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庆来（1893～1969年），著名数学家。云南弥勒人。1913年留学法国，1926年回国，应聘东南大学，创办算学系。1926年应聘清华大学，负责创办算学系（后改称数学系），后任理学院代理院长等职。1937年就任云南大学校长。1957年自法回国，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从事研究。
　　若要简单扼要地用一两个词来描写父亲熊庆来的性格，我想可以说“平实、诚笃”。
　　在他的平实诚笃中，有深厚执著的爱：一是对科学真理；一是对祖国与乡土。
　　在我懂事之后，看到他两次面临重大抉择，两次都是要他在个人科学工作与为祖国乡土服务之间做选择。每一次，经过反复考虑后，都是后者占了上风。一种来自传统的道德感督促他，在集体潜意识底层使他不宁。“为桑梓服务”在他几乎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声音。但是后来的发展却证明这献身的选择带来重重不幸。
　　1936年，他在清华大学算学系做教授兼系主任。云南大学闹风潮，省主席龙云打电报给他，请他主持云南大学。那时云南是一个边远难及的省份，去昆明得办护照，绕道香港、越南，然后经滇越铁路到达。在那里办大学，别的不说，单延聘教授一端便十分困难。但是云南是他的故乡，他觉得对那个地方、那地方的青年有一种责任，所以终于决定“为桑梓服务”，回去了。他在回去的途中，便发生“七七事变”。在抗战期间，负责大学行政很不易。经费拮据是一方面，政治纠纷是又一方面。他这样的科学人才，要应付各式各样的问题，用“鞠躬尽瘁”来描写，并不夸张。为了教育事业，他献出生命力最充沛的12年。而在抗战胜利后，民主运动最激烈的时刻，他坚决果敢地保护了学生和进步教授。但是后来人们论及他的生平，大都只说他是数学家。这一段艰苦非常的事业极少记述。不仅如此，到了“文革”期间，他受审查，不断写交代，也都因为有这一段经历。
　　50年代，他滞留欧洲，患半身不遂。后渐好转，可以行动，可以用左手执笔写字。因为暂时不能归国，决定回到数学研究。但是做了12年大学校长之后，“重理旧业”并不容易。何况抱病？但他的平实诚笃里蕴藏有卓越的毅力，他的研究出了成果，用左手慢慢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文章，连续在法国科学院杂志中发表，并且完成了一本书，被编入法国数学丛书。
　　这时国内号召知识分子回国服务，使他又一次面临个人科学工作与为祖国服务的选择。那时我在欧洲学习，侍奉在侧，看到他犹豫彷徨的痛苦。我那时年轻，当然是主张他回去的。我以为他这样的科学家一定会受到重视，而以他的爱国热忱和质朴的性格，也一定不会受政治的迫害。回去后，国家的新局面使他振奋，他一心想在晚年通过教学工作做出贡献，指导研究生之外，自己发表了不少数学文章。但不及10年便发生“文化大革命”，科研的成就转为罪状：“反动学术权威”。大学校长任内的工作也成为交代不完的旧账。终于经不起肉体上以及精神上的种种折磨，于1969年2月3日逝世。1978年中国科学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父亲被列入第一批平反昭雪的名单，1978年灵灰放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我于1979年回到北京。一日，母亲以凝重的神情要我看一看父亲最后的手迹。于是闩上房门，小心翼翼地从箱底取出一大包旧纸。打开来，那是父亲在“文革”期间用左手所写的交代文字。我在巴黎时看他每日每晚用这种压入纸面的沉重然而不稳的笔画写数学论文，再见这字体，当然亲切熟悉，然而这里写的不是数学文章，而是早请安、晚汇报的记录。共计约有三四百页。我顿时觉得眼的辛辣，心的绞痛。母亲无语，端坐在一旁。我知道她就如此在深夜陪伴老病的父亲挣扎着写这些虔诚的汇报。她似乎从那时起一直如此端坐着。她静静等待我的阅读，等待我明白什么。我的眼睛早已模糊，早已读不下去，但是我不敢动，也没有话可说。这是一个怪异的仪式。空气中凝聚着令我恐惧的母亲的严厉和悲哀。我不记得这仪式进行了多少时候。
　　（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永远的清华园》 主编：宗璞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