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1999年开始试点摸索至今，深圳发展银行（下文简称“深发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发展已十余年。截至2010年6月30日，其授信余额增至1454亿元，不良率仅维持在0.35%，所涉足的行业有十余个，已开发了覆盖供应链全程的融资产品。
背景:机遇与挑战
由于没有大股东、大集团的背景，作为中小型股份制银行的深发展很难拉到大型贷款项目，即使能拉到这样的项目，由于受到资本金的限制也很难提供项目所需当量的贷款。对1990年代的深发展来说，单个项目最大贷款额度只能在10亿元左右，因此优质大型贷款业务对深发展来说基本上是封闭的。可以说，深发展，不管网点，资本，还是人才队伍，跟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大银行均不在一个等量级上。
此外，“银行追着大企业跑，中小企业追着银行跑”，这是我国银行业的现状，也是众多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在我国，占企业总数99%的中小企业对我国GDP贡献超过了60%，税收超过了50%，提供了70%的进出口贸易和80%的城镇就业岗位。然而，融资问题却一直是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
199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支持中小企融资的政策。在此契机下，深发展开始尝试对中小企业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大多数中小企业都与大型企业存在交易关系，伴随着大型企业的持续发展，这种交易关系是非常稳定的，并且是不可或缺的。但是由于在供应链中处于弱势地位，大型企业往往将资金、库存的压力转移给上下游中小企业，造成中小企业短期资金周转的困难。深发展有探寻自己作为中小股份制银行合意定位的诉求，而中小企业又面临着大银行惜贷的现实。对深发展来说，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既是巨大的市场诱惑，又必须“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
“试验田”：广州、佛山分行
1999年，胡跃飞调任深发展广州分行行长。其时的广州分行上下，都还是习惯于过去的那种传统业务。面对同质化的银行竞争，深发展没有优势，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实为时势所迫。
当时的华南地区属于央行划分的“高增长、高风险”地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众多，深发展出于自身发展和竞争的压力希望为它们做融资但是找不到很好的担保方式。传统从企业主体、从财务、金融方面审核，一是信息不对称，二是比较难以获取这些信息，企业本身没有特别多核心竞争力，经营状况也不是很稳定。适逢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鼓励商业银行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承兑汇票由于能够在背书中清楚地注明交易对象，使得对资金的使用得到了保障。1999年，深发展广州和佛山分行开始试水票据贴现和货押。传统的票据贴现是作为贷款在银行操作的，而广州分行率先把票据贴现买卖的操作模式进行运作，它以票据买卖的概念代替了传统贴现贷款。这虽然只是观念的改变，却大大简化了票据贴现的流程。
2001年，深发展广州分行推出动产及货权质押授信。与传统以不动产为抵押标的不同，深发展该项业务以存货类动产设定动态的抵/质押，在保持存货流动性前提下，允许企业随时赎取部分抵/质押物用于销售。在当时而言，不动产（如土地、房产等）几乎是实践中惟一被银行等信贷机构认可的抵押物，而中小企业恰恰由于企业规模、资产规模的限制无力提供必要的抵押品，导致中小企业无法获得银行的有效资金支持。在提出货权质押后，深发展广州分行首先在汽车行业进行了尝试，效果非常理想。
针对票据贴现业务，深发展先后推出了大票开小票、小票开整票、背对背开票等一系列创新产品。2003年，深发展在总结票据贴现业务的基础上，推出“深发票据CPS”（以票据为载体的企业短期融资方案），并在行里进行了巡回演讲推介，虽然反响不大，但是总行对区域性分行的成功做法表示信心、推广的一个起点。随着票据贴现和货押业务越做越大，深发展适时提出了“自偿贸易融资”的概念，就是通过交易的回款来规范银行的贷款。2003年，后来被广泛宣传的“1+N”模式也被提炼出来。
银行业的产品创新活动与普通行业的产品创新活动大有不同。除了面临遭遇市场冷遇这样的风险，监管部门对它的关切更为敏感。深发展广州分行的产品创新低调，“走得非常小心”，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尽可能避免出案件和摔跟头。否则，这项创新性业务很可能就会夭折于襁褓之中。这种风险很可能也是其他同业一直观望的原因。故而，在起始阶段，广州分行并未大张旗鼓推广其业务，只是在十几家支行中选择了一家支行来大力推广。一方面，未必所有支行都能及时认识到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市场潜力，因此动力不足，必须要树立起一面旗帜，以发挥其示范效应；另一方面，出于安全的考虑，即便是失败，也是战役的失败，而不是战略的失败。
深发展供应链金融的相关负责人都认为，在2005年之前，供应链金融的各项创新是自下而上的。而决策的风险，则由领导主动承担，这也是深发展能够能够推行创新的保障。在面对具体问题时，制度弹性和反馈机制起了很大作用。据深发展公司产品管理部总经理金晓龙回忆，当时许多业务上的探索和尝试，按既有的风险评估体系，并不合意，但实际操作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南京会议” 与战略提升
2004年12月30日，四家国有股股东与美国新桥投资共同宣布，卖方转让给买方的深发展股份已完成过户手续。至此，深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家为外资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2005年4月，胡跃飞从广州分行行长到深发展总行担当副行长。这背后的考量清晰可见。截至2006年10月底，深发展贸易融资业务授信余额近700亿元，不良率约0.4%。广州分行的试点无疑取得了成效。
2005年，深发展组织全行在南京召开会议，研究在全行内部推广广州分行和佛山分行的业务模式，同时讨论贸易融资风险防范难点和要点。会议提出，银行传统的授信评级注重的是授信主体的财务报表，而按照当时的评级体系，分行和支行的信贷部和市场部都比较看好的企业得分却很低，评级过不了。而事实上这些企业有很好的交易，值得银行授信支持。为解决这一问题，深发展在研究《巴塞尔协议》的基础上，采集上万案例，提炼出了“债项评级数据模型”，实现了从看客户（报表）到看生意（做什么业务、和谁交易、业务如何）的转变，也避免了依靠区域分行领导的自觉性、决心和魄力对中小企业授信的问题，并建立了风险管理制度。
有六十多人参加的“南京会议”吵吵闹闹，争论激烈，但最终达成了一致。其结论是，“面向中小企业，面向贸易融资”，摒弃传统授信评级体系中的“当铺心理”，按债项评级的方向走，但是“风险评级和相应的风险管理制度没有被确认”。“南京会议”一个月后，在总结既有业务实践经验、参阅相关监管条例的基础上，深发展的贸易融资风险评估体系最终出炉。这为全行推广贸易融资业务奠定了制度基础。
深发展同时还运用企业主体评级和债项评级两种信贷评审技术，评估中小企业信用并做出信贷决策。其中，自偿性贸易融资授信评级、授权管理系列制度由其独立研发，将中小企业置于供应链之中考量其供应链交易结构、交易细节，分析其债项信用等级的信贷评审技术。
与注重资产负债表分析的主体评级技术不同的是，自偿性贸易融资评级紧扣供应链商品交易的自偿性特点，正视多数中小企业的财务缺陷，不单纯考察受信人自身的财务报表和担保手段，转而考察供应链交易方式、交易商品的价值、变现能力、自偿程度、交易双方的交易纪录、双方处理交易瑕疵的能力等债项信息。自偿性贸易融资授信制度切合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关于“专业贷款”和“商品融资”的要求。
2005年是一个分水岭，是一个里程碑。之前，创新方式上，实现了自下而上、局部自觉、为了脱困而无意识的探索；之后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全面自觉的、有清晰目标的战略规划。就创新内容而言，之前是围绕客户的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之后的创新则是战略的、组织的创新。比较而言，广州分行的创新与总行层面的创新是有区别的。业务地位的提升使得资源配置、策略支持、人员、概念创新等方面都表现出更高的层级。2006年，久经酝酿与反复斟酌，“供应链金融”被作为品牌名与其品牌战略一并推出。
在确定供应链金融作为面向未来的创新型战略业务后，深发展在组织结构上做了相当大的改变。在整合深发展国际业务部和离岸业务部两个一级部的基础上，贸易融资部得以成立，实现了本外币一体化、离在岸一体化。同时，由于贸易融资要求的这种审批的效率各方面都比较高，因此在这个部门嵌入风险评估团队。这种架构在各个分行复制，逐渐形成了准事业部的框架。分行作为利润中心，肯定要贯彻总行的战略。总行也设计考核激励导向来要求和鼓励分行去推动供应链金融业务。分支行也逐渐意识到贸易融资业务的价值：巨量的市场需求、专业化的产品和营销团队、专业化的产品、表现出较高忠诚度的客户、供应链金融业务的溢出效应等等多方面因素构成深发展贸易融资业务保持年30%多的增长性。
“东莞会议”：总对总
尽管深发展将供应链金融业务总结为“1+N”（“1”为核心企业，“N”为供应商及经销商），但是在业务推进过程中，深发展还是依托既有客户，走了先“N”后“1”的路子，在既有的“N”中，更多的是经销商而不是供应商。作为一家中小型股份制银行，深发展选择先“N”后“1”的路子无疑是一条经实践检验的正确之路。深发展认为，只要发展了某条供应链中的一个企业，就很容易把这个链条上所有的企业拓展为其客户群，并将这样的客户拓展模式形象地概括为“横到边、竖到底”。在早期业务中，深发展采取“一对一”的营销模式对下游分销商进行营销，对其授信，在此基础上逐步将同一核心企业的其他分销商也纳入深发展贸易融资体系中，通过多家分销商的共同影响将核心企业引入其供应链融资体系中，并最终扩展到核心企业的所有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分销商。
随着规模的壮大及品牌效应，深发展开始直接与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对话，通过与核心企业的合作直接将核心企业的供应商和分销商纳入其供应链融资体系中，即总对总，“总对总”是在“东莞会议”上提出来的。这大大提高了开拓客户的效率。深发展将上述两种客户拓展模式分别概括为“从N到1”和“从1到N”。
让核心企业加入供应链金融的“网”有几点好处：首先，作为供应链的核心，它是一个信息中心。因为，供应链链主对供货商、经销商的了解显然先于深发展、深于深发展、及时于深发展。这样可以帮助深发展及时、准确地了解自己的“N”客户的信息，从而规避风险。其次，从营销的角度看，深发展“一家做全国”的模式，可以突破自身网点布局的限制，在“1”的协助下，进行更广泛的业务推广。再次，核心企业本身也有众多的业务，可以在深发展开户，深发展则实现票据集中、贴现、理财等增值服务。截至2010年半年报，其“N”为7000余家，其“1”达到了100余家。
深发展要想获得“总对总”带来的效应，该如何去说服核心企业参与加入呢？首先在内部管理上，强调“一家做全国”，“得者通吃”，使得各个分行、支行之间有适度的竞争。但是，又设计各种原则，防止“窝里斗”。其次，充分挖掘参与供应链金融带给核心企业的回报。这个回报是多个层面的。①供应链金融无疑对核心企业的经销商体系给予支持，可加速销售；②有利于树立核心企业的社会形象，彰显企业社会责任，因为支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这种形象的溢出效应往往难以评估，却十分具有说服力。
供应链金融2.0
尽管深发展摸索在前，后来者也接踵摩肩。目前，广东发展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及一些传统国有银行都已涉足该项业务。这无疑是一种挑战。是贴身肉搏还是其他创新？面对来势汹汹的各路“群雄”，当前深发展供应链金融的应对之策就是在线供应链金融（供应链金融2.0）。2008年，深发展开始搭建线上“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综合服务平台，依托该平台推出了商品标准编码，将全国几家大的物流公司纳入其编码系统，实施统一编码，实现不同物流公司之间的无缝对接。2008年中，一个集研究机构、企业、咨询服务中介各方力量的研究团队，开始实施《线上供应链金融标准商品编码》的编制工作，随后在北京、深圳、佛山等地开展了大量的调研。课题组系统研究了目前国际上通行的两套分类编码标准，并在考虑到物流公司、银行在实际工作需求基础上，独具匠心地以国际关税合作理事会组织制定的《商品名称与编码协调系统》（英文简称HS）为基础，通过“标识代码+分类代码+属性代码”，将涉及国民经济行业可能作为押品的商品分类，按照部类、大类、中类、小类进行四级细分，进行简化编码。2010年9月9日，深发展宣布，该行推出的线上供应链金融正式突破1000家用户。这标志着作为行业领先的线上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正式迈入成熟运作阶段，也意味着中小企业可以享有更为便利的线上金融服务它会显著地提高效率和信息互联共享，更加及时，更加节约成本。
背景:机遇与挑战
由于没有大股东、大集团的背景，作为中小型股份制银行的深发展很难拉到大型贷款项目，即使能拉到这样的项目，由于受到资本金的限制也很难提供项目所需当量的贷款。对1990年代的深发展来说，单个项目最大贷款额度只能在10亿元左右，因此优质大型贷款业务对深发展来说基本上是封闭的。可以说，深发展，不管网点，资本，还是人才队伍，跟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大银行均不在一个等量级上。
此外，“银行追着大企业跑，中小企业追着银行跑”，这是我国银行业的现状，也是众多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在我国，占企业总数99%的中小企业对我国GDP贡献超过了60%，税收超过了50%，提供了70%的进出口贸易和80%的城镇就业岗位。然而，融资问题却一直是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
199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支持中小企融资的政策。在此契机下，深发展开始尝试对中小企业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大多数中小企业都与大型企业存在交易关系，伴随着大型企业的持续发展，这种交易关系是非常稳定的，并且是不可或缺的。但是由于在供应链中处于弱势地位，大型企业往往将资金、库存的压力转移给上下游中小企业，造成中小企业短期资金周转的困难。深发展有探寻自己作为中小股份制银行合意定位的诉求，而中小企业又面临着大银行惜贷的现实。对深发展来说，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既是巨大的市场诱惑，又必须“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
“试验田”：广州、佛山分行
1999年，胡跃飞调任深发展广州分行行长。其时的广州分行上下，都还是习惯于过去的那种传统业务。面对同质化的银行竞争，深发展没有优势，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实为时势所迫。
当时的华南地区属于央行划分的“高增长、高风险”地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众多，深发展出于自身发展和竞争的压力希望为它们做融资但是找不到很好的担保方式。传统从企业主体、从财务、金融方面审核，一是信息不对称，二是比较难以获取这些信息，企业本身没有特别多核心竞争力，经营状况也不是很稳定。适逢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鼓励商业银行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承兑汇票由于能够在背书中清楚地注明交易对象，使得对资金的使用得到了保障。1999年，深发展广州和佛山分行开始试水票据贴现和货押。传统的票据贴现是作为贷款在银行操作的，而广州分行率先把票据贴现买卖的操作模式进行运作，它以票据买卖的概念代替了传统贴现贷款。这虽然只是观念的改变，却大大简化了票据贴现的流程。
2001年，深发展广州分行推出动产及货权质押授信。与传统以不动产为抵押标的不同，深发展该项业务以存货类动产设定动态的抵/质押，在保持存货流动性前提下，允许企业随时赎取部分抵/质押物用于销售。在当时而言，不动产（如土地、房产等）几乎是实践中惟一被银行等信贷机构认可的抵押物，而中小企业恰恰由于企业规模、资产规模的限制无力提供必要的抵押品，导致中小企业无法获得银行的有效资金支持。在提出货权质押后，深发展广州分行首先在汽车行业进行了尝试，效果非常理想。
针对票据贴现业务，深发展先后推出了大票开小票、小票开整票、背对背开票等一系列创新产品。2003年，深发展在总结票据贴现业务的基础上，推出“深发票据CPS”（以票据为载体的企业短期融资方案），并在行里进行了巡回演讲推介，虽然反响不大，但是总行对区域性分行的成功做法表示信心、推广的一个起点。随着票据贴现和货押业务越做越大，深发展适时提出了“自偿贸易融资”的概念，就是通过交易的回款来规范银行的贷款。2003年，后来被广泛宣传的“1+N”模式也被提炼出来。
银行业的产品创新活动与普通行业的产品创新活动大有不同。除了面临遭遇市场冷遇这样的风险，监管部门对它的关切更为敏感。深发展广州分行的产品创新低调，“走得非常小心”，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尽可能避免出案件和摔跟头。否则，这项创新性业务很可能就会夭折于襁褓之中。这种风险很可能也是其他同业一直观望的原因。故而，在起始阶段，广州分行并未大张旗鼓推广其业务，只是在十几家支行中选择了一家支行来大力推广。一方面，未必所有支行都能及时认识到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市场潜力，因此动力不足，必须要树立起一面旗帜，以发挥其示范效应；另一方面，出于安全的考虑，即便是失败，也是战役的失败，而不是战略的失败。
深发展供应链金融的相关负责人都认为，在2005年之前，供应链金融的各项创新是自下而上的。而决策的风险，则由领导主动承担，这也是深发展能够能够推行创新的保障。在面对具体问题时，制度弹性和反馈机制起了很大作用。据深发展公司产品管理部总经理金晓龙回忆，当时许多业务上的探索和尝试，按既有的风险评估体系，并不合意，但实际操作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南京会议” 与战略提升
2004年12月30日，四家国有股股东与美国新桥投资共同宣布，卖方转让给买方的深发展股份已完成过户手续。至此，深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家为外资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2005年4月，胡跃飞从广州分行行长到深发展总行担当副行长。这背后的考量清晰可见。截至2006年10月底，深发展贸易融资业务授信余额近700亿元，不良率约0.4%。广州分行的试点无疑取得了成效。
2005年，深发展组织全行在南京召开会议，研究在全行内部推广广州分行和佛山分行的业务模式，同时讨论贸易融资风险防范难点和要点。会议提出，银行传统的授信评级注重的是授信主体的财务报表，而按照当时的评级体系，分行和支行的信贷部和市场部都比较看好的企业得分却很低，评级过不了。而事实上这些企业有很好的交易，值得银行授信支持。为解决这一问题，深发展在研究《巴塞尔协议》的基础上，采集上万案例，提炼出了“债项评级数据模型”，实现了从看客户（报表）到看生意（做什么业务、和谁交易、业务如何）的转变，也避免了依靠区域分行领导的自觉性、决心和魄力对中小企业授信的问题，并建立了风险管理制度。
有六十多人参加的“南京会议”吵吵闹闹，争论激烈，但最终达成了一致。其结论是，“面向中小企业，面向贸易融资”，摒弃传统授信评级体系中的“当铺心理”，按债项评级的方向走，但是“风险评级和相应的风险管理制度没有被确认”。“南京会议”一个月后，在总结既有业务实践经验、参阅相关监管条例的基础上，深发展的贸易融资风险评估体系最终出炉。这为全行推广贸易融资业务奠定了制度基础。
深发展同时还运用企业主体评级和债项评级两种信贷评审技术，评估中小企业信用并做出信贷决策。其中，自偿性贸易融资授信评级、授权管理系列制度由其独立研发，将中小企业置于供应链之中考量其供应链交易结构、交易细节，分析其债项信用等级的信贷评审技术。
与注重资产负债表分析的主体评级技术不同的是，自偿性贸易融资评级紧扣供应链商品交易的自偿性特点，正视多数中小企业的财务缺陷，不单纯考察受信人自身的财务报表和担保手段，转而考察供应链交易方式、交易商品的价值、变现能力、自偿程度、交易双方的交易纪录、双方处理交易瑕疵的能力等债项信息。自偿性贸易融资授信制度切合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关于“专业贷款”和“商品融资”的要求。
2005年是一个分水岭，是一个里程碑。之前，创新方式上，实现了自下而上、局部自觉、为了脱困而无意识的探索；之后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全面自觉的、有清晰目标的战略规划。就创新内容而言，之前是围绕客户的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之后的创新则是战略的、组织的创新。比较而言，广州分行的创新与总行层面的创新是有区别的。业务地位的提升使得资源配置、策略支持、人员、概念创新等方面都表现出更高的层级。2006年，久经酝酿与反复斟酌，“供应链金融”被作为品牌名与其品牌战略一并推出。
在确定供应链金融作为面向未来的创新型战略业务后，深发展在组织结构上做了相当大的改变。在整合深发展国际业务部和离岸业务部两个一级部的基础上，贸易融资部得以成立，实现了本外币一体化、离在岸一体化。同时，由于贸易融资要求的这种审批的效率各方面都比较高，因此在这个部门嵌入风险评估团队。这种架构在各个分行复制，逐渐形成了准事业部的框架。分行作为利润中心，肯定要贯彻总行的战略。总行也设计考核激励导向来要求和鼓励分行去推动供应链金融业务。分支行也逐渐意识到贸易融资业务的价值：巨量的市场需求、专业化的产品和营销团队、专业化的产品、表现出较高忠诚度的客户、供应链金融业务的溢出效应等等多方面因素构成深发展贸易融资业务保持年30%多的增长性。
“东莞会议”：总对总
尽管深发展将供应链金融业务总结为“1+N”（“1”为核心企业，“N”为供应商及经销商），但是在业务推进过程中，深发展还是依托既有客户，走了先“N”后“1”的路子，在既有的“N”中，更多的是经销商而不是供应商。作为一家中小型股份制银行，深发展选择先“N”后“1”的路子无疑是一条经实践检验的正确之路。深发展认为，只要发展了某条供应链中的一个企业，就很容易把这个链条上所有的企业拓展为其客户群，并将这样的客户拓展模式形象地概括为“横到边、竖到底”。在早期业务中，深发展采取“一对一”的营销模式对下游分销商进行营销，对其授信，在此基础上逐步将同一核心企业的其他分销商也纳入深发展贸易融资体系中，通过多家分销商的共同影响将核心企业引入其供应链融资体系中，并最终扩展到核心企业的所有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分销商。
随着规模的壮大及品牌效应，深发展开始直接与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对话，通过与核心企业的合作直接将核心企业的供应商和分销商纳入其供应链融资体系中，即总对总，“总对总”是在“东莞会议”上提出来的。这大大提高了开拓客户的效率。深发展将上述两种客户拓展模式分别概括为“从N到1”和“从1到N”。
让核心企业加入供应链金融的“网”有几点好处：首先，作为供应链的核心，它是一个信息中心。因为，供应链链主对供货商、经销商的了解显然先于深发展、深于深发展、及时于深发展。这样可以帮助深发展及时、准确地了解自己的“N”客户的信息，从而规避风险。其次，从营销的角度看，深发展“一家做全国”的模式，可以突破自身网点布局的限制，在“1”的协助下，进行更广泛的业务推广。再次，核心企业本身也有众多的业务，可以在深发展开户，深发展则实现票据集中、贴现、理财等增值服务。截至2010年半年报，其“N”为7000余家，其“1”达到了100余家。
深发展要想获得“总对总”带来的效应，该如何去说服核心企业参与加入呢？首先在内部管理上，强调“一家做全国”，“得者通吃”，使得各个分行、支行之间有适度的竞争。但是，又设计各种原则，防止“窝里斗”。其次，充分挖掘参与供应链金融带给核心企业的回报。这个回报是多个层面的。①供应链金融无疑对核心企业的经销商体系给予支持，可加速销售；②有利于树立核心企业的社会形象，彰显企业社会责任，因为支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这种形象的溢出效应往往难以评估，却十分具有说服力。
供应链金融2.0
尽管深发展摸索在前，后来者也接踵摩肩。目前，广东发展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及一些传统国有银行都已涉足该项业务。这无疑是一种挑战。是贴身肉搏还是其他创新？面对来势汹汹的各路“群雄”，当前深发展供应链金融的应对之策就是在线供应链金融（供应链金融2.0）。2008年，深发展开始搭建线上“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综合服务平台，依托该平台推出了商品标准编码，将全国几家大的物流公司纳入其编码系统，实施统一编码，实现不同物流公司之间的无缝对接。2008年中，一个集研究机构、企业、咨询服务中介各方力量的研究团队，开始实施《线上供应链金融标准商品编码》的编制工作，随后在北京、深圳、佛山等地开展了大量的调研。课题组系统研究了目前国际上通行的两套分类编码标准，并在考虑到物流公司、银行在实际工作需求基础上，独具匠心地以国际关税合作理事会组织制定的《商品名称与编码协调系统》（英文简称HS）为基础，通过“标识代码+分类代码+属性代码”，将涉及国民经济行业可能作为押品的商品分类，按照部类、大类、中类、小类进行四级细分，进行简化编码。2010年9月9日，深发展宣布，该行推出的线上供应链金融正式突破1000家用户。这标志着作为行业领先的线上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正式迈入成熟运作阶段，也意味着中小企业可以享有更为便利的线上金融服务它会显著地提高效率和信息互联共享，更加及时，更加节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