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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三季度经济数据近日公布，数据显示，GDP同比增长7.4%（之前两个季度为8.1%，7.6%），增幅创下2009年二季度以来14个季度新低；9月CPI（消费物价指数）同比上涨1.9%，PPI（生产者价格指数）则同比下降3.6%，创35个月新低。
中国经济是否陷入低谷？中国经济未来之路在哪儿？中国经济转型方向何在？《中国经贸聚焦》（下称CBF）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殷剑峰。
第三季度已是经济底部
CBF：根据最近公布的经济数据，您如何研判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否如一些专家所称总体向好已企稳回升？接下来的四季度以及明年中国经济的走势会怎样？
殷剑峰：实体经济的数据的确在下降，但是从金融数据来看，尤其是M1（狭义货币供应量）总量，从7月就已经触底反弹了。从历史上来看，M1增速与短期性的行为包括投资、GDP、物价，都有密切的关系。最新数据显示，今年9月，M1同比增幅达到7.3%，在4月份该数据仅为3.1%。所以，M1的触底反弹说明经济是处于企稳回升的态势。
此外，存贷款增速也是个重要数据。贷款增速加快一方面表示银行有放贷意愿，这表明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宽松银根。而另一方面也表示企业希望贷款，反映了实体经济对贷款的需求增大。
另外，从实体经济数据来看，消费依旧上涨，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所以，从数据上来看，三季度很可能就是底部。
我还是比较看好现在的经济状况。此次的经济下滑不同于2009年遭遇经济危机，那时候GDP增速下滑得很快，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非常大，大批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民工返乡。此次的经济下滑没有那么猛烈，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情况也比较乐观。
中国经济之路漫漫
CBF：有专家认为，中国经济不需要做太多的创新，只要将一些民生问题如医疗、养老等解决好了，中国经济还是有很大空间。您怎么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殷剑峰：我认同这种看法。我认为，如果中国保持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在2020年前中国经济发展应该没有问题。毕竟，中国经济还有很多未完成的路要走，还有很多发展机会。
首先，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未完成。一个很重要的数据指标就是非农产业就業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中国的数据大约是45%，而发达国家尽管老龄化程度比中国严重得多，但该数据也达到65%。按照过去工业化水平推算，到2020年这个数据中国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其次，中国还有投资空间。我曾经计算过，2010年中国人均投资额只有美国的一半，人均投资存量更是要比美国低很多。从效率来看，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比只有4，美国是11，德国是20，日本更是高达30。这个数据意味着支撑一个GDP的百分比上涨，资本产出比需要上涨几个百分点，所以中国的投资效率还有待提高。
另外一个机会就是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很多方面，一方面垄断行业、企业需要改革，这可以大幅度提高效率。另一方面，财政体制的改革，主要涉及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财权和事权的分配。1994年财政改革后，财权更加向中央集中，事权还留在地方政府。未来的改革方向就是把相当一部分事权也向中央集中，比如全民的养老、医疗、教育体制都应该由中央统一管理，而不是交给地方机关来管理，这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也方便创造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统一的供应链。
经济体制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金融体制改革。我认为，金融体制改革应该循序渐进，第一步需要解除管制，第二步是利率市场化，第三步才是资本项目开放。改革的核心是解除金融管制。
但是，在解除金融管制的进程中，从2005年发布的“非公36条”到2010年颁布的“新非公36条”，进展非常慢。原因何在？就在于过去的解除管制，是由各个部委牵头负责放松各个领域的管制，也就意味着各个部委放弃自己的权益，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而这个集团在很多场合中是以各个部委为首。比如，证监会新任主席上任后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曾表示“郭树清任内一定会取消IPO审批制”，然而，现在仍然难以推进审批制的改革。事实上，审批制带来很多灰色利益，阻碍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
解除管制怎么改？我认为需要一个类似于“体改委”的机构，一个超越各个部委权力的机构负责改革。这样有助于解除管制。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需要自我约束，这就需要发挥地方人大的作用了。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CBF：按照您的观点，在2020年前中国保持过去的增长模式发展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中国经济是否需要转型？转型方向何在？
殷剑峰：关于经济转型，我认为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保持过去的经济模式，那么GDP增速可能下滑到6.5%-7.5%；如果我们做点什么，比如解除管制，加快改革，GDP增速可能到达7.5%-8.5%；如果我们做错了什么，那么过去既有的增长模式也会消失。这就涉及到转型方向的问题，转型一旦转错就彻底完了。
转型究竟是转什么？
现在谈的比较多的是，从依靠要素投入的外延式增长转向依靠技术进步的内涵式增长。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因为技术进步永远是经济增长最核心的动力。
现在，很多人提出从依靠外需转到依靠内需，走消费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我认为，中国过去过于依赖外需，从这个角度来看，增长消费有利于对外平衡。但是如果过于强调消费的话，容易造成负面影响。没有任何一种经济增长是靠消费推动的，经济增长只有两个源泉，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一旦过犹不及，将导致投资下降，大批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出来。现在，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正处于危险的时期。
转型的另一方面是指更加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这一转变也应谨慎处之。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确实很严重，低收入国家基尼系数比较低，发达国家基尼系数最低，而中等收入国家基尼系数最高。中国恰好是属于最后一个方阵中的。
收入分配不公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二是城乡差距，第三则是区域差距。这些差距需要靠经济发展来解决，因此，核心问题还是发展。现在有一种危险的转型倾向，通过财政提供优厚福利来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当然，不是说这种做法不对，但有过于强调财政支出的倾向，包括保障房是通过财政来提供福利的做法。发达国家陷入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福利。
这三种转型，技术转型永远是正确的，外需往内需转型需要注意过渡，而收入分配公平不要走错了路，仅仅提供福利而非就业则不可持续，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提供边际产出较高行业的就业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是否陷入低谷？中国经济未来之路在哪儿？中国经济转型方向何在？《中国经贸聚焦》（下称CBF）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殷剑峰。
第三季度已是经济底部
CBF：根据最近公布的经济数据，您如何研判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否如一些专家所称总体向好已企稳回升？接下来的四季度以及明年中国经济的走势会怎样？
殷剑峰：实体经济的数据的确在下降，但是从金融数据来看，尤其是M1（狭义货币供应量）总量，从7月就已经触底反弹了。从历史上来看，M1增速与短期性的行为包括投资、GDP、物价，都有密切的关系。最新数据显示，今年9月，M1同比增幅达到7.3%，在4月份该数据仅为3.1%。所以，M1的触底反弹说明经济是处于企稳回升的态势。
此外，存贷款增速也是个重要数据。贷款增速加快一方面表示银行有放贷意愿，这表明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宽松银根。而另一方面也表示企业希望贷款，反映了实体经济对贷款的需求增大。
另外，从实体经济数据来看，消费依旧上涨，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所以，从数据上来看，三季度很可能就是底部。
我还是比较看好现在的经济状况。此次的经济下滑不同于2009年遭遇经济危机，那时候GDP增速下滑得很快，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非常大，大批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民工返乡。此次的经济下滑没有那么猛烈，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情况也比较乐观。
中国经济之路漫漫
CBF：有专家认为，中国经济不需要做太多的创新，只要将一些民生问题如医疗、养老等解决好了，中国经济还是有很大空间。您怎么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殷剑峰：我认同这种看法。我认为，如果中国保持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在2020年前中国经济发展应该没有问题。毕竟，中国经济还有很多未完成的路要走，还有很多发展机会。
首先，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未完成。一个很重要的数据指标就是非农产业就業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中国的数据大约是45%，而发达国家尽管老龄化程度比中国严重得多，但该数据也达到65%。按照过去工业化水平推算，到2020年这个数据中国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其次，中国还有投资空间。我曾经计算过，2010年中国人均投资额只有美国的一半，人均投资存量更是要比美国低很多。从效率来看，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比只有4，美国是11，德国是20，日本更是高达30。这个数据意味着支撑一个GDP的百分比上涨，资本产出比需要上涨几个百分点，所以中国的投资效率还有待提高。
另外一个机会就是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很多方面，一方面垄断行业、企业需要改革，这可以大幅度提高效率。另一方面，财政体制的改革，主要涉及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财权和事权的分配。1994年财政改革后，财权更加向中央集中，事权还留在地方政府。未来的改革方向就是把相当一部分事权也向中央集中，比如全民的养老、医疗、教育体制都应该由中央统一管理，而不是交给地方机关来管理，这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也方便创造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统一的供应链。
经济体制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金融体制改革。我认为，金融体制改革应该循序渐进，第一步需要解除管制，第二步是利率市场化，第三步才是资本项目开放。改革的核心是解除金融管制。
但是，在解除金融管制的进程中，从2005年发布的“非公36条”到2010年颁布的“新非公36条”，进展非常慢。原因何在？就在于过去的解除管制，是由各个部委牵头负责放松各个领域的管制，也就意味着各个部委放弃自己的权益，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而这个集团在很多场合中是以各个部委为首。比如，证监会新任主席上任后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曾表示“郭树清任内一定会取消IPO审批制”，然而，现在仍然难以推进审批制的改革。事实上，审批制带来很多灰色利益，阻碍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
解除管制怎么改？我认为需要一个类似于“体改委”的机构，一个超越各个部委权力的机构负责改革。这样有助于解除管制。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需要自我约束，这就需要发挥地方人大的作用了。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CBF：按照您的观点，在2020年前中国保持过去的增长模式发展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中国经济是否需要转型？转型方向何在？
殷剑峰：关于经济转型，我认为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保持过去的经济模式，那么GDP增速可能下滑到6.5%-7.5%；如果我们做点什么，比如解除管制，加快改革，GDP增速可能到达7.5%-8.5%；如果我们做错了什么，那么过去既有的增长模式也会消失。这就涉及到转型方向的问题，转型一旦转错就彻底完了。
转型究竟是转什么？
现在谈的比较多的是，从依靠要素投入的外延式增长转向依靠技术进步的内涵式增长。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因为技术进步永远是经济增长最核心的动力。
现在，很多人提出从依靠外需转到依靠内需，走消费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我认为，中国过去过于依赖外需，从这个角度来看，增长消费有利于对外平衡。但是如果过于强调消费的话，容易造成负面影响。没有任何一种经济增长是靠消费推动的，经济增长只有两个源泉，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一旦过犹不及，将导致投资下降，大批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出来。现在，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正处于危险的时期。
转型的另一方面是指更加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这一转变也应谨慎处之。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确实很严重，低收入国家基尼系数比较低，发达国家基尼系数最低，而中等收入国家基尼系数最高。中国恰好是属于最后一个方阵中的。
收入分配不公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二是城乡差距，第三则是区域差距。这些差距需要靠经济发展来解决，因此，核心问题还是发展。现在有一种危险的转型倾向，通过财政提供优厚福利来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当然，不是说这种做法不对，但有过于强调财政支出的倾向，包括保障房是通过财政来提供福利的做法。发达国家陷入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福利。
这三种转型，技术转型永远是正确的，外需往内需转型需要注意过渡，而收入分配公平不要走错了路，仅仅提供福利而非就业则不可持续，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提供边际产出较高行业的就业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