都是有局限性的，它还会留下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所以，要使本次《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更加完善、合理，更加公平、公正，这就有必要改变在个税征收问题上“一刀切”的做法，使个税征收体现出更多的“个性化”或“人性化”。
首先要考虑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同样是3000元的工资收入水平，在不同地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在一些大城市里，3000元只是一个很低的工资收入水平；而在一些中小城市里，3000元是一个中等收入；至于乡镇、农村，3000元的月收入就属于高收入了。正是基于3000元收入的实际意义在不同地区是不同的，因此，个税起征点在不同的地区理应不同。
其次，要考虑到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收入差别。不同的家庭，收入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的收入决定了家庭之阍的经济状况不同。比如，张三的家庭，全家三人都工作，每人每月工资在2000～3000元之间，虽然其全家无人纳税，但其全家的经济状况至少还算不错。而李四的家庭，也是全家三口人，但妻子无工作，小孩正上学读书，其全家人就靠李四每月4000元收入过日子。比较两个家庭，张三一家显然更富裕一些，但李四因为个人收入相对高一点却还要交税，这对于李四的家庭来说显然不公平。所以，个税起征点的调整必须考虑家庭因素，应以家庭人平收入为标准计征个税。
其三，要考虑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对于不同的人来说，3000元的价值也是不一样的。比如，甲乙两人都在同一城市工作，他们的收入都是每月3500元。但甲是本城市居民，而乙是外来人口，独自一人在该城市打工。对于这样两个人来说，甲每月3500元虽然不富裕，但居家过日子并不难。但乙的日子显然要难过得多，至少每月都要承担一笔不低的租房支出。如果甲乙二人一样征税，这对乙来说显然并不合理。如果进一步考虑到乙还要买房的因素，乙每月的收入买一平方米都不够，乙当“房奴”的资格都没有。因此，《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有必要考虑到人与人之间的不同，让个税征收 充满“人性”。
中国经济短期不会“硬着陆”
文／刘杉
经济学家喜欢预测，但这活儿不像科学，更像艺术，能不能猜准，运气很重要。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国经济进行过预测，大都败得一塌糊涂。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努里尔·鲁比尼是著名的“末日博士”，他因准确预测美国次贷危机而声名大噪。最近又对中国经济进行了预测，而这次预测，对他而言更像是赌博。
鲁比尼称：“中国投入在有形资产、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资本泛滥成灾。在一位访客看来。这一切是显而易见的。瞧瞧那些豪华但却空荡荡的机场和子弹头火车，毫无用处的公路，数以千计超大规模的政府新办公大楼，一座座被废弃的鬼城，以及为防止全球铝价暴跌而一直关闭的崭新的铝冶炼厂。”
鲁比尼下结论说，“最终，很可能会在2013年后，中国将会遭遇一场硬着陆。从以往经验看，所有的过度投资——其中包括上世纪90年代的东亚——最终都会导致金融危机或长时间经济增长迟缓。”
这是鲁比尼走马观花得出的结论，其逻辑是，过度投资导致金融危机，从而使经济硬着陆。这样的逻辑曾经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得到验证，另一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是凭这样的逻辑预测了东亚危机。那么，这样的不幸会不会落在中国经济身上。
应该说，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因为很多市场化经济体都落入投资过度的陷阱。不过中国经济虽然问题不少，但短期内尚不至于硬着陆。
首先中国能够避免债务危机发生。
中国过度投资的主体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虽然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地方债务存在一定风险，但中国政治体制和半市场化经济制度决定了中央政府不会任凭地方政府出现债务危机，因此，中国不会出现鲁比尼想象的政府破产的情景。此外，货币紧缩导致信贷供给紧张，但国有银行优先保证了国有企业资金需求，因而短期内国有企业不会出现系统性财务风险。
其次，中国维持了货币和信贷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政策一再收紧，主要体现在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比率上，其目的在于对冲外汇占款增加导致的流动性过剩问题。而从加息节奏看，货币当局并不想增加市场资金成本，力求避免泡沫破裂。从信贷看，增速有所下降，但依然保持了较高水平供应量，3月新增信贷高达6794亿元人民币，这一方面体现了银行信贷冲动，另一方面也预示中国难以大幅度减少新增信贷供应量。
第三，中国经济不断用新投资来支撑增长。
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加大了经济结构调整力度。但受制于短期利益驱动和增长惯性，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依然支撑经济增长。短期逻辑是应对金融危机，但暗含逻辑则是政府并不想放弃投资主导经济的增长模式。这两年，中央政府批准了大量地方经济规划，表面看是合理规划区域经济发展，但其本质依然是利用投资拉动经济，也表明政府不想放弃主导经济的权力。这实际是用新的泡沫支撑旧泡沫。
鲁比尼并不了解中国国情，其以游客身份看到的景象国人并不陌生，中国的本事就是不断用新的投资来维持旧有的矛盾。但问题是，随着矛盾的积累，鲁比尼的乌鸦嘴就有可能吐出象牙来。
中国应该对过度投资问题加以重视，经济繁荣背后存在大量隐忧，至少三个问题应引起关注。一是过剩产能问题难以化解，二是民间资本发展受到抑制，三是资产价格面临重估。
产能过剩问题将愈发严重。中国一方面强调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一方面依然通过投资拉动增长。投资维持了短期繁荣，但其带来的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国际金融危机前，中国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了增长，这主要受益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通过外需扩张，增加了总供给，过度投资建立的产能也通过出口得以消化。但在西方国家“去杠杆化”后，国际贸易总量难以在一定时间内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这使得中国无法再依靠出口来弥补产能缺口，过度投资的恶果将会逐步积累并显现。
民间投资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遭到打击，将制约经济健康发展。尽管中国已经意识到民间投资才是维系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应对金融危机实行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政策导致民间投资萎缩。虽然去年政府推出了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支持政策，但这个政策并没有顾及民间资本在与国有企业竞争时的劣势地位，并没有形成对民间资本的政策倾斜，所以政策好看，但效果不彰。最近民营加油站陷入无油可加的困境，不仅凸显国有垄断资本的强大，也表明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艰难。而政府实行紧缩政策时，民营企业信贷首先受到抑制，这加剧了民间资本的困境。
此外，资产泡沫必然崩溃，这将打击中国经济。受通胀预期影响，房价依然居高不下，但房地产泡沫破裂不可避免。目前政府实行的政策是抑制房价上涨趋势同时加快保障房建设，意在通过以时间换空间的办法来吸收部分房地产泡沫。但中国房价长期上涨的主要支撑动力在于国际贸易顺差导致的货币增发。由于房地产长期以来吸收了过剩流动性，而一旦人民币升值到位，那么支持高房价的货币因素就会消失，人民币资产将面临重估过程，房地产泡沫也必然破裂。
俗话说“一俊遮百丑”。中国经济表面繁荣背后蕴藏着巨大风险，“末日博士”鲁比尼的“硬着陆”预言短期内不会实现，但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风险正在显现。能否避免经济“硬着陆”，关键还要看转型能否持续进行，而这需要民间资本最终挑起经济增长大梁。
中国加息空间受到国际环境制约
文／巴曙松
美欧等西方国家在下一盘非常冒险的棋。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考察，目前美国、欧洲和日本虽然不能说在负债方面没有采取措施，但是大部分的资产负债指向了资产方，通过资产价格上升，通过大量的流动性，通过保持刻意非常低的利率。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欧美日在这几个方面，可能是在下一盘非常冒险的棋。
目前为止，第一次量化宽松解决了金融系统流动性的问题，稳定了市场的信心。但实际上，如果评估一下美国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情况，目前看，资产负债主要还是资产方。从几个数字来看，截至到2010年四季度末，美国家庭资产负债率从22.5％降低到19.7％，这期间家庭的总负债仅仅回落了1％，但是总资产却回升了13％，其中金融资产回升了20％。而且在此期间，房地产市场是在回落，房地产这一部分的资产在减少，所以它的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股票市场。依靠大量的流动性推动的资产价格上升，而且极低的社会融资成本，刺激了居民的消费、购房以及企业的投资。
目前美国的商业银行24个月的个人贷款利率和48个月的汽车购款利率都是20年来的最低水平，一个简单的测算，按照现有的美国国债规模，如果加息0.25个基点的话，增加的利息支出大概是350-360亿美元。因此即使美国的经济复苏势头比较强，可能在加息方面，它不得不持有非常审慎的态度，这对中国 下一步货币紧缩、汇率政策将会带来影响。美元的走软，必然客观上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从日本的情况来看，地震和核灾害导致的冲击，对日本经济有直接的影响，而从全球经济的评估来看，电力短缺的影响更值得关注。电力短缺会形成一个供应链的冲击，虽然大量的加工制造业已经从日本转移，但是在电子、汽车这些行业，高端的加工设备、原器件还是在日本，电力短缺对于这部分的生产形成冲击，并通过供应链冲击到中游和下游加工制造环节，将使得保持低成本的供应链成为过去式，企业必须要为供应链付出更高的成本，要多留一点库存，寻找新的原材料的供应。
未来日本企业比较理性的选择，是把这一部分原产品留在日本本土的元器件、设备加工转移出来，因为很多中游、下游也是日资企业，为了自己产业链的完整，转移到中国或者东南亚。但这样的话，它的产业空心化趋势是很难避免的，同时产业转移会使得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下降，而灾后重建意味着进口需求的增加，贸易顺差的情况可能改变，日本政府可能被迫要进一步放松货币。
对于欧洲来说，其在资产负债表的修复过程中，对于负债方所做的工作也是比较少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出台长期解决债务危机，如增加税收来源等等政策比较难，容易受到抵制。同时，欧洲相当一部分债务由国际投资者持有，国际投资者的投资偏好和风险收益的调整，对国债发行非常有影响。所以如果国债发行有问题，而财政方面不愿意作调整的话，也不排除可能由央行来出面干预。
中国货币政策面临国际环境约束。如果欧美日始终刻意保持低利率的话，会直接制约中国利率政策的加息空间。尽管国内物价压力可能很大，但是可能加息的空间不是很大。同时，我国明年外汇储备有可能到4万亿美元，这就使得央行对冲成为一个常态的操作。央行对冲流动性，无非就是两个渠道———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票据。在目前货币基数之下，存款准备金率提高0.5％，大概冻结3700亿人民币左右，而在二季度对冲乃至全年对冲会成为一个常规性的操作。一个最简单的假设，如果二季度外汇储备增加2000亿美元，相对投放差不多1.2万亿元多，到期的央行票据为1.8万亿元，所以如果央行新发票据完全对冲1.8万亿元，那么新增的这1.2万亿需要通过上调三次存款准备金率来对冲。
此外，决策者可能不得不比以前更多地依赖汇率工具。如果美元刻意保持低利率，大量的流动性将使得商品价格大幅度的上涨，会加大中国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从目前情况来看，随着农产品价格的回落，其所带来的通胀压力逐渐减弱，输入型通胀将成为未来的通胀新动力。所以在这个时期，适当地加快升值，有助于抑制输入性的通胀。
社会融资总量蕴含政策新趋势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融资渠道多样化、金融机构主体多样化，特别是到2010年，人民币贷款只占整个社会融资总量的50％，这样一个变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趋势上来看，随着社会融资渠道的多样化，贷款占比下降的趋势还会持续。对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来说，要清醒地认识到，仅仅依赖存贷款利差的传统商业模式，其盈利空间将越来越受到挤压；而能够综合运用多种融资渠道工具，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会获得更多的增长空间和机会。
其次，从企业角度来说，这对企业的金融运行能力考验加强。目前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企业，其判断金融形势差异很大，有人说钱非常紧，用很高的成本去融资都融不出来；而有人说钱非常充足，找不到好的项目。
最后，对货币政策决策者而言。社会融资总量目前还处于一个引入阶段，主要只能是作为一个监测目标，特别是在初期，很难做一个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而且，目前统计的口径和范围还不是很完备。不过，这个指标出来之后，还是隐含了一些政策含义。在信贷占主导的时期，主要靠数量工具，效果还是不错。而价格工具用得非常审慎，特别是利率、汇率动得很慢。而随着社会融资多样化，将促使政策工具组合中，利率、汇率工具的使用会比以前的调控更加灵活。此次我国利率水平的跟进速度比前面每一次调控都要快，这是社会融资多样化之后的一个必然结果，所以下一步市场也应该充分意识到这样一个特点。
房地产行业该对谁征收暴利税
文／朱大鸣
什么叫暴利?发改委正在研究商品住房领域实施反暴利规定。暴利不是看价格涨幅多少，而是看真实的利润率。从利益链角度来看，土地垄断造成土地垄断利润极高、信贷垄断导致资金使用成本很高、60多种税费导致开发、持有与转让成本过高。
要说房地产市场的暴利，很多近两年拿地的开发商其真实利润不过10％左右，这种利润与其他行业的利润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当然早期拿地的开发商利润较为丰厚，但这样丰厚的项目现在少而又少。然而其它行业的利润超过40％的多如牛毛，甚至连卖饼的阿姨们，都有50％的利润。
在房价的成本中，大家都知道其中最大的成本是地价成本。众所周知，这几年土地成本涨幅是最高的，面粉比面包贵的怪事比比皆是。地方政府低价征地又高价卖地，简直是一本万利。土地价格偏离公允越来越高，这些偏离的利润，就成为各地土地财政的来源。这样的发展道路，是不能持续的，因为地价上涨终究会形成土地泡沫，最终殃及整个房地产市场和经济。
在地价上涨过程中，被动迁的农民没有随着利润的增加获得多少好处，因此，才会出现那么多的矛盾冲突，这些冲突在更多层面是利益冲突。
在资金方面，资金密集型的房地产产业，常常被断贷，时不时还提高资金借贷利率，紧缩银根。这些措施，往往造成利差不断扩大，贷款的指向性很强，导致大量的信贷变成炒作资金，甚至有的直接暗地变成高利贷牟利。这些才是真正的一本万利，资金成本的上升，也最终要转嫁到房价上。
房地产市场两大资源，一个是地根、一个是银根，是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命门。地方政府想多收益就制造土地紧张假象，抬高土地价格，央行想要制造麻烦，就阻塞正常的贷款。逼着你去贷高利贷或者抬高利率。还有多如牛毛的税费要征收，这些都要转嫁到房价上去。不仅如此，房屋转让一次又一次重复收税，不动产还要征收房产税。总而言之，我们应当从房地产利益链上看待房地产利润的分配，看待中国房地产市场高房价是如何形成的。
没有人不痛恨暴利，因为它在扭曲了真实价格的同时，导致市场经济体系配置资源功能的失灵。但是，仅仅搞暴利税而不去改变房地产市场的外部基本环境，只能让市场变得更坏而不是更好。
商品房价格高的最重要原因是土地一级市场造成的，而中国土地一级市场是国家绝对垄断的，所以要消除暴利，就要从土地招拍挂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