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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千年外交与全球治理分不开，不过，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内涵、理念、方式、作用等并不一样。梳理中国千年外交与全球治理的关系，总结其历史规律和经验教训，对于进一步发挥好中国今天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既有历史意义，更有现实意义。
古代中国：始终主导东亚体系
殖民体系建立和全球化形成后，严格意义上的全球治理问题才随之出现。古代全球治理与现代全球治理的差别之一就是，前者是区域性的，后者为世界性的。古代的全球治理，实际上是区域治理。
中国古代只有天下观念，没有世界意识。“天下观”即“中国中心观”或“天朝心态”，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视自己为天下中心、人类文明的渊薮，周边四夷和远近邻邦理应如百川入海般前来朝贡，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为中华文化所同化。普天之下，中国皇帝都是“天子”，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负有抚驭、开化四夷的责任。古代中国没有世界意识不等于没有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是从汉朝确立对东亚体系的主导地位开始的，这一体系既涵盖东亚，也包括东南亚和中亚。
秦统一中国后，建立了严格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制帝国。当时的东亚体系中，除匈奴之外，不存在可以与秦汉全面抗衡的政权。因此，除了以“敌国”身份对待匈奴之外，中原帝国便开始将先秦时期的畿服体系推广至已知的世界中去。从张骞通西域开始，中国外交突破传统的中华自然疆域界限，与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政权打交道，谋求和维持在这些地区的主导地位。汉匈争霸揭开了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制帝国建立以来如何应对世界问题、参与全球治理的第一页。汉匈争霸并非仅仅关系到汉匈双边关系，对中原王朝来说，还关系到争夺对当时已知世界的主导权。在汉武帝击败匈奴，开通西域后，由于在已知世界中不存在可以抗衡的对手，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得以确立。
中国维持在东亚的主导地位，是通过朝贡体系实现的。朝贡体系，是指自公元前3世纪开始，直到19世纪末期，存在于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以中国中原帝国为主要核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常与条约体系、殖民体系并称，是世界主要国际关系模式之一。没有朝贡体系，就没有中国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按照当时的说法，也就没有华夏主导下的“天下秩序”，“天下秩序构成了一种互取所需的公共秩序，也是中国提供的、最终形成了共同需要的国际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更多的是一种共用资源”。（李扬帆《被误读的天下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中国通过朝贡体系实现对东亚区域的治理，从而确立起中国主导的东亚秩序，这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对承认中国主导地位的外国政权提供统治的合法性。在朝贡体系中，中国和东亚体系内其它国家建立起“册封”关系，即有关政权需要主动承认中国的共主地位，并凭借中国的册封取得统治的合法性。中国朝廷对有关政权往往直接封为“某某国王”，如“汉委奴国王”“南越武王”“疏勒国王”等。值得注意的是，汉朝仅仅册封其有能力控制或者自行前来投附的政权，政策相当务实。而在其控制范围之外的国家，如安息、大秦等，汉朝都承认其独立地位，并不试图进行册封。二是对承认中国主导地位的外国提供安全保证。例如，中国历史上多次为朝鲜抗击日本侵略而与日本打仗。三是各受封国对中国朝廷按照不同的要求负有进贡和提供军队等义务。四是对于其认为在可控范围内的政权，如若敢于挑战中国的共主地位，就会遭到军事打击，汉武帝就因此先后击灭南越，远征大宛。五是通过对朝贡国的封赏扩大软实力，使皇威远播。中国通过册封、赏赐和援助，维持了东方稳定。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下令编纂《皇明祖训》，宣布将朝鲜、日本等15个海外国家列为“不征之国”，告诫后世子孙不得恣意征讨。这15个“不征之国”的宣布，标志着明朝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在此后给各国的诏谕中，明朝也一再表明“共享太平之福”的立场。 朱元璋实际上明确了中国主导下的东亚秩序，并确定了“厚往薄来”的朝贡原则。由此最后确立了朝贡体系成为东方世界的通行国际关系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中原王朝成为一元中心，各朝贡国承认这一中心地位，构成中央政权的外藩。15世纪前期，随着郑和下西洋和永乐帝朱棣对北方蒙古势力的扫荡，朝贡体系达到了巅峰，向中国朝贡的国家和部族一度达65个。
中国对古代的全球治理（实为东亚区域治理）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古代以几个文明发展最早的国家为中心形成若干区域性的外交圈，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东亚外交圈的中心。东亚外交圈的中心始终在中国，而西方外交圈则是多中心的，而且其中心不断转移。前者具有一元性特点，后者具有多元性特点。汉唐时期，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外交圈相对应的西方外交圈，先后有以安息帝国、萨珊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等为代表的西亚北非外交圈，以孔雀王朝、笈多王朝为代表的南亚外交中心，以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法兰克国家等为代表的欧洲外交中心。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外交圈，是世界上最稳定、持续时间最悠久的外交圈。这是西方外交圈难以相提并论的。南亚外交中心从印度孔雀王朝到笈多王朝呈现时断时续的情况，且一度被立国于中亚的贵霜帝国所取代。只有東亚外交圈，始终稳定地以中国的中原王朝为中心，不论是在中国统一时期还是分裂时期都未曾改变。
在朝贡体系影响下，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一个以汉字、儒家、佛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文化圈内，强调文化上的华夷之辨。李氏朝鲜甚至以“中华”自居，视清朝为蛮夷。越南阮朝也自视为“中国”，视清朝和别国为“夷”，在印度支那半岛全力“以夏变夷”，强迫柬埔寨国王接受汉姓和将夷名“柴棍”改名“嘉定”（今胡志明市）等。即便是在唐朝国力鼎盛之时，日本、渤海等国也力图成为次级的朝贡中心，甚至互称对方的使节是“贡使”。与此同时，日本对琉球、朝鲜；朝鲜对女真，越南对占婆、南掌等国，也都提出了朝贡的要求，形成了数个次级的朝贡中心。
近代中国：融入以条约体系为基础的国际社会
世界全球化与西方国家主导的条约体系、殖民体系发展的进程是一致的。1648年，随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条约体系成为欧洲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体系。同时，殖民体系成为西方列强在与殖民地交往时的主导体系。随着欧洲国家逐渐同东方世界直接接触，这几种国际关系体系之间的冲突便开始发生。1653年，俄罗斯沙皇派遣使节，要求顺治皇帝向其称臣，成为俄罗斯的殖民地。这种要求理所当然地被中国的统治者拒绝，而反过来要求沙皇前来北京朝贡。经过长期较量，中俄双方都开始认识到对方的实力，最后于1689年，两国按照欧洲国际公法的惯例，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之后又在1727年和1728年相继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实际上确立了两国的平等地位。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中国外交与全球治理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时期在西方的冲击下，东亚秩序赖以支撑的朝贡体系日益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求，中国对东亚区域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18世纪90年代乾隆皇帝与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交手算起，200多年的中国史，中心课题是必须适应世界逐步走向一体化的过程，在开放中实现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不融入国际社会，就谈不上参与全球治理。面对这个问题，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当时的主流社会，都是盲目的民族自大，或是受压抑的民族自尊心郁结为自大、自卑和排外交错的盲目情绪，成为自己身上沉重的包袱，因而自我封闭，顽强抗拒世界一体化进程。
1793年，随着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正式到访中国，条约体系和朝贡体系发生了全面碰撞。马戛尔尼提出的互派使节、签订通商条约等要求，均被乾隆帝以“不可更张定制”为由拒绝。其實，中国对东亚体系的主导地位事实上一直在弱化，西方列强已逐渐蚕食了中国周边小国，日本也在德川家康建立幕府之后，停止了向中国朝贡，并且加强了对琉球的控制。这些都使得朝贡体系内的成员大幅减少。清朝中期，朝贡国减少到只剩7个：朝鲜、越南、南掌、缅甸、苏禄、暹罗、琉球。
中国最早看到世界正在走向一体化的人大约是李鸿章。早在1862年，他就指出：“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划。”稍后，他把这个局面概括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当时不仅谈不上东亚治理，谈不上在国际事务中有相应的话语权，自身还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危险和启蒙救亡的历史责任，还游离于主导世界秩序的条约体系之外。
朝贡体系与条约体系之间的冲突终于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1842年，中国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首次以文字规定了中国和外国平等往来。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朝贡体系风雨飘摇，郭嵩焘作为首任公使出使英国，标志着中国逐步融入条约体系。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朝贡体系被接踵而来的条约削弱。1871年，中国清朝政府虽一再以“大信不约”为借口拒绝同曾经的朝贡国日本签订平等条约，但最后仍被迫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朝贡体系开始破裂。随着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中法新约》和《马关条约》的签定，朝贡体系内最后的成员越南和朝鲜也脱离了这一体系，朝贡体系彻底崩溃。此时的中国，失去了东亚治理的能力和条件。
中国失去对东亚体系的主导权后，日本做起了“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并想灭亡中国。然而，中国和苏美英结盟和国共共同抗战，不仅使日本主导东亚、称霸世界的野心破产，而且使中国重拾世界大国的风光。随后，联合国的成立标志着全球治理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消除热点、军备控制、裁军、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等一系列全球治理问题上作出了新贡献。
当代中国：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随着国际力量的此消彼长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迫在眉睫，是大势所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和理念，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创新，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全球话语权，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同历史上中国的全球治理相比，当代中国的全球治理显示了新的鲜明的时代特色：
首先，当代中国的全球治理是名副其实的全球治理，提供的是适应全球需要的公共产品；中国历史上的全球治理，除了中国参与联合国的创立以外，实际上主要是东亚区域治理，提供的只是适用东亚体系所需要的公共产品。
其次，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联手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协调解决全球治理的难题。历史上，当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时，英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来英国超过中国。在遭到八国联军侵华时，中国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英两国不仅谈不上协调解决全球治理问题，相反，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侵华，动摇朝贡体系，严重威胁中国对东亚体系的主导地位。当代中国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解决全球治理难题上加强合作，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全球性影响早已超越了双边关系的范畴。习近平在2013年6月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时，首次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习奥会”达成广泛共识。几年来，中美双方通过一系列战略经济对话，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为全球治理作出积极贡献。
再次，中国朝贡体系时代的全球治理，是在中外不平等基础上的全球治理，追求的是以中国为宗主，以四夷为附庸的华夷一统，不承认主权平等，因此，汉代的国宾馆名为“蛮夷邸”，无论什么夷人来访，见到中国皇帝都要下跪。朱元璋一坐上龙椅，便急忙将四夷外国纳入“华夷一统”框架，重塑自己“抚驭万国”“光被四表”的宗主形象。当代中国的全球治理，则是在大小国家主权平等基础上的全球治理。
最后，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好棋不断，成效显著：一是中国提出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被正式写入联合国决议。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日内瓦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深刻、全面、系统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呼吁国际社会本着合作共赢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加强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这是联合国决议首次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重大贡献。
二是巩固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引领G20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G20是中国首次以塑造者、创始国和核心参与方身份参与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2013年以来，中国积极与发达国家联手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加强金融风险管控，推动全球治理架构和IMF和世界银行的份额改革。积极支持能源、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基础设施投资、反腐败等非传统议题相继纳入G20议程。
三是人民币加入SDR，催化国际货币体系改革。2015年11月30日，人民币正式加入SDR，它是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第一个真正新增的篮子货币，也是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SDR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四是成立金砖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
五是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建立更广泛国际合作框架。
六是以最积极的姿态推动《巴黎协议》达成，体现大国担当。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一方面通过G20、金砖、APEC、中美、中欧、中法对话等平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另一方面，加大对较不发达国家和岛国的资金与技术输出力度，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七是积极完善自贸区建设，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八是持续深化南南合作，实现历史性新跨越。中国秉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原则，采取一系列实质性举措，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投资，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一起走向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
今天的中国，以更加自信、更加主动的心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的作用。在全球治理上，中国正从规则接受者向制定者转变，从被动参与者向主动塑造者转变，从外围协商者向核心决策者转变，中国正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领导型国家。
（作者系外交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前驻外大使，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副会长）
古代中国：始终主导东亚体系
殖民体系建立和全球化形成后，严格意义上的全球治理问题才随之出现。古代全球治理与现代全球治理的差别之一就是，前者是区域性的，后者为世界性的。古代的全球治理，实际上是区域治理。
中国古代只有天下观念，没有世界意识。“天下观”即“中国中心观”或“天朝心态”，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视自己为天下中心、人类文明的渊薮，周边四夷和远近邻邦理应如百川入海般前来朝贡，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为中华文化所同化。普天之下，中国皇帝都是“天子”，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负有抚驭、开化四夷的责任。古代中国没有世界意识不等于没有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是从汉朝确立对东亚体系的主导地位开始的，这一体系既涵盖东亚，也包括东南亚和中亚。
秦统一中国后，建立了严格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制帝国。当时的东亚体系中，除匈奴之外，不存在可以与秦汉全面抗衡的政权。因此，除了以“敌国”身份对待匈奴之外，中原帝国便开始将先秦时期的畿服体系推广至已知的世界中去。从张骞通西域开始，中国外交突破传统的中华自然疆域界限，与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政权打交道，谋求和维持在这些地区的主导地位。汉匈争霸揭开了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制帝国建立以来如何应对世界问题、参与全球治理的第一页。汉匈争霸并非仅仅关系到汉匈双边关系，对中原王朝来说，还关系到争夺对当时已知世界的主导权。在汉武帝击败匈奴，开通西域后，由于在已知世界中不存在可以抗衡的对手，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得以确立。
中国维持在东亚的主导地位，是通过朝贡体系实现的。朝贡体系，是指自公元前3世纪开始，直到19世纪末期，存在于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以中国中原帝国为主要核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常与条约体系、殖民体系并称，是世界主要国际关系模式之一。没有朝贡体系，就没有中国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按照当时的说法，也就没有华夏主导下的“天下秩序”，“天下秩序构成了一种互取所需的公共秩序，也是中国提供的、最终形成了共同需要的国际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更多的是一种共用资源”。（李扬帆《被误读的天下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中国通过朝贡体系实现对东亚区域的治理，从而确立起中国主导的东亚秩序，这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对承认中国主导地位的外国政权提供统治的合法性。在朝贡体系中，中国和东亚体系内其它国家建立起“册封”关系，即有关政权需要主动承认中国的共主地位，并凭借中国的册封取得统治的合法性。中国朝廷对有关政权往往直接封为“某某国王”，如“汉委奴国王”“南越武王”“疏勒国王”等。值得注意的是，汉朝仅仅册封其有能力控制或者自行前来投附的政权，政策相当务实。而在其控制范围之外的国家，如安息、大秦等，汉朝都承认其独立地位，并不试图进行册封。二是对承认中国主导地位的外国提供安全保证。例如，中国历史上多次为朝鲜抗击日本侵略而与日本打仗。三是各受封国对中国朝廷按照不同的要求负有进贡和提供军队等义务。四是对于其认为在可控范围内的政权，如若敢于挑战中国的共主地位，就会遭到军事打击，汉武帝就因此先后击灭南越，远征大宛。五是通过对朝贡国的封赏扩大软实力，使皇威远播。中国通过册封、赏赐和援助，维持了东方稳定。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下令编纂《皇明祖训》，宣布将朝鲜、日本等15个海外国家列为“不征之国”，告诫后世子孙不得恣意征讨。这15个“不征之国”的宣布，标志着明朝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在此后给各国的诏谕中，明朝也一再表明“共享太平之福”的立场。 朱元璋实际上明确了中国主导下的东亚秩序，并确定了“厚往薄来”的朝贡原则。由此最后确立了朝贡体系成为东方世界的通行国际关系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中原王朝成为一元中心，各朝贡国承认这一中心地位，构成中央政权的外藩。15世纪前期，随着郑和下西洋和永乐帝朱棣对北方蒙古势力的扫荡，朝贡体系达到了巅峰，向中国朝贡的国家和部族一度达65个。
中国对古代的全球治理（实为东亚区域治理）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古代以几个文明发展最早的国家为中心形成若干区域性的外交圈，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东亚外交圈的中心。东亚外交圈的中心始终在中国，而西方外交圈则是多中心的，而且其中心不断转移。前者具有一元性特点，后者具有多元性特点。汉唐时期，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外交圈相对应的西方外交圈，先后有以安息帝国、萨珊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等为代表的西亚北非外交圈，以孔雀王朝、笈多王朝为代表的南亚外交中心，以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法兰克国家等为代表的欧洲外交中心。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外交圈，是世界上最稳定、持续时间最悠久的外交圈。这是西方外交圈难以相提并论的。南亚外交中心从印度孔雀王朝到笈多王朝呈现时断时续的情况，且一度被立国于中亚的贵霜帝国所取代。只有東亚外交圈，始终稳定地以中国的中原王朝为中心，不论是在中国统一时期还是分裂时期都未曾改变。
在朝贡体系影响下，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一个以汉字、儒家、佛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文化圈内，强调文化上的华夷之辨。李氏朝鲜甚至以“中华”自居，视清朝为蛮夷。越南阮朝也自视为“中国”，视清朝和别国为“夷”，在印度支那半岛全力“以夏变夷”，强迫柬埔寨国王接受汉姓和将夷名“柴棍”改名“嘉定”（今胡志明市）等。即便是在唐朝国力鼎盛之时，日本、渤海等国也力图成为次级的朝贡中心，甚至互称对方的使节是“贡使”。与此同时，日本对琉球、朝鲜；朝鲜对女真，越南对占婆、南掌等国，也都提出了朝贡的要求，形成了数个次级的朝贡中心。
近代中国：融入以条约体系为基础的国际社会
世界全球化与西方国家主导的条约体系、殖民体系发展的进程是一致的。1648年，随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条约体系成为欧洲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体系。同时，殖民体系成为西方列强在与殖民地交往时的主导体系。随着欧洲国家逐渐同东方世界直接接触，这几种国际关系体系之间的冲突便开始发生。1653年，俄罗斯沙皇派遣使节，要求顺治皇帝向其称臣，成为俄罗斯的殖民地。这种要求理所当然地被中国的统治者拒绝，而反过来要求沙皇前来北京朝贡。经过长期较量，中俄双方都开始认识到对方的实力，最后于1689年，两国按照欧洲国际公法的惯例，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之后又在1727年和1728年相继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实际上确立了两国的平等地位。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中国外交与全球治理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时期在西方的冲击下，东亚秩序赖以支撑的朝贡体系日益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求，中国对东亚区域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18世纪90年代乾隆皇帝与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交手算起，200多年的中国史，中心课题是必须适应世界逐步走向一体化的过程，在开放中实现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不融入国际社会，就谈不上参与全球治理。面对这个问题，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当时的主流社会，都是盲目的民族自大，或是受压抑的民族自尊心郁结为自大、自卑和排外交错的盲目情绪，成为自己身上沉重的包袱，因而自我封闭，顽强抗拒世界一体化进程。
1793年，随着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正式到访中国，条约体系和朝贡体系发生了全面碰撞。马戛尔尼提出的互派使节、签订通商条约等要求，均被乾隆帝以“不可更张定制”为由拒绝。其實，中国对东亚体系的主导地位事实上一直在弱化，西方列强已逐渐蚕食了中国周边小国，日本也在德川家康建立幕府之后，停止了向中国朝贡，并且加强了对琉球的控制。这些都使得朝贡体系内的成员大幅减少。清朝中期，朝贡国减少到只剩7个：朝鲜、越南、南掌、缅甸、苏禄、暹罗、琉球。
中国最早看到世界正在走向一体化的人大约是李鸿章。早在1862年，他就指出：“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划。”稍后，他把这个局面概括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当时不仅谈不上东亚治理，谈不上在国际事务中有相应的话语权，自身还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危险和启蒙救亡的历史责任，还游离于主导世界秩序的条约体系之外。
朝贡体系与条约体系之间的冲突终于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1842年，中国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首次以文字规定了中国和外国平等往来。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朝贡体系风雨飘摇，郭嵩焘作为首任公使出使英国，标志着中国逐步融入条约体系。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朝贡体系被接踵而来的条约削弱。1871年，中国清朝政府虽一再以“大信不约”为借口拒绝同曾经的朝贡国日本签订平等条约，但最后仍被迫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朝贡体系开始破裂。随着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中法新约》和《马关条约》的签定，朝贡体系内最后的成员越南和朝鲜也脱离了这一体系，朝贡体系彻底崩溃。此时的中国，失去了东亚治理的能力和条件。
中国失去对东亚体系的主导权后，日本做起了“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并想灭亡中国。然而，中国和苏美英结盟和国共共同抗战，不仅使日本主导东亚、称霸世界的野心破产，而且使中国重拾世界大国的风光。随后，联合国的成立标志着全球治理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消除热点、军备控制、裁军、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等一系列全球治理问题上作出了新贡献。
当代中国：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随着国际力量的此消彼长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迫在眉睫，是大势所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和理念，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创新，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全球话语权，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同历史上中国的全球治理相比，当代中国的全球治理显示了新的鲜明的时代特色：
首先，当代中国的全球治理是名副其实的全球治理，提供的是适应全球需要的公共产品；中国历史上的全球治理，除了中国参与联合国的创立以外，实际上主要是东亚区域治理，提供的只是适用东亚体系所需要的公共产品。
其次，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联手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协调解决全球治理的难题。历史上，当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时，英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来英国超过中国。在遭到八国联军侵华时，中国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英两国不仅谈不上协调解决全球治理问题，相反，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侵华，动摇朝贡体系，严重威胁中国对东亚体系的主导地位。当代中国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解决全球治理难题上加强合作，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全球性影响早已超越了双边关系的范畴。习近平在2013年6月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时，首次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习奥会”达成广泛共识。几年来，中美双方通过一系列战略经济对话，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为全球治理作出积极贡献。
再次，中国朝贡体系时代的全球治理，是在中外不平等基础上的全球治理，追求的是以中国为宗主，以四夷为附庸的华夷一统，不承认主权平等，因此，汉代的国宾馆名为“蛮夷邸”，无论什么夷人来访，见到中国皇帝都要下跪。朱元璋一坐上龙椅，便急忙将四夷外国纳入“华夷一统”框架，重塑自己“抚驭万国”“光被四表”的宗主形象。当代中国的全球治理，则是在大小国家主权平等基础上的全球治理。
最后，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好棋不断，成效显著：一是中国提出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被正式写入联合国决议。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日内瓦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深刻、全面、系统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呼吁国际社会本着合作共赢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加强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这是联合国决议首次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重大贡献。
二是巩固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引领G20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G20是中国首次以塑造者、创始国和核心参与方身份参与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2013年以来，中国积极与发达国家联手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加强金融风险管控，推动全球治理架构和IMF和世界银行的份额改革。积极支持能源、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基础设施投资、反腐败等非传统议题相继纳入G20议程。
三是人民币加入SDR，催化国际货币体系改革。2015年11月30日，人民币正式加入SDR，它是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第一个真正新增的篮子货币，也是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SDR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四是成立金砖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
五是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建立更广泛国际合作框架。
六是以最积极的姿态推动《巴黎协议》达成，体现大国担当。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一方面通过G20、金砖、APEC、中美、中欧、中法对话等平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另一方面，加大对较不发达国家和岛国的资金与技术输出力度，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七是积极完善自贸区建设，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八是持续深化南南合作，实现历史性新跨越。中国秉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原则，采取一系列实质性举措，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投资，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一起走向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
今天的中国，以更加自信、更加主动的心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的作用。在全球治理上，中国正从规则接受者向制定者转变，从被动参与者向主动塑造者转变，从外围协商者向核心决策者转变，中国正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领导型国家。
（作者系外交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前驻外大使，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