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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语境是指能够用语言表述概括出来的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在外国文学的接受过程中,本土文化语境在一定层面上制约着读者的解读。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意义诠释层面,尤其表现在对异域文学内涵的认识上;其次,文化语境的差异往往导致对不同民族语言中语义解读的不同。另外,在接触外国文学作品,对于文本中自然描写的解读也要特别注意本土文化语境的影响。
关键词:本土文化语境;外国文学解读;意义诠释;语义解读;自然美解读
语境本是语言学领域的术语。语言学强调语言的意义取决于使用语言的环境即语境,语境制约着人们对语义的解释,解释语义要受到解释者语境的制约。我们所说的文化语境,主要是指能够用语言表述概括出来的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它是特定社会文化环境在语言形态上的反映。以我国本土文化为出发点,在外国文学的接受过程中,本土文化语境在一定层面上制约或影响着读者的解读。
构成本土文化语境的关键当然在于本土文化。就西方文化的构成看,早在亚里士多德时期,西方世界就开始出现明显的学科分支,各种学科门类就开始形成相对独立的体系。与之相比,中国自封建社会形成之后的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中,文化一直处于“和”“合”为核心的整体形态之中,这就与西方文化构成了较为“分”与“合”的差异。张岱年先生曾就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作过概括,一是天人合一,二是以人为本,三是刚健自强,四是以和为贵。从这种概括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本土文化的内涵所在。不同的文化特征显然对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的解读产生影响。当我们站在中国文化的平台上去展望和解读外国文学时,如果不进行换位思考或换位思考得不够的话,必然会导致对异域文学的“误读”。本文从对异域文学内涵的把握、语义的认知和艺术特征的认识等角度,对中国读者解读西方文学作品过程中本土文化语境产生的影响作一简要剖析。
一、解读中本土文化语境对把握异域文学内涵的影响
在外国文学解读过程中,本土文化背景产生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意义诠释层面,尤其表现在对异域文学内涵的认识上。由于文化说到底是人们生存样式的反映,因此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 ,不同地域的文化发展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既包括人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也包括人类特定时段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的不同。从中国文化产生和发展看,半封闭状态的大陆性地域、封建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长时期专制制度的统治,正是构成以“和”、“合”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基础。这与地处地中海沿岸、工商业比较发达、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建立了城邦民主整体的欧洲早期文化当然会有很大的不同。与之相适应,在中国文化意识形态上,形成了以氏族或宗族血缘关系为根基的儒家伦理道德,形成了一种追求超脱与和谐的精神趋向,形成了保守内向、知足常乐的心理特征。本土文化中这些特点不仅影响着我们自身的文学创作,同样影响着对外国文学内涵的解读。我们从希腊神话的解读来看看这种影响。不同地域的神话当然体现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征。古希腊神话通过将神人化,在神话故事中凸现命运的不可抗拒和人的自然特征,将早期西欧文化中的张扬个性、放纵原欲、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和个体生命价值等元素充分释放。在这一背景下,希腊神话中的神灵与人一样有喜怒哀乐,有些直接成了展现人的情欲的符号。而在解读中作为参照的中国神话,更多体现儒家伦理道德中的道德的完善与自觉。具体表现为将人神化,更重视人的理性和群体性特征。在解读希腊神话时,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了西方神话本身的特点,指出希腊神话实质上是希腊人话;另一方面,仍旧难以去掉解读中的本土文化特征。如对天神宙斯,肯定他作为一家之主的权威,肯定他在建立神的大家族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对天神个人品德的不够完善加以批判。其实宙斯的这些特征本身正是早期西欧文化中张扬个性、放纵原欲、释放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要展现。在解读过程中,事实上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受到了本土文化的影响,只是我们非常自然地身处这一文化语境之中,难以发现自身解读中的这些“误读”。这种误读还应该包括我们在以“和”与“合”为核心的文化语境之中,对希腊神话中家族意识和哲理性特征的过于重视。另外,对内涵解读的影响,还包括对外国文学文本题材和主题的认识上,如目前许多文学史教材对荷马史诗主题的解读,就体现出本土文化语境的影响。如朱维之先生等主编的《外国文学史》,认为荷马史诗通过对阿基琉斯等英雄人物的描写,肯定了“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1]其实就作品塑造的阿基琉斯形象看,无论是他对神谕的态度,还是他两次愤怒的原因,包括他的行动本身,都难以说明对集体主义精神的肯定。这个形象身上占主导地位的特征,毫无疑问是对自我尊严和人格维护以及对友情的重视,而这正是张扬个性、肯定个体生命价值的西方文化精神的体现。而立足于重视群体性特征的文化背景,我们对阿基琉斯这方面的表现往往在描述之后加上“任性”的鉴定。不同的文化语境对解读影响的结果是,荷马史诗在西方流传过程中,阿基琉斯的形象比赫克托耳等英雄的形象更为人关注,而在我国的解读中,从本土文化语境出发,从肯定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的视角,将他和赫克托耳等英雄一起加以评价,使这一形象的内涵打了折扣。郑克鲁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史》中,注意到西方文化语境的特点,将阿基琉斯的形象放到表现那个时代的英雄主义理想当中去解读,回避了本土文化语境解读中强调的集体主义观念。然而,这部教材也从西方古典文化价值批判的角度,体现出本土文化语境的影响:“但阿基琉斯的自由放任、漫无矩度的个人主义也给西方社会带来了难以治愈的社会痼疾。”[2]
二、解读中本土文化语境对语义认知的影响
语言是民族文化特征的一种反映,是特定民族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反映。语言也体现特定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和世界观。语言在表述过程中往往会担负起展现文化语境的任务,而文化语境的差异直接导致不同民族语言中语义解读的不同。
如果我们探究一下这种不同解读原由,会发现它主要来自于不同民族词汇自身所具有的不同的文化意义系统。只有了解不同的文化意义系统,才能充分理解词汇的真正含义。如汉语中有一种使用很广的独特的称谓现象,即从晚辈称呼,主要指跟着子女去称谓夫方或妻方的长辈或同辈。它源于我国旧时代妇女在家中的从属地位,反映的是这些妇女与周围亲属之间的关系定位。她们在婆家对丈夫的亲属没有单独的称谓,只是跟着子女称呼。后来人们习惯于用这种称谓来指称身边的亲属。当一个已婚女子对着自己的弟弟叫舅舅时,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西方读者当然会感到不可思议。同样,在他民族语言中,特定的文化意义系统也影响着读者对词汇真正内涵的理解。如英语中的“Bell, book and candle”(收起圣经,熄灭蜡烛,鸣起钟来),就与英国中世纪的宗教文化背景有直接的联系。在中世纪欧洲政教合一的时代,天主教常常会以开除教籍的惩罚来威胁教民。当时,一个教民被逐出教会是一件大事,要举行庄严的仪式。而在仪式结束时,主持人会发出“收起圣经,熄灭蜡烛,鸣起钟来”的指令。后来,在英语中这一指令就用来代指开除某某人的教籍。如果没有这种文化背景,我们可能会将这三个词理解成通常的三个连贯的动作,这样显然就误解了这个短语的真实含义。同样,没有一定的西方宗教文化背景,对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和哈代在《德伯家的苔丝》中的“‘死刑’执行了,用埃斯库罗斯的话说,那个众神之王对苔丝的戏弄也就结束了”就难免产生误读。不知道19世纪中期英国社会妇女的处境和寻求独立的艰难,对夏洛蒂•勃朗特笔下频频出现的“家庭女教师”的语义就难有深刻的理解。
阅读不同语境中的文学文本带来的种种误读原因不完全相同。有时是因为某种解读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语义完全难以理解,如上文提及的汉语中有从晚辈称呼自己亲属的单词,在特定语境中这种称呼只能指向从晚辈的称谓,这就带来了英语语境的读者的难以理解。有些是因为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某些语言单位既存在共同的语义,同时又存在不同的含义,如英语中的“收起圣经,熄灭蜡烛,鸣起钟来”,无论在何种语境中,都有发出三个并列的动作的语义,不同的则是英语中还有开除某个人教籍的特指语义。这就提醒我们,在阅读鉴赏外国文学作品时,对于有些看上去语义没有解读完毕的部分,应该进一步了解文本作者的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国别特征,以便依据其特定的文化语境对该语言单位作出全面准确的解读。
完成补充本土文化语境中缺乏的背景知识,是解读外国文学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仅注意这些还不够。本土文化语境中的语义解读中还有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那就是不能以本土文化语境中的语义内涵去解读不同背景下的作品。如19世纪西方小说中有许多关于自然景物的描写,其中涉及到对竹林、对梅花的描写。我们解读时,如果一味从本土文化语境出发,就有可能赋予本作为环境铺垫的竹以高傲不羁、脱俗不凡等语义,赋予梅花以傲霜斗雪、不畏“严寒”等品格内涵。这样的解读显然违背了作者的本义。而同样是对指代动物的“猫”这一词的语义解读,中国文化语境与英国文化语境中的差异更是众所周知的了。
三、解读中本土文化语境对自然美认识的影响
古往今来的文学文本大都离不开对自然之美的描写和感叹。而恰恰也是对自然美,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有着不尽相同的美学阐释。在我国文化语境中,孔子和庄子关于自然美的解读颇具代表性。孔子在解读自然美的重要特点,就是将自然美与他的伦理道德观念结合于一体。忙于赶着马车带着弟子周游列国宣扬政治主张的孔圣人,实在是无暇仔细观赏自然自身的色调,甚至没有从审美出发关注自然美与人的联系。他更多顾及的是自然与“仁”、“礼”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的联系。而提出“天地有大美”的庄子,在逍遥自在的天地之游中,关注的中心是人与自然的沟通。后世中国文坛上出现的将对自然美的肯定视为欣赏对生命意识的一种肯定,显然是受到庄子思想的影响的。如果说孔子对自然美的解读是将以“善”为标志的伦理道德观念嵌入自然图画之中的话,那庄子的解读则体现了人与自然交融的一种审美理念。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孔夫子的思想和观念长时间占据主导地位,这就使得我国传统的自然审美中往往打上伦理道德观念的烙印。与此相比,西方传统中的自然美学观,与中国自然审美观的距离是非常大的。在西方传统文化语境中,自然美是不涉及沉重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在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审美视野中, 自然就是自然本身,它不再是现实的影子,而自然美的欣赏主要是不涉及利害关系的纯愉快的审美活动。这就大大消解了自然审美中的伦理和人生等方面的影响。
这就提醒我们,在接触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西方文学文本时,我们对于作品中关于自然描写的解读时要注意本土文化语境的影响。如在解读美国作家库柏的西部边疆题材小说和马克•吐温的西部幽默作品时,也不要赋予文本中的自然描写以伦理甚或命运色彩。因为在他们的文本中,边疆风景就是边疆风景自身,密西西比河具有的也主是它自身的审美价值。再如在欣赏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19世纪英国南方乡村自然景物的描写时,我们也不必过多地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搜索自然描写中所隐藏的作者的道德倾向。哈代所作的关于自然与人物遭遇的对应关系描写,实际上重在解读人与自然的对应关系。更多的显示了他的神秘主义特征和对命运主宰的认同。而在20世纪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自然审美中的神秘和命运也逐步为纯愉快和象征所替代。如果离开我们的语境来审视有关西方现代文学的评介文章,我们会发现,包括对《恶之花》、《荒原》等经典在内的现代文本解读中,不同程度上存在放大对自然景物的道德寓意和象征功能的现象。这除了显示这些经典留下的空白之丰富外,恰恰反映了文化语境本身对解读的影响之大。
以上我们简要分析了本土文化语境在解读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本土文化语境产生影响的背景在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在全球化背景的文化层面上解读外来文学,总的趋势是西方文化观念对非西方文化观念的渗透。这种渗透的现实表现为不少非西方国家的接受者自觉认同西方文化观念, 并将西方文化观念作为对本民族文化描述和评价的权威参照。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倾向。但是,物极必反,在外来文学的解读中,由于要防止被“西化”,有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又以本土文化语境为权威参照,从而对他国文学进行另一种误读。这种沉浸在自身文化语境中看待外来文学的现象也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这样做同样会使我们难以对外来文学作出正确的鉴别。后一种误读或许是在当前背景下进行外国文学解读更需要防止的现象。
[参考文献]
[1]朱维之等主编,《外国文学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P
[2]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P29
关键词:本土文化语境;外国文学解读;意义诠释;语义解读;自然美解读
语境本是语言学领域的术语。语言学强调语言的意义取决于使用语言的环境即语境,语境制约着人们对语义的解释,解释语义要受到解释者语境的制约。我们所说的文化语境,主要是指能够用语言表述概括出来的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它是特定社会文化环境在语言形态上的反映。以我国本土文化为出发点,在外国文学的接受过程中,本土文化语境在一定层面上制约或影响着读者的解读。
构成本土文化语境的关键当然在于本土文化。就西方文化的构成看,早在亚里士多德时期,西方世界就开始出现明显的学科分支,各种学科门类就开始形成相对独立的体系。与之相比,中国自封建社会形成之后的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中,文化一直处于“和”“合”为核心的整体形态之中,这就与西方文化构成了较为“分”与“合”的差异。张岱年先生曾就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作过概括,一是天人合一,二是以人为本,三是刚健自强,四是以和为贵。从这种概括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本土文化的内涵所在。不同的文化特征显然对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的解读产生影响。当我们站在中国文化的平台上去展望和解读外国文学时,如果不进行换位思考或换位思考得不够的话,必然会导致对异域文学的“误读”。本文从对异域文学内涵的把握、语义的认知和艺术特征的认识等角度,对中国读者解读西方文学作品过程中本土文化语境产生的影响作一简要剖析。
一、解读中本土文化语境对把握异域文学内涵的影响
在外国文学解读过程中,本土文化背景产生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意义诠释层面,尤其表现在对异域文学内涵的认识上。由于文化说到底是人们生存样式的反映,因此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 ,不同地域的文化发展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既包括人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也包括人类特定时段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的不同。从中国文化产生和发展看,半封闭状态的大陆性地域、封建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长时期专制制度的统治,正是构成以“和”、“合”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基础。这与地处地中海沿岸、工商业比较发达、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建立了城邦民主整体的欧洲早期文化当然会有很大的不同。与之相适应,在中国文化意识形态上,形成了以氏族或宗族血缘关系为根基的儒家伦理道德,形成了一种追求超脱与和谐的精神趋向,形成了保守内向、知足常乐的心理特征。本土文化中这些特点不仅影响着我们自身的文学创作,同样影响着对外国文学内涵的解读。我们从希腊神话的解读来看看这种影响。不同地域的神话当然体现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征。古希腊神话通过将神人化,在神话故事中凸现命运的不可抗拒和人的自然特征,将早期西欧文化中的张扬个性、放纵原欲、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和个体生命价值等元素充分释放。在这一背景下,希腊神话中的神灵与人一样有喜怒哀乐,有些直接成了展现人的情欲的符号。而在解读中作为参照的中国神话,更多体现儒家伦理道德中的道德的完善与自觉。具体表现为将人神化,更重视人的理性和群体性特征。在解读希腊神话时,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了西方神话本身的特点,指出希腊神话实质上是希腊人话;另一方面,仍旧难以去掉解读中的本土文化特征。如对天神宙斯,肯定他作为一家之主的权威,肯定他在建立神的大家族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对天神个人品德的不够完善加以批判。其实宙斯的这些特征本身正是早期西欧文化中张扬个性、放纵原欲、释放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要展现。在解读过程中,事实上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受到了本土文化的影响,只是我们非常自然地身处这一文化语境之中,难以发现自身解读中的这些“误读”。这种误读还应该包括我们在以“和”与“合”为核心的文化语境之中,对希腊神话中家族意识和哲理性特征的过于重视。另外,对内涵解读的影响,还包括对外国文学文本题材和主题的认识上,如目前许多文学史教材对荷马史诗主题的解读,就体现出本土文化语境的影响。如朱维之先生等主编的《外国文学史》,认为荷马史诗通过对阿基琉斯等英雄人物的描写,肯定了“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1]其实就作品塑造的阿基琉斯形象看,无论是他对神谕的态度,还是他两次愤怒的原因,包括他的行动本身,都难以说明对集体主义精神的肯定。这个形象身上占主导地位的特征,毫无疑问是对自我尊严和人格维护以及对友情的重视,而这正是张扬个性、肯定个体生命价值的西方文化精神的体现。而立足于重视群体性特征的文化背景,我们对阿基琉斯这方面的表现往往在描述之后加上“任性”的鉴定。不同的文化语境对解读影响的结果是,荷马史诗在西方流传过程中,阿基琉斯的形象比赫克托耳等英雄的形象更为人关注,而在我国的解读中,从本土文化语境出发,从肯定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的视角,将他和赫克托耳等英雄一起加以评价,使这一形象的内涵打了折扣。郑克鲁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史》中,注意到西方文化语境的特点,将阿基琉斯的形象放到表现那个时代的英雄主义理想当中去解读,回避了本土文化语境解读中强调的集体主义观念。然而,这部教材也从西方古典文化价值批判的角度,体现出本土文化语境的影响:“但阿基琉斯的自由放任、漫无矩度的个人主义也给西方社会带来了难以治愈的社会痼疾。”[2]
二、解读中本土文化语境对语义认知的影响
语言是民族文化特征的一种反映,是特定民族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反映。语言也体现特定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和世界观。语言在表述过程中往往会担负起展现文化语境的任务,而文化语境的差异直接导致不同民族语言中语义解读的不同。
如果我们探究一下这种不同解读原由,会发现它主要来自于不同民族词汇自身所具有的不同的文化意义系统。只有了解不同的文化意义系统,才能充分理解词汇的真正含义。如汉语中有一种使用很广的独特的称谓现象,即从晚辈称呼,主要指跟着子女去称谓夫方或妻方的长辈或同辈。它源于我国旧时代妇女在家中的从属地位,反映的是这些妇女与周围亲属之间的关系定位。她们在婆家对丈夫的亲属没有单独的称谓,只是跟着子女称呼。后来人们习惯于用这种称谓来指称身边的亲属。当一个已婚女子对着自己的弟弟叫舅舅时,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西方读者当然会感到不可思议。同样,在他民族语言中,特定的文化意义系统也影响着读者对词汇真正内涵的理解。如英语中的“Bell, book and candle”(收起圣经,熄灭蜡烛,鸣起钟来),就与英国中世纪的宗教文化背景有直接的联系。在中世纪欧洲政教合一的时代,天主教常常会以开除教籍的惩罚来威胁教民。当时,一个教民被逐出教会是一件大事,要举行庄严的仪式。而在仪式结束时,主持人会发出“收起圣经,熄灭蜡烛,鸣起钟来”的指令。后来,在英语中这一指令就用来代指开除某某人的教籍。如果没有这种文化背景,我们可能会将这三个词理解成通常的三个连贯的动作,这样显然就误解了这个短语的真实含义。同样,没有一定的西方宗教文化背景,对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和哈代在《德伯家的苔丝》中的“‘死刑’执行了,用埃斯库罗斯的话说,那个众神之王对苔丝的戏弄也就结束了”就难免产生误读。不知道19世纪中期英国社会妇女的处境和寻求独立的艰难,对夏洛蒂•勃朗特笔下频频出现的“家庭女教师”的语义就难有深刻的理解。
阅读不同语境中的文学文本带来的种种误读原因不完全相同。有时是因为某种解读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语义完全难以理解,如上文提及的汉语中有从晚辈称呼自己亲属的单词,在特定语境中这种称呼只能指向从晚辈的称谓,这就带来了英语语境的读者的难以理解。有些是因为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某些语言单位既存在共同的语义,同时又存在不同的含义,如英语中的“收起圣经,熄灭蜡烛,鸣起钟来”,无论在何种语境中,都有发出三个并列的动作的语义,不同的则是英语中还有开除某个人教籍的特指语义。这就提醒我们,在阅读鉴赏外国文学作品时,对于有些看上去语义没有解读完毕的部分,应该进一步了解文本作者的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国别特征,以便依据其特定的文化语境对该语言单位作出全面准确的解读。
完成补充本土文化语境中缺乏的背景知识,是解读外国文学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仅注意这些还不够。本土文化语境中的语义解读中还有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那就是不能以本土文化语境中的语义内涵去解读不同背景下的作品。如19世纪西方小说中有许多关于自然景物的描写,其中涉及到对竹林、对梅花的描写。我们解读时,如果一味从本土文化语境出发,就有可能赋予本作为环境铺垫的竹以高傲不羁、脱俗不凡等语义,赋予梅花以傲霜斗雪、不畏“严寒”等品格内涵。这样的解读显然违背了作者的本义。而同样是对指代动物的“猫”这一词的语义解读,中国文化语境与英国文化语境中的差异更是众所周知的了。
三、解读中本土文化语境对自然美认识的影响
古往今来的文学文本大都离不开对自然之美的描写和感叹。而恰恰也是对自然美,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有着不尽相同的美学阐释。在我国文化语境中,孔子和庄子关于自然美的解读颇具代表性。孔子在解读自然美的重要特点,就是将自然美与他的伦理道德观念结合于一体。忙于赶着马车带着弟子周游列国宣扬政治主张的孔圣人,实在是无暇仔细观赏自然自身的色调,甚至没有从审美出发关注自然美与人的联系。他更多顾及的是自然与“仁”、“礼”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的联系。而提出“天地有大美”的庄子,在逍遥自在的天地之游中,关注的中心是人与自然的沟通。后世中国文坛上出现的将对自然美的肯定视为欣赏对生命意识的一种肯定,显然是受到庄子思想的影响的。如果说孔子对自然美的解读是将以“善”为标志的伦理道德观念嵌入自然图画之中的话,那庄子的解读则体现了人与自然交融的一种审美理念。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孔夫子的思想和观念长时间占据主导地位,这就使得我国传统的自然审美中往往打上伦理道德观念的烙印。与此相比,西方传统中的自然美学观,与中国自然审美观的距离是非常大的。在西方传统文化语境中,自然美是不涉及沉重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在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审美视野中, 自然就是自然本身,它不再是现实的影子,而自然美的欣赏主要是不涉及利害关系的纯愉快的审美活动。这就大大消解了自然审美中的伦理和人生等方面的影响。
这就提醒我们,在接触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西方文学文本时,我们对于作品中关于自然描写的解读时要注意本土文化语境的影响。如在解读美国作家库柏的西部边疆题材小说和马克•吐温的西部幽默作品时,也不要赋予文本中的自然描写以伦理甚或命运色彩。因为在他们的文本中,边疆风景就是边疆风景自身,密西西比河具有的也主是它自身的审美价值。再如在欣赏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19世纪英国南方乡村自然景物的描写时,我们也不必过多地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搜索自然描写中所隐藏的作者的道德倾向。哈代所作的关于自然与人物遭遇的对应关系描写,实际上重在解读人与自然的对应关系。更多的显示了他的神秘主义特征和对命运主宰的认同。而在20世纪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自然审美中的神秘和命运也逐步为纯愉快和象征所替代。如果离开我们的语境来审视有关西方现代文学的评介文章,我们会发现,包括对《恶之花》、《荒原》等经典在内的现代文本解读中,不同程度上存在放大对自然景物的道德寓意和象征功能的现象。这除了显示这些经典留下的空白之丰富外,恰恰反映了文化语境本身对解读的影响之大。
以上我们简要分析了本土文化语境在解读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本土文化语境产生影响的背景在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在全球化背景的文化层面上解读外来文学,总的趋势是西方文化观念对非西方文化观念的渗透。这种渗透的现实表现为不少非西方国家的接受者自觉认同西方文化观念, 并将西方文化观念作为对本民族文化描述和评价的权威参照。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倾向。但是,物极必反,在外来文学的解读中,由于要防止被“西化”,有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又以本土文化语境为权威参照,从而对他国文学进行另一种误读。这种沉浸在自身文化语境中看待外来文学的现象也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这样做同样会使我们难以对外来文学作出正确的鉴别。后一种误读或许是在当前背景下进行外国文学解读更需要防止的现象。
[参考文献]
[1]朱维之等主编,《外国文学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P
[2]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P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