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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女性主义的前提理论:女性是第二性的,“她”依赖“他”而存在。从这个角度解读《三寸金莲》,可以更加客观地认识历史上长期被遮蔽的“小脚”之伤。“小脚”是男性话语权力下的欲望客体,其实也是女性我群认同的历史产物。重新审视“小脚”文化,有助于处于现代及后现代语境中的当代女性摆脱物质与技术层面的侵袭,引领女性走出被物化的精神陷阱,挣脱欲望的漩涡,从而追求自然质朴、健康本真的女性生活方式。
关键词:《三寸金莲》 女性主义 我群认同
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前提理论:女性作为“第二性”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不言自明,“小脚”之美是在以“他”为中心的话语中存在与建构的。论及中国文化对女性最大的侵害,“缠足”一定首当其冲,这也是缘何关于小说《三寸金莲》的讨论早期一直停留在批判和谴责的话语层面。当小说被评论家列为“历史小说”“传奇小说”“津味儿小说”时,冯骥才先生回应称:“其实全是胡扯”。当我们调整接受角度,从女性主义切入来解读《三寸金莲》时,其间通篇的喻指象征更像一部窥探整个中国文化的袖珍演义。小说承担着中国特有的女性民俗——缠足文化的记录功能,同时又通过“小脚”文化的历史演义反思中国文化。“小脚”文化的终结是中国女权主义一次重大的胜利,但前行的道路依旧任重道远,如冯骥才称楚庄先生的小诗——“百年史事惊回首,缠放放缠缠放缠”,最得他心。
一、“小脚”:男性话语权力下的女性美塑造
加缪曾说:“作家不应为制造历史的人服务,而应为承受历史的人服务。”“小脚”是历史的见证者与承受者,象征着一性对另一性的规范与禁锢。小说《三寸金莲》讲述了清末民初年间,贫家女戈香莲幼年时被奶奶裹足,虽经受了骨断筋残的皮肉之苦,但凭着这双“三寸金莲”最终嫁入了富户佟家。在经历了两次赛脚比赛后,从失宠到得宠,并最终掌握了佟家大权。然而,当亲生女儿面临缠足时,戈香莲却放弃了。故事穿插了大量关于缠脚、养脚、赏脚、玩脚、赛脚的文化知识,堪称一部小脚文化论文。冯骥才先生谈这部作品的创作成因时,着重介绍了小说产生的背景。在寻根文学大行其道的时代背景下,大冯为自己设计了一系列文化反思小说,《三寸金莲》即在其列。作品展示了在男性话语权社会的小脚之美,这是女性被物化的畸形之美,具有深刻的时代性与社会性。
小脚审美是一种畸形的身体审美,但它并不唯一。从原始时代的穿鼻、凿齿、文身、残体,到现代的丰胸、整容、变性等手段,人类不断地在改造着自己的身体以融入社会之美。身在其中之人,趋之若鹜,见怪不怪,倒是评论家对身体批判的思想截断时空,往往孤立地看待问题。《三寸金莲》对小脚“国粹”进行了一次细致的梳理,类似于还原“小脚”时代的百科全书,但又不止于记录。《三寸金莲》开篇表明主旨:“人说,小脚里头,藏着一部中国历史,这话玄了!”“小脚”虽然指向被动、无奈、丑恶的美,但却被时人奉为标准、信仰,此乃中国文化的奇特魅力所在。“中国文化的高明就在于儒家文化统摄下的一种神奇的向心力,它可以把清规戒律变成金科玉律,可以把人为的强制的行为改造为一种公认的美的法则。人们还会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这种美感,强化自己的意愿。”{1}故事描写了这么一个片段,香莲在与天足会的斗争中用一双名作“月亮门”的鞋让佟家翻了身,香莲占了上风并不着急还手,而是在配色饰料上更下工夫,推出“万象更新鞋”,名声又灌满天津卫。如果说香莲小时候对缠足之痛是切肤之恨,此时的她俨然已成为了一个缠足的卫道士。作者用香莲运命的几次转折道出了“小脚”畸形之美的根由。封建时代,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小脚成为取悦他性的工具。小脚是妇女婚姻生活的最重要因素,这个标准比今天的长相还重要。小说塑造了几位社会名士乔六桥、牛凤章、陆大夫等,在佟安冬的带领下一起赏脚、品脚、谈脚史。小脚玩赏代表了上流社会的雅趣风尚,成为大家竞相追求的审美对象。小脚的身体之伤在男性审美主导下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带有艺术性的身体改造行为。
一部中国文化思想史,是一部“男性中心”话语史,“小脚”亦是这种男性审美文化下的一种极端变态的历史产物。在宋之前,中国文化对内对外一直是比较开放的,从唐代女性的开放程度来看,魏晋时期追求的人格觉醒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自宋朝开始,宋明理学主张把儒教演变为修身之学,重新塑造人性。这对女性而言是非常不幸的,缠足便是这个时代给予女性自由权利最典型的、最严苛的束缚形式。缠足往往与女性贞洁联系起来,不便于外出的女子不再有木兰从军行的机会,也不再有《诗经》中自由恋爱的权利。在三从四德、媒妁之言、失德是大的社会道德契约中,女性开始从身体改变上进行枷锁束缚式的实践,以至于数千年来,女性心甘情愿地充当了缠足女。“妇女采取的行动,不是抗拒,而是将她们的聪明才智运用在足服设计方面。她们凭借着想象与技巧,从质料选择、款式趋新以及净值收益等方面,制作完美的斜率,力求最抢眼的视觉呈现,以与她们的姐妹邻居们一争长短……对她们而言,‘鞋的异想世界’,正是缠足的魅力诉求所在。”{2}小说中缠足大师潘妈的金莲设计学问,门道深不可测,香莲在佟家长期的养脚过程中也深得其真传,制作足服赛脚成为佟家后院的一个重要生活内容,也成为香莲一辈子的生活重心。是什么把小脚畸形的丑变成了美,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我看这不是单纯一种堕力,传统文化有种更厉害的东西,是魅力。它能把畸形的、变态的、病态的,全变成一种美,一种有魅力的美,一种神奇神秘令人向往的美。你用今天的眼光不可理解、不可思议,你看它丑陋龌蹉恶心绝难接受甚至忍受,但当初确确实实是人们由衷遵从,奉为至高无上的审美标准。”{3}“小脚”便如此,虽然今天我们难以理解这种畸形之美,但是不碍“小脚”曾经是男性与女性眼中至高无上的美。
二、“三寸金莲”与女性的我群认同
数百年的“金莲崇拜”如果单纯只有男性的喜好,没有女性的参与是根本无法维系的,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两性审美的双向互动。“小脚”的故事不仅属于男人,亦属于女人。现代女性主义倡导者波伏娃的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变成女人的。”大约16世纪,宋明理学支配的社会观念对女性物化的典型表现便是“缠足”。史料表明,尽管在宋词元曲中,“金莲”已经被用来赞美女性的小脚,但以玩足和赏足为行为表现的金莲崇拜以及缠足的情欲化特征,是源于17世纪比较发达的商业化的江南文化。明清小说的繁荣也正是这一商业文化的具象表征。从思想观念封闭的明朝始,“缠足不是一种负累,而是一种特权。缠足的存在,不仅是为了向外世界宣告身份地位和可欲性,对于女人本身而言,这还是自尊的一种体现”{4}。故事中香莲凭借一双“好脚”成功地实现了社会阶段的爬升,这时的香莲已不再把缠足之苦当作他者对自我身体的摧残,反而还庆幸奶奶为自己计深远的大爱。当这双小脚成为佟家地位的物化符号时,香莲已经自觉地将养脚、制鞋作为家庭生活中自我增值与享乐的重要活动。如香莲一般已经成年的女性,她们对缠足早已不是抗拒,他们甚至将家庭生活的一大部分时间用于养脚与足服的设计。她们在满是嫉妒、物化、残忍的氛围中,在美又丑,既非自愿又非强迫中爱莲、惜莲。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婚姻是女性自我提升的最佳也是唯一途径,小脚好比是女性商品化的一个属性和标签,是女性与社会、与他性相互联系、发展的工具。没有自我,谈不上自愿,这种极端被物化的第二性是完全被压迫、被歧视的等级。
关键词:《三寸金莲》 女性主义 我群认同
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前提理论:女性作为“第二性”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不言自明,“小脚”之美是在以“他”为中心的话语中存在与建构的。论及中国文化对女性最大的侵害,“缠足”一定首当其冲,这也是缘何关于小说《三寸金莲》的讨论早期一直停留在批判和谴责的话语层面。当小说被评论家列为“历史小说”“传奇小说”“津味儿小说”时,冯骥才先生回应称:“其实全是胡扯”。当我们调整接受角度,从女性主义切入来解读《三寸金莲》时,其间通篇的喻指象征更像一部窥探整个中国文化的袖珍演义。小说承担着中国特有的女性民俗——缠足文化的记录功能,同时又通过“小脚”文化的历史演义反思中国文化。“小脚”文化的终结是中国女权主义一次重大的胜利,但前行的道路依旧任重道远,如冯骥才称楚庄先生的小诗——“百年史事惊回首,缠放放缠缠放缠”,最得他心。
一、“小脚”:男性话语权力下的女性美塑造
加缪曾说:“作家不应为制造历史的人服务,而应为承受历史的人服务。”“小脚”是历史的见证者与承受者,象征着一性对另一性的规范与禁锢。小说《三寸金莲》讲述了清末民初年间,贫家女戈香莲幼年时被奶奶裹足,虽经受了骨断筋残的皮肉之苦,但凭着这双“三寸金莲”最终嫁入了富户佟家。在经历了两次赛脚比赛后,从失宠到得宠,并最终掌握了佟家大权。然而,当亲生女儿面临缠足时,戈香莲却放弃了。故事穿插了大量关于缠脚、养脚、赏脚、玩脚、赛脚的文化知识,堪称一部小脚文化论文。冯骥才先生谈这部作品的创作成因时,着重介绍了小说产生的背景。在寻根文学大行其道的时代背景下,大冯为自己设计了一系列文化反思小说,《三寸金莲》即在其列。作品展示了在男性话语权社会的小脚之美,这是女性被物化的畸形之美,具有深刻的时代性与社会性。
小脚审美是一种畸形的身体审美,但它并不唯一。从原始时代的穿鼻、凿齿、文身、残体,到现代的丰胸、整容、变性等手段,人类不断地在改造着自己的身体以融入社会之美。身在其中之人,趋之若鹜,见怪不怪,倒是评论家对身体批判的思想截断时空,往往孤立地看待问题。《三寸金莲》对小脚“国粹”进行了一次细致的梳理,类似于还原“小脚”时代的百科全书,但又不止于记录。《三寸金莲》开篇表明主旨:“人说,小脚里头,藏着一部中国历史,这话玄了!”“小脚”虽然指向被动、无奈、丑恶的美,但却被时人奉为标准、信仰,此乃中国文化的奇特魅力所在。“中国文化的高明就在于儒家文化统摄下的一种神奇的向心力,它可以把清规戒律变成金科玉律,可以把人为的强制的行为改造为一种公认的美的法则。人们还会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这种美感,强化自己的意愿。”{1}故事描写了这么一个片段,香莲在与天足会的斗争中用一双名作“月亮门”的鞋让佟家翻了身,香莲占了上风并不着急还手,而是在配色饰料上更下工夫,推出“万象更新鞋”,名声又灌满天津卫。如果说香莲小时候对缠足之痛是切肤之恨,此时的她俨然已成为了一个缠足的卫道士。作者用香莲运命的几次转折道出了“小脚”畸形之美的根由。封建时代,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小脚成为取悦他性的工具。小脚是妇女婚姻生活的最重要因素,这个标准比今天的长相还重要。小说塑造了几位社会名士乔六桥、牛凤章、陆大夫等,在佟安冬的带领下一起赏脚、品脚、谈脚史。小脚玩赏代表了上流社会的雅趣风尚,成为大家竞相追求的审美对象。小脚的身体之伤在男性审美主导下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带有艺术性的身体改造行为。
一部中国文化思想史,是一部“男性中心”话语史,“小脚”亦是这种男性审美文化下的一种极端变态的历史产物。在宋之前,中国文化对内对外一直是比较开放的,从唐代女性的开放程度来看,魏晋时期追求的人格觉醒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自宋朝开始,宋明理学主张把儒教演变为修身之学,重新塑造人性。这对女性而言是非常不幸的,缠足便是这个时代给予女性自由权利最典型的、最严苛的束缚形式。缠足往往与女性贞洁联系起来,不便于外出的女子不再有木兰从军行的机会,也不再有《诗经》中自由恋爱的权利。在三从四德、媒妁之言、失德是大的社会道德契约中,女性开始从身体改变上进行枷锁束缚式的实践,以至于数千年来,女性心甘情愿地充当了缠足女。“妇女采取的行动,不是抗拒,而是将她们的聪明才智运用在足服设计方面。她们凭借着想象与技巧,从质料选择、款式趋新以及净值收益等方面,制作完美的斜率,力求最抢眼的视觉呈现,以与她们的姐妹邻居们一争长短……对她们而言,‘鞋的异想世界’,正是缠足的魅力诉求所在。”{2}小说中缠足大师潘妈的金莲设计学问,门道深不可测,香莲在佟家长期的养脚过程中也深得其真传,制作足服赛脚成为佟家后院的一个重要生活内容,也成为香莲一辈子的生活重心。是什么把小脚畸形的丑变成了美,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我看这不是单纯一种堕力,传统文化有种更厉害的东西,是魅力。它能把畸形的、变态的、病态的,全变成一种美,一种有魅力的美,一种神奇神秘令人向往的美。你用今天的眼光不可理解、不可思议,你看它丑陋龌蹉恶心绝难接受甚至忍受,但当初确确实实是人们由衷遵从,奉为至高无上的审美标准。”{3}“小脚”便如此,虽然今天我们难以理解这种畸形之美,但是不碍“小脚”曾经是男性与女性眼中至高无上的美。
二、“三寸金莲”与女性的我群认同
数百年的“金莲崇拜”如果单纯只有男性的喜好,没有女性的参与是根本无法维系的,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两性审美的双向互动。“小脚”的故事不仅属于男人,亦属于女人。现代女性主义倡导者波伏娃的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变成女人的。”大约16世纪,宋明理学支配的社会观念对女性物化的典型表现便是“缠足”。史料表明,尽管在宋词元曲中,“金莲”已经被用来赞美女性的小脚,但以玩足和赏足为行为表现的金莲崇拜以及缠足的情欲化特征,是源于17世纪比较发达的商业化的江南文化。明清小说的繁荣也正是这一商业文化的具象表征。从思想观念封闭的明朝始,“缠足不是一种负累,而是一种特权。缠足的存在,不仅是为了向外世界宣告身份地位和可欲性,对于女人本身而言,这还是自尊的一种体现”{4}。故事中香莲凭借一双“好脚”成功地实现了社会阶段的爬升,这时的香莲已不再把缠足之苦当作他者对自我身体的摧残,反而还庆幸奶奶为自己计深远的大爱。当这双小脚成为佟家地位的物化符号时,香莲已经自觉地将养脚、制鞋作为家庭生活中自我增值与享乐的重要活动。如香莲一般已经成年的女性,她们对缠足早已不是抗拒,他们甚至将家庭生活的一大部分时间用于养脚与足服的设计。她们在满是嫉妒、物化、残忍的氛围中,在美又丑,既非自愿又非强迫中爱莲、惜莲。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婚姻是女性自我提升的最佳也是唯一途径,小脚好比是女性商品化的一个属性和标签,是女性与社会、与他性相互联系、发展的工具。没有自我,谈不上自愿,这种极端被物化的第二性是完全被压迫、被歧视的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