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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40年代，
宋子文被传为世界首富以来，
围绕着这位民国财政部长个人财富的争论
就没有停止过，
这其中既有人为因素，
也有时代因素。
就在1949年新年刚过，还要很长一段时间，解放军才会发起渡江战役，此时在广州的宋子文便已有了去职的打算。就在蒋介石宣布“引退”的次日，在广州绥署礼堂举行的辞职仪式上，宋子文以不足一分钟的简短致辞，为其26年的从政生涯画上了句号。
此后，他辗转于香港、广州、台北、巴黎等地，并在当年6月，举家乘机赴美。这时，往日拥有的财富权势及显赫一时的荣光，都已如国民党的江山一样大片失去了。
从此，一段可称为“难民”的生活开始。虽然是在一个他深爱着的国度里，但当时的美国舆论却对其不太友好，他们一再狂炒宋子文贪污美援、中饱私囊的话题，甚至认为宋子文因此而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这一度令宋子文如坐针毡，其实关于宋子文是世界首富的话题由来已久。一则从“谣言”开始的故事
尽管，宋子文拥有“两朝国舅”的显赫身份，并长期担任民国财长的要职，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关于宋子文的私人财产鲜有人理会。上世纪30年代中期，人们对此的兴趣，在一夜之间爆发了，按照习惯上的看法，这一时期正是宋子文财富暴发的开始。
1933年秋，因为在军费问题上与蒋介石产生了分歧，宋子文又一次辞去了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的职务，同时辞去了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院长等政府要职。暂时远离了民国权力的核心，反而刺激了宋子文从商的兴趣。这时，仍保留有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頭衔的宋子文，表现出了对经济建设的热心。要推行新的经济建设计划，需要大量资金，宋子文随即筹划成立了一家具有强大实力的投资集团——中国建设银公司。
按照他的设想，中国建设银公司应该是一个集中了中外各大财团资源的投资公司，资本额1亿元，由中国与英美银行家组成。但此举遭到了日本方面的强烈猜忌，日本驻南京领事明确反对英美等同资本参与其中。日本的政策，令英美财团只得退避三舍。无奈，宋子文的建设银公司只争取到中国财团的支持。
宋子文若想在经济领域继续呼风唤雨，绝离不开大财团的支持，而以当时中国金融界背景而言，又绝不能没有中国银行的加盟。中国银行由大清银行改制而来，虽改为商办，但其地位与实力始终是事实上的“中央银行”。因历史的渊源，其一直为北洋系所掌控，历任总裁皆亲日。以副总裁张嘉辙为例，他像宋子文喜欢美国文化一样热衷于日本文化，迷信日本实力，甚至平时穿和服、着木屐、既流利的日语，完全一派东洋作风。中国建设银公司成立后，中国银行很快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故宋子文深以为恨。
1935年，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在汉口密谋，通过了一项对中国银行的改组计划。这一计划保密工作相当出色，事前既不让张嘉辙知情，也瞒过了汪精卫、张群、黄郛等亲日派巨头。当行政院长汪精卫得知消息时，所有文件都已敲定，这对亲日派而言，不啻晴天霹雳。
当张嘉辙“潸然泪下”，正痛心疾首之际，宋子文风光无限地担任起了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职务。从此开始，宋凭借着自己掌控的经济委员会、中国建设银公司、中国银行等三大工具，不断实施对民族工商业、金融业的渗透、控制及兼并活动，并以惊人的速度，营造出一个以宋氏家族为核心的官僚买办集团与托拉斯王国，而这也奠定了宋氏迅速发家的基础。
因而，作为日本及汪伪一派的反击，宋子文的豪门财富，及其疯狂的敛财行为，随之不断被爆料。例如，1939年，在一份据说是日本特工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存款情况的秘密调查报告中，单宋子文一人就被披露有5000多万元的财产存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内。又闻，日本曾指控宋子文在大通国民银行和纽约的花旗银行存款达7000万美元。与此同时，宋子文是当时世界首富的消息也不胫而走。“四大家族”
挟雄厚的金融资本，宋子文在经济领域的扩张就如同探囊取物一般。以广东银行为例，在南方，广东银行是一家影响很大的侨资银行。1935年秋，因债台高筑陷入困境，宋子文利用自己的权力及影响，趁机调集资金注入，进行改组。结果，改组后该行董事长一职，由大家“一致选举”宋子文胞弟宋子安担任。从此，广东银行成为宋氏的“私家钱庄”。
除此之外，宋子文在新华银行、中国国货银行、中国保险公司、上海银行等均有一些投资，在工业方面的投资也不少。在商业方面，宋子文也十分活跃。其亲自出面经营的中国棉业公司数月之间资本翻番；华南米业公司独家经营“洋米”进口业务，利润丰盈。而抗战后在上海开设的孚中贸易公司、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统一贸易公司、金川贸易公司和利泰公司等，则利用物资紧张、物价飞涨的时机，赚了大钱。
在经济领域能如此神通，其财产数目自然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据当时文章记载，“宋氏的经济活动已如上述7个银行，12家商业公司，22个大工厂，1个运输公司，全部股款多少?怕连宋子文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财产数字”。而又一篇文章则写道：
“其时独家拥有6亿元之巨。”
当然，对其豪门资本的揭露，我们最为熟知的还是对于“四大家族”控诉。1946年，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说：“四大家族或是‘官’式的，或是‘商’式的，在金融、商业、工业、地产诸方面所独占的财产，以及他们在外国的存款和产业，粗略统计一下，至少当在二百万万美元左右。”
而实际上，上文所说“四大家族”财产，并不是单指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五人的私有财产，而是泛指国民党及其政府统治下的“国家垄断资本”的财产。单说宋子文，其虽掌控众多的工商金融企业，但不是占有全部，而是有部分投资或是担任要职，他的私人财产也应当小于这些企业的总资产，约在1000万美元左右。“倒宋”风潮
在当时的制度下，大小官僚利用手中的特权、以种种名义大发“国难财”，又或走私、或侵吞公产、或勒索民间企业、或贪污受贿，以并不道德的方式实现着私人财富的扩张。这也是革命者常拿宋子文私人财产大做文章的原因。
当时，整个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财政赤字触目惊心、工商业纷纷停产倒闭。宋子文一系列的举措，不但没能挽救危局，反而更加剧了形势的恶化。于是，在举国的不满声中，作为行政院首脑、全面负责经济的宋子文便成为这一切的罪魁。
以四大家族中的陈氏兄弟为例，陈氏兄弟窥视财政金融大权已久，但宋子文对财经大权的包揽，使他们未能丝毫染指。而宋子文理财的失败，正为他们打败宋子文提供了机会。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大权，不断地对宋的豪门势力进行讨伐，
“炮打宋子文”的文章连连出现。
以傅斯年为例。1947年2月，傅斯年半月之内连续发表了《这样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 本必须铲除》等3篇文章，抨击宋子文巧取豪夺、祸国殃民，把国家的巨额财富据为已有，“彻底毁坏了中国经济”，“彻底使全国财富集于私门、流于国外”。
1949年5月，49名立法委员联名提出临时紧急动议，要求向宋子文、孔祥熙、张嘉墩三豪门“征借”10亿美元，以充实国军军费。这一主意，竞获得全体出席委员赞同通过。
面对这种境地，宋子文选择了一走了之。1949年5月16日，宋子文偕夫人乘机离开香港，去往巴黎。在临行之前他对记者发表讲话，说：“那种建议，正足以表示那班人员的脑筋如何，因为据余所知，目前中国政府和私人存在美国的外汇资产总金额不过5亿美元，他们竟要余和孔、张两氏共同捐出10亿美元，岂非捕风捉影。”正如宋美龄所抱怨的，“他们使我哥哥成为替罪羔羊”。杜魯门的愤怒
然而，当他来到美国后，这个曾经无比亲密的国家，对其也不怎么友好了。宋子文赴美之后，依旧想如之前一样大卖力气为国民党争取美援。他曾向美国方面乞求，往台湾派出军事代表团，以挽救国民党军队的败局。宋子文并多次求见美国高官，要求美国进一步向国民党政权提供2亿美元援助。
然而，蒋介石失去了大陆，美国也不得不接受“失去中国”的苦果。在美国舆论看来，这除了归咎于国民党官僚系统的腐败无能之外，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归咎于宋子文的徇私舞弊。更主要的，当时美国人还认为，美国的大量援助都流进了宋子文、孔祥熙的个人腰包，变成了宋、孔家族的私人财富。就连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大骂“他们都是贼……他们从我们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去7，5亿美元。他们用这笔钱在圣保罗搞房地产投资，他们有的房地产就在纽约市”。
国民党政权覆亡之后，美国各种报刊都不惜以大量版面，津津乐道地报道宋、孔家族的种种丑闻，弄得他们声名狼藉。
对此，孔祥熙曾不无愤怒地表示，我丢在中国大陆的财富比现在多多了!并情愿接受美国政府的调查。于是，20世纪50年代初杜鲁门下令联邦调查局对宋、孔财产展开了秘密调套，但不知何故，此后几十年，美国政府一直对这次调查的结果讳莫如深。争论不休的身后事
1971年4月，77岁的宋子文来旧金…看望老友。晚宴上，他心情愉悦，颇有食欲，却不幸因一小块食物鲠在气管，而溘然辞世。
很快，消息、传到了纽约——20年来宋子文寓居的地方。纽约州政府着实一振，抛开人道上的悲悯之外，负责清算房产税、遗产税的政府税务部门，一想到那些关于这位逝者臣额财寓的传说，他们更不由得生…一些不太合时宜的兴奋。
于是，纽约州政府的税务官员们，内心已然期待着令人震惊的结果，对宋子文的经济状况着手展开了调查，然而，事实却令人大失所望。在纽约遗产法庭关于宋子文遗产分割执行书中，我们看到了那次凋盔的结果。那是一些对于这位传说中的“世界首富”有些反讽、近似玩笑的信息：宋子文的非同定财产只有100多万美元，加上20年间大为升值的房产，也就七八百万美元。这样的财产在遍地富豪的纽约简直不值一提。
这样的结果，当然令美国的税务官们难以置信。宋子文家产仅有“100万美元”的报道，也随即流传开来，从华盛顿到里约热内卢，从伦敦到巴黎，从马尼拉到东京，从台湾到香港。据说当年看到这则消息的人，有的不置可否，有的哑然失笑。摘自《看历史》
宋子文被传为世界首富以来，
围绕着这位民国财政部长个人财富的争论
就没有停止过，
这其中既有人为因素，
也有时代因素。
就在1949年新年刚过，还要很长一段时间，解放军才会发起渡江战役，此时在广州的宋子文便已有了去职的打算。就在蒋介石宣布“引退”的次日，在广州绥署礼堂举行的辞职仪式上，宋子文以不足一分钟的简短致辞，为其26年的从政生涯画上了句号。
此后，他辗转于香港、广州、台北、巴黎等地，并在当年6月，举家乘机赴美。这时，往日拥有的财富权势及显赫一时的荣光，都已如国民党的江山一样大片失去了。
从此，一段可称为“难民”的生活开始。虽然是在一个他深爱着的国度里，但当时的美国舆论却对其不太友好，他们一再狂炒宋子文贪污美援、中饱私囊的话题，甚至认为宋子文因此而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这一度令宋子文如坐针毡，其实关于宋子文是世界首富的话题由来已久。一则从“谣言”开始的故事
尽管，宋子文拥有“两朝国舅”的显赫身份，并长期担任民国财长的要职，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关于宋子文的私人财产鲜有人理会。上世纪30年代中期，人们对此的兴趣，在一夜之间爆发了，按照习惯上的看法，这一时期正是宋子文财富暴发的开始。
1933年秋，因为在军费问题上与蒋介石产生了分歧，宋子文又一次辞去了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的职务，同时辞去了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院长等政府要职。暂时远离了民国权力的核心，反而刺激了宋子文从商的兴趣。这时，仍保留有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頭衔的宋子文，表现出了对经济建设的热心。要推行新的经济建设计划，需要大量资金，宋子文随即筹划成立了一家具有强大实力的投资集团——中国建设银公司。
按照他的设想，中国建设银公司应该是一个集中了中外各大财团资源的投资公司，资本额1亿元，由中国与英美银行家组成。但此举遭到了日本方面的强烈猜忌，日本驻南京领事明确反对英美等同资本参与其中。日本的政策，令英美财团只得退避三舍。无奈，宋子文的建设银公司只争取到中国财团的支持。
宋子文若想在经济领域继续呼风唤雨，绝离不开大财团的支持，而以当时中国金融界背景而言，又绝不能没有中国银行的加盟。中国银行由大清银行改制而来，虽改为商办，但其地位与实力始终是事实上的“中央银行”。因历史的渊源，其一直为北洋系所掌控，历任总裁皆亲日。以副总裁张嘉辙为例，他像宋子文喜欢美国文化一样热衷于日本文化，迷信日本实力，甚至平时穿和服、着木屐、既流利的日语，完全一派东洋作风。中国建设银公司成立后，中国银行很快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故宋子文深以为恨。
1935年，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在汉口密谋，通过了一项对中国银行的改组计划。这一计划保密工作相当出色，事前既不让张嘉辙知情，也瞒过了汪精卫、张群、黄郛等亲日派巨头。当行政院长汪精卫得知消息时，所有文件都已敲定，这对亲日派而言，不啻晴天霹雳。
当张嘉辙“潸然泪下”，正痛心疾首之际，宋子文风光无限地担任起了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职务。从此开始，宋凭借着自己掌控的经济委员会、中国建设银公司、中国银行等三大工具，不断实施对民族工商业、金融业的渗透、控制及兼并活动，并以惊人的速度，营造出一个以宋氏家族为核心的官僚买办集团与托拉斯王国，而这也奠定了宋氏迅速发家的基础。
因而，作为日本及汪伪一派的反击，宋子文的豪门财富，及其疯狂的敛财行为，随之不断被爆料。例如，1939年，在一份据说是日本特工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存款情况的秘密调查报告中，单宋子文一人就被披露有5000多万元的财产存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内。又闻，日本曾指控宋子文在大通国民银行和纽约的花旗银行存款达7000万美元。与此同时，宋子文是当时世界首富的消息也不胫而走。“四大家族”
挟雄厚的金融资本，宋子文在经济领域的扩张就如同探囊取物一般。以广东银行为例，在南方，广东银行是一家影响很大的侨资银行。1935年秋，因债台高筑陷入困境，宋子文利用自己的权力及影响，趁机调集资金注入，进行改组。结果，改组后该行董事长一职，由大家“一致选举”宋子文胞弟宋子安担任。从此，广东银行成为宋氏的“私家钱庄”。
除此之外，宋子文在新华银行、中国国货银行、中国保险公司、上海银行等均有一些投资，在工业方面的投资也不少。在商业方面，宋子文也十分活跃。其亲自出面经营的中国棉业公司数月之间资本翻番；华南米业公司独家经营“洋米”进口业务，利润丰盈。而抗战后在上海开设的孚中贸易公司、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统一贸易公司、金川贸易公司和利泰公司等，则利用物资紧张、物价飞涨的时机，赚了大钱。
在经济领域能如此神通，其财产数目自然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据当时文章记载，“宋氏的经济活动已如上述7个银行，12家商业公司，22个大工厂，1个运输公司，全部股款多少?怕连宋子文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财产数字”。而又一篇文章则写道：
“其时独家拥有6亿元之巨。”
当然，对其豪门资本的揭露，我们最为熟知的还是对于“四大家族”控诉。1946年，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说：“四大家族或是‘官’式的，或是‘商’式的，在金融、商业、工业、地产诸方面所独占的财产，以及他们在外国的存款和产业，粗略统计一下，至少当在二百万万美元左右。”
而实际上，上文所说“四大家族”财产，并不是单指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五人的私有财产，而是泛指国民党及其政府统治下的“国家垄断资本”的财产。单说宋子文，其虽掌控众多的工商金融企业，但不是占有全部，而是有部分投资或是担任要职，他的私人财产也应当小于这些企业的总资产，约在1000万美元左右。“倒宋”风潮
在当时的制度下，大小官僚利用手中的特权、以种种名义大发“国难财”，又或走私、或侵吞公产、或勒索民间企业、或贪污受贿，以并不道德的方式实现着私人财富的扩张。这也是革命者常拿宋子文私人财产大做文章的原因。
当时，整个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财政赤字触目惊心、工商业纷纷停产倒闭。宋子文一系列的举措，不但没能挽救危局，反而更加剧了形势的恶化。于是，在举国的不满声中，作为行政院首脑、全面负责经济的宋子文便成为这一切的罪魁。
以四大家族中的陈氏兄弟为例，陈氏兄弟窥视财政金融大权已久，但宋子文对财经大权的包揽，使他们未能丝毫染指。而宋子文理财的失败，正为他们打败宋子文提供了机会。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大权，不断地对宋的豪门势力进行讨伐，
“炮打宋子文”的文章连连出现。
以傅斯年为例。1947年2月，傅斯年半月之内连续发表了《这样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 本必须铲除》等3篇文章，抨击宋子文巧取豪夺、祸国殃民，把国家的巨额财富据为已有，“彻底毁坏了中国经济”，“彻底使全国财富集于私门、流于国外”。
1949年5月，49名立法委员联名提出临时紧急动议，要求向宋子文、孔祥熙、张嘉墩三豪门“征借”10亿美元，以充实国军军费。这一主意，竞获得全体出席委员赞同通过。
面对这种境地，宋子文选择了一走了之。1949年5月16日，宋子文偕夫人乘机离开香港，去往巴黎。在临行之前他对记者发表讲话，说：“那种建议，正足以表示那班人员的脑筋如何，因为据余所知，目前中国政府和私人存在美国的外汇资产总金额不过5亿美元，他们竟要余和孔、张两氏共同捐出10亿美元，岂非捕风捉影。”正如宋美龄所抱怨的，“他们使我哥哥成为替罪羔羊”。杜魯门的愤怒
然而，当他来到美国后，这个曾经无比亲密的国家，对其也不怎么友好了。宋子文赴美之后，依旧想如之前一样大卖力气为国民党争取美援。他曾向美国方面乞求，往台湾派出军事代表团，以挽救国民党军队的败局。宋子文并多次求见美国高官，要求美国进一步向国民党政权提供2亿美元援助。
然而，蒋介石失去了大陆，美国也不得不接受“失去中国”的苦果。在美国舆论看来，这除了归咎于国民党官僚系统的腐败无能之外，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归咎于宋子文的徇私舞弊。更主要的，当时美国人还认为，美国的大量援助都流进了宋子文、孔祥熙的个人腰包，变成了宋、孔家族的私人财富。就连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大骂“他们都是贼……他们从我们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去7，5亿美元。他们用这笔钱在圣保罗搞房地产投资，他们有的房地产就在纽约市”。
国民党政权覆亡之后，美国各种报刊都不惜以大量版面，津津乐道地报道宋、孔家族的种种丑闻，弄得他们声名狼藉。
对此，孔祥熙曾不无愤怒地表示，我丢在中国大陆的财富比现在多多了!并情愿接受美国政府的调查。于是，20世纪50年代初杜鲁门下令联邦调查局对宋、孔财产展开了秘密调套，但不知何故，此后几十年，美国政府一直对这次调查的结果讳莫如深。争论不休的身后事
1971年4月，77岁的宋子文来旧金…看望老友。晚宴上，他心情愉悦，颇有食欲，却不幸因一小块食物鲠在气管，而溘然辞世。
很快，消息、传到了纽约——20年来宋子文寓居的地方。纽约州政府着实一振，抛开人道上的悲悯之外，负责清算房产税、遗产税的政府税务部门，一想到那些关于这位逝者臣额财寓的传说，他们更不由得生…一些不太合时宜的兴奋。
于是，纽约州政府的税务官员们，内心已然期待着令人震惊的结果，对宋子文的经济状况着手展开了调查，然而，事实却令人大失所望。在纽约遗产法庭关于宋子文遗产分割执行书中，我们看到了那次凋盔的结果。那是一些对于这位传说中的“世界首富”有些反讽、近似玩笑的信息：宋子文的非同定财产只有100多万美元，加上20年间大为升值的房产，也就七八百万美元。这样的财产在遍地富豪的纽约简直不值一提。
这样的结果，当然令美国的税务官们难以置信。宋子文家产仅有“100万美元”的报道，也随即流传开来，从华盛顿到里约热内卢，从伦敦到巴黎，从马尼拉到东京，从台湾到香港。据说当年看到这则消息的人，有的不置可否，有的哑然失笑。摘自《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