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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心钊(1871～1949)，字怀希，亦用怀西，号仲勉，斋名瞻麓斋，安徽台肥人。其先祖为清初才子龚鼎孳(1615～1673，字孝升，号芝麓)。与钱谦益，吴梅村合称为。江左三大家”。龚氏三代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家学渊源。其父龚照瑷(1836～1897)，字仰蘧，出身监生。历任金陵机器局、江苏苏松太道(通称上海道台)与四川布政使等职。光绪十九年至二十三年(1893～1897)间出使英、法、比、义等国，在驻英公使任内，曾策划诱捕当时于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伦敦的孙中山，此事即为轰动中外的“伦敦蒙难记”。龚心钊为龚照瑷次予，兄龚心铭，字景张，身兼实业家、金石收藏家与鉴赏家。龚心铭、龚心钊昆仲皆为进士出身。龚心钊19岁中举，26岁中进士(光绪二十一年，1895)，任翰林院编修。光绪三十年(1904)他担任甲辰科会试同考官，是清代最后一任科举考官。光绪三十四年(1908)出任清国驻坎拿大(今加拿大，时为英国自治领)总领事。辛亥革命之后，龚心钊退隐上海，不问政事，以诗书文物。遵生自怡。
龚心钊生平笃好文物，兴趣广泛，早年收藏偏重古泉、玺印，为知名的古钱与古印收藏家。他曾出版一部收藏目录《瞻麓斋古印征》，共有八卷。龚心钊在此书的凡例前，自述其古物收藏爱好之由来：“仆幼喜摩挲古物，每侍严君购金石器，必从旁审其真伪，玩其文字，而于古泉印之类尤为笃嗜。稍长始知印学必由汉魏，而上追周秦六书之义。足以却书互证，可以见河图洛书之意。可以考历朝官选之疑，可以补盘、鬲、鼎，彝之缺。益益神往不置。弱冠随任上海榷署，始稍稍物色。有得辄引袭而藏，时就博识者辨订之。比北由燕赵历京师，南而钟阜金阊虎林，所得渐觉烂然。壬辰省亲来蜀间，亦搜采有得。因念古文日就湮残，永叔子行首倡其风，嗣后诸编迭出，遂得十一于千百，是亦尚友论世之意也。”
可知龚心钊蓄古爱好系从小耳濡目染，受到父亲的影响，收藏是自20岁随父到上海时即已开始。除了传统文人的好古习性以外，由于出身官宦世家，加上其父历任晚清各种洋务与外交职位之背景，龚心钊对于西洋事物亦多所涉猎。他著有《瞻麓斋诗文存》，又编译了《五洲古泉考》《莎士比凯撤剧词笺》等书。
龚心钊对于园林设计也颇有兴趣，今日台肥市的逍遥津公园过去大半是属于龚家的私人园林，当年系由龚心钊自行规划、营造，掘湖泥堆假山。据龚心钊的女儿龚安英回忆，老先生在逍遥津花园内养蜂、梅花鹿，极为认真，蜂之作息、繁殖与采蜜活动皆加以记录，更以中西合璧的方式饲养。此外，他不但收藏蟋蟀罐，也养蟋蟀，但却舍不得斗，只欣赏蟋蟀之神态、精神，遇到天冷还会喂蟋蟀吃维生素。
人民国后，龚心钊即告退隐，长居十里洋场，热衷文物收藏。出身世家与官场，龚心钊的交游也多为晚清遗老与学人，如学者藏书家傅增湘、帝师陈宝琛、清宗室宝熙与大学者柯绍志等人。由于龚心钊醉心于古泉印玺，其收藏已有相当水平，与大艺术家、篆刻家吴昌硕亦有密切往来。吴昌硕曾为龚心钊刻“合肥龚氏鉴藏历代金石文字。中外泉货、官私印章、碑帖图籍、书画尺牍之记”之印，为长达三十字的多井格多字印，在吴氏印谱中相当少见，可知两人印缘与交情之深。
一生心血全在文物
龚心钊收藏过的精品颇多，屡见各大博物馆典藏。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国之重宝“商鞅方升”，底刻秦始皇诏书，是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商鞅推行变法时所制造的标准量器，是见证秦始皇统一中国的珍贵历史文物。由于龚心钊曾为其写过题跋，外界大多认为“商鞅方升”为其收藏，事实上是其兄龚心铭所有。据龚安英回忆，当初确实是龚心钊先购得“商鞅方升”，但龚心铭以米芾手卷换之。解放后，首任上海市长陈毅在筹备上海博物馆的过程中，曾经到龚家看过米芾手卷，龚家便将米芾手卷让给上海博物馆。“文革”时，因为龚心铭家后人不承认拥有方升，也不肯出让，将其藏于上海师范大学校园中。当时红卫兵对龚安英家抄家十天十夜，逼问龚安英“商鞅方升”的下落，最后在家中抄出一纸笺条，也就是当年兄弟俩所签署互让的交换台约，整件事情才水落石出。
龚心钊的藏品，除了这件备受瞩目的“商鞅方升”外，上海博物馆另藏有“康熙陈鸣远制四足方壶”，为陈鸣远继承明代紫砂艺术形式的代表作品。寓圆于方，敦实厚重。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传米元晖《南宋云山墨戏图卷》，为董其昌旧藏，后入清宫，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乱，由宫中散出民间，卷尾有龚心钊二跋；“康熙刘光美恭制云行雨施万国咸宁集墨”，乃专供内廷贡品。墨质精良，为康熙墨中精品；天津博物馆藏名品“康熙陈鸣远制曹廉让铭天鸡壶”，造型大方，细节刻画周到，并有曹三才的诗文书迹，为陈鸣远的绝妙精品。还有两件合称“禅宗组曲”的杨玉璇制白寿山慧可断臂像、田黄冻达摩面壁像，纹饰自然，神态生动，实为明末清初刻石技艺的上乘佳作，后由龚心钊之女龚安英供藏之。
龚心钊所收文物，有战国越王剑，宋代名家书画、宋汝窑盘以及时大彬、徐友泉、陈鸣远与陈曼生等制的紫砂等，种类繁多。尤其他所收藏的印章，自战国到六朝的铜、玉、石的官印、私章二千余方，蔚为大观。他的文物收藏看似包罗万象，但还是有其收藏方向，对于所收文物的品级也多所坚持，如所藏印记，止于唐代，不收宋印。又如紫砂茶壶，也只到文人紫砂的代表陈曼生为止，之后的就不入其收藏范围。有趣的是，即使对收藏品级如此剔抉，瞻麓斋藏品中却有一形色特殊的“英伦祭红尊”。此器并非出自中国，而是当年老先生由英国伦敦购回。据说是因为认为其仿中国作品仿的颇为相似，觉得有趣而买下。回国之后，还特别请人为其订制台座、锦盒，要认真计算起来，包装的费用可能还远远超过器物本身的价值。
瞻麓斋所藏文人器玩尤为精采，在2010年春嘉德上拍藏品中，除乾隆御制的墨、砚等文房用品外，还有“甘顽一瓢砚”，曾为建筑大师贝聿铭之贝氏家族先人，苏州藏书家贝墉(简香)所收藏。其中尤其值得着墨的藏品，是“杨玉璇制白寿山慧可断臂像”与“田黄冻达摩面壁像”。 “田黄冻达摩面壁像”有“得自冒氏水绘园”等字句，是龚心钊与民初文人学者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号疚斋)交游的印记。冒广生的先人，也就是人称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1611～1693，字辟疆，号巢民，江苏如皋人，有一说如皋冒氏为蒙古忽必烈后裔)。龚心钊先祖龚鼎孳与冒广生两位大才子亦为金石至交。明亡后，龚鼎孽师事新朝。冒襄选择退居乡里，修水绘园，延客结社，拒不赴召。今上海博物馆所收藏《清人画冒襄肖像图》，有龚心钊的题跋：
早从家集睹明德，壮厕朝班识耳孙， 一幅春风如坐我，绵绵神理对忘言。
岩晓孔李旧通家，典数兰铸两姓夸。
先端毅有寿征君文
第惜定山风绪杳，未留色相着笺麻。
端毅遗象烬于粤氛
尘襞随处有沧桑，金石交期独久长，
话到竹西文酒蛊，寸心还炷影前香。
顺治庚寅端毅舟过邗江征君亦至相留卅日。
疚斋道兄命题，先德巢民征君肖写敬赋并志
乙酉孟夏合肥龚心钊。
龚心钊以此追记先人龚鼎孳与冒襄的过从及通家之好。文中的端毅即是龚鼎孳，征君即为冒襄。跋末提及顺治庚寅(顺治七年，1650) “舟过邗江”(今扬州)一事，载于冒襄追忆其与爱妾董小宛情史的《影梅庵忆语》。
龚心钊一生心血全在于文物，即使到了晚年，家中经济并不宽裕，但老先生对看中的器物还是决不肯罢手的，一旦看中，即便要借钱或者卖掉首饰也要买回来。到了后来，沪上古玩商都已熟知其人，知道老先生的个性，即使有好东西也不取出来给他看了。上海之外，龚心钊常赴北京琉璃厂赏购古玩，古玩商皆熟识之。他最喜爱的周代玉刀即购自琉璃厂。老先生在把玩、擦拭藏品时绝不使用一般粗糙的拭布，往往是用自己身上已经磨得平润了的衣服袖口来擦拭，以免织物上尖锐的纤维刮伤器物。收藏家对文物的钟爱、细心以及爱物之成癖、成痴，由这些小处与细节当中表露无遗。
龚氏风格
龚心钊文物收藏的最大特色，在于其精致考究、古朴典雅的包装。无论是书画或各类文玩精品，均是外盛以瘿木盒、紫檀盒或红木盒，取精致的织锦包面，用柔软的丝绢为卧囊，盒内贴有多方藏印的印文，并附有亲笔撰写的各式标签、题识的纸笺，盒外又贴有龚氏手书品名的题签。古锦囊匣不仅讲究选材，而且雕刻精细，纹饰华美，本身即是工艺品，具有艺术鉴赏的价值。
据龚安英回忆，龚家长年雇有学有专精的工匠，每遇有需要，龚心钊量了尺寸后，便会要求工匠制作各种锦盒、木匣，老先生在旁口述指示，亲自监督。瞻麓斋的瓷器藏品，多不惜大费周章地以锦囊盒与紫檀木匣作双层的包装。包装“宋拓九成宫醴泉铭”与“宋官窑印池”的匣盒，侧边用象牙制的搭扣，其扣带以较为耐用的麂皮所制成，为龚心钊特地从伦敦携回一般本来皆作尖牙状的骨杆，但龚心钊却特别要工匠将之磨成较为圆润的形状，认为这样更易于使用。还有一组有瞻麓斋刻铭的紫檀木桌椅家具，乃龚心钊自制订做。椅子则高矮各一，这是考虑客人身长有高有矮，来客若高则请落坐矮椅，主人则坐高椅，刚好取得“平衡”。
除了古朴雅致的包装风格外，龚心钊对于收藏品的考证，亦可称一绝。龚氏本人笃好文物，但他不像一般收藏家仅止于收藏，每收精品必加以潜心研究，考证其来龙去脉，对于文物的传世经历与收藏过程也都会撰写墨书签条附于其中。以“吴越王金涂塔”为例，龚氏除了写上前手收藏此物的经过与原由外，还特别附上《申报》的剪报报导，以为佐证，同时留给后人研究的线索。据龚安英说，老先生对于材料非常讲究，裱画装潢用的纸都是他自己收藏的，有些紫檀木与金粟纸还是来自于清官拍卖的旧物。在“宋拓九成宫醴泉铭”这册碑帖中，龚心钊别出心裁，贴上自己的照片与收藏印记，而且都是亲力亲为，不假手他人。
在龚氏手书的藏记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即收藏价格的记录。熟悉书画与收藏史者，一定会马上联想到明代大收藏家项元汴的收藏，因为项元汴也有记录藏品价钱的习惯。从这些价格记录可以看出龚氏收藏文物完全是不惜成本代价，甚至有包装的工本反高于文物本身价值的情况。有些则是记录了取得文物或将手中重复的藏品脱手的经过，读来意趣横生。例如“乾隆御制龙行雨施墨”盒中有笺记日： “与此同样一品，乾隆边款六字被磨去，辛巳二月以三百元售与荣宝斋。此品于十年前购自北平，尊古费五十元也。”
老先生平淡写来，却可想见其得意之情。又如“兔毫盏”“吉州茶盏”，记载是民国壬戌年(1922)，开凿逍遥津之西濠时，于地下九尺所得，龚心钊说他亲眼目睹此物被掘出，竟完全无损。另一笺又记“日本贾人许价二百元”一语，而老先生显然并不愿意，也没有将文物出让给日本人。
文人的雅玩与收藏活动，无形中展现出自身的知识、修养、气质与品味。龚氏收藏讲究精致优雅的装潢包装，绝非仪靠雄厚财力即可获致，更多的是藏家本身的深厚学识与审美素养。无论是囊匣与锦盒的配色，用于装裱、制造的纸张或檀木、象牙等材料，都必须应藏品本身来作适当的选择与搭配。事实上，如此讲究的装潢与包装，往近现代民间收藏家中相当罕见。全国体画鉴定三人小组成员、上海博物馆书画鉴定专家谢稚柳先生曾经对此赞叹不已，认为已成为龚氏的个人收藏风格。
新的典藏生命
被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称呼为“大小姐”的龚安英，出生于英国伦敦，也就是在龚心钊出使加拿火总领事任内(1910年)。龚心钊很疼爱这个小女儿，一直将她带在身边。有新得的文物总是会叫她一起玩赏。她从小就和文物生活在一起，大半生部过着夫小姐的生活。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啦来中国访问，在上海接见六位钮英国出生的华籍老太太，龚安英是其中之一。目前百岁高龄的龚安英仍安居于上海。
龚心钊的收藏大多数已由其后人捐献给上海博物馆。从这些闪耀着藏家余晖并庇荫后世的珍贵文物中，我们见证了一位民初大收藏家对于文物的宝爱态度及其不凡的审美品味与眼光。这批瞻麓斋最后的珍贵收藏，因缘汇聚于翦淞阁，正待焕发出新的典藏生命。
龚心钊生平笃好文物，兴趣广泛，早年收藏偏重古泉、玺印，为知名的古钱与古印收藏家。他曾出版一部收藏目录《瞻麓斋古印征》，共有八卷。龚心钊在此书的凡例前，自述其古物收藏爱好之由来：“仆幼喜摩挲古物，每侍严君购金石器，必从旁审其真伪，玩其文字，而于古泉印之类尤为笃嗜。稍长始知印学必由汉魏，而上追周秦六书之义。足以却书互证，可以见河图洛书之意。可以考历朝官选之疑，可以补盘、鬲、鼎，彝之缺。益益神往不置。弱冠随任上海榷署，始稍稍物色。有得辄引袭而藏，时就博识者辨订之。比北由燕赵历京师，南而钟阜金阊虎林，所得渐觉烂然。壬辰省亲来蜀间，亦搜采有得。因念古文日就湮残，永叔子行首倡其风，嗣后诸编迭出，遂得十一于千百，是亦尚友论世之意也。”
可知龚心钊蓄古爱好系从小耳濡目染，受到父亲的影响，收藏是自20岁随父到上海时即已开始。除了传统文人的好古习性以外，由于出身官宦世家，加上其父历任晚清各种洋务与外交职位之背景，龚心钊对于西洋事物亦多所涉猎。他著有《瞻麓斋诗文存》，又编译了《五洲古泉考》《莎士比凯撤剧词笺》等书。
龚心钊对于园林设计也颇有兴趣，今日台肥市的逍遥津公园过去大半是属于龚家的私人园林，当年系由龚心钊自行规划、营造，掘湖泥堆假山。据龚心钊的女儿龚安英回忆，老先生在逍遥津花园内养蜂、梅花鹿，极为认真，蜂之作息、繁殖与采蜜活动皆加以记录，更以中西合璧的方式饲养。此外，他不但收藏蟋蟀罐，也养蟋蟀，但却舍不得斗，只欣赏蟋蟀之神态、精神，遇到天冷还会喂蟋蟀吃维生素。
人民国后，龚心钊即告退隐，长居十里洋场，热衷文物收藏。出身世家与官场，龚心钊的交游也多为晚清遗老与学人，如学者藏书家傅增湘、帝师陈宝琛、清宗室宝熙与大学者柯绍志等人。由于龚心钊醉心于古泉印玺，其收藏已有相当水平，与大艺术家、篆刻家吴昌硕亦有密切往来。吴昌硕曾为龚心钊刻“合肥龚氏鉴藏历代金石文字。中外泉货、官私印章、碑帖图籍、书画尺牍之记”之印，为长达三十字的多井格多字印，在吴氏印谱中相当少见，可知两人印缘与交情之深。
一生心血全在文物
龚心钊收藏过的精品颇多，屡见各大博物馆典藏。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国之重宝“商鞅方升”，底刻秦始皇诏书，是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商鞅推行变法时所制造的标准量器，是见证秦始皇统一中国的珍贵历史文物。由于龚心钊曾为其写过题跋，外界大多认为“商鞅方升”为其收藏，事实上是其兄龚心铭所有。据龚安英回忆，当初确实是龚心钊先购得“商鞅方升”，但龚心铭以米芾手卷换之。解放后，首任上海市长陈毅在筹备上海博物馆的过程中，曾经到龚家看过米芾手卷，龚家便将米芾手卷让给上海博物馆。“文革”时，因为龚心铭家后人不承认拥有方升，也不肯出让，将其藏于上海师范大学校园中。当时红卫兵对龚安英家抄家十天十夜，逼问龚安英“商鞅方升”的下落，最后在家中抄出一纸笺条，也就是当年兄弟俩所签署互让的交换台约，整件事情才水落石出。
龚心钊的藏品，除了这件备受瞩目的“商鞅方升”外，上海博物馆另藏有“康熙陈鸣远制四足方壶”，为陈鸣远继承明代紫砂艺术形式的代表作品。寓圆于方，敦实厚重。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传米元晖《南宋云山墨戏图卷》，为董其昌旧藏，后入清宫，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乱，由宫中散出民间，卷尾有龚心钊二跋；“康熙刘光美恭制云行雨施万国咸宁集墨”，乃专供内廷贡品。墨质精良，为康熙墨中精品；天津博物馆藏名品“康熙陈鸣远制曹廉让铭天鸡壶”，造型大方，细节刻画周到，并有曹三才的诗文书迹，为陈鸣远的绝妙精品。还有两件合称“禅宗组曲”的杨玉璇制白寿山慧可断臂像、田黄冻达摩面壁像，纹饰自然，神态生动，实为明末清初刻石技艺的上乘佳作，后由龚心钊之女龚安英供藏之。
龚心钊所收文物，有战国越王剑，宋代名家书画、宋汝窑盘以及时大彬、徐友泉、陈鸣远与陈曼生等制的紫砂等，种类繁多。尤其他所收藏的印章，自战国到六朝的铜、玉、石的官印、私章二千余方，蔚为大观。他的文物收藏看似包罗万象，但还是有其收藏方向，对于所收文物的品级也多所坚持，如所藏印记，止于唐代，不收宋印。又如紫砂茶壶，也只到文人紫砂的代表陈曼生为止，之后的就不入其收藏范围。有趣的是，即使对收藏品级如此剔抉，瞻麓斋藏品中却有一形色特殊的“英伦祭红尊”。此器并非出自中国，而是当年老先生由英国伦敦购回。据说是因为认为其仿中国作品仿的颇为相似，觉得有趣而买下。回国之后，还特别请人为其订制台座、锦盒，要认真计算起来，包装的费用可能还远远超过器物本身的价值。
瞻麓斋所藏文人器玩尤为精采，在2010年春嘉德上拍藏品中，除乾隆御制的墨、砚等文房用品外，还有“甘顽一瓢砚”，曾为建筑大师贝聿铭之贝氏家族先人，苏州藏书家贝墉(简香)所收藏。其中尤其值得着墨的藏品，是“杨玉璇制白寿山慧可断臂像”与“田黄冻达摩面壁像”。 “田黄冻达摩面壁像”有“得自冒氏水绘园”等字句，是龚心钊与民初文人学者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号疚斋)交游的印记。冒广生的先人，也就是人称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1611～1693，字辟疆，号巢民，江苏如皋人，有一说如皋冒氏为蒙古忽必烈后裔)。龚心钊先祖龚鼎孳与冒广生两位大才子亦为金石至交。明亡后，龚鼎孽师事新朝。冒襄选择退居乡里，修水绘园，延客结社，拒不赴召。今上海博物馆所收藏《清人画冒襄肖像图》，有龚心钊的题跋：
早从家集睹明德，壮厕朝班识耳孙， 一幅春风如坐我，绵绵神理对忘言。
岩晓孔李旧通家，典数兰铸两姓夸。
先端毅有寿征君文
第惜定山风绪杳，未留色相着笺麻。
端毅遗象烬于粤氛
尘襞随处有沧桑，金石交期独久长，
话到竹西文酒蛊，寸心还炷影前香。
顺治庚寅端毅舟过邗江征君亦至相留卅日。
疚斋道兄命题，先德巢民征君肖写敬赋并志
乙酉孟夏合肥龚心钊。
龚心钊以此追记先人龚鼎孳与冒襄的过从及通家之好。文中的端毅即是龚鼎孳，征君即为冒襄。跋末提及顺治庚寅(顺治七年，1650) “舟过邗江”(今扬州)一事，载于冒襄追忆其与爱妾董小宛情史的《影梅庵忆语》。
龚心钊一生心血全在于文物，即使到了晚年，家中经济并不宽裕，但老先生对看中的器物还是决不肯罢手的，一旦看中，即便要借钱或者卖掉首饰也要买回来。到了后来，沪上古玩商都已熟知其人，知道老先生的个性，即使有好东西也不取出来给他看了。上海之外，龚心钊常赴北京琉璃厂赏购古玩，古玩商皆熟识之。他最喜爱的周代玉刀即购自琉璃厂。老先生在把玩、擦拭藏品时绝不使用一般粗糙的拭布，往往是用自己身上已经磨得平润了的衣服袖口来擦拭，以免织物上尖锐的纤维刮伤器物。收藏家对文物的钟爱、细心以及爱物之成癖、成痴，由这些小处与细节当中表露无遗。
龚氏风格
龚心钊文物收藏的最大特色，在于其精致考究、古朴典雅的包装。无论是书画或各类文玩精品，均是外盛以瘿木盒、紫檀盒或红木盒，取精致的织锦包面，用柔软的丝绢为卧囊，盒内贴有多方藏印的印文，并附有亲笔撰写的各式标签、题识的纸笺，盒外又贴有龚氏手书品名的题签。古锦囊匣不仅讲究选材，而且雕刻精细，纹饰华美，本身即是工艺品，具有艺术鉴赏的价值。
据龚安英回忆，龚家长年雇有学有专精的工匠，每遇有需要，龚心钊量了尺寸后，便会要求工匠制作各种锦盒、木匣，老先生在旁口述指示，亲自监督。瞻麓斋的瓷器藏品，多不惜大费周章地以锦囊盒与紫檀木匣作双层的包装。包装“宋拓九成宫醴泉铭”与“宋官窑印池”的匣盒，侧边用象牙制的搭扣，其扣带以较为耐用的麂皮所制成，为龚心钊特地从伦敦携回一般本来皆作尖牙状的骨杆，但龚心钊却特别要工匠将之磨成较为圆润的形状，认为这样更易于使用。还有一组有瞻麓斋刻铭的紫檀木桌椅家具，乃龚心钊自制订做。椅子则高矮各一，这是考虑客人身长有高有矮，来客若高则请落坐矮椅，主人则坐高椅，刚好取得“平衡”。
除了古朴雅致的包装风格外，龚心钊对于收藏品的考证，亦可称一绝。龚氏本人笃好文物，但他不像一般收藏家仅止于收藏，每收精品必加以潜心研究，考证其来龙去脉，对于文物的传世经历与收藏过程也都会撰写墨书签条附于其中。以“吴越王金涂塔”为例，龚氏除了写上前手收藏此物的经过与原由外，还特别附上《申报》的剪报报导，以为佐证，同时留给后人研究的线索。据龚安英说，老先生对于材料非常讲究，裱画装潢用的纸都是他自己收藏的，有些紫檀木与金粟纸还是来自于清官拍卖的旧物。在“宋拓九成宫醴泉铭”这册碑帖中，龚心钊别出心裁，贴上自己的照片与收藏印记，而且都是亲力亲为，不假手他人。
在龚氏手书的藏记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即收藏价格的记录。熟悉书画与收藏史者，一定会马上联想到明代大收藏家项元汴的收藏，因为项元汴也有记录藏品价钱的习惯。从这些价格记录可以看出龚氏收藏文物完全是不惜成本代价，甚至有包装的工本反高于文物本身价值的情况。有些则是记录了取得文物或将手中重复的藏品脱手的经过，读来意趣横生。例如“乾隆御制龙行雨施墨”盒中有笺记日： “与此同样一品，乾隆边款六字被磨去，辛巳二月以三百元售与荣宝斋。此品于十年前购自北平，尊古费五十元也。”
老先生平淡写来，却可想见其得意之情。又如“兔毫盏”“吉州茶盏”，记载是民国壬戌年(1922)，开凿逍遥津之西濠时，于地下九尺所得，龚心钊说他亲眼目睹此物被掘出，竟完全无损。另一笺又记“日本贾人许价二百元”一语，而老先生显然并不愿意，也没有将文物出让给日本人。
文人的雅玩与收藏活动，无形中展现出自身的知识、修养、气质与品味。龚氏收藏讲究精致优雅的装潢包装，绝非仪靠雄厚财力即可获致，更多的是藏家本身的深厚学识与审美素养。无论是囊匣与锦盒的配色，用于装裱、制造的纸张或檀木、象牙等材料，都必须应藏品本身来作适当的选择与搭配。事实上，如此讲究的装潢与包装，往近现代民间收藏家中相当罕见。全国体画鉴定三人小组成员、上海博物馆书画鉴定专家谢稚柳先生曾经对此赞叹不已，认为已成为龚氏的个人收藏风格。
新的典藏生命
被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称呼为“大小姐”的龚安英，出生于英国伦敦，也就是在龚心钊出使加拿火总领事任内(1910年)。龚心钊很疼爱这个小女儿，一直将她带在身边。有新得的文物总是会叫她一起玩赏。她从小就和文物生活在一起，大半生部过着夫小姐的生活。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啦来中国访问，在上海接见六位钮英国出生的华籍老太太，龚安英是其中之一。目前百岁高龄的龚安英仍安居于上海。
龚心钊的收藏大多数已由其后人捐献给上海博物馆。从这些闪耀着藏家余晖并庇荫后世的珍贵文物中，我们见证了一位民初大收藏家对于文物的宝爱态度及其不凡的审美品味与眼光。这批瞻麓斋最后的珍贵收藏，因缘汇聚于翦淞阁，正待焕发出新的典藏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