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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洪宪皇帝袁世凯临终之际念念不忘的人，有如下几个：他最不肯原谅的是杨度和袁克定，他最感对不住的是严修和张一麟。
严修与张一麟，恰是洪宪前后反对袁氏帝制最有力的两个人。
相传中华帝国洪宪元年（1916）一月十五日，也就是离袁世凯生命结束倒计时不到半年，政事堂颁布了一道命令，号召全国人民要“崇尚节俭”、“防微杜渐”，停止各省例供及年节寿朝，免得官家习于奢靡，导致中唐天宝年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舞”的安史之乱复现于今日。刘禺生在《洪宪叙事诗本末簿注》中记载，严修闻得袁氏这一举措之后，幽幽地说了如下一段冷笑话：
袁四弟可以誵李三郎矣，决不得闻《雨淋铃》曲也。吾子（按，指当时的典制局长吴廷燮）宜将此事载诸史策，垂于后世，马伯通手笔最宜此种文字，谋彼记载，必有至文。
《雨淋铃》曲，即天宝之乱中唐明皇一路狼狈，狂奔“幸蜀”（今重庆地区），在上亭驿雨夜听见铃声，以问黄潘绰曰：“似谓三郎郎当。”因此，命乐工张徽谱其声。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名篇《长恨歌》中所谓“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断肠声”，指马嵬坡兵变之后，唐明皇怀念被赐死的杨贵妃，是之谓矣。又，罗隐有诗“山雨霏微宿上亭，雨中因想《雨淋铃》”可作旁证。马伯通即马其昶（1855-1930），桐城文派的殿军人物，光绪年间曾任学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教习，此际正担任清史馆总纂，撰有《清史稿》光、宣列传，并修订文苑传等，宜乎严修有此调侃。
这个到了此时此刻还能潇洒无羁、称“袁皇帝”为“袁四弟”的严修，到底何许人也？
严修（1860-1929），字笵孙，出生于天津，其先世是浙江慈溪人，祖业盐商，据说乃东汉高隐于富春江畔的光武帝的布衣之交严子陵的后裔。1883年严修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94-1897年间出任贵州学政，督学黔中有令名，其行部所在，勉士子读书，又变通书院旧法，主张中西并举，启黔省一代读书新风，被喻为贵州二百年未有之“文宗”。后在请设经济特科的问题上，严修为朝臣所忌，遂请假返回天津家居。两年后（1900），适逢发生义和团之乱，严修认为，“民智未开”、百姓“不学”是导致此祸的根由，从此致力于民间教育、兴办私学。虽然在袁世凯执掌北洋期间，严修又曾短暂出仕，但作为“南开鼻祖”的笵孙先生慨出私产办学（南开中学与大学均由先生出资或集资手创，从严氏家塾扩大而来），协助张伯苓筚路蓝缕惨淡经营，无疑更加令其名远扬，也更加让人尊敬。
论及严修与袁世凯之间的交往，其友情中举动最著名者，当然是洪宪帝制议起严修即“急入都与（袁）争”，“为大局弭乱源，为故人尽忠告”，不被见听就从此“绝迹于北海”，不复露面，算是一种含蓄的断交，直到袁氏殒命，方才前往吊丧，一哭旧友并主持后事。此外，严修生平待袁另一件豪举，不可不提。这就是辛亥元年袁世凯被迫下野，严修“本为衰朝惜异才”，曾独力上书保奏，与权臣力争，“不以荣瘁异致”，事虽不成，而仍亲赴车站躬送袁还乡，自己亦于一年之后告病返津。这些均可谓不计荣辱，惟修令德，风仪足可师范。
严修生性“外宽厚而内精明”，不是一个自恋的人，平生著述除数百首诗歌得以保存外，散失较多，唯独垂四十年之久的手书日记，却大体完好保存。我们不妨从中一窥严、袁交往的始末与细节。
1898年6月17日《严修日记》有载：“晓侵乘车赴小站……至小营盘晤菊哥畅谈。晤袁慰廷观察畅谈。”慰廷是袁世凯的表字，这是严、袁订交的最早纪录。此时的严修，刚刚从贵州学政任上卸差不久，因上奏请设“经济特科”得罪了他的座师、翰林院掌院学士徐桐，绝其通谒。严修挂名编修而无事可为，遂请假回到原籍天津。所谓菊哥，即严修、袁世凯二人共同的终生好友徐世昌，徐号菊人，严修信草中多称其为“菊哥”或“鞠哥”，显得十分亲热。6月21日严修在徐世昌的陪同之下参观了小站练兵的成就。他很是赞叹袁世凯的能干：“先步队，次马队，整齐娴熟，无以复加。”
不过在接下来的六年当中，严修一心一意忙于民间办学，袁世凯全力以赴忙于仕途发达，虽然他们俩与徐世昌之间的亲密私谊依然保持（例如“菊哥”徐世昌频频出现于严修日记当中：1898年7月31日要求徐来京一定要住在自己家里；1899年4月24日与徐“作终日之聚”；1900年春一同合影留念等），但严、袁之间似乎没有太多直接的交道。直到1904年他们才有了进一步的“亲密接触”：已经继李鸿章之后荣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提倡新学，力邀严修担任直隶学校司督办，而持重的严修要求“缓期一年”再就任，为的是先行赴日考察学政。在袁世凯的坚持之下，严修终于让步，答应先就职、后出洋。
这一次赴日期间严修认识了日后洪宪帝制的红人杨度，“于清风亭聚会”，但似乎严对杨印象不佳。严修认为这些留日学生擅发议论，提出所谓“中国政法当改良”的问题乃是“人人皆知”的大路话，如果深入探讨，“试问何以改”，他们则“无以对也”，没有什么可行性方略可供参考。严修认为，单纯指责而无策建树的作法有些轻飘浮滑，“非惟不恕，曾何济乎”，于德性于事务，都不行的。
不过，后来在对待袁世凯下野的问题上，严修和杨度态度倒很一致：宣统元年，具体西历计时是1909年1月2日，袁世凯在仕途栽了跟头，被以“足疾”开缺，灰溜溜赶回河南老家，严修和杨度都是不多几个亲自到车站给袁送行的人。此前，任学部侍郎的严修，更是满朝文武中唯一上疏试图保住袁世凯外务部尚书一职的人，疏中有“进退大臣，应明示功罪，不宜轻于斥弃”的主张。
此事过去多年、袁世凯也已经谢世十年以后，1926年，因为当初有此疏救项城勇于赴义的举动，年逾耳顺的严修被朋友誉为杜甫、房琯、太白、汾阳一流人物。他作诗重新忆及此事，自明心迹，以为无非是“素知其（指袁）智略，缓急有足恃”，为国谋事，无关私谊。严修诗中又可惜袁世凯晚年的一系列不智举措，难免“几番铸错事同哀”的无奈与惋惜。
至于严修本人因挽袁请命事件的连累，以致托病辞职，其实是一年以后（1910年4月13日）的事情，似乎和这一期间把持朝政的载沣怀恨严修与袁世凯的亲密关系，因而有意刁难有关（参见《严修日记》1909年8月13日）。于是严修再度选择回到天津原籍，重新致力于民间办学。
在袁世凯下野的长达三年的日子里，严、袁两人的交往似乎最见厚道和温暖。例如《严修日记》1909年9月29日载，他托袁克定带给袁世凯的除信件之外还有礼物，“豹皮坐褥一对，香胰两匣，官燕、普茶、蜜饯等物，以为寿礼，且报其施”；1910年9月5日寄信之外，严又赠袁“画镜，会典，《曾文正公手书日记》，胜芳稻米”；1911年10月7日则明言“写寄项城贺寿信”，又“送无量寿佛经、成亲王字轴”。据此看来，以上两次馈赠，应该也是属于祝寿之仪。
1910年2月13日，严修更曾在南下途中顺道访友，亲过彰德探望袁世凯。袁世凯也表现得特别富有人情味，先是“派厨丁送来烹饪，小碟四、大盘八、大碗四，肴馔可口，淇鲫尤美”。按，袁世凯一个重要的饮食习惯就是性喜食鱼，其家乡特产之一就是“淇泉鲫”：“淇水之源有一泉，产巨鲫，身扁数寸，名淇鲫，肥美胜于黑冈口赤尾河鲤。”袁氏当国时期，“卫辉县令每日令人捞取，贮泉水于大木桶中，由火车运京”，大有“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派头。“淇泉鲫”看来的确名不虚传，严修一吃之下，也很喜欢。饭后，袁世凯“遣四车来接”。严修一行到了洹上村，“宫保（即袁）出见，谈甚畅”。袁世凯并亲自引导严修等人遍游养寿园内乐静楼、红叶馆、杏花村、五柳草堂等风景，“每至一处，辄坐憩茶话”。然后严修等人又自游了北关的钟鼓楼、天宁寺等名胜。晚上七点回到袁宅，袁世凯与袁克定亲自陪饭，饭后又与严修“畅谈不休”，十一点后方始“散归”。第二天（正月初五，2月14日），严修由彰德前往郑州，不仅袁克定早来送行，“候开车乃去”，袁世凯本人则“派差官以柬来送，并送车票”。严修告之自己已经购票，差官受袁之命，执意定要严修等人退票，由袁方购买，“争让许久”，最后严修“不得已受之”。袁世凯的处事接物，的确有细腻周到、大方客气为他人不及者！难怪严修要感叹：“项城之情意周至，不唯可感，亦可法也。”
这次会面以后不久，严修即告病开缺，袁世凯听说了此事，更于1910年5月7日派族侄袁乃宽专访严修，说是奉到袁世凯信函命，故来看望严修“果否有病”，袁信中并有“情同手足”的说法，让严修“极为感动”。
1911年，袁世凯决定把几个适龄的儿子送到一生致力教育甚有成就、曾经教育出贵州有清二百余年中唯一的状元的“一代文宗”严修身边去读书。这是严修担任袁氏子弟“家庭教师”的开始，一直持续到袁世凯故去，袁氏子弟作风云散为止。
1911年9月9日，袁氏兄弟来到天津，严修答拜了袁克定以及他率领的几个弟弟，并“过伊新租之房，入而周览”，很有长辈受托的风度。9月11日严修和袁氏子弟的管理员徐毓生接头，“商定袁公子英文功课”；10月3日则“晤李芹香，为袁公子商酌请汉文讲师”。严修为人师表的尽心尽责跃然纸上。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谪居彰德三年的袁世凯东山再起，又一次被机遇推向历史前台。他的老朋友严修呢？本年11月14日，严修曾和袁克定、杨度、梁士诒等人一起到洹上袁宅，“谈至十二点”，商讨的应该是如何处理时政、收拾局面的问题。三天以后，11月17日，袁世凯出面组阁，拟以严修为“度支大臣”，但严修坚决拒绝，表示“自归田后，决不再作出山之想”。至于此后，终袁氏当国之日，严修不断被吁请重现江湖：1912年被派作南北议和大臣、1914年在欧洲期间被派作教育总长、回国后同年９月被任为参政院参政、1915年被授予中卿……严修均一一推辞，或碍于极峰面子“不辞不就”，他绝不再涉足官场的态度十分坚决。他和袁世凯之间唯一的合作，大概就是答应代袁教育袁氏子弟：“国务天下公，孱庸赞莫由。惟公家庭间，甚愿借箸筹。”
也许深感这份君子情稠、淡泊名利，1913年6月袁世凯特赠款三千元作为谢仪，严修不肯收受，再三辞让不许后，严修思得一法，“劝项城遣诸郎赴欧留学”。严修就此有信函专门与袁讨论：
君房世兄宜挟眷赴欧留学。四、五、六诸世兄宜来天津，或各入相当之学堂，或同入天津私立第一中学，而各归相当之班次，似较妥善。学堂胜于家塾，出洋留学胜于在本国留学，此宫保所熟知，无烦赘及。
又特别根据袁氏弟子出身纨绔、习于奢华的特点，提出详细的建议：
晚等所尤注意者，一在去骄佚之习，一在远燕昵之私。盖左右近习，皆畏我媚我之人，不期骄而自骄，出入动作，颐指气使，不期佚而自佚。甚至揣摩迎合，投其所好，小则为无益之游谈，大则有踰闲之举动，从不可不预防其渐也。
世兄辈天资俱美，是高明一流。惟其高明，更虑易招外诱，宜坚其上进之志，厚其自治之力。故晚等以为已婚者宜携眷出洋，未冠者宜出外就傅。
严修并且具体指出，如果赴欧赴美留学，可以委托谁人照料；如果来津就学，自己自然责无旁贷。6月24日严修专门赴京与袁世凯商量其子弟出洋事，谈约一小时。7月4日即有严修携带袁世凯第五（克权，字规庵）、六（克桓，字巽庵）、七（克齐，字两峰）子取道俄罗斯出洋游历事。“诸郎森玉立，与我情意投。四五六与七，自居弟子俦”（严修《欧游讴》）。袁氏子弟中年长的几个，除了那个风流成性的“皇二子”袁克文，以及克文同母弟、“喜驰马弄剑不近文史”的三子克良（据张伯驹说克良精神本不太正常），似乎都和严修处得不错。这次欧游期间，规庵（克权）经常主动找严修谈话。本年9月，严修等人游历法国、瑞士、荷兰之后回到英国，经过严修与袁世凯几次函电相商，袁氏三子就此留在英国求学。
严修生平最厌恶嫖妓，“终生耻作狎邪游”，他在日记中屡屡表达此意。写给朋友的信中也说，“修平日持论，亦以女重贞节，男子亦然。若男子不入妓院，与女子不倚门卖俏，其事相类”，直言“中国之男子不如女子远矣”（《致蕴山》）。或者因此，一生缠绵花丛偎红依翠的袁克文有点心虚、因此故意远着严修。民国建元以后，也许是因克文年事渐长，也许是因1912年克定因伤足跛，可能神志也略为受损（袁世凯家书中曾提及“克定伤在脑部，甚重”），聪明伶俐的袁克文开始被父亲派遣作些迎来送往的文雅应酬，出面接待严修，也有几次。
作为袁世凯非常尊敬的“君子之交”，严修虽然绝不涉足官场，但经常以朋友身份入京看望袁世凯，尤其逢年过节。如1913年1月8日，严修专程抵京由张一麟陪同，“入见总统，谈约两小时，款茶点。五时半辞出”。作为“家庭教师”的严修更是事必亲躬，不辞劳苦。1914年严修自欧洲游历返回，除6月25日进京谒袁、大概是面陈欧游体会也算“交差”之外，8月15日、16日两天，严修更在京亲自查看袁氏三兄弟归国后的读书处“卍字廊”。8月20日严修再见袁世凯，为三袁读书事商定细则，“谈约六刻钟”。9月16日严修又与已经归国的规庵兄弟等四人前往新墅所在地的北海静心堂查看，然后再至卍字廊，与袁世凯“谈约一小时”。11月8日严修在京“观袁氏弟兄课业”，又见袁世凯，为子弟课业如何“谈约五刻”。
而一国总统袁世凯，同样对布衣素人严修毕恭毕敬，极尽“西席”的礼遇。1914年7月严修嫂嫂病故，袁世凯不仅令“王承宣官达奉大总统命来吊，送祭席一桌，奠仪千元”，更在开吊之日，令袁克文与袁乃宽来吊，“表示代表个人”，绝不以官样文章对待严修。1915年1月1日严修进京贺年，1月6日公宴于怀仁堂，袁世凯在国务卿与文武各官中为严修专门安排的座次，看上去很是礼敬体面：“余在总统左侧第一席，首席为国务卿，旁坐侗将军（宗室溥侗，红豆馆主）、润贝勒、余及杨左丞（士琦）。”
1915年1月，严修在袁世凯故居附近的辉县花费千元买山，“长十余里，阔约七里，有老松八十余株，有橡、柿等树，有地二顷余”。同年4月17日严修和袁氏昆仲等人赴辉县百泉游玩，住在袁世凯下野隐居的彰德养寿园，这是严修第三次来到此地了，发现此园“花木之盛过曩日”。根据4月19日的日记推断，严修这次于辉县购置地皮，可能是想用来在此地建立大学之用。
这次南游之后，本年7月8日，严修又到北海新塾查看在此读书的袁氏兄弟四人，他这个“家庭教师”的确尽心尽力、不稍松懈。这天下午袁世凯在南海和严修谈了三个小时，亲自送他到福华门。仅仅时隔一天，7月10日袁世凯就派专车又来接严修进京，两人见面，再谈一个多小时。
笔者推算，这两次谈话的内容，在袁、严交往中，最值得推敲。
这之后不足一个月，1915年8月3日，美国人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洪宪帝制之谋正式粉墨登场。
确如张伯驹《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所言，刘禺生之《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其中事实有不详尽者，有出入者，亦有全非事实者”。例如如上所引之“冷笑话”，年龄小袁一岁的严称“袁四弟”就不大可能。因此，如下刘禺生引征的洪宪改制前后严修与帝制诸人的过节，也是掺杂夸张想象、需要辨析真伪的。
《纪事诗本事簿注》之七十六如此记载道：“筹安会气焰方张，一日严笵孙先生修，由津东入京谒袁，座谈竟日，笵孙先生道德学问素为项城敬礼，力陈时局国势，筹议帝制，有百害而无一利。”又谓张一麟与严修平时关系甚善，因见袁世凯有心称帝，曾专请严修劝谏。据说严修于“正式劝告外”，还“痛述帝王子孙朝亡祀绝杀戮之惨”，又陈“共和制度，深入人心”，如果你袁世凯想当皇帝，为何不在四载之前辛亥革命之时、而在今日“政府颁布共和制度已明”之际？可谓逆天而动。就凭区区几封上书，如何能够“用笔而定天下”？可谓不顾民意。严修尤其指出帝制诸人“日挟云台（袁克定字）以蔽大总统”。又据说严修的如此一番言论让袁世凯为之“大动”，“有决计罢除帝制之意，或延缓以观其变”。此后不久，袁世凯特派政事堂左丞杨士琦莅临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于开会讨论各省各团体请愿书时，发表《大总统对全国宣言》，宣言特别强调了“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的态度。刘禺生接下来更铺陈“皇太子”袁克定的嚣张行为，道：
宣言正式提出，杨度等大悚，恐严说深入袁心，星夜专车赴汤山（笔者按，袁克定与人筹划帝制之秘密所在）与克定密商大计，何以对付孙、挽回袁意之法。翌晨同车入京，莅北海离宫，招集帝制要人，克定震怒，痛垢笵孙。扬言曰：今日之事，改行帝制，薄海皆知，出尔反尔，为祸更烈，如有人能担保取消帝制之议，袁氏家族永无危险，则姓袁的不作此皇帝。试问谁能担保？持杖将窗户玻璃全行击碎，最后以重器将大穿衣镜玻璃，搥为片片。在座要人，举当时情形言辞，尽告孙，孙急乘车还津。此后项城虽卑词谦函，不复再来京矣。
刘禺生还说，严修走后，“克定与帝制要人，入谒项城，又反覆论取消之害，项城爱子情重，圣意方回”，友情不如亲情，偏私可以昏头，帝制于是还是照样进行下去。
根据严修1915年8月17日致张一麟的信函来看，他7月8日那次谒见袁世凯长达三个小时的会谈，所谓“略陈鄙见”，应该就是反对帝制之见，但此“见”与此“劝”是否乃应张一麟之请呢？却不甚清楚。此见此劝之后，严修见“似持冷静态度”的袁世凯任由“都下热衷之士，并日进行”，“不惜以私立团体，少数心理，代表全国。反对之论，报纸摈而不登，赞成之说，闻亦不无润色”，他已经“雅不欲入都门一步”了。这份信函中痛陈改变国体无论“为中国计”还是“为大总统计”，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帝制乃是“欲以无信立国，以无耻导人，金钱诱其前，斧钺劫其后，誓词等于谐谈，明令悉为诳语”。这番“爱之诚，不觉忧之切”的焦虑，严修倒是希望张一麟能够“乘间为我言之”，代为转达给袁世凯的。不过仅仅是到了第二天（8月18日），爱友心切的严修还是选择了亲自进京，“住北海。晚饭后，一灯独对，万籁俱寂，远寺钟声，悠然入听”，他不禁百感交集。8月19日下午严修见到袁世凯，两人谈了一个小时，看来效果不佳：严修以为筹安会之举将使得“信誉为妄语，节义为虚言”，袁世凯却不以此语为然。8月20日严修返津。8月23日，筹安会正式挂牌成立。不过，9月6日袁世凯的确曾派杨士琦代为发表否认更改国体的声明，认为“急遽轻举，恐多窒碍”，为大局稳定计，此举“不合时宜”，也许严修的几番苦劝多少还是起了作用？但如若深究袁世凯这份扭扭捏捏、半推半就的妙文，所谓“然本犬息流亡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竟然为下一步继续伪造民意张本。则严修的几番苦劝，到底还是没有惊醒袁世凯毒瘾发作一样的皇帝梦。
严修这一走就是大半年，直到帝制自为的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之后，他才再度进京。1916年4月2日晚，严修和袁世凯在居仁堂谈了两个小时。4月3日袁世凯在静心堂（另一袁氏子弟读书处）宴请了严修。6月6日当严修接到袁世凯病逝消息的时候，他根本不相信，“谓必无其事”。一旦消息证实，第二天（6月7日）上午严修即火速进京，十一点达到，“哭项城于居仁堂”。此时袁世凯犹未成殓，“公子十二人（十三至十七，太幼，未与）环跪号泣，惨不忍睹”。看到一大群孩子，多数尚未成年，也许，这是一个“家庭教师”最特殊的伤心之处吧。
1916年7月10日，严修有信致规庵（克权），表达了那份发自内心的忧伤：“居常郁郁，如堕云雾。念君家事，尤刻不能忘。”8月21日严修专程到彰德，次日赴袁府吊祭，观题主礼（徐世昌点主）。第二天再往袁府，这一次是“至墓地观灵梓登穴”。8月25日严修才返回天津。
至于严修和袁克定之间的关系，是否如刘禺生渲染的那么紧张呢？严修与小袁的相过往，应该是袁世凯宣统元年被去职赶回彰德之后的事。留在京师任职农工商部的袁克定，本身既是袁世凯在政坛的“耳目”与“联络员”，与袁世凯交情甚密而又为人正直的严修自然是袁克定经常可以拜访乃至商讨事情的父执。1909年2月21日《严修日记》记载：“袁云台来，因《时报》诬蔑慰帅，愤欲控诉。余劝止之，并戒其勿多发议论。”袁克定该年恰好刚过而立，难免还是血气方刚？或者他性格的偏急由此可见。1913年6月24日严修专门赴京与袁世凯商量其子弟出洋事，之前之后都曾和袁克定有过交谈。1914年8月24日袁克端结婚，严修前来祝贺，遇见袁克定，“谈约四小时”。1916年4月2日晚，严修在袁世凯取消帝制后再度返京晤见，之后曾专门“访袁云台于延庆楼。谈刻许”，意思内外似乎颇有点不客气？！
就《严修日记》的记载来看，特别是袁世凯身后至严修去世之前，袁克定与他来往很是频繁，似难相信袁克定曾对严修如此失礼过，至于后者有“落荒而逃”的嫌疑。尤其1919年1月袁克定生母、袁世凯元配夫人于氏去世，严修先是赴天津袁宅吊丧，又亲自送灵至老车站，天寒路滑，“步行约四里许”。3月15日严修再赴彰德，仍住养寿园，18日袁克定特请赵尔巽（题主）、严修、王士珍（襄题）为母亲点题木主。18日送殡，严修有《第五次至养寿园》诗，面对着“燕南残雪尚缤纷，洹上青青麦陇云”的无边江山，生出一番“忽忆当年旧宾主，仰天无语立斜曛”的历史长吁。
1929年，严修谢世，天津《大公报》发表了社评《悼严修先生》，相传出自张季鸾的大手笔。文中谓严修“冲谦淡泊，狷洁自爱”，又特别详论严修始终不为民国乱世之官的自我修持：
袁世凯炙手可热之时，北洋旧部鸡犬皆仙，独严氏以半师半友之资格，皎然自持，屡征不起，且从不为袁氏荐一人。以袁之枭雄阴骘，好用威胁利诱侮弄天下士，独对严氏始终敬礼，虽不为用，不以为忤。
终袁之世，严卒不拜一命任一职。公私分明，贞不绝俗，所谓束身自爱、抱道循义者，庶几近之。
继袁当国者，如黎冯、如曹张、或与有旧，或慕其名，皆欲罗致之而卒不能。其处身立世之有始有终，更可见矣。
社评最后结论说，“就过去人物言之，严氏之持躬处世，殆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而在功利主义横行中国之时，若严氏者，实不失为一鲁殿灵光，足以风示末俗”。
这话确是明鉴、至论。
严修便是如此，一个平凡的圣人。
严修与张一麟，恰是洪宪前后反对袁氏帝制最有力的两个人。
相传中华帝国洪宪元年（1916）一月十五日，也就是离袁世凯生命结束倒计时不到半年，政事堂颁布了一道命令，号召全国人民要“崇尚节俭”、“防微杜渐”，停止各省例供及年节寿朝，免得官家习于奢靡，导致中唐天宝年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舞”的安史之乱复现于今日。刘禺生在《洪宪叙事诗本末簿注》中记载，严修闻得袁氏这一举措之后，幽幽地说了如下一段冷笑话：
袁四弟可以誵李三郎矣，决不得闻《雨淋铃》曲也。吾子（按，指当时的典制局长吴廷燮）宜将此事载诸史策，垂于后世，马伯通手笔最宜此种文字，谋彼记载，必有至文。
《雨淋铃》曲，即天宝之乱中唐明皇一路狼狈，狂奔“幸蜀”（今重庆地区），在上亭驿雨夜听见铃声，以问黄潘绰曰：“似谓三郎郎当。”因此，命乐工张徽谱其声。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名篇《长恨歌》中所谓“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断肠声”，指马嵬坡兵变之后，唐明皇怀念被赐死的杨贵妃，是之谓矣。又，罗隐有诗“山雨霏微宿上亭，雨中因想《雨淋铃》”可作旁证。马伯通即马其昶（1855-1930），桐城文派的殿军人物，光绪年间曾任学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教习，此际正担任清史馆总纂，撰有《清史稿》光、宣列传，并修订文苑传等，宜乎严修有此调侃。
这个到了此时此刻还能潇洒无羁、称“袁皇帝”为“袁四弟”的严修，到底何许人也？
严修（1860-1929），字笵孙，出生于天津，其先世是浙江慈溪人，祖业盐商，据说乃东汉高隐于富春江畔的光武帝的布衣之交严子陵的后裔。1883年严修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94-1897年间出任贵州学政，督学黔中有令名，其行部所在，勉士子读书，又变通书院旧法，主张中西并举，启黔省一代读书新风，被喻为贵州二百年未有之“文宗”。后在请设经济特科的问题上，严修为朝臣所忌，遂请假返回天津家居。两年后（1900），适逢发生义和团之乱，严修认为，“民智未开”、百姓“不学”是导致此祸的根由，从此致力于民间教育、兴办私学。虽然在袁世凯执掌北洋期间，严修又曾短暂出仕，但作为“南开鼻祖”的笵孙先生慨出私产办学（南开中学与大学均由先生出资或集资手创，从严氏家塾扩大而来），协助张伯苓筚路蓝缕惨淡经营，无疑更加令其名远扬，也更加让人尊敬。
论及严修与袁世凯之间的交往，其友情中举动最著名者，当然是洪宪帝制议起严修即“急入都与（袁）争”，“为大局弭乱源，为故人尽忠告”，不被见听就从此“绝迹于北海”，不复露面，算是一种含蓄的断交，直到袁氏殒命，方才前往吊丧，一哭旧友并主持后事。此外，严修生平待袁另一件豪举，不可不提。这就是辛亥元年袁世凯被迫下野，严修“本为衰朝惜异才”，曾独力上书保奏，与权臣力争，“不以荣瘁异致”，事虽不成，而仍亲赴车站躬送袁还乡，自己亦于一年之后告病返津。这些均可谓不计荣辱，惟修令德，风仪足可师范。
严修生性“外宽厚而内精明”，不是一个自恋的人，平生著述除数百首诗歌得以保存外，散失较多，唯独垂四十年之久的手书日记，却大体完好保存。我们不妨从中一窥严、袁交往的始末与细节。
1898年6月17日《严修日记》有载：“晓侵乘车赴小站……至小营盘晤菊哥畅谈。晤袁慰廷观察畅谈。”慰廷是袁世凯的表字，这是严、袁订交的最早纪录。此时的严修，刚刚从贵州学政任上卸差不久，因上奏请设“经济特科”得罪了他的座师、翰林院掌院学士徐桐，绝其通谒。严修挂名编修而无事可为，遂请假回到原籍天津。所谓菊哥，即严修、袁世凯二人共同的终生好友徐世昌，徐号菊人，严修信草中多称其为“菊哥”或“鞠哥”，显得十分亲热。6月21日严修在徐世昌的陪同之下参观了小站练兵的成就。他很是赞叹袁世凯的能干：“先步队，次马队，整齐娴熟，无以复加。”
不过在接下来的六年当中，严修一心一意忙于民间办学，袁世凯全力以赴忙于仕途发达，虽然他们俩与徐世昌之间的亲密私谊依然保持（例如“菊哥”徐世昌频频出现于严修日记当中：1898年7月31日要求徐来京一定要住在自己家里；1899年4月24日与徐“作终日之聚”；1900年春一同合影留念等），但严、袁之间似乎没有太多直接的交道。直到1904年他们才有了进一步的“亲密接触”：已经继李鸿章之后荣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提倡新学，力邀严修担任直隶学校司督办，而持重的严修要求“缓期一年”再就任，为的是先行赴日考察学政。在袁世凯的坚持之下，严修终于让步，答应先就职、后出洋。
这一次赴日期间严修认识了日后洪宪帝制的红人杨度，“于清风亭聚会”，但似乎严对杨印象不佳。严修认为这些留日学生擅发议论，提出所谓“中国政法当改良”的问题乃是“人人皆知”的大路话，如果深入探讨，“试问何以改”，他们则“无以对也”，没有什么可行性方略可供参考。严修认为，单纯指责而无策建树的作法有些轻飘浮滑，“非惟不恕，曾何济乎”，于德性于事务，都不行的。
不过，后来在对待袁世凯下野的问题上，严修和杨度态度倒很一致：宣统元年，具体西历计时是1909年1月2日，袁世凯在仕途栽了跟头，被以“足疾”开缺，灰溜溜赶回河南老家，严修和杨度都是不多几个亲自到车站给袁送行的人。此前，任学部侍郎的严修，更是满朝文武中唯一上疏试图保住袁世凯外务部尚书一职的人，疏中有“进退大臣，应明示功罪，不宜轻于斥弃”的主张。
此事过去多年、袁世凯也已经谢世十年以后，1926年，因为当初有此疏救项城勇于赴义的举动，年逾耳顺的严修被朋友誉为杜甫、房琯、太白、汾阳一流人物。他作诗重新忆及此事，自明心迹，以为无非是“素知其（指袁）智略，缓急有足恃”，为国谋事，无关私谊。严修诗中又可惜袁世凯晚年的一系列不智举措，难免“几番铸错事同哀”的无奈与惋惜。
至于严修本人因挽袁请命事件的连累，以致托病辞职，其实是一年以后（1910年4月13日）的事情，似乎和这一期间把持朝政的载沣怀恨严修与袁世凯的亲密关系，因而有意刁难有关（参见《严修日记》1909年8月13日）。于是严修再度选择回到天津原籍，重新致力于民间办学。
在袁世凯下野的长达三年的日子里，严、袁两人的交往似乎最见厚道和温暖。例如《严修日记》1909年9月29日载，他托袁克定带给袁世凯的除信件之外还有礼物，“豹皮坐褥一对，香胰两匣，官燕、普茶、蜜饯等物，以为寿礼，且报其施”；1910年9月5日寄信之外，严又赠袁“画镜，会典，《曾文正公手书日记》，胜芳稻米”；1911年10月7日则明言“写寄项城贺寿信”，又“送无量寿佛经、成亲王字轴”。据此看来，以上两次馈赠，应该也是属于祝寿之仪。
1910年2月13日，严修更曾在南下途中顺道访友，亲过彰德探望袁世凯。袁世凯也表现得特别富有人情味，先是“派厨丁送来烹饪，小碟四、大盘八、大碗四，肴馔可口，淇鲫尤美”。按，袁世凯一个重要的饮食习惯就是性喜食鱼，其家乡特产之一就是“淇泉鲫”：“淇水之源有一泉，产巨鲫，身扁数寸，名淇鲫，肥美胜于黑冈口赤尾河鲤。”袁氏当国时期，“卫辉县令每日令人捞取，贮泉水于大木桶中，由火车运京”，大有“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派头。“淇泉鲫”看来的确名不虚传，严修一吃之下，也很喜欢。饭后，袁世凯“遣四车来接”。严修一行到了洹上村，“宫保（即袁）出见，谈甚畅”。袁世凯并亲自引导严修等人遍游养寿园内乐静楼、红叶馆、杏花村、五柳草堂等风景，“每至一处，辄坐憩茶话”。然后严修等人又自游了北关的钟鼓楼、天宁寺等名胜。晚上七点回到袁宅，袁世凯与袁克定亲自陪饭，饭后又与严修“畅谈不休”，十一点后方始“散归”。第二天（正月初五，2月14日），严修由彰德前往郑州，不仅袁克定早来送行，“候开车乃去”，袁世凯本人则“派差官以柬来送，并送车票”。严修告之自己已经购票，差官受袁之命，执意定要严修等人退票，由袁方购买，“争让许久”，最后严修“不得已受之”。袁世凯的处事接物，的确有细腻周到、大方客气为他人不及者！难怪严修要感叹：“项城之情意周至，不唯可感，亦可法也。”
这次会面以后不久，严修即告病开缺，袁世凯听说了此事，更于1910年5月7日派族侄袁乃宽专访严修，说是奉到袁世凯信函命，故来看望严修“果否有病”，袁信中并有“情同手足”的说法，让严修“极为感动”。
1911年，袁世凯决定把几个适龄的儿子送到一生致力教育甚有成就、曾经教育出贵州有清二百余年中唯一的状元的“一代文宗”严修身边去读书。这是严修担任袁氏子弟“家庭教师”的开始，一直持续到袁世凯故去，袁氏子弟作风云散为止。
1911年9月9日，袁氏兄弟来到天津，严修答拜了袁克定以及他率领的几个弟弟，并“过伊新租之房，入而周览”，很有长辈受托的风度。9月11日严修和袁氏子弟的管理员徐毓生接头，“商定袁公子英文功课”；10月3日则“晤李芹香，为袁公子商酌请汉文讲师”。严修为人师表的尽心尽责跃然纸上。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谪居彰德三年的袁世凯东山再起，又一次被机遇推向历史前台。他的老朋友严修呢？本年11月14日，严修曾和袁克定、杨度、梁士诒等人一起到洹上袁宅，“谈至十二点”，商讨的应该是如何处理时政、收拾局面的问题。三天以后，11月17日，袁世凯出面组阁，拟以严修为“度支大臣”，但严修坚决拒绝，表示“自归田后，决不再作出山之想”。至于此后，终袁氏当国之日，严修不断被吁请重现江湖：1912年被派作南北议和大臣、1914年在欧洲期间被派作教育总长、回国后同年９月被任为参政院参政、1915年被授予中卿……严修均一一推辞，或碍于极峰面子“不辞不就”，他绝不再涉足官场的态度十分坚决。他和袁世凯之间唯一的合作，大概就是答应代袁教育袁氏子弟：“国务天下公，孱庸赞莫由。惟公家庭间，甚愿借箸筹。”
也许深感这份君子情稠、淡泊名利，1913年6月袁世凯特赠款三千元作为谢仪，严修不肯收受，再三辞让不许后，严修思得一法，“劝项城遣诸郎赴欧留学”。严修就此有信函专门与袁讨论：
君房世兄宜挟眷赴欧留学。四、五、六诸世兄宜来天津，或各入相当之学堂，或同入天津私立第一中学，而各归相当之班次，似较妥善。学堂胜于家塾，出洋留学胜于在本国留学，此宫保所熟知，无烦赘及。
又特别根据袁氏弟子出身纨绔、习于奢华的特点，提出详细的建议：
晚等所尤注意者，一在去骄佚之习，一在远燕昵之私。盖左右近习，皆畏我媚我之人，不期骄而自骄，出入动作，颐指气使，不期佚而自佚。甚至揣摩迎合，投其所好，小则为无益之游谈，大则有踰闲之举动，从不可不预防其渐也。
世兄辈天资俱美，是高明一流。惟其高明，更虑易招外诱，宜坚其上进之志，厚其自治之力。故晚等以为已婚者宜携眷出洋，未冠者宜出外就傅。
严修并且具体指出，如果赴欧赴美留学，可以委托谁人照料；如果来津就学，自己自然责无旁贷。6月24日严修专门赴京与袁世凯商量其子弟出洋事，谈约一小时。7月4日即有严修携带袁世凯第五（克权，字规庵）、六（克桓，字巽庵）、七（克齐，字两峰）子取道俄罗斯出洋游历事。“诸郎森玉立，与我情意投。四五六与七，自居弟子俦”（严修《欧游讴》）。袁氏子弟中年长的几个，除了那个风流成性的“皇二子”袁克文，以及克文同母弟、“喜驰马弄剑不近文史”的三子克良（据张伯驹说克良精神本不太正常），似乎都和严修处得不错。这次欧游期间，规庵（克权）经常主动找严修谈话。本年9月，严修等人游历法国、瑞士、荷兰之后回到英国，经过严修与袁世凯几次函电相商，袁氏三子就此留在英国求学。
严修生平最厌恶嫖妓，“终生耻作狎邪游”，他在日记中屡屡表达此意。写给朋友的信中也说，“修平日持论，亦以女重贞节，男子亦然。若男子不入妓院，与女子不倚门卖俏，其事相类”，直言“中国之男子不如女子远矣”（《致蕴山》）。或者因此，一生缠绵花丛偎红依翠的袁克文有点心虚、因此故意远着严修。民国建元以后，也许是因克文年事渐长，也许是因1912年克定因伤足跛，可能神志也略为受损（袁世凯家书中曾提及“克定伤在脑部，甚重”），聪明伶俐的袁克文开始被父亲派遣作些迎来送往的文雅应酬，出面接待严修，也有几次。
作为袁世凯非常尊敬的“君子之交”，严修虽然绝不涉足官场，但经常以朋友身份入京看望袁世凯，尤其逢年过节。如1913年1月8日，严修专程抵京由张一麟陪同，“入见总统，谈约两小时，款茶点。五时半辞出”。作为“家庭教师”的严修更是事必亲躬，不辞劳苦。1914年严修自欧洲游历返回，除6月25日进京谒袁、大概是面陈欧游体会也算“交差”之外，8月15日、16日两天，严修更在京亲自查看袁氏三兄弟归国后的读书处“卍字廊”。8月20日严修再见袁世凯，为三袁读书事商定细则，“谈约六刻钟”。9月16日严修又与已经归国的规庵兄弟等四人前往新墅所在地的北海静心堂查看，然后再至卍字廊，与袁世凯“谈约一小时”。11月8日严修在京“观袁氏弟兄课业”，又见袁世凯，为子弟课业如何“谈约五刻”。
而一国总统袁世凯，同样对布衣素人严修毕恭毕敬，极尽“西席”的礼遇。1914年7月严修嫂嫂病故，袁世凯不仅令“王承宣官达奉大总统命来吊，送祭席一桌，奠仪千元”，更在开吊之日，令袁克文与袁乃宽来吊，“表示代表个人”，绝不以官样文章对待严修。1915年1月1日严修进京贺年，1月6日公宴于怀仁堂，袁世凯在国务卿与文武各官中为严修专门安排的座次，看上去很是礼敬体面：“余在总统左侧第一席，首席为国务卿，旁坐侗将军（宗室溥侗，红豆馆主）、润贝勒、余及杨左丞（士琦）。”
1915年1月，严修在袁世凯故居附近的辉县花费千元买山，“长十余里，阔约七里，有老松八十余株，有橡、柿等树，有地二顷余”。同年4月17日严修和袁氏昆仲等人赴辉县百泉游玩，住在袁世凯下野隐居的彰德养寿园，这是严修第三次来到此地了，发现此园“花木之盛过曩日”。根据4月19日的日记推断，严修这次于辉县购置地皮，可能是想用来在此地建立大学之用。
这次南游之后，本年7月8日，严修又到北海新塾查看在此读书的袁氏兄弟四人，他这个“家庭教师”的确尽心尽力、不稍松懈。这天下午袁世凯在南海和严修谈了三个小时，亲自送他到福华门。仅仅时隔一天，7月10日袁世凯就派专车又来接严修进京，两人见面，再谈一个多小时。
笔者推算，这两次谈话的内容，在袁、严交往中，最值得推敲。
这之后不足一个月，1915年8月3日，美国人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洪宪帝制之谋正式粉墨登场。
确如张伯驹《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所言，刘禺生之《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其中事实有不详尽者，有出入者，亦有全非事实者”。例如如上所引之“冷笑话”，年龄小袁一岁的严称“袁四弟”就不大可能。因此，如下刘禺生引征的洪宪改制前后严修与帝制诸人的过节，也是掺杂夸张想象、需要辨析真伪的。
《纪事诗本事簿注》之七十六如此记载道：“筹安会气焰方张，一日严笵孙先生修，由津东入京谒袁，座谈竟日，笵孙先生道德学问素为项城敬礼，力陈时局国势，筹议帝制，有百害而无一利。”又谓张一麟与严修平时关系甚善，因见袁世凯有心称帝，曾专请严修劝谏。据说严修于“正式劝告外”，还“痛述帝王子孙朝亡祀绝杀戮之惨”，又陈“共和制度，深入人心”，如果你袁世凯想当皇帝，为何不在四载之前辛亥革命之时、而在今日“政府颁布共和制度已明”之际？可谓逆天而动。就凭区区几封上书，如何能够“用笔而定天下”？可谓不顾民意。严修尤其指出帝制诸人“日挟云台（袁克定字）以蔽大总统”。又据说严修的如此一番言论让袁世凯为之“大动”，“有决计罢除帝制之意，或延缓以观其变”。此后不久，袁世凯特派政事堂左丞杨士琦莅临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于开会讨论各省各团体请愿书时，发表《大总统对全国宣言》，宣言特别强调了“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的态度。刘禺生接下来更铺陈“皇太子”袁克定的嚣张行为，道：
宣言正式提出，杨度等大悚，恐严说深入袁心，星夜专车赴汤山（笔者按，袁克定与人筹划帝制之秘密所在）与克定密商大计，何以对付孙、挽回袁意之法。翌晨同车入京，莅北海离宫，招集帝制要人，克定震怒，痛垢笵孙。扬言曰：今日之事，改行帝制，薄海皆知，出尔反尔，为祸更烈，如有人能担保取消帝制之议，袁氏家族永无危险，则姓袁的不作此皇帝。试问谁能担保？持杖将窗户玻璃全行击碎，最后以重器将大穿衣镜玻璃，搥为片片。在座要人，举当时情形言辞，尽告孙，孙急乘车还津。此后项城虽卑词谦函，不复再来京矣。
刘禺生还说，严修走后，“克定与帝制要人，入谒项城，又反覆论取消之害，项城爱子情重，圣意方回”，友情不如亲情，偏私可以昏头，帝制于是还是照样进行下去。
根据严修1915年8月17日致张一麟的信函来看，他7月8日那次谒见袁世凯长达三个小时的会谈，所谓“略陈鄙见”，应该就是反对帝制之见，但此“见”与此“劝”是否乃应张一麟之请呢？却不甚清楚。此见此劝之后，严修见“似持冷静态度”的袁世凯任由“都下热衷之士，并日进行”，“不惜以私立团体，少数心理，代表全国。反对之论，报纸摈而不登，赞成之说，闻亦不无润色”，他已经“雅不欲入都门一步”了。这份信函中痛陈改变国体无论“为中国计”还是“为大总统计”，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帝制乃是“欲以无信立国，以无耻导人，金钱诱其前，斧钺劫其后，誓词等于谐谈，明令悉为诳语”。这番“爱之诚，不觉忧之切”的焦虑，严修倒是希望张一麟能够“乘间为我言之”，代为转达给袁世凯的。不过仅仅是到了第二天（8月18日），爱友心切的严修还是选择了亲自进京，“住北海。晚饭后，一灯独对，万籁俱寂，远寺钟声，悠然入听”，他不禁百感交集。8月19日下午严修见到袁世凯，两人谈了一个小时，看来效果不佳：严修以为筹安会之举将使得“信誉为妄语，节义为虚言”，袁世凯却不以此语为然。8月20日严修返津。8月23日，筹安会正式挂牌成立。不过，9月6日袁世凯的确曾派杨士琦代为发表否认更改国体的声明，认为“急遽轻举，恐多窒碍”，为大局稳定计，此举“不合时宜”，也许严修的几番苦劝多少还是起了作用？但如若深究袁世凯这份扭扭捏捏、半推半就的妙文，所谓“然本犬息流亡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竟然为下一步继续伪造民意张本。则严修的几番苦劝，到底还是没有惊醒袁世凯毒瘾发作一样的皇帝梦。
严修这一走就是大半年，直到帝制自为的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之后，他才再度进京。1916年4月2日晚，严修和袁世凯在居仁堂谈了两个小时。4月3日袁世凯在静心堂（另一袁氏子弟读书处）宴请了严修。6月6日当严修接到袁世凯病逝消息的时候，他根本不相信，“谓必无其事”。一旦消息证实，第二天（6月7日）上午严修即火速进京，十一点达到，“哭项城于居仁堂”。此时袁世凯犹未成殓，“公子十二人（十三至十七，太幼，未与）环跪号泣，惨不忍睹”。看到一大群孩子，多数尚未成年，也许，这是一个“家庭教师”最特殊的伤心之处吧。
1916年7月10日，严修有信致规庵（克权），表达了那份发自内心的忧伤：“居常郁郁，如堕云雾。念君家事，尤刻不能忘。”8月21日严修专程到彰德，次日赴袁府吊祭，观题主礼（徐世昌点主）。第二天再往袁府，这一次是“至墓地观灵梓登穴”。8月25日严修才返回天津。
至于严修和袁克定之间的关系，是否如刘禺生渲染的那么紧张呢？严修与小袁的相过往，应该是袁世凯宣统元年被去职赶回彰德之后的事。留在京师任职农工商部的袁克定，本身既是袁世凯在政坛的“耳目”与“联络员”，与袁世凯交情甚密而又为人正直的严修自然是袁克定经常可以拜访乃至商讨事情的父执。1909年2月21日《严修日记》记载：“袁云台来，因《时报》诬蔑慰帅，愤欲控诉。余劝止之，并戒其勿多发议论。”袁克定该年恰好刚过而立，难免还是血气方刚？或者他性格的偏急由此可见。1913年6月24日严修专门赴京与袁世凯商量其子弟出洋事，之前之后都曾和袁克定有过交谈。1914年8月24日袁克端结婚，严修前来祝贺，遇见袁克定，“谈约四小时”。1916年4月2日晚，严修在袁世凯取消帝制后再度返京晤见，之后曾专门“访袁云台于延庆楼。谈刻许”，意思内外似乎颇有点不客气？！
就《严修日记》的记载来看，特别是袁世凯身后至严修去世之前，袁克定与他来往很是频繁，似难相信袁克定曾对严修如此失礼过，至于后者有“落荒而逃”的嫌疑。尤其1919年1月袁克定生母、袁世凯元配夫人于氏去世，严修先是赴天津袁宅吊丧，又亲自送灵至老车站，天寒路滑，“步行约四里许”。3月15日严修再赴彰德，仍住养寿园，18日袁克定特请赵尔巽（题主）、严修、王士珍（襄题）为母亲点题木主。18日送殡，严修有《第五次至养寿园》诗，面对着“燕南残雪尚缤纷，洹上青青麦陇云”的无边江山，生出一番“忽忆当年旧宾主，仰天无语立斜曛”的历史长吁。
1929年，严修谢世，天津《大公报》发表了社评《悼严修先生》，相传出自张季鸾的大手笔。文中谓严修“冲谦淡泊，狷洁自爱”，又特别详论严修始终不为民国乱世之官的自我修持：
袁世凯炙手可热之时，北洋旧部鸡犬皆仙，独严氏以半师半友之资格，皎然自持，屡征不起，且从不为袁氏荐一人。以袁之枭雄阴骘，好用威胁利诱侮弄天下士，独对严氏始终敬礼，虽不为用，不以为忤。
终袁之世，严卒不拜一命任一职。公私分明，贞不绝俗，所谓束身自爱、抱道循义者，庶几近之。
继袁当国者，如黎冯、如曹张、或与有旧，或慕其名，皆欲罗致之而卒不能。其处身立世之有始有终，更可见矣。
社评最后结论说，“就过去人物言之，严氏之持躬处世，殆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而在功利主义横行中国之时，若严氏者，实不失为一鲁殿灵光，足以风示末俗”。
这话确是明鉴、至论。
严修便是如此，一个平凡的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