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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92年高秉涵带着第一坛同乡的骨灰回到山东，至今，已有57坛。对这个身高175厘米、体重却只有44公斤的老人来说，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回家，就是天大的事
在台湾生活长达61年的菏泽人高秉涵清楚地知道，对那些大半生住在海岛上的“外省人”来说，这条通往家乡的路意味着什么。
“没有不想家的。”这几乎是侯爱芝所能讲出的最长的句子。这位80多岁的菏泽老人住在台北，离家已有60多年了。从她脸上深深的皱纹和褐色的老年斑中，难以看出那段留在故乡的青春。
她偏瘫了，半边身体不能动弹，语言能力也丧失了大半，只能终日坐在一把木椅上。“想家。”老人有时会努力地挤出这两个字，眼里渗出浑浊的泪水。
另一位菏泽同乡是一个83岁的老兵。他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无法出远门，但两岸通航后，却总是念叨着要回老家看看。儿子用轮椅推着他来到机场，当看见即将启程的老乡们时，他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地叫起来：“回家了，我要回家了。”儿子推着他在机场转了几圈，又把他抱上了返回台北的汽车。老人一直幸福地望着窗外，他真的以为自己就要踏上归途。
高秉涵说，对于这些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来说，回家，就是天大的事。正因为如此，他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同乡们完成回家的梦想。而许多菏泽同乡，也安心地将自己人生最后的希望交到他的手上。
有好几次，他被紧急叫到医院，弥留的同乡只有一个请求，让他把自己的骨灰送回菏泽老家。“我说好，你放心。他们就吧嗒吧嗒地落泪，然后就走了。”高秉涵低声回忆道。
去世的老乡越来越多，高秉涵背负的嘱托也越来越重。自从1992年他带着第一坛同乡的骨灰回到山东，至今，已有57坛。
对这个身高175厘米、体重却只有44公斤的老人来说，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些骨灰坛由青白色大理石制成，每一个都重达10公斤。为了不出差错，高秉涵一次最多只能往回带4坛。
一年夏天，他从台北赶去花莲的军人公墓办理骨灰迁移手续。没料想，台风来得突然，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下山的桥被洪水拦腰冲断，他抱着冰冷的骨灰坛躲在空无一人的墓地。雨下得大了，“浑身就像泡在水里”。他发现附近有为死去的“有钱军人”修建的凉亭，便捧着骨灰坛在亭子里蹲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才被直升机救出。
家人并不同意老人的行动，“没有谁愿意家里摆着好几坛外人的骨灰”。为此，他不得不将骨灰摆进地下室，而自己就睡在一旁，借此安慰子女：“有我陪着这些老哥，他们的鬼魂就算回来，也不会去找你们的。”
把骨灰从台北带回山东是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这些被密封起来的骨灰坛，常常被误认有“藏毒的嫌疑”，高秉涵必须通过繁琐复杂的安检程序。并且，因为害怕骨灰坛摔碎，他从来不敢托运。即便带上飞机，他也只能小心地抱着，生怕空乘人员和周围的乘客发现。
他曾经因为要照顾同行的另外一位老人，在海关遗失了一坛骨灰，也曾经因为没拿稳，把骨灰坛摔碎。但是最终，他还是把这些骨灰送回了那些逝者生前无法回到的故乡。
“只要还有一个人要回家，我就陪着他们”
在台湾，200多个从菏泽一路历经战火和逃难来到这里的人组成了“菏泽旅台同乡会”。高秉涵因为来台时年龄最小，在同乡会里也最年轻，被推选为会长。
对他来说，会里的每一个同乡都是他的父兄、母姐。他坚持每年清明或中秋陪着想要回家的同乡一道返乡：“我答应过他们，只要还有一个人要回家，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回来。”
说这话的时候，高秉涵似乎已经完全忘记，自己也是一位75岁的老人了。
其实，菏泽只是他生活了13年的地方，如今他在那里已没有“五服以内的亲人”。但因为这些同在异乡的乡亲，菏泽不仅意味着故乡，也意味着他身上背负的关于回家的约定。
高秉涵成了菏泽同乡的中心人物。这些一辈子都未忘记乡音的菏泽人频繁地聚会，只不过，他们的话题屈指可数：家乡的样子，逃难的经历——
1949年厦门海岸上的一个秋夜，中秋节刚刚过去，“月光很亮”。高秉涵和海滩上成千上万人一样，焦急地等待着前来带他们到海峡另一边的船。天还没亮，两艘登陆艇悄悄地靠岸，逃难的人们“像流水一样疯跑”，想要抓住最后一根离岸的稻草。
这个当时只有14岁的男孩，只能跟着人流向前挤，一开始是在地上跑，但很快就变成了“在被踩死的尸体上跑”。
天已大亮，当他在最后一刻挤上船时，一颗炮弹落在船上，硝烟和血雾弥漫在一起。那些未能登船的士兵绝望地哭喊着，有的拿起枪向船上扫射。舱门关闭，将正在那里的难民拦腰夹断。船上幸存者所能做的，只是将尸体和残肢不断地扔进海中……
高秉涵漂落到了大海的另一边，再也见不到自己的母亲。但是，当时的他甚至不知道那样一个充满诀别意味的清晨，究竟是哪一日。数十年后，他在图书馆翻查史料，才发现自己乘坐的是那一年由厦门驶往台湾的最后一班船，日期是1949年10月16日。仅仅半个月之前，在遥远的北京，一个新的共和国成立了。
另一半骨灰，一定要回到菏泽
去了台湾的高秉涵在那里度过大半生，求学成家，先后成为法官和律师，并且最终也没能再见自己的母亲一面。
他曾经想过各种办法联系母亲。1979年，大陆与台湾之间尚不能直接通信，他委托美国的同学帮忙寄出第一封家书。他不知道自己的村子是否仍在，也不知道该如何填写地址，便只好写下“山东菏泽市西北35里地处高庄”，收信人则是母亲“宋书玉”。
在那封并不长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之所以要艰苦奋斗地活下去，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再见到我娘一面，绝不会像大姐秉洁、三姐秉浩一样，在抗日战争爆发时就生死不明……娘，我会活着回来。”
就在这封信辗转寄达的一年前，宋书玉逝于吉林辽源，她晚年和小儿子住在一起。说起这些，60多岁的弟弟高秉涛哭得像个孩子：“就差13个月，我母亲就能知道她的大儿子去了台湾，没有死。”
弟弟告诉高秉涵，对一辈子盼着儿子回家的老母亲来说，儿子是年夜饭时桌上的一副碗筷，她总要为他夹一块肉、一口菜；儿子还是一件小时穿过的棉褂，一直被妈妈藏在枕头下面，从菏泽一路向北带到辽源，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分钟。
曾有一段时间，高秉涵绝望地认为：就算两岸开放，对我来说也没有意义，我和妈妈一个地上、一个地下，永远也见不到了。
但在他心中还有与母亲同等重要的念想。有时，他不知道该如何向儿女解释，菏泽，这个被切断和隔绝了几十年的地方，这个被叫做“故乡”的地方，对自己和同乡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些一路经历着无数生死诀别到达台湾的人，正在老去、死亡。往年，他组织的回乡团里总有几十个团友，而今年，却只剩三人。
“也许我们一走，这种感情就会断掉。”高秉涵有些悲观地说。他为孙女起名“佑菏”。“菏”，那是一个在儿媳看来“太不好念”的字。但老人坚持，这就是孙女不可替代的名字。
“保佑菏泽，保佑菏泽。”他喃喃地念道。
他已为自己安排好：“如果我死了，骨灰一半留在台湾陪太太，另一半，一定要回到菏泽。”想着想着，老人不由得微笑了一下，“等我回去的时候，一定有整排老乡在下面列队欢迎我呢。”
摘自《中国青年报》
回家，就是天大的事
在台湾生活长达61年的菏泽人高秉涵清楚地知道，对那些大半生住在海岛上的“外省人”来说，这条通往家乡的路意味着什么。
“没有不想家的。”这几乎是侯爱芝所能讲出的最长的句子。这位80多岁的菏泽老人住在台北，离家已有60多年了。从她脸上深深的皱纹和褐色的老年斑中，难以看出那段留在故乡的青春。
她偏瘫了，半边身体不能动弹，语言能力也丧失了大半，只能终日坐在一把木椅上。“想家。”老人有时会努力地挤出这两个字，眼里渗出浑浊的泪水。
另一位菏泽同乡是一个83岁的老兵。他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无法出远门，但两岸通航后，却总是念叨着要回老家看看。儿子用轮椅推着他来到机场，当看见即将启程的老乡们时，他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地叫起来：“回家了，我要回家了。”儿子推着他在机场转了几圈，又把他抱上了返回台北的汽车。老人一直幸福地望着窗外，他真的以为自己就要踏上归途。
高秉涵说，对于这些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来说，回家，就是天大的事。正因为如此，他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同乡们完成回家的梦想。而许多菏泽同乡，也安心地将自己人生最后的希望交到他的手上。
有好几次，他被紧急叫到医院，弥留的同乡只有一个请求，让他把自己的骨灰送回菏泽老家。“我说好，你放心。他们就吧嗒吧嗒地落泪，然后就走了。”高秉涵低声回忆道。
去世的老乡越来越多，高秉涵背负的嘱托也越来越重。自从1992年他带着第一坛同乡的骨灰回到山东，至今，已有57坛。
对这个身高175厘米、体重却只有44公斤的老人来说，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些骨灰坛由青白色大理石制成，每一个都重达10公斤。为了不出差错，高秉涵一次最多只能往回带4坛。
一年夏天，他从台北赶去花莲的军人公墓办理骨灰迁移手续。没料想，台风来得突然，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下山的桥被洪水拦腰冲断，他抱着冰冷的骨灰坛躲在空无一人的墓地。雨下得大了，“浑身就像泡在水里”。他发现附近有为死去的“有钱军人”修建的凉亭，便捧着骨灰坛在亭子里蹲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才被直升机救出。
家人并不同意老人的行动，“没有谁愿意家里摆着好几坛外人的骨灰”。为此，他不得不将骨灰摆进地下室，而自己就睡在一旁，借此安慰子女：“有我陪着这些老哥，他们的鬼魂就算回来，也不会去找你们的。”
把骨灰从台北带回山东是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这些被密封起来的骨灰坛，常常被误认有“藏毒的嫌疑”，高秉涵必须通过繁琐复杂的安检程序。并且，因为害怕骨灰坛摔碎，他从来不敢托运。即便带上飞机，他也只能小心地抱着，生怕空乘人员和周围的乘客发现。
他曾经因为要照顾同行的另外一位老人，在海关遗失了一坛骨灰，也曾经因为没拿稳，把骨灰坛摔碎。但是最终，他还是把这些骨灰送回了那些逝者生前无法回到的故乡。
“只要还有一个人要回家，我就陪着他们”
在台湾，200多个从菏泽一路历经战火和逃难来到这里的人组成了“菏泽旅台同乡会”。高秉涵因为来台时年龄最小，在同乡会里也最年轻，被推选为会长。
对他来说，会里的每一个同乡都是他的父兄、母姐。他坚持每年清明或中秋陪着想要回家的同乡一道返乡：“我答应过他们，只要还有一个人要回家，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回来。”
说这话的时候，高秉涵似乎已经完全忘记，自己也是一位75岁的老人了。
其实，菏泽只是他生活了13年的地方，如今他在那里已没有“五服以内的亲人”。但因为这些同在异乡的乡亲，菏泽不仅意味着故乡，也意味着他身上背负的关于回家的约定。
高秉涵成了菏泽同乡的中心人物。这些一辈子都未忘记乡音的菏泽人频繁地聚会，只不过，他们的话题屈指可数：家乡的样子，逃难的经历——
1949年厦门海岸上的一个秋夜，中秋节刚刚过去，“月光很亮”。高秉涵和海滩上成千上万人一样，焦急地等待着前来带他们到海峡另一边的船。天还没亮，两艘登陆艇悄悄地靠岸，逃难的人们“像流水一样疯跑”，想要抓住最后一根离岸的稻草。
这个当时只有14岁的男孩，只能跟着人流向前挤，一开始是在地上跑，但很快就变成了“在被踩死的尸体上跑”。
天已大亮，当他在最后一刻挤上船时，一颗炮弹落在船上，硝烟和血雾弥漫在一起。那些未能登船的士兵绝望地哭喊着，有的拿起枪向船上扫射。舱门关闭，将正在那里的难民拦腰夹断。船上幸存者所能做的，只是将尸体和残肢不断地扔进海中……
高秉涵漂落到了大海的另一边，再也见不到自己的母亲。但是，当时的他甚至不知道那样一个充满诀别意味的清晨，究竟是哪一日。数十年后，他在图书馆翻查史料，才发现自己乘坐的是那一年由厦门驶往台湾的最后一班船，日期是1949年10月16日。仅仅半个月之前，在遥远的北京，一个新的共和国成立了。
另一半骨灰，一定要回到菏泽
去了台湾的高秉涵在那里度过大半生，求学成家，先后成为法官和律师，并且最终也没能再见自己的母亲一面。
他曾经想过各种办法联系母亲。1979年，大陆与台湾之间尚不能直接通信，他委托美国的同学帮忙寄出第一封家书。他不知道自己的村子是否仍在，也不知道该如何填写地址，便只好写下“山东菏泽市西北35里地处高庄”，收信人则是母亲“宋书玉”。
在那封并不长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之所以要艰苦奋斗地活下去，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再见到我娘一面，绝不会像大姐秉洁、三姐秉浩一样，在抗日战争爆发时就生死不明……娘，我会活着回来。”
就在这封信辗转寄达的一年前，宋书玉逝于吉林辽源，她晚年和小儿子住在一起。说起这些，60多岁的弟弟高秉涛哭得像个孩子：“就差13个月，我母亲就能知道她的大儿子去了台湾，没有死。”
弟弟告诉高秉涵，对一辈子盼着儿子回家的老母亲来说，儿子是年夜饭时桌上的一副碗筷，她总要为他夹一块肉、一口菜；儿子还是一件小时穿过的棉褂，一直被妈妈藏在枕头下面，从菏泽一路向北带到辽源，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分钟。
曾有一段时间，高秉涵绝望地认为：就算两岸开放，对我来说也没有意义，我和妈妈一个地上、一个地下，永远也见不到了。
但在他心中还有与母亲同等重要的念想。有时，他不知道该如何向儿女解释，菏泽，这个被切断和隔绝了几十年的地方，这个被叫做“故乡”的地方，对自己和同乡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些一路经历着无数生死诀别到达台湾的人，正在老去、死亡。往年，他组织的回乡团里总有几十个团友，而今年，却只剩三人。
“也许我们一走，这种感情就会断掉。”高秉涵有些悲观地说。他为孙女起名“佑菏”。“菏”，那是一个在儿媳看来“太不好念”的字。但老人坚持，这就是孙女不可替代的名字。
“保佑菏泽，保佑菏泽。”他喃喃地念道。
他已为自己安排好：“如果我死了，骨灰一半留在台湾陪太太，另一半，一定要回到菏泽。”想着想着，老人不由得微笑了一下，“等我回去的时候，一定有整排老乡在下面列队欢迎我呢。”
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