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是叶舒宪多年来玉文化研究的又一崭新学术创获。在回归中国本土、重建中国文化自信的学术研究主潮中，这一著作的出版可谓适逢其时。
从20世纪末国家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展至新时代以来的“早期中国”研究系列，国人自主发现和重建中国历史的努力正在结出丰硕果实。“早期中国”研究关涉中华文明的源头和基点，是新时代确立文化自信和文明创新的基础理论工作。《玄玉时代》是以文学人类学派的四重证据法对“早期中国”研究的重要推进，与局限于文本研究的观念革新和理论争辩迥异，该书以大量的玉器实物为证据，细致勾画出早期中国文明发展的线索，特别针对的是距今5000年来中原文化的圣物建构过程。《玄玉时代》的突出贡献在于基于中国素材和中国话语的文化理论创新和研究范式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开创出文明社会发生学的新理论进路。
该书将“中华文明精神起源”问题作为核心的理论关切，独创性地依据本土文献话语而提出“玄玉时代”的概念。“玄玉时代”概念的提出，深度回应了一个在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重大影响的观念，即认为文明国家的出现须具备“三要素”：城市、青铜器和文字。《玄玉时代》指出，文明社会出现的标志在应用到华夏文明时，应补充更为深远的本土文化要点——玉礼器。《玄玉时代》中所编入的玉器范围，从4000年前延伸至5500年前，材料来源除采纳专业的考古发掘报告之外，更多的是来自13次玉帛之路考察中在区县一级博物馆及其尘封多年的文管所库房中找出来的史前玄玉礼器。全书以“玄玉时代”玉器在不同考古遗址中的发展演变为经，以传统文献书证和玉器实物的相互印证为纬，编织出近1500年间中原玄玉文化的绚烂图谱。这种精神发生学所描绘出的“早期中国”历史，比把东周作为中国历史上限的古史辨学派多出3000年，比将甲骨文作为二重证据的古史研究，即殷商时代作为古史上限的研究多出2000年，把文明探源引向深入和细致的微妙境界。其文物的年代具有实证性，而玄玉文物所体现的精神和信仰内涵，则具有广大的人文阐释空间。这就是四重证据法所倡导的证据间性理论在融合实证与阐释、科学与人文方面的独到优势。
第二，重建中华文明精神观念的连续性。
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之林中的突出特色在于其绵延不绝的历史传承。对此，在传统的历史学、考古学和哲学范围内均有讨论而侧重点各异：或侧重人种与居住地的长久对应，或侧重文字的绵延不绝，或侧重政治共同体的连续性。《玄玉时代》所论述的文化精神观念连续性的重要特点是，在“以玉为神和永生”的神话观念和儒家修齐治平政治理念之间，同样具有一脉贯通的精神主线。《玄玉时代》所重点考察的一个传世文本《山海经》中，有大量的名山产玉的记载。但在传统观念中，《山海经》因其荒诞与离奇，被排斥在儒家经典之外，也排斥在科举考试的正规知识范围之外。作者以反弹琵琶的方式证明，恰恰是在儒家所忽略的《山海经》中，隐藏着儒家礼仪观念的秘密。《山海经》中大量的有关玉石的搜寻和记录，是玉石神话观念驱动下史前初民近一万年来持续不断的特色行为方式，其根本的原因是出自一种坚定的信念：相信玉石承载着神圣的能量，并且代表着天、天神或天意，因而可以通灵通神、驱邪逐疫、护身保家、禳灾祈福、拒敌避害。以神话观念和儒家传统思想的贯通性所做的中华文明连续性阐释，真正在文明根源上确立了清晰的中华文化身份。孔子在《论语》中感叹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正是我国玉文化发轫于万年之前（叶舒宪：《玉石里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在不断传播和积淀七八千年之后，在春秋时代通过儒家圣人之口而发出的异常深沉的礼学追问。这充分体现《玄玉时代》透过万年大视野反观五千年文明源流的精彩思想，也给文学人类学派对“上下五千年”传统观念的新时代再造和提升提供了参考。其问题意识的学术价值体验在一个聚焦点：如何根据考古学登陆中国一百年来的新知识厚重积累，通过重建文化大传统观念，从“上五千年”的文化传承总体脉络中重审“下五千年”的所以然。
第三，描绘出细致翔实的玉石精神之路。
《玄玉时代》中所列史前玉器，包括专业考古报告和实地踏查所见。文学人类学团队启动的十三次玉帛之路考察的地理范围，包括西北和中原的大部分地区这一辽阔的地域，正是中原文明即夏商周文明发生的摇篮区。《玄玉时代》对“玉帛之路”考察成果的理论总结，在两个方面实现了革新。第一是深化和细化对“中国史前玉器时代”的认识，大大深化了中国古玉器研究的已有格局。在20世纪后期学界提出“玉器时代”之后，学者围绕这一理论的价值和有效性展开讨论，但支持者和反對者均缺乏实证性的、空间区域性的系统调研和采样工作。学界对于玉的认识，限于传统理解和田玉、蓝田玉、独山玉、岫岩玉和酒泉玉五种，并没有注意到甘肃武山鸳鸯镇的蛇纹石玉和马衔山、敦煌汉峡古玉等。《玄玉时代》扩展了选材范围并以“玄玉”概括出更早期的玉石使用情况。第二是勾画出早期中国精神发展演变的脉络，为文明时期精神探源打下基础。《玄玉时代》中考察的关中客省庄遗址、陕北石峁古城、神木新华祭祀坑、灵宝西坡墓地、黄河支流泾、渭、洛河沿岸各县、陶寺、清凉山和东龙山等遗址，以及大地湾博物馆库房藏玉等，其地理分布坐标明确联系为一个文化整体，为玉石精神的源流认知和传播流布，勾画出一幅清晰的精神路线图谱。以此玄玉时代背景为参照，不仅《礼记》《尚书》所记“夏人尚黑”和“禹赐玄圭”的文化奥秘得以深度揭示，就连与儒道两家对峙的墨家何以标榜“墨”、老子《道德经》何以标榜“玄而又玄”等系列思想史谜题，均可以获得重新反思和探究的契机。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
从20世纪末国家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展至新时代以来的“早期中国”研究系列，国人自主发现和重建中国历史的努力正在结出丰硕果实。“早期中国”研究关涉中华文明的源头和基点，是新时代确立文化自信和文明创新的基础理论工作。《玄玉时代》是以文学人类学派的四重证据法对“早期中国”研究的重要推进，与局限于文本研究的观念革新和理论争辩迥异，该书以大量的玉器实物为证据，细致勾画出早期中国文明发展的线索，特别针对的是距今5000年来中原文化的圣物建构过程。《玄玉时代》的突出贡献在于基于中国素材和中国话语的文化理论创新和研究范式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开创出文明社会发生学的新理论进路。
该书将“中华文明精神起源”问题作为核心的理论关切，独创性地依据本土文献话语而提出“玄玉时代”的概念。“玄玉时代”概念的提出，深度回应了一个在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重大影响的观念，即认为文明国家的出现须具备“三要素”：城市、青铜器和文字。《玄玉时代》指出，文明社会出现的标志在应用到华夏文明时，应补充更为深远的本土文化要点——玉礼器。《玄玉时代》中所编入的玉器范围，从4000年前延伸至5500年前，材料来源除采纳专业的考古发掘报告之外，更多的是来自13次玉帛之路考察中在区县一级博物馆及其尘封多年的文管所库房中找出来的史前玄玉礼器。全书以“玄玉时代”玉器在不同考古遗址中的发展演变为经，以传统文献书证和玉器实物的相互印证为纬，编织出近1500年间中原玄玉文化的绚烂图谱。这种精神发生学所描绘出的“早期中国”历史，比把东周作为中国历史上限的古史辨学派多出3000年，比将甲骨文作为二重证据的古史研究，即殷商时代作为古史上限的研究多出2000年，把文明探源引向深入和细致的微妙境界。其文物的年代具有实证性，而玄玉文物所体现的精神和信仰内涵，则具有广大的人文阐释空间。这就是四重证据法所倡导的证据间性理论在融合实证与阐释、科学与人文方面的独到优势。
第二，重建中华文明精神观念的连续性。
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之林中的突出特色在于其绵延不绝的历史传承。对此，在传统的历史学、考古学和哲学范围内均有讨论而侧重点各异：或侧重人种与居住地的长久对应，或侧重文字的绵延不绝，或侧重政治共同体的连续性。《玄玉时代》所论述的文化精神观念连续性的重要特点是，在“以玉为神和永生”的神话观念和儒家修齐治平政治理念之间，同样具有一脉贯通的精神主线。《玄玉时代》所重点考察的一个传世文本《山海经》中，有大量的名山产玉的记载。但在传统观念中，《山海经》因其荒诞与离奇，被排斥在儒家经典之外，也排斥在科举考试的正规知识范围之外。作者以反弹琵琶的方式证明，恰恰是在儒家所忽略的《山海经》中，隐藏着儒家礼仪观念的秘密。《山海经》中大量的有关玉石的搜寻和记录，是玉石神话观念驱动下史前初民近一万年来持续不断的特色行为方式，其根本的原因是出自一种坚定的信念：相信玉石承载着神圣的能量，并且代表着天、天神或天意，因而可以通灵通神、驱邪逐疫、护身保家、禳灾祈福、拒敌避害。以神话观念和儒家传统思想的贯通性所做的中华文明连续性阐释，真正在文明根源上确立了清晰的中华文化身份。孔子在《论语》中感叹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正是我国玉文化发轫于万年之前（叶舒宪：《玉石里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在不断传播和积淀七八千年之后，在春秋时代通过儒家圣人之口而发出的异常深沉的礼学追问。这充分体现《玄玉时代》透过万年大视野反观五千年文明源流的精彩思想，也给文学人类学派对“上下五千年”传统观念的新时代再造和提升提供了参考。其问题意识的学术价值体验在一个聚焦点：如何根据考古学登陆中国一百年来的新知识厚重积累，通过重建文化大传统观念，从“上五千年”的文化传承总体脉络中重审“下五千年”的所以然。
第三，描绘出细致翔实的玉石精神之路。
《玄玉时代》中所列史前玉器，包括专业考古报告和实地踏查所见。文学人类学团队启动的十三次玉帛之路考察的地理范围，包括西北和中原的大部分地区这一辽阔的地域，正是中原文明即夏商周文明发生的摇篮区。《玄玉时代》对“玉帛之路”考察成果的理论总结，在两个方面实现了革新。第一是深化和细化对“中国史前玉器时代”的认识，大大深化了中国古玉器研究的已有格局。在20世纪后期学界提出“玉器时代”之后，学者围绕这一理论的价值和有效性展开讨论，但支持者和反對者均缺乏实证性的、空间区域性的系统调研和采样工作。学界对于玉的认识，限于传统理解和田玉、蓝田玉、独山玉、岫岩玉和酒泉玉五种，并没有注意到甘肃武山鸳鸯镇的蛇纹石玉和马衔山、敦煌汉峡古玉等。《玄玉时代》扩展了选材范围并以“玄玉”概括出更早期的玉石使用情况。第二是勾画出早期中国精神发展演变的脉络，为文明时期精神探源打下基础。《玄玉时代》中考察的关中客省庄遗址、陕北石峁古城、神木新华祭祀坑、灵宝西坡墓地、黄河支流泾、渭、洛河沿岸各县、陶寺、清凉山和东龙山等遗址，以及大地湾博物馆库房藏玉等，其地理分布坐标明确联系为一个文化整体，为玉石精神的源流认知和传播流布，勾画出一幅清晰的精神路线图谱。以此玄玉时代背景为参照，不仅《礼记》《尚书》所记“夏人尚黑”和“禹赐玄圭”的文化奥秘得以深度揭示，就连与儒道两家对峙的墨家何以标榜“墨”、老子《道德经》何以标榜“玄而又玄”等系列思想史谜题，均可以获得重新反思和探究的契机。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