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由于明朝政府的政治考量以及日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双方开始朝贡贸易。宁波具备诸多优越条件，因而成为中日朝贡贸易的唯一指定港口。但后来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中日朝贡贸易势衰直到完全消失，宁波因此失去历史发展机遇。有鉴于此，在如今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宁波应该采取扩大开放、减少过度的行政干预、重视市场经济等政策。
关键词：明朝；中日朝贡贸易；宁波；一带一路
宁波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桥头堡，其在明朝的中日朝贡贸易体系中长期占据垄断优势地位。而当前中国正处于对外开放新阶段，大力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宁波与浙江又在这个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故可总结相关历史经验教训并将其应用于当下的新形势。本文试分析宁波在明代中日朝贡贸易中的地位演变之原因、影响，总结相关经验教训，并结合当下宁波的现状，提出若干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建议。
宁波拥有绵延曲折的海岸线与广阔海域，是难得的天然良港。且宁波自中国经济中心南移后，一直保持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加之它与日本有悠久的交往历史，尤其在唐宋时期的中日交流中更是扮演重要角色。有鉴于此，洪武初年朱元璋于宁波设立浙江市舶司，宁波开始成为明朝与日本进行朝贡贸易的唯一指定港口。
朱元璋在位期间对于中日朝贡贸易态度暧昧，浙江市舶司因此几经废立。及至永乐时期，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登基，而足利义满也结束日本南北分裂局面，成为日本的最高实权人物，彼此都存在通过国际交往、宣扬政权的正统合法性之需要。加之足利幕府对于朝贡贸易利润的追求，永乐帝出于解决东南“倭患”问题的考虑，并满足自身“天朝大国，万国来朝”的虚荣心等原因，在足利义满上表称臣后，中日朝贡贸易在永乐时期得以迅速发展。
有关中日朝贡贸易的相关制度也在此期间确立。赵元任出使日本时，代表明政府诏告日本“令十年一贡，贡道由浙江宁波府，每贡正副使毋过二百人，若贡非期，人船逾数，夹带刀枪，并以寇论”。同时明朝政府还发放一百道勘合作为贸易凭证，立“日”字勘合一百道、底簿二册和“本”字勘合一百道、底簿二册，将“日”字勘合一百道及“日”、“本”二字底簿各一册收于礼部，将“本”字勘合及“日”字底簿一册交于日本，将“本”字底簿一册交浙江布政司收存，以便于日方朝贡船抵宁波后验对。自此，日本进贡船需有勘合，否则就是走私。永乐元年八月，浙江市舶司于宁波复立，“设市舶提举司，隶布政司。每司置提举一员，从五品；副提举二员，从六品；吏目一员，从九品”。（出处）宁波作为浙江市舶司所在地，承担确认朝贡使臣身份、看管朝贡货物、承接日本使者在宁波的一切生活用需、约束百姓与日方使团的私自交往、管理日方使团与民间交易行为等一系列职责。通过上述可见，宁波在明代中日朝贡贸易中的地位，随勘合贸易体制和浙江市舶司的出现而得以正式确立。
此后在宣德至正德年间，日本又赴宁波朝贡八次，但相比永乐时期，此时的朝贡贸易已经显现较大弊端，渐呈尾大不掉之势，这主要表现为三点。1. 明政府厚往薄来的朝贡政策给自身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明政府按照高于货物实际价值的价格收买日本的朝贡货物，同时额外给付大量钱币作为赏赐，并承担日本使节在中国的一切饮食交通花销。而伴随国力的日渐衰落，明朝政府对于朝贡贸易的巨大开支日益力不从心。2. 沿海倭乱日益猖獗。明朝在“土木堡之变”后，军事实力遭受重挫，北方蒙古侵扰日甚，有限的军事资源不得不被更多地分配于北方边境，东南沿海的海防体系由之削弱。同时自正统后屯田制遭受破坏，部队军官大量侵占军田，克扣军饷，军内腐败严重，部队战斗力下降。世代从军的“籍户”制度也已名存实亡，逃兵现象严重，及至嘉靖时期宁波卫所的实际驻军数仅约为定员的一半。在军队数量与质量均严重下滑的背景下，明政府自身在防御倭寇上颇显力不从心。与之相对，作为日本对明朝贡的主体，室町幕府自身统治基础薄弱。“应仁之乱”后，幕府自身实力下降，失去了对于全国的控制，无力禁绝倭寇对于明朝沿海的侵扰。这一切使得明朝政府难以达到通过中日朝贡贸易，利用日本政府的力量压制倭寇之目的，而这正是明政府愿意与日本开展朝贡贸易的最大动力。3. 朝贡体制混乱。虽然明政府于宁波设立浙江市舶司专司中日朝贡贸易之事，但是在朝贡贸易的具体开展过程中依旧乱象丛生。一方面明代官场腐败，市舶司官员尤其是作为实权者的市舶司太监往往中饱私囊，收受贿赂，违反相关限制措施，容许日本使节与无籍牙人私通交易，买卖购置各种违禁货物。而日本方面由于朝贡贸易的巨大利益诱惑，其入明朝贡的人数和船只不仅违例超额，而且亦不依十年一贡的期限，或三年或五六年，没有固定的日期。
中日朝貢贸易的弊端乱象在嘉靖二年的“宁波争贡”事件中达到高潮。由于幕府大权旁落，当时中日朝贡贸易为大内氏与细川氏所主导。在大内氏派遣宗设谦道为正使携正德勘合来到宁波朝贡后，细川氏不甘示弱，迫使幕府颁给自己一道弘治勘合也遣使赴宁波朝贡。到宁波后，由于市舶司太监赖恩接受细川使团通事宋素卿的贿赂，在安排两个使团的宴会座次与朝贡物品验货顺序时存在偏颇，引起了宗設谦道的不满，导致两队使团的人马在宁波发生火并，并波及绍兴。“宁波争贡”影响之恶劣，使得明政府一度欲废除浙江市舶司，断绝中日官方贸易。但明政府此后仍于嘉靖十八年与嘉靖二十六年，先后两次接纳湖心硕鼎使团与策彦周良使团，同时作出表态：“敕巡按御史督同三司官核，果诚心效顺，如制遣送，否则却回，且严居民交通之禁”。由此可见，明政府对于日本朝贡使团的不满与戒心日渐加强，“争贡事件”成为中日朝贡贸易的一大转折点，预示着中日朝贡贸易行将退出历史舞台。
嘉靖时期沿海倭患猖獗，明政府对日本方面相当不满，故对日本的朝贡日渐冷淡。加之日本国内政局变动，自策彦周良后，嘉靖一朝再未有日本使团来明朝贡。与之相对，“半商半寇”的民间走私则不断兴盛，甚至在宁波外海的双屿港出现走私基地，规模巨大。朝贡贸易的势衰与民间走私贸易的兴起对宁波的朝贡贸易垄断地位构成极大冲击，但彼时浙江市舶司终究未被裁撤。伴随沿海倭患渐平，日本结束战国混战，进入“安土桃山”时代，中日两国存在继续或者说恢复朝贡贸易的可能性。然而隆庆时期迫于形势，明政府于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允许民间贸易，尽管规定“议止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亦禁不得以硝磺、钢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海”，但许多中国商人还是在官方的半默许状态下，通过中转绕道等方法进行着与日本的贸易。嘉靖中期到万历末年，前往日本诸岛开展贸易的明朝商人已由“不下千数”增至“二、三万人”。而宁波不在此开放之列，已经事实上被迫游离于对日民间贸易体系之外。“通倭之人皆闽人也，合福、兴、漳、泉共数万计”。而在万历时期的壬辰战争中，中日政府双方发生直接军事对抗，两国关系再无缓和余地。德川家康此后欲与明朝政府恢复友好关系并重启朝贡贸易的请求，未得到明政府的积极回应，便是其表现。在中日双方再无开展朝贡贸易可能性的背景下，宁波的中日朝贡贸易垄断地位至此业已名存实亡。尽管浙江市舶司的最终裁撤是在万历末年，但首辅沈一贯对此曾有明确定义：“今倭奴久已绝贡，定海一关，不过本地渔船及近境商船出入。”可见宁波已经失去官方或者民间对日贸易的可能性，万历中期已经完全转为一个国内商贸中转港。 从上文所述不难看出，中日朝贡贸易是一种凭借国家强制力推动的、侧重于政治目的的、不对等的贸易活动，而其影响也复杂多样。明朝前期历经元末战乱，社会生产力需要恢复休养，东南沿海局势不稳，在此背景下中日民间贸易较难开展。故前期的中日朝贡贸易对于明朝而言，有着缓和中日关系、减轻倭寇威胁的重大作用。但及至后期，其消极作用日显。由于自身财政吃紧，这种不计成本的贸易方式给明朝带来巨大经济负担，加重自身社会矛盾。另一方面，朝贡贸易体系以及海禁政策阻碍了中日民间贸易的发展，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总体而言，这种单纯依靠明政府的财政支持、阻碍民间贸易开展的贸易形式，必将伴随明朝的国力下降而衰落直至消亡。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如今我国正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努力打造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那么明代宁波对日官方贸易的经验教训能否为宁波参与当下的“一带一路”战略提供启示呢？对此，不妨将这两个阶段加以比较。就两者的相同之处而言，首先中日朝贡贸易与“一带一路”战略都是政府为主导的对外开放形式，就本质来说有相似之处。其次，而今虽距明代已逾几百年，但宁波以及整个东南沿海地区在中国的经济发达程度及其重要性却有增无减。宁波港阔水深，开放历史悠久等有利区位条件，时至今日也依然可以有效利用。当然，两者的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现在的“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实施的全方位开放体系，开放力度与范围远非将宁波一地作为开放窗口的明代中日朝贡贸易所能企及。第二，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对于经济与商业贸易的重视远甚明朝，“一带一路”战略中城市与企业的自主发展余地更大。所以，在制定宁波发展规划的过程中，如能把握好它古今的异同，理论上是可以参照借鉴的。
从明代宁波对日官方贸易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的经验教训。这也是我们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应该注意的地方。1. 在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要减少行政干预的力度；同时重视市场经济规律，使经济发展具备独立性。一方面“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而日本盛产明朝缺少的白银，中日之间存在巨大贸易需求。但另一方面，明朝政府将对日贸易作为羁縻日本政府、以推行其政治外交目的的辅助手段，从未将对外贸易提高到应有之高度。宁波港处于中日朝贡贸易的垄断地位，初期虽风光无限，但却不得不将城市的命运寄于高层的政治导向，与中日朝贡贸易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势。作为城市个体而难以独立发展，正是宁波在明朝后期沦为国内商贸中转港、走向衰落的根源。2. 必须要有与时俱进的观念与战略眼光，坚持对外开放。明朝初年实施海禁、禁绝民间贸易，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之处。但伴随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发展，自明中期后，宁波或者说整个中国东南地区呈现出旺盛的经济活力，与海外存在巨大的贸易需求。甚至可以说，嘉靖年间的“倭患”一定程度上是中日民间贸易需求对明政府海禁政策的一种抗争。（胡宗宪在招抚倭寇头目汪直时，汪直提出的归附条件之一就是明朝要开放海禁，允许民间从事海外贸易。）而且，彼时明王朝的财政已日渐吃紧，如能在平定倭患后实施开放、以税代禁，允许宁波港周边的民间贸易合法化，这对增加朝廷收入也大有裨益。但朱明王朝的继任者却守着祖宗成法不懂变通，满足于朝贡贸易带来的“万国来朝”的虚荣心。即使后来“隆庆开关”，在地域与商品种类上也是有着严格限制，就好比一扇关了几百年的门开了一道缝，照进的光不足以照亮大明王朝日暮西山的社稷。3. 应健全监督约束机制，加强对政府行政权力监督。明政府名义上全权负责中日朝贡事宜，但相关机构却贪污腐败，严重影响了明政府的信誉。尤其嘉靖二年赖恩收受贿赂一事更是引发严重后果。4. 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应明确自身功能定位，对城市间的职能予以协调整合，避免城市职能重合；同时城市间还要注重彼此合作，实现良性竞争。宁波因其独特的区位条件，确实是与日本开展贸易往来的绝佳之地。但是明政府将其作为开展中日贸易的唯一合法港口，垄断性色彩过于突出。在“隆庆开关”时，则又选择福建月港作为民间贸易港口，而不在此开放之列的宁波则失去开展合法民间贸易的机会。宁波与月港的对外贸易在政府意志的主導下，均带有排他性，不利于当时工商业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的整体发展。试想，如宁波、月港互相合作，则或许能形成互惠互利的局面。
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结合宁波的现状，将这些经验教训应用于宁波“一带一路”建设和对外开放的全过程。
首先，宁波应加强“一带一路”建设的组织领导工作。一方面宁波市政府应以市级有关部门和相关县（市、区）负责人为主要成员，辅之以各领域的专家智库，成立“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组，由其来负责对宁波市“一带一路”工作的统筹领导。如此，作为城市个体，宁波是把国家战略作为发展契机，而非简单地负责执行，城市发展更加结合自身实际，具备相对独立性。同时政府部门应侧重在总体规划、市场培育、资源供给、政策引导等方面发挥好作用，为城市的发展构筑良好环境。而在经贸开放等具体领域，政府应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减少过度的行政束缚，让企业等相关个体发挥自由与活力。
其次，宁波需对自己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定位加以明确。尽管宁波市政府提出了“港口经济圈”概念，欲以此作为宁波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抓手，但是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及相应的实施步骤尚待进一步完善。同时伴随“上海自贸区”、“舟山海洋群岛新区”、“义乌国贸试改区”以及“温州金改区”的成立，周边城市都已将自己的城市发展战略上升到国家层面。相比之下，宁波在竞争激烈的长三角地区处于“政策洼地”的尴尬境遇。对此，宁波必须加快对“港口经济圈”战略的具体化与落实工作。也唯有如此，这一战略才能得到上级认可，并上升到国家层面，与“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完美对接，从而最大程度地为城市发展提供足够的政策支持。
在城市的功能定位与发展导向得以明确的基础上，宁波需针对性地发挥港口的优势带动作用。宁波周边港口竞争激烈，其与舟山、上海同处于长三角地区，码头功能雷同，缺乏互补性，而且相对落后的基础设施也制约了它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宁波应加强与国内外港口的合作，其中尤其要加快宁波舟山港的一体化进程，应在舟山港着力发展“大宗散货水水中转”，在宁波港重点发展“水陆中转和“水水中转”。宁波、舟山港应在服务好浙江省的前提下，与以服务“长江经济带”为主的洋山港开展差异化竞争，对华东地域“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业务进行合理分工。为此，宁波港在改善物流交通和仓储等基础设施的同时，还需加强与铁路部门合作，加快海铁联运建设步伐。
最后，作为一个开放历史悠久的城市，宁波应该坚持与扩大对外开放。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长期依赖欧美市场的宁波进出口业务遭受重大打击。宁波应学会与时俱进，把握当前“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以东盟及中东欧地区为突破口，加快与新兴市场的经贸往来与分工合作。同时，有实力的宁波企业还应利用自身的资金优势，以部分掌握先进技术的国外企业尚未走出困境为契机，加快“走出去”步伐，积极进行海外并购与国际投资。
参考文献：
[1]申時行.明会典（万历朝重修本）[M].中华书局，1989.
[2]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上卷）[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3]郑若曾.筹海图编·中国兵书集成（15～16 册）[M].解放军出版社，1990.
[4]傅维鳞.明书卷[M].商务印书馆，1936.
[5]张燮.东西洋考[M].中华书局，1981.
[6]朱国祯.涌幢小品[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7]姚士麟.见只编[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8]刘奇.积极融入国家战略，建设宁波港口经济圈[J].新重庆，2015（08）.
[9]秦诗立.找准海上丝路的浙江定位[N].浙江日报，2015-01-06.
[10]顾世杰.宁波—舟山港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定位与发展研究[J].宁波经济（三江论坛），2015（09）.
[11]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宁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思路对策研究[J].宁波经济丛刊，2015（02）.
[12]弗朗索瓦·吉普鲁.亚洲的地中海：13～21世纪中国、日本、东南亚商埠与贸易圈[M].新世纪出版社，2014.
基金项目：2016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明朝宁波对日官方贸易研究及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启示”。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明朝；中日朝贡贸易；宁波；一带一路
宁波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桥头堡，其在明朝的中日朝贡贸易体系中长期占据垄断优势地位。而当前中国正处于对外开放新阶段，大力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宁波与浙江又在这个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故可总结相关历史经验教训并将其应用于当下的新形势。本文试分析宁波在明代中日朝贡贸易中的地位演变之原因、影响，总结相关经验教训，并结合当下宁波的现状，提出若干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建议。
宁波拥有绵延曲折的海岸线与广阔海域，是难得的天然良港。且宁波自中国经济中心南移后，一直保持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加之它与日本有悠久的交往历史，尤其在唐宋时期的中日交流中更是扮演重要角色。有鉴于此，洪武初年朱元璋于宁波设立浙江市舶司，宁波开始成为明朝与日本进行朝贡贸易的唯一指定港口。
朱元璋在位期间对于中日朝贡贸易态度暧昧，浙江市舶司因此几经废立。及至永乐时期，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登基，而足利义满也结束日本南北分裂局面，成为日本的最高实权人物，彼此都存在通过国际交往、宣扬政权的正统合法性之需要。加之足利幕府对于朝贡贸易利润的追求，永乐帝出于解决东南“倭患”问题的考虑，并满足自身“天朝大国，万国来朝”的虚荣心等原因，在足利义满上表称臣后，中日朝贡贸易在永乐时期得以迅速发展。
有关中日朝贡贸易的相关制度也在此期间确立。赵元任出使日本时，代表明政府诏告日本“令十年一贡，贡道由浙江宁波府，每贡正副使毋过二百人，若贡非期，人船逾数，夹带刀枪，并以寇论”。同时明朝政府还发放一百道勘合作为贸易凭证，立“日”字勘合一百道、底簿二册和“本”字勘合一百道、底簿二册，将“日”字勘合一百道及“日”、“本”二字底簿各一册收于礼部，将“本”字勘合及“日”字底簿一册交于日本，将“本”字底簿一册交浙江布政司收存，以便于日方朝贡船抵宁波后验对。自此，日本进贡船需有勘合，否则就是走私。永乐元年八月，浙江市舶司于宁波复立，“设市舶提举司，隶布政司。每司置提举一员，从五品；副提举二员，从六品；吏目一员，从九品”。（出处）宁波作为浙江市舶司所在地，承担确认朝贡使臣身份、看管朝贡货物、承接日本使者在宁波的一切生活用需、约束百姓与日方使团的私自交往、管理日方使团与民间交易行为等一系列职责。通过上述可见，宁波在明代中日朝贡贸易中的地位，随勘合贸易体制和浙江市舶司的出现而得以正式确立。
此后在宣德至正德年间，日本又赴宁波朝贡八次，但相比永乐时期，此时的朝贡贸易已经显现较大弊端，渐呈尾大不掉之势，这主要表现为三点。1. 明政府厚往薄来的朝贡政策给自身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明政府按照高于货物实际价值的价格收买日本的朝贡货物，同时额外给付大量钱币作为赏赐，并承担日本使节在中国的一切饮食交通花销。而伴随国力的日渐衰落，明朝政府对于朝贡贸易的巨大开支日益力不从心。2. 沿海倭乱日益猖獗。明朝在“土木堡之变”后，军事实力遭受重挫，北方蒙古侵扰日甚，有限的军事资源不得不被更多地分配于北方边境，东南沿海的海防体系由之削弱。同时自正统后屯田制遭受破坏，部队军官大量侵占军田，克扣军饷，军内腐败严重，部队战斗力下降。世代从军的“籍户”制度也已名存实亡，逃兵现象严重，及至嘉靖时期宁波卫所的实际驻军数仅约为定员的一半。在军队数量与质量均严重下滑的背景下，明政府自身在防御倭寇上颇显力不从心。与之相对，作为日本对明朝贡的主体，室町幕府自身统治基础薄弱。“应仁之乱”后，幕府自身实力下降，失去了对于全国的控制，无力禁绝倭寇对于明朝沿海的侵扰。这一切使得明朝政府难以达到通过中日朝贡贸易，利用日本政府的力量压制倭寇之目的，而这正是明政府愿意与日本开展朝贡贸易的最大动力。3. 朝贡体制混乱。虽然明政府于宁波设立浙江市舶司专司中日朝贡贸易之事，但是在朝贡贸易的具体开展过程中依旧乱象丛生。一方面明代官场腐败，市舶司官员尤其是作为实权者的市舶司太监往往中饱私囊，收受贿赂，违反相关限制措施，容许日本使节与无籍牙人私通交易，买卖购置各种违禁货物。而日本方面由于朝贡贸易的巨大利益诱惑，其入明朝贡的人数和船只不仅违例超额，而且亦不依十年一贡的期限，或三年或五六年，没有固定的日期。
中日朝貢贸易的弊端乱象在嘉靖二年的“宁波争贡”事件中达到高潮。由于幕府大权旁落，当时中日朝贡贸易为大内氏与细川氏所主导。在大内氏派遣宗设谦道为正使携正德勘合来到宁波朝贡后，细川氏不甘示弱，迫使幕府颁给自己一道弘治勘合也遣使赴宁波朝贡。到宁波后，由于市舶司太监赖恩接受细川使团通事宋素卿的贿赂，在安排两个使团的宴会座次与朝贡物品验货顺序时存在偏颇，引起了宗設谦道的不满，导致两队使团的人马在宁波发生火并，并波及绍兴。“宁波争贡”影响之恶劣，使得明政府一度欲废除浙江市舶司，断绝中日官方贸易。但明政府此后仍于嘉靖十八年与嘉靖二十六年，先后两次接纳湖心硕鼎使团与策彦周良使团，同时作出表态：“敕巡按御史督同三司官核，果诚心效顺，如制遣送，否则却回，且严居民交通之禁”。由此可见，明政府对于日本朝贡使团的不满与戒心日渐加强，“争贡事件”成为中日朝贡贸易的一大转折点，预示着中日朝贡贸易行将退出历史舞台。
嘉靖时期沿海倭患猖獗，明政府对日本方面相当不满，故对日本的朝贡日渐冷淡。加之日本国内政局变动，自策彦周良后，嘉靖一朝再未有日本使团来明朝贡。与之相对，“半商半寇”的民间走私则不断兴盛，甚至在宁波外海的双屿港出现走私基地，规模巨大。朝贡贸易的势衰与民间走私贸易的兴起对宁波的朝贡贸易垄断地位构成极大冲击，但彼时浙江市舶司终究未被裁撤。伴随沿海倭患渐平，日本结束战国混战，进入“安土桃山”时代，中日两国存在继续或者说恢复朝贡贸易的可能性。然而隆庆时期迫于形势，明政府于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允许民间贸易，尽管规定“议止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亦禁不得以硝磺、钢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海”，但许多中国商人还是在官方的半默许状态下，通过中转绕道等方法进行着与日本的贸易。嘉靖中期到万历末年，前往日本诸岛开展贸易的明朝商人已由“不下千数”增至“二、三万人”。而宁波不在此开放之列，已经事实上被迫游离于对日民间贸易体系之外。“通倭之人皆闽人也，合福、兴、漳、泉共数万计”。而在万历时期的壬辰战争中，中日政府双方发生直接军事对抗，两国关系再无缓和余地。德川家康此后欲与明朝政府恢复友好关系并重启朝贡贸易的请求，未得到明政府的积极回应，便是其表现。在中日双方再无开展朝贡贸易可能性的背景下，宁波的中日朝贡贸易垄断地位至此业已名存实亡。尽管浙江市舶司的最终裁撤是在万历末年，但首辅沈一贯对此曾有明确定义：“今倭奴久已绝贡，定海一关，不过本地渔船及近境商船出入。”可见宁波已经失去官方或者民间对日贸易的可能性，万历中期已经完全转为一个国内商贸中转港。 从上文所述不难看出，中日朝贡贸易是一种凭借国家强制力推动的、侧重于政治目的的、不对等的贸易活动，而其影响也复杂多样。明朝前期历经元末战乱，社会生产力需要恢复休养，东南沿海局势不稳，在此背景下中日民间贸易较难开展。故前期的中日朝贡贸易对于明朝而言，有着缓和中日关系、减轻倭寇威胁的重大作用。但及至后期，其消极作用日显。由于自身财政吃紧，这种不计成本的贸易方式给明朝带来巨大经济负担，加重自身社会矛盾。另一方面，朝贡贸易体系以及海禁政策阻碍了中日民间贸易的发展，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总体而言，这种单纯依靠明政府的财政支持、阻碍民间贸易开展的贸易形式，必将伴随明朝的国力下降而衰落直至消亡。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如今我国正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努力打造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那么明代宁波对日官方贸易的经验教训能否为宁波参与当下的“一带一路”战略提供启示呢？对此，不妨将这两个阶段加以比较。就两者的相同之处而言，首先中日朝贡贸易与“一带一路”战略都是政府为主导的对外开放形式，就本质来说有相似之处。其次，而今虽距明代已逾几百年，但宁波以及整个东南沿海地区在中国的经济发达程度及其重要性却有增无减。宁波港阔水深，开放历史悠久等有利区位条件，时至今日也依然可以有效利用。当然，两者的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现在的“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实施的全方位开放体系，开放力度与范围远非将宁波一地作为开放窗口的明代中日朝贡贸易所能企及。第二，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对于经济与商业贸易的重视远甚明朝，“一带一路”战略中城市与企业的自主发展余地更大。所以，在制定宁波发展规划的过程中，如能把握好它古今的异同，理论上是可以参照借鉴的。
从明代宁波对日官方贸易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的经验教训。这也是我们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应该注意的地方。1. 在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要减少行政干预的力度；同时重视市场经济规律，使经济发展具备独立性。一方面“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而日本盛产明朝缺少的白银，中日之间存在巨大贸易需求。但另一方面，明朝政府将对日贸易作为羁縻日本政府、以推行其政治外交目的的辅助手段，从未将对外贸易提高到应有之高度。宁波港处于中日朝贡贸易的垄断地位，初期虽风光无限，但却不得不将城市的命运寄于高层的政治导向，与中日朝贡贸易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势。作为城市个体而难以独立发展，正是宁波在明朝后期沦为国内商贸中转港、走向衰落的根源。2. 必须要有与时俱进的观念与战略眼光，坚持对外开放。明朝初年实施海禁、禁绝民间贸易，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之处。但伴随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发展，自明中期后，宁波或者说整个中国东南地区呈现出旺盛的经济活力，与海外存在巨大的贸易需求。甚至可以说，嘉靖年间的“倭患”一定程度上是中日民间贸易需求对明政府海禁政策的一种抗争。（胡宗宪在招抚倭寇头目汪直时，汪直提出的归附条件之一就是明朝要开放海禁，允许民间从事海外贸易。）而且，彼时明王朝的财政已日渐吃紧，如能在平定倭患后实施开放、以税代禁，允许宁波港周边的民间贸易合法化，这对增加朝廷收入也大有裨益。但朱明王朝的继任者却守着祖宗成法不懂变通，满足于朝贡贸易带来的“万国来朝”的虚荣心。即使后来“隆庆开关”，在地域与商品种类上也是有着严格限制，就好比一扇关了几百年的门开了一道缝，照进的光不足以照亮大明王朝日暮西山的社稷。3. 应健全监督约束机制，加强对政府行政权力监督。明政府名义上全权负责中日朝贡事宜，但相关机构却贪污腐败，严重影响了明政府的信誉。尤其嘉靖二年赖恩收受贿赂一事更是引发严重后果。4. 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应明确自身功能定位，对城市间的职能予以协调整合，避免城市职能重合；同时城市间还要注重彼此合作，实现良性竞争。宁波因其独特的区位条件，确实是与日本开展贸易往来的绝佳之地。但是明政府将其作为开展中日贸易的唯一合法港口，垄断性色彩过于突出。在“隆庆开关”时，则又选择福建月港作为民间贸易港口，而不在此开放之列的宁波则失去开展合法民间贸易的机会。宁波与月港的对外贸易在政府意志的主導下，均带有排他性，不利于当时工商业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的整体发展。试想，如宁波、月港互相合作，则或许能形成互惠互利的局面。
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结合宁波的现状，将这些经验教训应用于宁波“一带一路”建设和对外开放的全过程。
首先，宁波应加强“一带一路”建设的组织领导工作。一方面宁波市政府应以市级有关部门和相关县（市、区）负责人为主要成员，辅之以各领域的专家智库，成立“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组，由其来负责对宁波市“一带一路”工作的统筹领导。如此，作为城市个体，宁波是把国家战略作为发展契机，而非简单地负责执行，城市发展更加结合自身实际，具备相对独立性。同时政府部门应侧重在总体规划、市场培育、资源供给、政策引导等方面发挥好作用，为城市的发展构筑良好环境。而在经贸开放等具体领域，政府应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减少过度的行政束缚，让企业等相关个体发挥自由与活力。
其次，宁波需对自己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定位加以明确。尽管宁波市政府提出了“港口经济圈”概念，欲以此作为宁波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抓手，但是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及相应的实施步骤尚待进一步完善。同时伴随“上海自贸区”、“舟山海洋群岛新区”、“义乌国贸试改区”以及“温州金改区”的成立，周边城市都已将自己的城市发展战略上升到国家层面。相比之下，宁波在竞争激烈的长三角地区处于“政策洼地”的尴尬境遇。对此，宁波必须加快对“港口经济圈”战略的具体化与落实工作。也唯有如此，这一战略才能得到上级认可，并上升到国家层面，与“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完美对接，从而最大程度地为城市发展提供足够的政策支持。
在城市的功能定位与发展导向得以明确的基础上，宁波需针对性地发挥港口的优势带动作用。宁波周边港口竞争激烈，其与舟山、上海同处于长三角地区，码头功能雷同，缺乏互补性，而且相对落后的基础设施也制约了它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宁波应加强与国内外港口的合作，其中尤其要加快宁波舟山港的一体化进程，应在舟山港着力发展“大宗散货水水中转”，在宁波港重点发展“水陆中转和“水水中转”。宁波、舟山港应在服务好浙江省的前提下，与以服务“长江经济带”为主的洋山港开展差异化竞争，对华东地域“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业务进行合理分工。为此，宁波港在改善物流交通和仓储等基础设施的同时，还需加强与铁路部门合作，加快海铁联运建设步伐。
最后，作为一个开放历史悠久的城市，宁波应该坚持与扩大对外开放。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长期依赖欧美市场的宁波进出口业务遭受重大打击。宁波应学会与时俱进，把握当前“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以东盟及中东欧地区为突破口，加快与新兴市场的经贸往来与分工合作。同时，有实力的宁波企业还应利用自身的资金优势，以部分掌握先进技术的国外企业尚未走出困境为契机，加快“走出去”步伐，积极进行海外并购与国际投资。
参考文献：
[1]申時行.明会典（万历朝重修本）[M].中华书局，1989.
[2]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上卷）[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3]郑若曾.筹海图编·中国兵书集成（15～16 册）[M].解放军出版社，1990.
[4]傅维鳞.明书卷[M].商务印书馆，1936.
[5]张燮.东西洋考[M].中华书局，1981.
[6]朱国祯.涌幢小品[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7]姚士麟.见只编[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8]刘奇.积极融入国家战略，建设宁波港口经济圈[J].新重庆，2015（08）.
[9]秦诗立.找准海上丝路的浙江定位[N].浙江日报，2015-01-06.
[10]顾世杰.宁波—舟山港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定位与发展研究[J].宁波经济（三江论坛），2015（09）.
[11]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宁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思路对策研究[J].宁波经济丛刊，2015（02）.
[12]弗朗索瓦·吉普鲁.亚洲的地中海：13～21世纪中国、日本、东南亚商埠与贸易圈[M].新世纪出版社，2014.
基金项目：2016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明朝宁波对日官方贸易研究及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启示”。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