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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止一次听到文化界的一些人说:吴晓东是下一代北大中文系的学术掌门人。以他一贯的谦逊,这句话,不能当面对他讲,那似乎会让他很不自在。在这组文章,未经他同意,把他放在这里,也将是先斩后奏。因此,也就轻描淡写,截短篇幅,让他觉得自在。但他是朝向未来的人文学术力量,是众望所归的下一代。对于钱温汪曹陈诸师,吴晓东正是他们和更多北大先生们期待的长江后浪。
毛尖写过一篇吴晓东的文章,广为传播。她说:“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人,文学始终是我们最初和最后的爱。”
茨维塔耶娃的诗句显然契合吴晓东的某些内在,甚至是他美学的一面:“我生活中一切我都喜爱,并且是以永别而不是相会,是以决裂而不是结合来爱的。”但是,对于文学和经典,他却是以相会和结合,而非永别和决裂来爱的。
在文学已是“镜中花难折”的当下,吴晓东的“探手之情”,在信仰文学的洪子诚先生的悲观主义面前,也是一种积极主义的痴。自90年代以来,“不少批评家、研究者转向以文学为平台的文化、思想史、社会学的研究”,吴晓东却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并命名为《文学的诗性之灯》《二十世纪的诗心》《慢读经典》《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等,并且,他笃定地自命“坚守文学性的立场是文学研究者言说世界,直面生存困境的基本方式,也是无法替代的方式”,他笃信“中国诗歌中的心灵和情感力量……始终慰藉着整个20世纪,也将会慰藉未来的中国读者。在充满艰辛和苦难的20世纪,如果没有这些诗歌,将会加重人们心灵的贫瘠与干涸”。
对于吴晓东,文学等同信仰。他认为,“最好的文学,都是认真思考和呈现人类的生存处境,关怀人的灵魂和感情,呈现人的希望和恐惧的本真的文学”。陈平原先生多次感叹,学者的专业阅读,使得超功利的阅读成了奢侈的愿望。但,这对吴晓东似乎不是问题。他常持一种单纯的非功利性的阅读状态,“阅读古今中外各种类型的最好的作品,都是心灵感到安详充实和满足的时光”。
在《文学性的命运》这本文集中,吴晓东曾坦承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走过青春道路的他,如何信仰审美救世主义,“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一种精神需求大量阅读西方20世纪文学作品”。经过时代和人生岁月的沉淀,“以三十七度体温教书、写作、生活”,在北大的课堂上,“为20世纪最值得重视的小说家开列清单——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海明威、福克納、博尔赫斯、罗伯-格里耶、马尔克斯和昆德拉……”
世界上,两全其美的事情之一,一定包括吴晓东和经典的相遇,就像钱理群和鲁迅的相遇一样。
像小说经典一样,对世界透彻深邃的洞察,像诗歌经典一样对世界优美典雅的表达,像散文经典一样自在贴切的个人生活,是我对吴晓东的揣想。北大这艘航船,文学经典这架钢琴,成就了吴晓东的“1900传奇”。精神美学这棵树,吴晓东日夜居住在其上。
正如毛尖笔下的吴晓东:“《漫读经典》中,他用‘生于船,长于船,死于船’解释了传奇。托纳托雷的影片《海上钢琴师》,他拿来和卡尔维诺的小说《树上的男爵》对读,‘男爵和1900以卓尔不群的姿态守住了自己的边界,也就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世界,创造了一种在限制中穷极可能性的生活,最终也守住了自己的传奇的疆域。他们遵循的是另一种逻辑,一种以有限去叩问无限的逻辑,他们穷极的正是限制中的可能’。”
在北大的文学课堂上,他的嗓音,带着蓝调,仿佛爵士乐穿过午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一个学期的课,时间在思维的白热化状态下变成了灰烬。在汪丁丁先生举办的“跨学科讲座”中,吴晓东讲乡土记忆、失落家园,仿佛雨打残荷,令人伤感。汪丁丁先生和夫人,都告诉过我,他们是如何被他的讲座深深感动。更多谛听过、凝视过吴晓东课堂的人,仿佛在生命中留下了对天鹅的回忆。
吴晓东给我一座庙宇的感觉。清朗,端雅,庄重,宁静。然而,这更加引人回想,在建造这座庙宇的过程中,打造和安放奠基石的铿锵之音。当某种优美呈现出来,那造就的过程,是如何引人遐思和追寻?他应该是北大人文力量雕刻出来的代表作。从十几岁的青葱少年,从黑龙江来到燕园,他在紫藤花下经历了爱情,在宿舍床上和图书馆读万卷书……他本来是人文的化身。他身上随身携带的美学,深刻地出自文明、文化、文学,但他,却还有一种唤起人把他还原为大自然的魅力。
江水绿如蓝的蓝和月白江青的白,遥远的雷声,正午的忧伤和阴翳,星空忽然在夜雨后隐现,晨光中荒草摇曳的废墟,南方丛林的深涧……即使是在北大东门成府路上的车水马龙中,吴晓东,还是能够引起人的这种审美联想。
毛尖笔下还有一个日常状态的吴晓东:“十年前,我们在一次山西之行中认识,罗岗用‘北大著名男生’介绍他,他眼神温暖、温文尔雅,一桌女生多少都有些苏曼殊云‘恨不相逢未剃时’的感觉,所以大家使劲说话,小时候那样,为了引起别人注意,结果表现出了疯癫。但晓东只是微笑,以不变应万变,没听他说过他妈的,没见他笑到头发乱,在一个熙熙攘攘的时代,他没有一分钟失态,也一分钟不曾苟且。文学教育越来越贫血,学术规范越来越教条,他却一直道成肉身,坚持以三十七度的体温教书、写作、生活,不狂热,也永不冷却。”
吴晓东在北大课堂上讲到《百年孤独》中的著名冰块时,插入他自己的一个童年细节:“我小时候家乡的冬天最寒冷的时候要零下三十几度,有一次家里把铁钳子落在屋外放了一夜,第二天我看见了想拿回室内,有个邻居就说,在外面冻过的钳子是甜的,不信你就舔一舔。我一舔之下,嘴唇和舌头都给牢牢地粘在钳子上,往下一拽,顿时鲜血淋漓。”
他哭了吗?这位稳健俊雅的北大年轻教授的内心深处那个童年小孩,可曾嚎啕大哭?后来,如今,我们能看到的是他身上常有的一种标签式的表情,就是“淡淡一笑”。
千人有千面,千面有千笑。“淡淡一笑”,前面的主语是吴晓东,就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么确切美好的表达。吴晓东的关联关键词,除了“诗歌”“经典”等,恐怕还有这“淡淡一笑”。至于是如何的“淡淡一笑”,增之一分多,减之一分少,只有见过吴晓东的人,才没有盲人赏丹青的遗憾。
这不只是“月下看美人”,还是“灯下看才郎”。这就是吴晓东学术人生,时时中节的外显形象。但其学术创见,总在别具一格。他一贯的慧心独具,慧见独发,一千个哈姆雷特之后的一千零一次新颖,就是其温柔敦厚之中的不怨之“哀”,就像蓝色之中的另一种蓝,就像花开了,花香了,却不“袭”人,只是结成果子,重力沉沉。
坚定而温和,锐利而玉润。
在他的文学研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所持的文学与历史的关系的观点。他赞同英国学者迈克尔·伍德的观点:“作为一个当代人,你就得将政治及历史的中心性视为必然,就算你没有一直谈论它也一样。说得明白一点,我不认为政治和历史狭义地决定了文学,但我也不认为文学是超越这两者的。”“文学与历史(的书写)距离太近了,以至无法抗拒它,而且很多时候文学就是历史,只是披上了比喻的外衣。”“文学以更加激进的形式引发历史去做再度思考。”
毛尖写过一篇吴晓东的文章,广为传播。她说:“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人,文学始终是我们最初和最后的爱。”
茨维塔耶娃的诗句显然契合吴晓东的某些内在,甚至是他美学的一面:“我生活中一切我都喜爱,并且是以永别而不是相会,是以决裂而不是结合来爱的。”但是,对于文学和经典,他却是以相会和结合,而非永别和决裂来爱的。
在文学已是“镜中花难折”的当下,吴晓东的“探手之情”,在信仰文学的洪子诚先生的悲观主义面前,也是一种积极主义的痴。自90年代以来,“不少批评家、研究者转向以文学为平台的文化、思想史、社会学的研究”,吴晓东却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并命名为《文学的诗性之灯》《二十世纪的诗心》《慢读经典》《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等,并且,他笃定地自命“坚守文学性的立场是文学研究者言说世界,直面生存困境的基本方式,也是无法替代的方式”,他笃信“中国诗歌中的心灵和情感力量……始终慰藉着整个20世纪,也将会慰藉未来的中国读者。在充满艰辛和苦难的20世纪,如果没有这些诗歌,将会加重人们心灵的贫瘠与干涸”。
对于吴晓东,文学等同信仰。他认为,“最好的文学,都是认真思考和呈现人类的生存处境,关怀人的灵魂和感情,呈现人的希望和恐惧的本真的文学”。陈平原先生多次感叹,学者的专业阅读,使得超功利的阅读成了奢侈的愿望。但,这对吴晓东似乎不是问题。他常持一种单纯的非功利性的阅读状态,“阅读古今中外各种类型的最好的作品,都是心灵感到安详充实和满足的时光”。
在《文学性的命运》这本文集中,吴晓东曾坦承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走过青春道路的他,如何信仰审美救世主义,“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一种精神需求大量阅读西方20世纪文学作品”。经过时代和人生岁月的沉淀,“以三十七度体温教书、写作、生活”,在北大的课堂上,“为20世纪最值得重视的小说家开列清单——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海明威、福克納、博尔赫斯、罗伯-格里耶、马尔克斯和昆德拉……”
世界上,两全其美的事情之一,一定包括吴晓东和经典的相遇,就像钱理群和鲁迅的相遇一样。
像小说经典一样,对世界透彻深邃的洞察,像诗歌经典一样对世界优美典雅的表达,像散文经典一样自在贴切的个人生活,是我对吴晓东的揣想。北大这艘航船,文学经典这架钢琴,成就了吴晓东的“1900传奇”。精神美学这棵树,吴晓东日夜居住在其上。
正如毛尖笔下的吴晓东:“《漫读经典》中,他用‘生于船,长于船,死于船’解释了传奇。托纳托雷的影片《海上钢琴师》,他拿来和卡尔维诺的小说《树上的男爵》对读,‘男爵和1900以卓尔不群的姿态守住了自己的边界,也就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世界,创造了一种在限制中穷极可能性的生活,最终也守住了自己的传奇的疆域。他们遵循的是另一种逻辑,一种以有限去叩问无限的逻辑,他们穷极的正是限制中的可能’。”
在北大的文学课堂上,他的嗓音,带着蓝调,仿佛爵士乐穿过午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一个学期的课,时间在思维的白热化状态下变成了灰烬。在汪丁丁先生举办的“跨学科讲座”中,吴晓东讲乡土记忆、失落家园,仿佛雨打残荷,令人伤感。汪丁丁先生和夫人,都告诉过我,他们是如何被他的讲座深深感动。更多谛听过、凝视过吴晓东课堂的人,仿佛在生命中留下了对天鹅的回忆。
吴晓东给我一座庙宇的感觉。清朗,端雅,庄重,宁静。然而,这更加引人回想,在建造这座庙宇的过程中,打造和安放奠基石的铿锵之音。当某种优美呈现出来,那造就的过程,是如何引人遐思和追寻?他应该是北大人文力量雕刻出来的代表作。从十几岁的青葱少年,从黑龙江来到燕园,他在紫藤花下经历了爱情,在宿舍床上和图书馆读万卷书……他本来是人文的化身。他身上随身携带的美学,深刻地出自文明、文化、文学,但他,却还有一种唤起人把他还原为大自然的魅力。
江水绿如蓝的蓝和月白江青的白,遥远的雷声,正午的忧伤和阴翳,星空忽然在夜雨后隐现,晨光中荒草摇曳的废墟,南方丛林的深涧……即使是在北大东门成府路上的车水马龙中,吴晓东,还是能够引起人的这种审美联想。
毛尖笔下还有一个日常状态的吴晓东:“十年前,我们在一次山西之行中认识,罗岗用‘北大著名男生’介绍他,他眼神温暖、温文尔雅,一桌女生多少都有些苏曼殊云‘恨不相逢未剃时’的感觉,所以大家使劲说话,小时候那样,为了引起别人注意,结果表现出了疯癫。但晓东只是微笑,以不变应万变,没听他说过他妈的,没见他笑到头发乱,在一个熙熙攘攘的时代,他没有一分钟失态,也一分钟不曾苟且。文学教育越来越贫血,学术规范越来越教条,他却一直道成肉身,坚持以三十七度的体温教书、写作、生活,不狂热,也永不冷却。”
吴晓东在北大课堂上讲到《百年孤独》中的著名冰块时,插入他自己的一个童年细节:“我小时候家乡的冬天最寒冷的时候要零下三十几度,有一次家里把铁钳子落在屋外放了一夜,第二天我看见了想拿回室内,有个邻居就说,在外面冻过的钳子是甜的,不信你就舔一舔。我一舔之下,嘴唇和舌头都给牢牢地粘在钳子上,往下一拽,顿时鲜血淋漓。”
他哭了吗?这位稳健俊雅的北大年轻教授的内心深处那个童年小孩,可曾嚎啕大哭?后来,如今,我们能看到的是他身上常有的一种标签式的表情,就是“淡淡一笑”。
千人有千面,千面有千笑。“淡淡一笑”,前面的主语是吴晓东,就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么确切美好的表达。吴晓东的关联关键词,除了“诗歌”“经典”等,恐怕还有这“淡淡一笑”。至于是如何的“淡淡一笑”,增之一分多,减之一分少,只有见过吴晓东的人,才没有盲人赏丹青的遗憾。
这不只是“月下看美人”,还是“灯下看才郎”。这就是吴晓东学术人生,时时中节的外显形象。但其学术创见,总在别具一格。他一贯的慧心独具,慧见独发,一千个哈姆雷特之后的一千零一次新颖,就是其温柔敦厚之中的不怨之“哀”,就像蓝色之中的另一种蓝,就像花开了,花香了,却不“袭”人,只是结成果子,重力沉沉。
坚定而温和,锐利而玉润。
在他的文学研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所持的文学与历史的关系的观点。他赞同英国学者迈克尔·伍德的观点:“作为一个当代人,你就得将政治及历史的中心性视为必然,就算你没有一直谈论它也一样。说得明白一点,我不认为政治和历史狭义地决定了文学,但我也不认为文学是超越这两者的。”“文学与历史(的书写)距离太近了,以至无法抗拒它,而且很多时候文学就是历史,只是披上了比喻的外衣。”“文学以更加激进的形式引发历史去做再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