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止一次听到文化界的一些人说：吴晓东是下一代北大中文系的学术掌门人。以他一贯的谦逊，这句话，不能当面对他讲，那似乎会让他很不自在。在这组文章，未经他同意，把他放在这里，也将是先斩后奏。因此，也就轻描淡写，截短篇幅，让他觉得自在。但他是朝向未来的人文学术力量，是众望所归的下一代。对于钱温汪曹陈诸师，吴晓东正是他们和更多北大先生们期待的长江后浪。
　　毛尖写过一篇吴晓东的文章，广为传播。她说：“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人，文学始终是我们最初和最后的爱。”
　　茨维塔耶娃的诗句显然契合吴晓东的某些内在，甚至是他美学的一面：“我生活中一切我都喜爱，并且是以永别而不是相会，是以决裂而不是结合来爱的。”但是，对于文学和经典，他却是以相会和结合，而非永别和决裂来爱的。
　　在文学已是“镜中花难折”的当下，吴晓东的“探手之情”，在信仰文学的洪子诚先生的悲观主义面前，也是一种积极主义的痴。自90年代以来，“不少批评家、研究者转向以文学为平台的文化、思想史、社会学的研究”，吴晓东却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并命名为《文学的诗性之灯》《二十世纪的诗心》《慢读经典》《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等，并且，他笃定地自命“坚守文学性的立场是文学研究者言说世界，直面生存困境的基本方式，也是无法替代的方式”，他笃信“中国诗歌中的心灵和情感力量……始终慰藉着整个20世纪，也将会慰藉未来的中国读者。在充满艰辛和苦难的20世纪，如果没有这些诗歌，将会加重人们心灵的贫瘠与干涸”。
　　对于吴晓东，文学等同信仰。他认为，“最好的文学，都是认真思考和呈现人类的生存处境，关怀人的灵魂和感情，呈现人的希望和恐惧的本真的文学”。陈平原先生多次感叹，学者的专业阅读，使得超功利的阅读成了奢侈的愿望。但，这对吴晓东似乎不是问题。他常持一种单纯的非功利性的阅读状态，“阅读古今中外各种类型的最好的作品，都是心灵感到安详充实和满足的时光”。
　　在《文学性的命运》这本文集中，吴晓东曾坦承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走过青春道路的他，如何信仰审美救世主义，“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一种精神需求大量阅读西方20世纪文学作品”。经过时代和人生岁月的沉淀，“以三十七度体温教书、写作、生活”，在北大的课堂上，“为20世纪最值得重视的小说家开列清单——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海明威、福克納、博尔赫斯、罗伯-格里耶、马尔克斯和昆德拉……”
　　世界上，两全其美的事情之一，一定包括吴晓东和经典的相遇，就像钱理群和鲁迅的相遇一样。
　　像小说经典一样，对世界透彻深邃的洞察，像诗歌经典一样对世界优美典雅的表达，像散文经典一样自在贴切的个人生活，是我对吴晓东的揣想。北大这艘航船，文学经典这架钢琴，成就了吴晓东的“1900传奇”。精神美学这棵树，吴晓东日夜居住在其上。
　　正如毛尖笔下的吴晓东：“《漫读经典》中，他用‘生于船，长于船，死于船’解释了传奇。托纳托雷的影片《海上钢琴师》，他拿来和卡尔维诺的小说《树上的男爵》对读，‘男爵和1900以卓尔不群的姿态守住了自己的边界，也就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世界，创造了一种在限制中穷极可能性的生活，最终也守住了自己的传奇的疆域。他们遵循的是另一种逻辑，一种以有限去叩问无限的逻辑，他们穷极的正是限制中的可能’。”
　　在北大的文学课堂上，他的嗓音，带着蓝调，仿佛爵士乐穿过午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一个学期的课，时间在思维的白热化状态下变成了灰烬。在汪丁丁先生举办的“跨学科讲座”中，吴晓东讲乡土记忆、失落家园，仿佛雨打残荷，令人伤感。汪丁丁先生和夫人，都告诉过我，他们是如何被他的讲座深深感动。更多谛听过、凝视过吴晓东课堂的人，仿佛在生命中留下了对天鹅的回忆。
　　吴晓东给我一座庙宇的感觉。清朗，端雅，庄重，宁静。然而，这更加引人回想，在建造这座庙宇的过程中，打造和安放奠基石的铿锵之音。当某种优美呈现出来，那造就的过程，是如何引人遐思和追寻？他应该是北大人文力量雕刻出来的代表作。从十几岁的青葱少年，从黑龙江来到燕园，他在紫藤花下经历了爱情，在宿舍床上和图书馆读万卷书……他本来是人文的化身。他身上随身携带的美学，深刻地出自文明、文化、文学，但他，却还有一种唤起人把他还原为大自然的魅力。
　　江水绿如蓝的蓝和月白江青的白，遥远的雷声，正午的忧伤和阴翳，星空忽然在夜雨后隐现，晨光中荒草摇曳的废墟，南方丛林的深涧……即使是在北大东门成府路上的车水马龙中，吴晓东，还是能够引起人的这种审美联想。
　　毛尖笔下还有一个日常状态的吴晓东：“十年前，我们在一次山西之行中认识，罗岗用‘北大著名男生’介绍他，他眼神温暖、温文尔雅，一桌女生多少都有些苏曼殊云‘恨不相逢未剃时’的感觉，所以大家使劲说话，小时候那样，为了引起别人注意，结果表现出了疯癫。但晓东只是微笑，以不变应万变，没听他说过他妈的，没见他笑到头发乱，在一个熙熙攘攘的时代，他没有一分钟失态，也一分钟不曾苟且。文学教育越来越贫血，学术规范越来越教条，他却一直道成肉身，坚持以三十七度的体温教书、写作、生活，不狂热，也永不冷却。”
　　吴晓东在北大课堂上讲到《百年孤独》中的著名冰块时，插入他自己的一个童年细节：“我小时候家乡的冬天最寒冷的时候要零下三十几度，有一次家里把铁钳子落在屋外放了一夜，第二天我看见了想拿回室内，有个邻居就说，在外面冻过的钳子是甜的，不信你就舔一舔。我一舔之下，嘴唇和舌头都给牢牢地粘在钳子上，往下一拽，顿时鲜血淋漓。”
　　他哭了吗？这位稳健俊雅的北大年轻教授的内心深处那个童年小孩，可曾嚎啕大哭？后来，如今，我们能看到的是他身上常有的一种标签式的表情，就是“淡淡一笑”。
　　千人有千面，千面有千笑。“淡淡一笑”，前面的主语是吴晓东，就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么确切美好的表达。吴晓东的关联关键词，除了“诗歌”“经典”等，恐怕还有这“淡淡一笑”。至于是如何的“淡淡一笑”，增之一分多，减之一分少，只有见过吴晓东的人，才没有盲人赏丹青的遗憾。
　　这不只是“月下看美人”，还是“灯下看才郎”。这就是吴晓东学术人生，时时中节的外显形象。但其学术创见，总在别具一格。他一贯的慧心独具，慧见独发，一千个哈姆雷特之后的一千零一次新颖，就是其温柔敦厚之中的不怨之“哀”，就像蓝色之中的另一种蓝，就像花开了，花香了，却不“袭”人，只是结成果子，重力沉沉。
　　坚定而温和，锐利而玉润。
　　在他的文学研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所持的文学与历史的关系的观点。他赞同英国学者迈克尔·伍德的观点：“作为一个当代人，你就得将政治及历史的中心性视为必然，就算你没有一直谈论它也一样。说得明白一点，我不认为政治和历史狭义地决定了文学，但我也不认为文学是超越这两者的。”“文学与历史（的书写）距离太近了，以至无法抗拒它，而且很多时候文学就是历史，只是披上了比喻的外衣。”“文学以更加激进的形式引发历史去做再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