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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志泽，男，籍贯泉州。中国作协会员、中外散文诗研究会副会长，福建省作协主席团委员，泉州市作协创会主席、名誉主席，获“中国当代十名优秀散文诗作家”称号。曾长期担任福建省文联委员、泉州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泉州市作协主席。出版作品集18部，其中3部获华东优秀文艺图书奖、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奖。
童年，我和书已经不只是亲密接触，而是生活在一起。我的父亲是乡村医生，家里就有不少医药的书。我看不懂这些书，也没兴趣，但一直在我身旁存在着的、我们家生计重要依托的书，以它们可爱的模样、无声的呼吸给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启示着什么。我后来喜欢文学书籍就不奇怪。当我像翻开医药的书(当然只是随便翻翻)一样翻开这些书时就被吸引了。大约是在报社当编辑的大姐夫带来的吧?再后来就是在大学里教书的三姐夫带来或寄来的了。他们有时还会讲起自己的工作与生活，两位都是作家、评论家，就会掺点有关文学创作的话。小学三四年级，我就这样开始受到一点“熏陶”，喜欢上文学，爱读文学书籍。
我在13岁的时候离家出走——我考进一所在家以外十几公里的私立农村中学，我必须寄宿在学校，周末才能回家。独立生活的好处是我可以把家里给我的生活费节余一些用来订阅或购买文学书刊。另外，几位“右派”老师被降级到我们学校任教，他们都是优秀的语文教师，语文课把我对于文学的爱好又推进一步。我把阅读文学书刊看成是一件很崇高、很高雅的事情。学校的图书馆是我常去的地方。那时读什么书，能不能读懂，是不太在意的，借到什么就读什么，读得下去就读，不想读了就换。
1959年9月我考入泉州市高级中学——即现在的福建省泉州五中。泉州五中具有培养优秀文科人才的传统。当代研究鲁迅、郭沫若、茅盾的三位著名学者：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庄钟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叶子铭和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侯兴，1950年就同在早期的泉州五中念书。我考入泉州五中后很自然地要受到这种传统的影响，加上我初中阶段对文学的爱好和打下的基础。我开始悄悄在心里萌生一个志愿：将来我要当作家。当大作家不敢想，当小作家该是可以的吧?我暗暗地下定决心。我念高一年级时，在语文老师的指导下尝试写作美文。高二年，我读书的兴趣更浓了，写作也更来劲。我常常连下课的十分钟，也要掏出抽屉里的文学书籍抓紧读，我以为大口大口地吃可以快些吃成胖子。不切合实际的狂热读书是我这个时期的突出表现。我喜爱泰戈尔的散文诗，虽然许多作品我读不懂，像《游思集》，深奥的哲学思想晦涩得一遍遍地读还是不知所云，但我宁可囫囵吞枣地硬读。它的美强烈地感染我，给我阅读的不懈动力。我的写作有了模仿的对象，阅读就不觉得疲倦。有些课——如俄语、物理、化学，我没兴趣也学不好，公然在课堂上看起小说，看得正入迷被老师抓住一顿狠批是常有的事。
读文学书籍给我的写作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我的作文写得好，常被老师讲评。高三年文理分班时，我毫无疑义地选择了文科班，高考时填写升大学的志愿，全是中文系、中文系。
我如愿以偿考进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必不可少的是根据教学的规定阅读有关名著和名篇。再就是为了创作借阅可以参考的诗歌、散文诗、散文。有了这样的参考，我从过去作文式的写作逐渐进入文学创作的门槛。我的诗歌、散文和散文诗“处女作”发表在报刊上。可是文化大革命突然就爆发了，不但刚开始的文学创作不能继续，连毕业分配也成问题了，只能到军垦农场劳动。整整一年半时间，除了“毛选”四卷，别的书是一概不能看。这对于我们这一帮大学中文系刚毕业、求知欲正旺的“臭老九”来说，真是一种残酷的惩罚，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对于读书的渴望还是没有消失，欲望仍在悄悄泛着波澜。我竟然利用一次探亲的机会，带回了一本柯蓝的散文诗集《早霞短笛》。为了安全，我耍了个滑头，给这两本书都包上书皮，并且在封皮上写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识别毒草，为了铲除它，用它做肥料”等在当时很时髦的革命口号，准备在秘密一旦被揭穿时好作辩解。我常常利用午休偷偷读这两本书。这个时间比较安全，大家都睡了，不会注意到我，我又是睡在木架床的上铺，书包好封皮，别人即使看到，还以为我是抓紧时间读“毛选”呢。记得有一回，抓学习十分严厉的班长到我们房间窥探，见到我放弃休息在全神贯注地读书就误会了，脸上流露出少见的笑容，回头走了。殊不知从没干过骗人勾当的我这时吓出了冷汗。那些日子我会常常记起“案头的书要少，心中的书要多”这一句话。这是我就读福建师院中文系时的系主任俞元桂说的。这句话还特别能安慰我，因为我“案头”上(其实是抽屉里)书的确极少，而心中的书很多，很多——我心念过去读过的许多名著，还渴望有一天能读到各种报刊。我坚信，这一天一定能来到。这个信念是一朵不谢的花，在我的心里绚丽芬芳。
最美好的读书时光终于到来了。那是在“四人帮”被粉碎，文艺的春天到来之后。文学创作和读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创作的需要驱动读书的热潮，读书促进了创作的丰收。读书是带着了解文学动态、报刊对于稿件的需求、吸取创作营养等明确的目的进行的。从来没有像这时对于喜爱的书刊这样如饥似渴而又消化力极强的阅读，大有要把过去的损失补回来之势。几年下来，创作也就呈现最佳的状态，发表作品多了起来，质量也逐渐提高。愈是这样愈是把读书当成认真学习与钻研的过程和下意识消受的最好途径。也许因为犯有“腰肌劳损”，或是懒人的哲学之故，我最喜欢躺着读书。常常，抓到一本好书、好刊物，一张好报纸，我会默不作声走进房间，躺到床上去。这时才慢悠悠地读起来——每当我想好好消受一份高品位的精神美餐，我都这样。有时，邮递员送来一本刊物，我看了一下目录知道这一期有自己的作品更是立即转身进屋，躺倒。我得好好享受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自己的孩子自己宝，当然偏爱。但如果读着、读着，突然感觉不对头，不应该的败笔撞击我的眼球，我会立即躁热起来。这个时刻的自我发现、自我纠正是最扎实的提高。如果是校对造成的错误也会觉得心疼。但经历多了也就学会包容。一次，一首散文诗中，“听到朋友的呼唤”一句被错成“听到朋友的呼噜”，我在心疼之后则噗嗤一笑。呼噜就呼噜吧，朋友睡得香不也很好?我也读自己和别人作品的“坏”处，而且读得仔细。读它的不足在哪里，为什么不足，为了从“反面”学习，努力避免自己创作时出现这样的不足。躺床读书的好处是可以全身放松，让注意力高度集聚在书上面。我喜欢随心所欲地读书。静心把目光投向那字字行行，直抵其内核。你可以朝前行进，片刻又倒回来，而后再慢慢推进；也可以从半中切入，可以从末尾倒回前头，循序渐进是惯常之法，颠三倒四亦何妨。一本书读了好久读不出名堂，不妨一目十行。你的目光在书页中搜寻，待 到“风吹草低见牛羊”，则可能反过来一行十目。切莫粗心，许多好作品并不是一下子把你抓住。例如繁复的作品、有点晦涩的作品；朴素的作品；外表平淡，内质深邃的作品。苏东坡说过“寄至味于淡泊”，高度的酒能使人误以为是白开水，交响乐在外行人听来还以为是乱哄哄的杂音。著名作家、翻译家徐迟在谈到他的译作《瓦尔登湖》时说： “在白昼的繁忙生活中，我有时读它还读不进去，似乎我异常喜欢的这本书忽然又不那么可爱可喜了，似乎觉得它什么好处也没有，甚至弄得将信将疑起来。”名家况且如此，名著况且如此，读书确有读不下去的时候，这时不妨稍事休息。我既崇敬名家、名作而又不信邪。坦白说，我竟然以发现名家作品的不足为乐。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充满友善地从心里说，先生，我理解你，你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我同时对自己说，名家也有写不好作品的时候，何况我等小辈，于是，不是失去信心而是信心大增!
我常常在悲哀的时候、愤懑的时候、寂寞的时候走进书的深处。这时大江滚滚东去，浪淘尽泛起的沉渣，山峰耸峙，滑落讨厌的沙石……人生的诸多苦痛就被化解了。但读书的效果最好是在好心情而又安静的时候。这样的时候才能读出作品的美妙。心境十分重要。作品之所以上乘，往往在细微处胜出，浮躁肯定读不出味来。要求每读一篇(部)作品都要能“眼前一亮”有点荒唐。对于一位读者来说，要有好心境还要有好眼力。心境好，难读而读之，也可能有另一种启示和收获。好眼力让你发现该发现的好。
如果不能确保没有任何干扰，还是别躺着读书好，以免突然电子门铃响了，慌忙爬起来的狼狈不堪。这样的时候我便坐于木沙发，在一旁的茶几上摆上泡好酽酽的一杯茶，摆好笔和笔记本。把要读的书拿在手上，怀着好好享受的感恩的心情坐下，努力静下心来，就进入到美妙的境界中了。越是静心地品，越是能品出滋味，品出旋律轻柔、动人的音乐，品出历历在目的山川湖海，品出真实生活——而又超越于生活的更高、更典型、更集中的画卷。享受为主——这样的时候主要是享受，是休闲，是消遣，心头不由得洋溢起对于赐给我快乐与健康这个读书的必要条件的上苍的感恩之情。当然不排斥有所得。笔和笔记本偶尔动动，把触类旁通的心得，把质疑和赞赏，把引起的联想，随手记下，这比躺着读书方便……
秦牧曾说过，乳房里有奶的母羊有时奶汁出不来，小羊吸它几口，奶就出来了。秦牧以此说明作家要深入生活，有了生活才能出灵感。我以为，对于作家来说，书中的宝藏，书中的意境、形象和情感所带来的触发也十分重要。读书也是促使你这一只母羊出奶的小羊。腔调不变，手法不变，枯燥无味，只有数量的增加，没有质量的突破，这可不是风格形成，而是作家的危机。读书是解决这种危机的办法之一。引进激活的泉流，使艺术生命生动起来，使作品亮泽、光彩；荡涤沉积的尘埃，显现出鲜丽和灵气……
说是心血来潮也好，说是水到渠成也行，近年来，我竟然还为出版社主编起丛书来了。截止到现在已主编120部。读书稿，是另一种独特的读书。因为接受作者的要求得为其中一些书(还有一些不由我主编的书)撰写序言，阅读就不轻松。这样的阅读需要随时在书稿上做各种记号和眉批，甚或做详细的笔记。简直是用放大镜在读这些书，一遍一遍，直到论点论据出来了才算基本完成。我为作者写序、写评论达百余篇，此中甘苦只有自己清楚，现在我觉得精力时间欠缺了，只好把此等服务减少到最低程度。
我懒得跑图书馆，而习惯在家里读自己的书。家里的书有限，但毕竟是自己喜爱才购买的啊。为什么不能来个温故而知新呢?所谓“温故而知新”，就是在一段时间以后，欣赏水平有了新的提高，把读过的书找出来重新读，从中获得新的感受，吸取新的营养。2007年11月在纪念中国散文诗90年的活动中我被评选为“中国当代十名优秀散文诗作家”，我即决定重读散文诗名家的作品与理论书籍，为了把散文诗创作提高到新的水平。收获是巨大的，现在的审美与审智经验以及理论修养已提高了，眼光更加明亮，胃口更开张，吸收能力更好，新的发现也不少。例如我读《巴黎的忧郁》。27年前，我收到友人赠送的法国象征主义大师波德莱尔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我久闻波德莱尔大名，曾在报刊上零零星星读过他的诗集《恶之花》中的部分作品，领略他被雨果称赞为犹如“光辉夺目的星星”，给法国诗坛带来了“新的颤栗”的独特的浪漫主义风采，但我一直未能读到他的《巴黎的忧郁》，没想到，友人突然给寄来了，我真是喜出望外。但说实在话，我当时读这本书却有些失望，甚至，对于采用写实手法的散文诗，因诗意受到一些影响而不太喜欢。现在重读就不一样了。我终于认识到散文诗的写实之妙，哪怕它比较偏于散文。他的这一本《巴黎的忧郁》并没有像许多崇拜者所想象、所期望的那样，也不像有些人，未经仔细研读，人云亦云地认为这一本散文诗集是非常“诗化”的作品。其实呢，我们感受到的是波德莱尔善于以一件件很渺小、很可笑的小事表现社会生活中很复杂很庞大的现象，善于以一件件不引人注目的小事加以夸张或用一些常见的琐事，寓意现实中人们不易发现的生活真谛。书中浓郁抒情的作品不多，而多数作品则因为通过写实达到象征效果，诗意或较淡，或较为含蓄、隐晦，许多作品以跳跃性的、张力很强的笔触与语境叙写小事件，细细咀嚼，当然仍具有诗的韵味，但比起偏于诗的散文诗，诗意可能较淡了些，但其以独特形态所渗透的诗味、诗韵却是不可替代的。粗心、浮躁的读者、缺乏审美经验的读者，很可能发现不了而误认为是纯粹的散文。如《讨好者》描绘了一位美男子，“只见他戴着手套，油头粉面，紧紧地系着领带，裹在一套崭新的衣服之中。他走上前来，摘下自己的帽子，向蠢笨的驴子彬彬有礼地鞠一躬”的“讨好”，篇末，作品还忍不住点了题：“我觉得他集中地体现了法兰西的整个精神。”《狗和香水瓶》写的是小狗由本质所决定的对于香水的无知和反感，诗人愤慨地予以谴责：“你呀!我的忧郁人生的可鄙的伙伴，你多么像公众啊；对他们，从来不能拿出最美的香水，因为这会激怒他们，而应该拿出精心选择的垃圾。”纪实性的作品象征、讽刺了世态的可悲、可笑。
一味地宣扬《巴黎的忧郁》是多么诗化的散文诗集是不符合事实的。没能注意到《巴黎的忧郁》的写实和象征的手法并认真学习肯定是个重大的失误，十足的可惜。巴金先生在给亚丁译的《巴黎的忧郁》作序时写道“相信它会为我们中国文坛增添一些有意义的新东西。”我以为“有意义的新东西”，应该是多方面的，包括他写散文诗的写实手法、象征的手法。
温故而知新是像我这样的年纪大了、精力差了的读者很实用的读书方法。有时，那种感觉完全和读新书一样。
一路走来，读书该有终止的时候吗?读书是贯穿一生的事——即使有一天躺倒在病床上，也没有终止的时候，而是更需要书的陪伴、支撑和鼓舞。我想，这一辈子没有任何理由不虔诚而庄重地将读书进行到底。
童年，我和书已经不只是亲密接触，而是生活在一起。我的父亲是乡村医生，家里就有不少医药的书。我看不懂这些书，也没兴趣，但一直在我身旁存在着的、我们家生计重要依托的书，以它们可爱的模样、无声的呼吸给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启示着什么。我后来喜欢文学书籍就不奇怪。当我像翻开医药的书(当然只是随便翻翻)一样翻开这些书时就被吸引了。大约是在报社当编辑的大姐夫带来的吧?再后来就是在大学里教书的三姐夫带来或寄来的了。他们有时还会讲起自己的工作与生活，两位都是作家、评论家，就会掺点有关文学创作的话。小学三四年级，我就这样开始受到一点“熏陶”，喜欢上文学，爱读文学书籍。
我在13岁的时候离家出走——我考进一所在家以外十几公里的私立农村中学，我必须寄宿在学校，周末才能回家。独立生活的好处是我可以把家里给我的生活费节余一些用来订阅或购买文学书刊。另外，几位“右派”老师被降级到我们学校任教，他们都是优秀的语文教师，语文课把我对于文学的爱好又推进一步。我把阅读文学书刊看成是一件很崇高、很高雅的事情。学校的图书馆是我常去的地方。那时读什么书，能不能读懂，是不太在意的，借到什么就读什么，读得下去就读，不想读了就换。
1959年9月我考入泉州市高级中学——即现在的福建省泉州五中。泉州五中具有培养优秀文科人才的传统。当代研究鲁迅、郭沫若、茅盾的三位著名学者：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庄钟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叶子铭和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侯兴，1950年就同在早期的泉州五中念书。我考入泉州五中后很自然地要受到这种传统的影响，加上我初中阶段对文学的爱好和打下的基础。我开始悄悄在心里萌生一个志愿：将来我要当作家。当大作家不敢想，当小作家该是可以的吧?我暗暗地下定决心。我念高一年级时，在语文老师的指导下尝试写作美文。高二年，我读书的兴趣更浓了，写作也更来劲。我常常连下课的十分钟，也要掏出抽屉里的文学书籍抓紧读，我以为大口大口地吃可以快些吃成胖子。不切合实际的狂热读书是我这个时期的突出表现。我喜爱泰戈尔的散文诗，虽然许多作品我读不懂，像《游思集》，深奥的哲学思想晦涩得一遍遍地读还是不知所云，但我宁可囫囵吞枣地硬读。它的美强烈地感染我，给我阅读的不懈动力。我的写作有了模仿的对象，阅读就不觉得疲倦。有些课——如俄语、物理、化学，我没兴趣也学不好，公然在课堂上看起小说，看得正入迷被老师抓住一顿狠批是常有的事。
读文学书籍给我的写作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我的作文写得好，常被老师讲评。高三年文理分班时，我毫无疑义地选择了文科班，高考时填写升大学的志愿，全是中文系、中文系。
我如愿以偿考进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必不可少的是根据教学的规定阅读有关名著和名篇。再就是为了创作借阅可以参考的诗歌、散文诗、散文。有了这样的参考，我从过去作文式的写作逐渐进入文学创作的门槛。我的诗歌、散文和散文诗“处女作”发表在报刊上。可是文化大革命突然就爆发了，不但刚开始的文学创作不能继续，连毕业分配也成问题了，只能到军垦农场劳动。整整一年半时间，除了“毛选”四卷，别的书是一概不能看。这对于我们这一帮大学中文系刚毕业、求知欲正旺的“臭老九”来说，真是一种残酷的惩罚，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对于读书的渴望还是没有消失，欲望仍在悄悄泛着波澜。我竟然利用一次探亲的机会，带回了一本柯蓝的散文诗集《早霞短笛》。为了安全，我耍了个滑头，给这两本书都包上书皮，并且在封皮上写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识别毒草，为了铲除它，用它做肥料”等在当时很时髦的革命口号，准备在秘密一旦被揭穿时好作辩解。我常常利用午休偷偷读这两本书。这个时间比较安全，大家都睡了，不会注意到我，我又是睡在木架床的上铺，书包好封皮，别人即使看到，还以为我是抓紧时间读“毛选”呢。记得有一回，抓学习十分严厉的班长到我们房间窥探，见到我放弃休息在全神贯注地读书就误会了，脸上流露出少见的笑容，回头走了。殊不知从没干过骗人勾当的我这时吓出了冷汗。那些日子我会常常记起“案头的书要少，心中的书要多”这一句话。这是我就读福建师院中文系时的系主任俞元桂说的。这句话还特别能安慰我，因为我“案头”上(其实是抽屉里)书的确极少，而心中的书很多，很多——我心念过去读过的许多名著，还渴望有一天能读到各种报刊。我坚信，这一天一定能来到。这个信念是一朵不谢的花，在我的心里绚丽芬芳。
最美好的读书时光终于到来了。那是在“四人帮”被粉碎，文艺的春天到来之后。文学创作和读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创作的需要驱动读书的热潮，读书促进了创作的丰收。读书是带着了解文学动态、报刊对于稿件的需求、吸取创作营养等明确的目的进行的。从来没有像这时对于喜爱的书刊这样如饥似渴而又消化力极强的阅读，大有要把过去的损失补回来之势。几年下来，创作也就呈现最佳的状态，发表作品多了起来，质量也逐渐提高。愈是这样愈是把读书当成认真学习与钻研的过程和下意识消受的最好途径。也许因为犯有“腰肌劳损”，或是懒人的哲学之故，我最喜欢躺着读书。常常，抓到一本好书、好刊物，一张好报纸，我会默不作声走进房间，躺到床上去。这时才慢悠悠地读起来——每当我想好好消受一份高品位的精神美餐，我都这样。有时，邮递员送来一本刊物，我看了一下目录知道这一期有自己的作品更是立即转身进屋，躺倒。我得好好享受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自己的孩子自己宝，当然偏爱。但如果读着、读着，突然感觉不对头，不应该的败笔撞击我的眼球，我会立即躁热起来。这个时刻的自我发现、自我纠正是最扎实的提高。如果是校对造成的错误也会觉得心疼。但经历多了也就学会包容。一次，一首散文诗中，“听到朋友的呼唤”一句被错成“听到朋友的呼噜”，我在心疼之后则噗嗤一笑。呼噜就呼噜吧，朋友睡得香不也很好?我也读自己和别人作品的“坏”处，而且读得仔细。读它的不足在哪里，为什么不足，为了从“反面”学习，努力避免自己创作时出现这样的不足。躺床读书的好处是可以全身放松，让注意力高度集聚在书上面。我喜欢随心所欲地读书。静心把目光投向那字字行行，直抵其内核。你可以朝前行进，片刻又倒回来，而后再慢慢推进；也可以从半中切入，可以从末尾倒回前头，循序渐进是惯常之法，颠三倒四亦何妨。一本书读了好久读不出名堂，不妨一目十行。你的目光在书页中搜寻，待 到“风吹草低见牛羊”，则可能反过来一行十目。切莫粗心，许多好作品并不是一下子把你抓住。例如繁复的作品、有点晦涩的作品；朴素的作品；外表平淡，内质深邃的作品。苏东坡说过“寄至味于淡泊”，高度的酒能使人误以为是白开水，交响乐在外行人听来还以为是乱哄哄的杂音。著名作家、翻译家徐迟在谈到他的译作《瓦尔登湖》时说： “在白昼的繁忙生活中，我有时读它还读不进去，似乎我异常喜欢的这本书忽然又不那么可爱可喜了，似乎觉得它什么好处也没有，甚至弄得将信将疑起来。”名家况且如此，名著况且如此，读书确有读不下去的时候，这时不妨稍事休息。我既崇敬名家、名作而又不信邪。坦白说，我竟然以发现名家作品的不足为乐。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充满友善地从心里说，先生，我理解你，你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我同时对自己说，名家也有写不好作品的时候，何况我等小辈，于是，不是失去信心而是信心大增!
我常常在悲哀的时候、愤懑的时候、寂寞的时候走进书的深处。这时大江滚滚东去，浪淘尽泛起的沉渣，山峰耸峙，滑落讨厌的沙石……人生的诸多苦痛就被化解了。但读书的效果最好是在好心情而又安静的时候。这样的时候才能读出作品的美妙。心境十分重要。作品之所以上乘，往往在细微处胜出，浮躁肯定读不出味来。要求每读一篇(部)作品都要能“眼前一亮”有点荒唐。对于一位读者来说，要有好心境还要有好眼力。心境好，难读而读之，也可能有另一种启示和收获。好眼力让你发现该发现的好。
如果不能确保没有任何干扰，还是别躺着读书好，以免突然电子门铃响了，慌忙爬起来的狼狈不堪。这样的时候我便坐于木沙发，在一旁的茶几上摆上泡好酽酽的一杯茶，摆好笔和笔记本。把要读的书拿在手上，怀着好好享受的感恩的心情坐下，努力静下心来，就进入到美妙的境界中了。越是静心地品，越是能品出滋味，品出旋律轻柔、动人的音乐，品出历历在目的山川湖海，品出真实生活——而又超越于生活的更高、更典型、更集中的画卷。享受为主——这样的时候主要是享受，是休闲，是消遣，心头不由得洋溢起对于赐给我快乐与健康这个读书的必要条件的上苍的感恩之情。当然不排斥有所得。笔和笔记本偶尔动动，把触类旁通的心得，把质疑和赞赏，把引起的联想，随手记下，这比躺着读书方便……
秦牧曾说过，乳房里有奶的母羊有时奶汁出不来，小羊吸它几口，奶就出来了。秦牧以此说明作家要深入生活，有了生活才能出灵感。我以为，对于作家来说，书中的宝藏，书中的意境、形象和情感所带来的触发也十分重要。读书也是促使你这一只母羊出奶的小羊。腔调不变，手法不变，枯燥无味，只有数量的增加，没有质量的突破，这可不是风格形成，而是作家的危机。读书是解决这种危机的办法之一。引进激活的泉流，使艺术生命生动起来，使作品亮泽、光彩；荡涤沉积的尘埃，显现出鲜丽和灵气……
说是心血来潮也好，说是水到渠成也行，近年来，我竟然还为出版社主编起丛书来了。截止到现在已主编120部。读书稿，是另一种独特的读书。因为接受作者的要求得为其中一些书(还有一些不由我主编的书)撰写序言，阅读就不轻松。这样的阅读需要随时在书稿上做各种记号和眉批，甚或做详细的笔记。简直是用放大镜在读这些书，一遍一遍，直到论点论据出来了才算基本完成。我为作者写序、写评论达百余篇，此中甘苦只有自己清楚，现在我觉得精力时间欠缺了，只好把此等服务减少到最低程度。
我懒得跑图书馆，而习惯在家里读自己的书。家里的书有限，但毕竟是自己喜爱才购买的啊。为什么不能来个温故而知新呢?所谓“温故而知新”，就是在一段时间以后，欣赏水平有了新的提高，把读过的书找出来重新读，从中获得新的感受，吸取新的营养。2007年11月在纪念中国散文诗90年的活动中我被评选为“中国当代十名优秀散文诗作家”，我即决定重读散文诗名家的作品与理论书籍，为了把散文诗创作提高到新的水平。收获是巨大的，现在的审美与审智经验以及理论修养已提高了，眼光更加明亮，胃口更开张，吸收能力更好，新的发现也不少。例如我读《巴黎的忧郁》。27年前，我收到友人赠送的法国象征主义大师波德莱尔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我久闻波德莱尔大名，曾在报刊上零零星星读过他的诗集《恶之花》中的部分作品，领略他被雨果称赞为犹如“光辉夺目的星星”，给法国诗坛带来了“新的颤栗”的独特的浪漫主义风采，但我一直未能读到他的《巴黎的忧郁》，没想到，友人突然给寄来了，我真是喜出望外。但说实在话，我当时读这本书却有些失望，甚至，对于采用写实手法的散文诗，因诗意受到一些影响而不太喜欢。现在重读就不一样了。我终于认识到散文诗的写实之妙，哪怕它比较偏于散文。他的这一本《巴黎的忧郁》并没有像许多崇拜者所想象、所期望的那样，也不像有些人，未经仔细研读，人云亦云地认为这一本散文诗集是非常“诗化”的作品。其实呢，我们感受到的是波德莱尔善于以一件件很渺小、很可笑的小事表现社会生活中很复杂很庞大的现象，善于以一件件不引人注目的小事加以夸张或用一些常见的琐事，寓意现实中人们不易发现的生活真谛。书中浓郁抒情的作品不多，而多数作品则因为通过写实达到象征效果，诗意或较淡，或较为含蓄、隐晦，许多作品以跳跃性的、张力很强的笔触与语境叙写小事件，细细咀嚼，当然仍具有诗的韵味，但比起偏于诗的散文诗，诗意可能较淡了些，但其以独特形态所渗透的诗味、诗韵却是不可替代的。粗心、浮躁的读者、缺乏审美经验的读者，很可能发现不了而误认为是纯粹的散文。如《讨好者》描绘了一位美男子，“只见他戴着手套，油头粉面，紧紧地系着领带，裹在一套崭新的衣服之中。他走上前来，摘下自己的帽子，向蠢笨的驴子彬彬有礼地鞠一躬”的“讨好”，篇末，作品还忍不住点了题：“我觉得他集中地体现了法兰西的整个精神。”《狗和香水瓶》写的是小狗由本质所决定的对于香水的无知和反感，诗人愤慨地予以谴责：“你呀!我的忧郁人生的可鄙的伙伴，你多么像公众啊；对他们，从来不能拿出最美的香水，因为这会激怒他们，而应该拿出精心选择的垃圾。”纪实性的作品象征、讽刺了世态的可悲、可笑。
一味地宣扬《巴黎的忧郁》是多么诗化的散文诗集是不符合事实的。没能注意到《巴黎的忧郁》的写实和象征的手法并认真学习肯定是个重大的失误，十足的可惜。巴金先生在给亚丁译的《巴黎的忧郁》作序时写道“相信它会为我们中国文坛增添一些有意义的新东西。”我以为“有意义的新东西”，应该是多方面的，包括他写散文诗的写实手法、象征的手法。
温故而知新是像我这样的年纪大了、精力差了的读者很实用的读书方法。有时，那种感觉完全和读新书一样。
一路走来，读书该有终止的时候吗?读书是贯穿一生的事——即使有一天躺倒在病床上，也没有终止的时候，而是更需要书的陪伴、支撑和鼓舞。我想，这一辈子没有任何理由不虔诚而庄重地将读书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