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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论是功能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本文以目的论为依据，分析了梁启超在翻译《哀希腊》过程中所选用翻译策略的目的性。认为翻译方法或策略必须由译文预期目的或功能来决定。
关键词：目的论；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中图分类号：H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1-0-02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德国出现了功能派翻译理论。以文本目的为翻译过程第一准则的目的论是功能派的主要理论。与传统“等值观”不同的是，翻译目的论注重的不是译文与原文是否对等或译文是否“完美”，而是强调译文应该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以译文预期功能为目的，选择最佳处理方法。以目的论为依据，本文旨在探讨梁启超在翻译《哀希腊》过程中是如何实现其翻译目的的,并简要探讨一下目的论在《哀希腊》的体裁选择以及翻译策略中的体现。
二、目的论的基本内容
任何行为都有目的，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最先将目的论引入翻译研究的学者是一位德国人—汉斯?弗米尔（Hans J .Vermeer）。根据翻译目的论，所有翻译行为遵循的首要原则是目的原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Nord, Christiane.2001:27), 即结果决定方法。
在翻译目的论中，翻译除了要满足目的原则外，还必须遵循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连贯原则是指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即译文必须让接受者理解，并在目的语文化以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忠实原则指译语文本与原语文本之间的“语际连贯”。为了达到交际目的和文本间的语际连贯，译者可以根据原文模仿或创造，即忠于原文，但忠实的程度和形式则由译文的目的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决定。在目的论的三大原则中，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都从属于目的原则，而忠实原则又从属于连贯原则。(蒋林,2009:69-70)
弗米尔认为，译者是翻译行为中的专家，对受委托而进行的翻译行为负责。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是翻译要求的接收者。(Nord, Christiane.2001:29)然后，他根据翻译发起者提出的翻译要求，决定翻译的目的。翻译目的一旦确定，译者就有权利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法或策略，实现自己的翻译目的。此外，译文的接受者也是目的论者颇为关注的一个方面。诺德曾经说过；“在目的论框架中，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是受众，他们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期望和交流需要，是目的语文本的服务对象。每个译本都是以目的受众为指向的。”（Nord, Christiane.2001:12)
三、目的论在梁启超译《哀希腊》中的体现
（一）目的论在《哀希腊》体裁选择上的体现
Nord曾提出，译者自己也可以是翻译的发起者，在目的论框架下，原文仅仅被认为是“信息源”。(Nord，2001:30)梁启超集发起者和译者的角色与一身。翻译活动由他本人发起，翻译文本由他自己选择，翻译目的当然也由他本人确定。
梁启超非常重视翻译，他将翻译和维新救亡紧密联系起来。“专欲发表区区政见”即是梁启超翻译目的的具体体现。（蒋林，2009:71）在此基础上达到宣教启蒙，警醒民众的效果。
在关于翻译的选材问题上，梁启超提出译书应首先“择当译之本”。梁启超选择翻译《哀希腊》非常切合政治时局的需要。当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社会动荡时期，而《哀希腊》传达出的情绪非常切合当时国人的心境和感受。梁启超译《哀希腊》旨在通过歌颂诗人拜伦热爱自由、反抗民族压迫的精神，给生活在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和压迫下的中国人民以鼓舞。
（二）目的论在梁启超译《哀希腊》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中的体现
梁启超为了达到他的翻译目的，即启发民众救国救民的思潮，他采用译意不译词的翻译方法，他的翻译理念可以概括为宁顺而不信，他的翻译策略是以中化西的归化。（蒋林，2009:125）
在目的论中，目的原则是首要原则，忠实原则从属于目的原则。对梁启超来说，如何利用翻译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目的是他首先考虑的因素，是否忠实于原文则退居其次。可以看出梁启超的翻译不仅内容上极不准确，而且形式上也与原诗相差甚远，这与忠实对等的翻译形成鲜明对比。
梁启超还不失时机地加入一些句子，为自己翻译目的服务，即唤醒中华民族自强保种并且呼吁改革。例如，原诗第三节“I could not deem myself a slave.”是陈述句，梁启超把它转换成反问句和感叹句：“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梁启超雄壮的话语中澎湃着高昂的激情，从而使译文具有动人的力量，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梁启超是个具有爱国热情的翻译家，他极力想避免自己的国家陷入亡国灭种的境地，所以在翻译中这样翻译了这句话，符合目的原则，
另外，在目的论中，目的语接受者也尤为重要。梁启超以新兴社会下层的市民阶层为预期读者。他主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翻译外国著作，以达到宣教启蒙的作用。他认为要读者读懂他的翻译作品，就不能太洋。洋味太重，读者接受不了，就起不到启蒙的效果。
在此诗中出现的“荣光常照”、“艺术旧垒”，“技术中潮”、“飘渺”、“环绕”、“爱娇”、“天骄”、“我向那波斯军墓凭眺”等，都跟原诗的意义有较大出入。但这些词语极具中国特点，易于目的语读者接受和理解，以及传诵。
廖七一认为，早期译诗必须像诗，即必须具备中国传统诗歌的艺术特征，让人似曾相识；因而传统的曲牌、骚体和五七言是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其次译诗必须具有感染力，要求能吟、能咏、能唱；特别强调社会影响。至于译诗是否与原文在意义与形式上对等，则很少人顾及；至少译者和读者并不苛求（廖七一，2007：111）。梁启超在翻译《哀希腊》时就采用了“沉醉东风”和“如梦忆桃源”的中国传统的曲牌。虽然梁启超也意识到，“以中国调译外国意，填谱选韵，在在室碍，万不能尽如原意”。（梁启超，1980：48）
事实上，梁启超在翻译过程中，主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忠于原著，而是如何顺应晚清的政治及文化形式，从而赢得读者的喜爱。梁启超的翻译风格，既有新鲜的时代内容，又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形式、格调、韵味完全吻合。这在当时来讲，适合一般读者的审美习惯和美学趣味，易于赢得读者。
四、结论
从翻译目的论来看，翻译的成功并非要把原文本置于神圣、高不可攀的地位。翻译方法必须由译文预期目的或功能决定。翻译的目的功能不同，翻译的方法策略各异，不论何种方法，能否有效实现翻译目的才是翻译的最根本原则。（贾文波，2002，33）
诗歌的翻译本身对形式风格的对等翻译要求比较高，但是我们在梁启超的翻译中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这说明，从实现译文目的或功能角度来看，一些违反现有翻译标准的翻译方法应得到重新评价。
参考文献：
[1]Nord,Christiane.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Nord,Christiane.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M].Atlanta:Rodopi,1991.
[3]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廖七一.从政治到艺术翻译模式的演变—论清末民初的诗歌翻译[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1):111.
[5]贾文波.原作意图与翻译策略[J].中国翻译,2002,(4):33.
[6]蒋林.梁启超“豪杰译”研究[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关键词：目的论；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中图分类号：H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1-0-02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德国出现了功能派翻译理论。以文本目的为翻译过程第一准则的目的论是功能派的主要理论。与传统“等值观”不同的是，翻译目的论注重的不是译文与原文是否对等或译文是否“完美”，而是强调译文应该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以译文预期功能为目的，选择最佳处理方法。以目的论为依据，本文旨在探讨梁启超在翻译《哀希腊》过程中是如何实现其翻译目的的,并简要探讨一下目的论在《哀希腊》的体裁选择以及翻译策略中的体现。
二、目的论的基本内容
任何行为都有目的，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最先将目的论引入翻译研究的学者是一位德国人—汉斯?弗米尔（Hans J .Vermeer）。根据翻译目的论，所有翻译行为遵循的首要原则是目的原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Nord, Christiane.2001:27), 即结果决定方法。
在翻译目的论中，翻译除了要满足目的原则外，还必须遵循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连贯原则是指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即译文必须让接受者理解，并在目的语文化以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忠实原则指译语文本与原语文本之间的“语际连贯”。为了达到交际目的和文本间的语际连贯，译者可以根据原文模仿或创造，即忠于原文，但忠实的程度和形式则由译文的目的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决定。在目的论的三大原则中，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都从属于目的原则，而忠实原则又从属于连贯原则。(蒋林,2009:69-70)
弗米尔认为，译者是翻译行为中的专家，对受委托而进行的翻译行为负责。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是翻译要求的接收者。(Nord, Christiane.2001:29)然后，他根据翻译发起者提出的翻译要求，决定翻译的目的。翻译目的一旦确定，译者就有权利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法或策略，实现自己的翻译目的。此外，译文的接受者也是目的论者颇为关注的一个方面。诺德曾经说过；“在目的论框架中，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是受众，他们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期望和交流需要，是目的语文本的服务对象。每个译本都是以目的受众为指向的。”（Nord, Christiane.2001:12)
三、目的论在梁启超译《哀希腊》中的体现
（一）目的论在《哀希腊》体裁选择上的体现
Nord曾提出，译者自己也可以是翻译的发起者，在目的论框架下，原文仅仅被认为是“信息源”。(Nord，2001:30)梁启超集发起者和译者的角色与一身。翻译活动由他本人发起，翻译文本由他自己选择，翻译目的当然也由他本人确定。
梁启超非常重视翻译，他将翻译和维新救亡紧密联系起来。“专欲发表区区政见”即是梁启超翻译目的的具体体现。（蒋林，2009:71）在此基础上达到宣教启蒙，警醒民众的效果。
在关于翻译的选材问题上，梁启超提出译书应首先“择当译之本”。梁启超选择翻译《哀希腊》非常切合政治时局的需要。当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社会动荡时期，而《哀希腊》传达出的情绪非常切合当时国人的心境和感受。梁启超译《哀希腊》旨在通过歌颂诗人拜伦热爱自由、反抗民族压迫的精神，给生活在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和压迫下的中国人民以鼓舞。
（二）目的论在梁启超译《哀希腊》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中的体现
梁启超为了达到他的翻译目的，即启发民众救国救民的思潮，他采用译意不译词的翻译方法，他的翻译理念可以概括为宁顺而不信，他的翻译策略是以中化西的归化。（蒋林，2009:125）
在目的论中，目的原则是首要原则，忠实原则从属于目的原则。对梁启超来说，如何利用翻译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目的是他首先考虑的因素，是否忠实于原文则退居其次。可以看出梁启超的翻译不仅内容上极不准确，而且形式上也与原诗相差甚远，这与忠实对等的翻译形成鲜明对比。
梁启超还不失时机地加入一些句子，为自己翻译目的服务，即唤醒中华民族自强保种并且呼吁改革。例如，原诗第三节“I could not deem myself a slave.”是陈述句，梁启超把它转换成反问句和感叹句：“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梁启超雄壮的话语中澎湃着高昂的激情，从而使译文具有动人的力量，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梁启超是个具有爱国热情的翻译家，他极力想避免自己的国家陷入亡国灭种的境地，所以在翻译中这样翻译了这句话，符合目的原则，
另外，在目的论中，目的语接受者也尤为重要。梁启超以新兴社会下层的市民阶层为预期读者。他主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翻译外国著作，以达到宣教启蒙的作用。他认为要读者读懂他的翻译作品，就不能太洋。洋味太重，读者接受不了，就起不到启蒙的效果。
在此诗中出现的“荣光常照”、“艺术旧垒”，“技术中潮”、“飘渺”、“环绕”、“爱娇”、“天骄”、“我向那波斯军墓凭眺”等，都跟原诗的意义有较大出入。但这些词语极具中国特点，易于目的语读者接受和理解，以及传诵。
廖七一认为，早期译诗必须像诗，即必须具备中国传统诗歌的艺术特征，让人似曾相识；因而传统的曲牌、骚体和五七言是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其次译诗必须具有感染力，要求能吟、能咏、能唱；特别强调社会影响。至于译诗是否与原文在意义与形式上对等，则很少人顾及；至少译者和读者并不苛求（廖七一，2007：111）。梁启超在翻译《哀希腊》时就采用了“沉醉东风”和“如梦忆桃源”的中国传统的曲牌。虽然梁启超也意识到，“以中国调译外国意，填谱选韵，在在室碍，万不能尽如原意”。（梁启超，1980：48）
事实上，梁启超在翻译过程中，主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忠于原著，而是如何顺应晚清的政治及文化形式，从而赢得读者的喜爱。梁启超的翻译风格，既有新鲜的时代内容，又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形式、格调、韵味完全吻合。这在当时来讲，适合一般读者的审美习惯和美学趣味，易于赢得读者。
四、结论
从翻译目的论来看，翻译的成功并非要把原文本置于神圣、高不可攀的地位。翻译方法必须由译文预期目的或功能决定。翻译的目的功能不同，翻译的方法策略各异，不论何种方法，能否有效实现翻译目的才是翻译的最根本原则。（贾文波，2002，33）
诗歌的翻译本身对形式风格的对等翻译要求比较高，但是我们在梁启超的翻译中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这说明，从实现译文目的或功能角度来看，一些违反现有翻译标准的翻译方法应得到重新评价。
参考文献：
[1]Nord,Christiane.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Nord,Christiane.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M].Atlanta:Rodopi,1991.
[3]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廖七一.从政治到艺术翻译模式的演变—论清末民初的诗歌翻译[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1):111.
[5]贾文波.原作意图与翻译策略[J].中国翻译,2002,(4):33.
[6]蒋林.梁启超“豪杰译”研究[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