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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曹七巧作为张爱玲小说中唯一一个彻底的人物，她的歇斯底里、变态疯狂直指人心。文本采用周蕾在《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中指涉的受虐、施虐理论，穿插运用精神分析学说，剖析曹七巧的双重身份——作为父权体制受虐者的同时又成为“父权代理人”的施虐者，并在身份的转换中发现自身的不幸命运，从而带有明显的女性主体意识。
关键词：《金锁记》 曹七巧 受虐者 施虐者 主体意识
自20世纪40年代凭《传奇》《流言》初登文坛，张爱玲本人及其作品一直是评论家和学者热议的对象。其40年代创作的《金锁记》更被盛赞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1}。《金锁记》讲述了在父权体制压迫下，曹七巧由活泼可爱的曹家大姑娘变成阴鹫狠毒、疯狂变态，甚至不惜残杀自己儿女的女性形象的故事。本文从周蕾反转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论出发，重读《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以求能有新发现。
一、父权体制下的受虐者
在中国宗法体制下，女性长久以来都处于丧失主体性的从属地位。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的大主轴中，女性被贬抑为被动、附属的一面。曹七巧的悲剧正是产生于内构了宗法体制的姜公馆内。
曹七巧在嫁人之前也曾是小家碧玉，她勤劳、开朗，对生活和爱情充满了憧憬与希望。但如伊利格瑞在《他者女人的窥镜》中所言：“男性所掌握的父权保障了一切的表达方式、一切的典型、一切众所周知的精神和一切被遵行的律法。”{2}女人在父权体系中，只是男性任意操纵的商品。在传统的男性中心社会中，女性仅存有使用价值，并以一种交换价值流动在父权集团之间。曹七巧不幸的开端便始于被父权社会代言人的哥哥作为商品奉送给姜公馆。周蕾在《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中提道：“将自己（指《绣枕》中的大小姐，引者注）‘卖’给另一种生活秩序之中，这是传统指定给中国女性的角色。”{3}女人是父权体制和未来丈夫的交换物，没有实际的主体地位，这是七巧受虐的开始。
来到姜家后，由于出身低微，七巧每天生活在他人的歧视和嘲笑中。在那个封建大家庭里，她“争不到主子的名分，脱不掉出身低贱的湿布衫”{4}。丫头的以下犯上，姜家老太太和出身贵族的妯娌的自动疏远，都使她生活在没有尊严和地位的环境中，这是她受虐的表现之一。若七巧在精神上受到的歧视与嘲讽可以通过丈夫的出场得到有力的化解，那受虐的程度可能会相应的减轻，但张爱玲对七巧丈夫姜二爷的建构采用“去势模拟”策略，使他带有身体和精神上的残障。张爱玲透过七巧的叙述话语，建构起了她残废的丈夫。
弗洛伊德谈道：“大部分精神神经症患者是在青春期后正常的性生活的压力之下患病的，或是在力比多无法获得正常满足时致病的。在这种情况下，力必多会像受阻的河流般向干涸的旁道流去。”{5}七巧的丈夫难以承担起自身的责任，无法满足七巧正常的爱欲和情欲，使得她寄希望于姜家三少爷季泽。对小叔子的渴望，与其说是对性的渴求，不如说是对健康的躯体和正常生活的向往。而就连这种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被季泽理性地拒绝了。因为季泽深知在这个体制里，男人可以按自己的欲望去交换、买卖女人，而女人必须是保证血缘纯洁的工具。所以，虽然季泽在外面花天酒地，对内却依旧维护父系制度的绝对权威。对他而言，试图逾越“制度”的七巧是危险的，对他来说终究是个累赘。这个看似玩世不恭、唯一可能突破封建父权的力量却也是扎根于他所寄生的父系社会的。于是，整个父权社会由上到下对七巧完成了施虐，七巧成为受虐主体。
在传统父权制的统治下，七巧的命运就如同“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她作为异姓者只能是被建构、被压抑的对象，是父权制度下的受虐者。
二、作为“父权代理人”的施虐者
张爱玲采用“杀父书写”模式建构分家后七巧的小家庭，把男性家长排除在文本之外，通过对阳性形象的隐形，七巧成为“父权代理人”，受制并服从于封建父权社会，带有父权象征秩序的烙印。所不同的是，七巧由受虐者转换成施虐者，将自身所受的压抑和不幸移植到“他者”身上，用父权秩序操纵更为弱小的女性，通过对儿媳芝寿和女儿长安的疯狂施虐来获得补偿性的满足感。
七巧所经历的情感压抑的创伤性体验使得她对刚进门的媳妇满怀戒心，严防芝寿得到正常的幸福生活，在语言上对她百般嘲讽：
“天性厚，并不是什么好话……但愿咱们白哥儿这条命别送在她手里！”
在古代社会，女子嘴唇丰厚是情欲旺盛的象征，而这正常的情欲需求却被七巧视为污名化的，甚至会威胁到儿子的性命。为了防止儿媳与她争夺儿子的情感，七巧从语言上的侮辱发展到不让新婚夫妇同寝，让儿子连着三个晚上整宿陪她烧大烟，并打探二人隐私。得知了儿子夫妇的秘密后，七巧第二天便当着亲家母的面得意地把这些信息传播了出去，最后“逼得芝寿的母亲脸皮紫胀，无颜再见女儿”，芝寿也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柄。
这种对儿媳精神上的虐杀实际上是父权体制压抑的延续。在虐杀中，七巧以主体身份替代先前所扮演的媳妇客体，同时她的压抑情绪在这种父权替身中获得纾解。“在父亲的替身底下，被父权价值所内化了的女性，替缺席的父亲打了一场又一场闺阁政治上的性别战争。”{6}隐藏在七巧背后的是强有力的父权体制，她对儿媳的疯狂泄愤，重复着姜氏家庭的性别政治模式。
在葬送儿媳的幸福后，七巧又作为父权家长代言人对亲生骨肉长安进行施虐。李银河指出，“有受虐倾向者渴望经历疼痛，但一般来说，他渴望的疼痛是由爱施加给她的；有施虐倾向的人渴望施加疼痛，他渴望这一行為当作爱的表达。”{7}七巧通过宗法制度压抑长安的身体和精神，并且最为讽刺和吊诡的是这种施虐是以关心和爱的名义进行的。
首先，七巧通过给长安裹脚来进行肉体施虐。七巧的脚是缠过的，当她看到长安健康的双脚时，一面以爱的名义责备自己“耽误了她”，另一方面又残忍地给痛得“鬼哭神号”的女儿裹起了脚。当身为母亲的女人无法满足自身需求时，自虐的机制翻转成虐待狂，通过破坏他人的生活以求得补偿，受害者往往是最亲近的儿女。七巧为了不可理喻的兴致和报复心态，将女儿折磨成生理和心理上的残废。在七巧的背后，是势力强大的男权，缠足正是权力——屈从关系的体现，男权通过裹脚实现对女性的绝对控制。 在对女儿的身体进行摧残后，曹七巧又转而干涉她的爱情。长安30岁时，终于找到了可以谈婚论嫁的对象。但是，爱欲和情欲缺失的七巧不会允许这种幸福出现在身边人的生活中，对她来说，幸福的生活是“异己”现象，是对自己的巨大威胁。于是，她又进行了极力的破坏。在媒人上门提亲时，七巧破口大骂：
“不害臊！你是肚子里有了搁不住的东西是怎么着？……你有哪一点叫人看得上眼？趁早别自骗自了。”{8}
长安无法忍受七巧的语言暴力，主动和对方分手。七巧通过宗法父权的性禁忌——未婚先孕来控制长安的思想，剥夺其幸福。最后，又以“一个疯子的审慎和机智”把女儿说成是吸大烟的，彻底割裂了童世舫对东方女性的幻想，也彻底割断了长安的幸福。从而在一步步精密的设计中，完成了对女儿由浅至深的施虐。
对于芝寿，七巧扮演的是复仇的婆婆，对长安则扮演了一个病态母亲和男性家长的双重角色。隐藏在施虐行为背后的是七巧从未得到满足的爱欲和情欲，也是强大的父权体制和宗法社会的梦魇。
三、主体性的发现
拉普朗虚提到，施虐者在施虐时，首先要知道受虐的痛苦（由此使受虐者承受这种痛苦），因此，施虐也是个人对自身痛苦经历的回忆。在回忆时，主体会出现“幻想时刻”，即通过一连串返身性的幻想过程，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并具有一定的主体性。曹七巧也在施虐（同时也是自虐）中意识到自身存在并获得主体性。
试想，曹七巧刚进入姜家时，面对“坐起来，梁骨直溜下去，看上去还没有三岁的孩子高”的瘫痪丈夫是如何绵延子嗣的呢？无疑是她为提升自己在姜家的地位而主动配合并怀孕。七巧内心是抗拒的，这是她对自己的施虐，并在跟季泽的诉苦中反复回忆这个自虐的过程，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幸。从张爱玲的写作策略来看，正是二少爷身体上的残疾使其男权主体地位失守，从而完成了七巧主体性的建构，也为七巧自我意识的萌芽提供了前提。
七巧对自己在姜氏大家庭中的不幸生活也有充分的理解。娘家兄嫂来看望时，七巧说道：“你们来这一趟，就害得我把前因后果在心里过一过。我禁不起这样折腾”。在向兄嫂发泄时，七巧将自己的创伤记忆重新咀嚼，确认了自己遭受不幸这一事实的客观存在，并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遭遇是由传统宗法体制和父权政治造成的。对不幸处境的充分认识使她带有一定的主体性。
可以说，七巧是一个清醒的痛苦主义者。她非常清醒地看到自己一步步地走向毁灭，但是对于推动她走向毁灭的父权政治和宗法体制却无能为力，只得将自己在这种束缚下所遭受的不幸转而施加于他人，一级一级走向没有光的所在。暮年的她，在回忆往事时想道：
“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人恨他，她娘家人恨他。”“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9}
通过这段对自身总结性的文字我们可以发现，七巧对自身所经历的，无论是受虐还是施虐都有清晰的认识，她在受虐中带有一定的主体性，认识到自己的存在；同时又在施虐中不断自虐，体验痛苦的同时又带有施虐的快感。七巧是一个矛盾的存在，她是父权制社会的受害者和不幸者，同时也是父权社会的“代理人”，运用父权制的陈旧规则束缚他人，成為宗法体制的卫道者。
四、结语
在父权体制的压迫下，曹家大姑娘由活泼、快乐的少女变成虐人虐己的残酷长者。无论是作为受害者还是后来成为父权代理人的施虐者，封建父权和宗法制度一直都是无法摆脱的窠臼。七巧在一次次的施虐和受虐中通过返求回到自身而充分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幸，表现了自身的主体性和女性意识的觉醒。
{1}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2} 伊利格瑞：《他者女人的窥镜》，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6页。
{3} 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06页。
{4} 黄修已：《张爱玲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
{5}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第二卷》，长春出版社2004年版，第536页。
{6} 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页。
{7} 李银河：《虐恋亚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
{8}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
{9}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页。
参考文献：
[1]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第二卷[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2] 西蒙娜·德·波伏瓦.女人是什么[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
[3] 林幸谦.反父权体制的祭典——张爱玲小说论[J].文学评论，1998（4）.
[4]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
[5]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四）[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6] 李银河.虐恋亚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7] 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8]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9] 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10] 陈子善.说不尽的张爱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11] 林幸谦.张爱玲：压抑处境与歇斯底里话语的文本[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1）.
作 者：曲芳莹，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康慧 E-mail：kanghuixx@sina.com
关键词：《金锁记》 曹七巧 受虐者 施虐者 主体意识
自20世纪40年代凭《传奇》《流言》初登文坛，张爱玲本人及其作品一直是评论家和学者热议的对象。其40年代创作的《金锁记》更被盛赞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1}。《金锁记》讲述了在父权体制压迫下，曹七巧由活泼可爱的曹家大姑娘变成阴鹫狠毒、疯狂变态，甚至不惜残杀自己儿女的女性形象的故事。本文从周蕾反转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论出发，重读《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以求能有新发现。
一、父权体制下的受虐者
在中国宗法体制下，女性长久以来都处于丧失主体性的从属地位。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的大主轴中，女性被贬抑为被动、附属的一面。曹七巧的悲剧正是产生于内构了宗法体制的姜公馆内。
曹七巧在嫁人之前也曾是小家碧玉，她勤劳、开朗，对生活和爱情充满了憧憬与希望。但如伊利格瑞在《他者女人的窥镜》中所言：“男性所掌握的父权保障了一切的表达方式、一切的典型、一切众所周知的精神和一切被遵行的律法。”{2}女人在父权体系中，只是男性任意操纵的商品。在传统的男性中心社会中，女性仅存有使用价值，并以一种交换价值流动在父权集团之间。曹七巧不幸的开端便始于被父权社会代言人的哥哥作为商品奉送给姜公馆。周蕾在《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中提道：“将自己（指《绣枕》中的大小姐，引者注）‘卖’给另一种生活秩序之中，这是传统指定给中国女性的角色。”{3}女人是父权体制和未来丈夫的交换物，没有实际的主体地位，这是七巧受虐的开始。
来到姜家后，由于出身低微，七巧每天生活在他人的歧视和嘲笑中。在那个封建大家庭里，她“争不到主子的名分，脱不掉出身低贱的湿布衫”{4}。丫头的以下犯上，姜家老太太和出身贵族的妯娌的自动疏远，都使她生活在没有尊严和地位的环境中，这是她受虐的表现之一。若七巧在精神上受到的歧视与嘲讽可以通过丈夫的出场得到有力的化解，那受虐的程度可能会相应的减轻，但张爱玲对七巧丈夫姜二爷的建构采用“去势模拟”策略，使他带有身体和精神上的残障。张爱玲透过七巧的叙述话语，建构起了她残废的丈夫。
弗洛伊德谈道：“大部分精神神经症患者是在青春期后正常的性生活的压力之下患病的，或是在力比多无法获得正常满足时致病的。在这种情况下，力必多会像受阻的河流般向干涸的旁道流去。”{5}七巧的丈夫难以承担起自身的责任，无法满足七巧正常的爱欲和情欲，使得她寄希望于姜家三少爷季泽。对小叔子的渴望，与其说是对性的渴求，不如说是对健康的躯体和正常生活的向往。而就连这种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被季泽理性地拒绝了。因为季泽深知在这个体制里，男人可以按自己的欲望去交换、买卖女人，而女人必须是保证血缘纯洁的工具。所以，虽然季泽在外面花天酒地，对内却依旧维护父系制度的绝对权威。对他而言，试图逾越“制度”的七巧是危险的，对他来说终究是个累赘。这个看似玩世不恭、唯一可能突破封建父权的力量却也是扎根于他所寄生的父系社会的。于是，整个父权社会由上到下对七巧完成了施虐，七巧成为受虐主体。
在传统父权制的统治下，七巧的命运就如同“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她作为异姓者只能是被建构、被压抑的对象，是父权制度下的受虐者。
二、作为“父权代理人”的施虐者
张爱玲采用“杀父书写”模式建构分家后七巧的小家庭，把男性家长排除在文本之外，通过对阳性形象的隐形，七巧成为“父权代理人”，受制并服从于封建父权社会，带有父权象征秩序的烙印。所不同的是，七巧由受虐者转换成施虐者，将自身所受的压抑和不幸移植到“他者”身上，用父权秩序操纵更为弱小的女性，通过对儿媳芝寿和女儿长安的疯狂施虐来获得补偿性的满足感。
七巧所经历的情感压抑的创伤性体验使得她对刚进门的媳妇满怀戒心，严防芝寿得到正常的幸福生活，在语言上对她百般嘲讽：
“天性厚，并不是什么好话……但愿咱们白哥儿这条命别送在她手里！”
在古代社会，女子嘴唇丰厚是情欲旺盛的象征，而这正常的情欲需求却被七巧视为污名化的，甚至会威胁到儿子的性命。为了防止儿媳与她争夺儿子的情感，七巧从语言上的侮辱发展到不让新婚夫妇同寝，让儿子连着三个晚上整宿陪她烧大烟，并打探二人隐私。得知了儿子夫妇的秘密后，七巧第二天便当着亲家母的面得意地把这些信息传播了出去，最后“逼得芝寿的母亲脸皮紫胀，无颜再见女儿”，芝寿也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柄。
这种对儿媳精神上的虐杀实际上是父权体制压抑的延续。在虐杀中，七巧以主体身份替代先前所扮演的媳妇客体，同时她的压抑情绪在这种父权替身中获得纾解。“在父亲的替身底下，被父权价值所内化了的女性，替缺席的父亲打了一场又一场闺阁政治上的性别战争。”{6}隐藏在七巧背后的是强有力的父权体制，她对儿媳的疯狂泄愤，重复着姜氏家庭的性别政治模式。
在葬送儿媳的幸福后，七巧又作为父权家长代言人对亲生骨肉长安进行施虐。李银河指出，“有受虐倾向者渴望经历疼痛，但一般来说，他渴望的疼痛是由爱施加给她的；有施虐倾向的人渴望施加疼痛，他渴望这一行為当作爱的表达。”{7}七巧通过宗法制度压抑长安的身体和精神，并且最为讽刺和吊诡的是这种施虐是以关心和爱的名义进行的。
首先，七巧通过给长安裹脚来进行肉体施虐。七巧的脚是缠过的，当她看到长安健康的双脚时，一面以爱的名义责备自己“耽误了她”，另一方面又残忍地给痛得“鬼哭神号”的女儿裹起了脚。当身为母亲的女人无法满足自身需求时，自虐的机制翻转成虐待狂，通过破坏他人的生活以求得补偿，受害者往往是最亲近的儿女。七巧为了不可理喻的兴致和报复心态，将女儿折磨成生理和心理上的残废。在七巧的背后，是势力强大的男权，缠足正是权力——屈从关系的体现，男权通过裹脚实现对女性的绝对控制。 在对女儿的身体进行摧残后，曹七巧又转而干涉她的爱情。长安30岁时，终于找到了可以谈婚论嫁的对象。但是，爱欲和情欲缺失的七巧不会允许这种幸福出现在身边人的生活中，对她来说，幸福的生活是“异己”现象，是对自己的巨大威胁。于是，她又进行了极力的破坏。在媒人上门提亲时，七巧破口大骂：
“不害臊！你是肚子里有了搁不住的东西是怎么着？……你有哪一点叫人看得上眼？趁早别自骗自了。”{8}
长安无法忍受七巧的语言暴力，主动和对方分手。七巧通过宗法父权的性禁忌——未婚先孕来控制长安的思想，剥夺其幸福。最后，又以“一个疯子的审慎和机智”把女儿说成是吸大烟的，彻底割裂了童世舫对东方女性的幻想，也彻底割断了长安的幸福。从而在一步步精密的设计中，完成了对女儿由浅至深的施虐。
对于芝寿，七巧扮演的是复仇的婆婆，对长安则扮演了一个病态母亲和男性家长的双重角色。隐藏在施虐行为背后的是七巧从未得到满足的爱欲和情欲，也是强大的父权体制和宗法社会的梦魇。
三、主体性的发现
拉普朗虚提到，施虐者在施虐时，首先要知道受虐的痛苦（由此使受虐者承受这种痛苦），因此，施虐也是个人对自身痛苦经历的回忆。在回忆时，主体会出现“幻想时刻”，即通过一连串返身性的幻想过程，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并具有一定的主体性。曹七巧也在施虐（同时也是自虐）中意识到自身存在并获得主体性。
试想，曹七巧刚进入姜家时，面对“坐起来，梁骨直溜下去，看上去还没有三岁的孩子高”的瘫痪丈夫是如何绵延子嗣的呢？无疑是她为提升自己在姜家的地位而主动配合并怀孕。七巧内心是抗拒的，这是她对自己的施虐，并在跟季泽的诉苦中反复回忆这个自虐的过程，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幸。从张爱玲的写作策略来看，正是二少爷身体上的残疾使其男权主体地位失守，从而完成了七巧主体性的建构，也为七巧自我意识的萌芽提供了前提。
七巧对自己在姜氏大家庭中的不幸生活也有充分的理解。娘家兄嫂来看望时，七巧说道：“你们来这一趟，就害得我把前因后果在心里过一过。我禁不起这样折腾”。在向兄嫂发泄时，七巧将自己的创伤记忆重新咀嚼，确认了自己遭受不幸这一事实的客观存在，并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遭遇是由传统宗法体制和父权政治造成的。对不幸处境的充分认识使她带有一定的主体性。
可以说，七巧是一个清醒的痛苦主义者。她非常清醒地看到自己一步步地走向毁灭，但是对于推动她走向毁灭的父权政治和宗法体制却无能为力，只得将自己在这种束缚下所遭受的不幸转而施加于他人，一级一级走向没有光的所在。暮年的她，在回忆往事时想道：
“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人恨他，她娘家人恨他。”“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9}
通过这段对自身总结性的文字我们可以发现，七巧对自身所经历的，无论是受虐还是施虐都有清晰的认识，她在受虐中带有一定的主体性，认识到自己的存在；同时又在施虐中不断自虐，体验痛苦的同时又带有施虐的快感。七巧是一个矛盾的存在，她是父权制社会的受害者和不幸者，同时也是父权社会的“代理人”，运用父权制的陈旧规则束缚他人，成為宗法体制的卫道者。
四、结语
在父权体制的压迫下，曹家大姑娘由活泼、快乐的少女变成虐人虐己的残酷长者。无论是作为受害者还是后来成为父权代理人的施虐者，封建父权和宗法制度一直都是无法摆脱的窠臼。七巧在一次次的施虐和受虐中通过返求回到自身而充分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幸，表现了自身的主体性和女性意识的觉醒。
{1}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2} 伊利格瑞：《他者女人的窥镜》，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6页。
{3} 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06页。
{4} 黄修已：《张爱玲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
{5}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第二卷》，长春出版社2004年版，第536页。
{6} 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页。
{7} 李银河：《虐恋亚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
{8}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
{9}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页。
参考文献：
[1]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第二卷[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2] 西蒙娜·德·波伏瓦.女人是什么[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
[3] 林幸谦.反父权体制的祭典——张爱玲小说论[J].文学评论，1998（4）.
[4]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
[5]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四）[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6] 李银河.虐恋亚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7] 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8]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9] 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10] 陈子善.说不尽的张爱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11] 林幸谦.张爱玲：压抑处境与歇斯底里话语的文本[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1）.
作 者：曲芳莹，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康慧 E-mail：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