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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详细而且全面地记录了义和团运动的背景、经过和结果。马士亲身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写作的年代离义和团运动也不远，并且使用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具有纪实性质，为我们了解义和团运动提供了一个当事人和侵略者的视角，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
关键词：《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马士 义和团运动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是马士退休之后撰著的。义和团运动发生时，作者正在中国海关任职，亲身经历了这一场动乱，也接触了许多被义和团围困在使馆区的人。马士是义和团运动的经历者，而且在清政府海关部门生活了数十年，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其写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年代相距义和团运动时间并不久远，许多资料也是第一手的，其著述具有很大的时效性和可靠性，带有纪实的实录性质。
作者首先介绍了义和团运动之前中国的情况，企图探究义和团的起源。在正式介绍山东地区的义和团之前，他介绍了全国各地大刀会、民团的排洋仇教运动的情况。从沿海到内陆，都有排洋仇教的事情发生，一部分是对外国侵华势力的不满和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一部分例如大刀会则是反抗满清朝廷的统治，希望推翻清王朝，属于国内矛盾。当时各种矛盾聚集在一起，作者也坦诚其中有很多是列强企图瓜分中国所引起的，是中国人对国家民族未来的担忧而引发的反抗。如此我们也可以印证现代教科书上所言“甲午之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并非虚言，对于一些企图完全否认“教科书中历史”的人也是一个很好的回应。书中指出为了应对德意两国的侵略和对特权的要求，中外矛盾开始加剧，特别是意大利企图强占三门湾作为军事基地，清政府指令各级地方积极备战，以防意大利的侵略。由于清政府的积极应对以及列强之间的矛盾，意大利的无理要求并未得逞。
中国国内的政局也是马士关注的重点，维新运动之后中国政局错综复杂，光绪皇帝受到拘禁，随时有被废黜的危险。“后派”内部也开始分化，镇压维新运动的荣禄和庆亲王等人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特别是在废黜光绪帝拥立载漪的儿子溥为帝上二者势同水火，政争一直延续到义和团运动期间。作者认为主要是因荣禄的反对，废止光绪帝的行动才最终被无限的延期。荣禄反对废黜光绪帝是以往的史书上鲜有提及的事情，把义和团运动与是否废黜光绪皇帝联系在一起，虽然也有人曾经做过，但是主要是从列强不支持的角度来谈论的。从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争斗来看光绪帝最后为何能得到保全，书中的角度是比较独到的，因此对荣禄在维新运动中的评价也就有待进一步探讨了。
义和团运动爆发前，整个“帝国普遍不安”，大规模排外运动的预兆已经发生。毓贤和刚毅等对义和团的纵容与默许，助长了义和团运动的风潮。通常意义上对这些大臣的评价有两种，一种认为他们的行为是爱国举动，一种认为他们无知，因为他们的“自私”泄愤行为导致了中国面临八国联军侵华的威胁，最终赔偿了近十亿两白银。后人的评价难免会有后见之明的嫌疑，时人特别是当事人的看法更能说明义和团运动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作者在书中引用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的话说“它永远的消除了惯常被提出的那个论点，说一小队的外国军队，只要组织好并且武装齐备，就可以在整个中国从一端到那一端长驱直入而遇不到有效的抵抗”，我们把义和团运动放在列强企图对中国分而治之的险恶环境下，打破外国人对中国的传统看法很重要，如果没有义和团运动，外国人不会认识到中国人的力量。在作者看来当时中国的精英阶层应对外来列强的瓜分也是有自己打算的，“制止洋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使他处境不安，这是董福祥和许多地位更高人们的思想”，这恐怕也是当时中国人不得已的举动了。
在华外国人对义和团的认识有一个过程，最初都意识到它“兴朝排洋”的一面，但认为“它表示‘义’和‘和’的团体或是‘义’与‘和’的拳头，后者是公认的字样，实际上这个团体是一个‘体育会’，以打拳和体育锻炼为它的表面目的”。仅仅认为义和团是一个“体育会”与西方近代意义上的体育相比较，明显带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态度，也再现了当时存在的一个客观事实——外国人对中国社会缺少了解。当义和团运动高涨的时候，由于清政府和地方官僚的暧昧态度，作者认为“中国政府不是故意，就是由于害怕发生普遍的乱事，对这件事一开始便公然玩忽，并且完全破坏了条约上的义务”。作者只看到中国负有“条约上的义务”，却忽视了中国政府的首要目标是维护自己的统治和中国的独立，这是晚清以来中国外交或者说是“洋务”的中心。甲午战败，列强看到了中国弱小的一面，因此乘虚而入，中国人从自己民族利益出发而产生排外行为虽然有些过激，但是毕竟情有可原，如果列强不是那么贪婪，中国很难说会有大规模的排外行为发生。因果之间相互循环，好恶的判断全凭国家利益。从此我们也应得出一个教训：国人应该更加注重从国家利益出发处理国家关系。
义和团运动的高潮开始于1900年5月下旬，山东的义和团受到袁世凯的镇压，纷纷离开山东进入直隶，随后又进入天津和北京，并在各处设立坛口讲习拳法，开展各种排外行动。义和团所经过的地区，围攻教堂，对外国传教士和中国信仰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徒展开屠杀。据作者描述外国传教士受害者不少，中国的教徒也损失惨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八国联进入北京城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因排外而导致对国人的屠杀，在中国历史上是值得注意的事项，我们多少有些“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民族内心深处的东西更值得反思。
义和团运动一步步的扩大，并且进入北京城。北京的各国使馆被团民包围，使馆与外界的电报线被切断，但是清政府的电报线仍然可以使用，这一点与我们传统教科书中对义和团因仇洋而破坏电报线和铁路不同，义和团破坏的电报线主要是外国使馆的，毁坏铁路在前期具有破坏性，在后期则更多的是为了阻止列强进军，具有战术性，不可一概而论。在义和团围困使馆前期，清政府曾与各使馆沟通，希望各国使馆撤离北京，以防造成伤害。但是各国公使出于对中国官员的不信任，同时也担心公使撤离之后在使馆区避难的中国教民会受到屠杀，所以多次拒绝了清政府的要求。使馆被围困，各国公使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消息传到国外，每个国家都在为解救本国公使做准备，最后达成了联合出兵“保卫”使馆的意见。6月中旬，西摩带领2066名军人向北京进发，俄国军队在进军途中从东北开来和西摩会合。铁路被毁，所以西摩率领的军队不得不多次修补铁路，并同时应对团民的攻击，西摩军队进军到廊坊的时候被中国军队和团民阻击，主要是董福祥的甘军，最后西摩军弹药不济只有撤退，撤退途中又受到团民和军队的攻击。
关键词：《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马士 义和团运动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是马士退休之后撰著的。义和团运动发生时，作者正在中国海关任职，亲身经历了这一场动乱，也接触了许多被义和团围困在使馆区的人。马士是义和团运动的经历者，而且在清政府海关部门生活了数十年，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其写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年代相距义和团运动时间并不久远，许多资料也是第一手的，其著述具有很大的时效性和可靠性，带有纪实的实录性质。
作者首先介绍了义和团运动之前中国的情况，企图探究义和团的起源。在正式介绍山东地区的义和团之前，他介绍了全国各地大刀会、民团的排洋仇教运动的情况。从沿海到内陆，都有排洋仇教的事情发生，一部分是对外国侵华势力的不满和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一部分例如大刀会则是反抗满清朝廷的统治，希望推翻清王朝，属于国内矛盾。当时各种矛盾聚集在一起，作者也坦诚其中有很多是列强企图瓜分中国所引起的，是中国人对国家民族未来的担忧而引发的反抗。如此我们也可以印证现代教科书上所言“甲午之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并非虚言，对于一些企图完全否认“教科书中历史”的人也是一个很好的回应。书中指出为了应对德意两国的侵略和对特权的要求，中外矛盾开始加剧，特别是意大利企图强占三门湾作为军事基地，清政府指令各级地方积极备战，以防意大利的侵略。由于清政府的积极应对以及列强之间的矛盾，意大利的无理要求并未得逞。
中国国内的政局也是马士关注的重点，维新运动之后中国政局错综复杂，光绪皇帝受到拘禁，随时有被废黜的危险。“后派”内部也开始分化，镇压维新运动的荣禄和庆亲王等人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特别是在废黜光绪帝拥立载漪的儿子溥为帝上二者势同水火，政争一直延续到义和团运动期间。作者认为主要是因荣禄的反对，废止光绪帝的行动才最终被无限的延期。荣禄反对废黜光绪帝是以往的史书上鲜有提及的事情，把义和团运动与是否废黜光绪皇帝联系在一起，虽然也有人曾经做过，但是主要是从列强不支持的角度来谈论的。从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争斗来看光绪帝最后为何能得到保全，书中的角度是比较独到的，因此对荣禄在维新运动中的评价也就有待进一步探讨了。
义和团运动爆发前，整个“帝国普遍不安”，大规模排外运动的预兆已经发生。毓贤和刚毅等对义和团的纵容与默许，助长了义和团运动的风潮。通常意义上对这些大臣的评价有两种，一种认为他们的行为是爱国举动，一种认为他们无知，因为他们的“自私”泄愤行为导致了中国面临八国联军侵华的威胁，最终赔偿了近十亿两白银。后人的评价难免会有后见之明的嫌疑，时人特别是当事人的看法更能说明义和团运动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作者在书中引用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的话说“它永远的消除了惯常被提出的那个论点，说一小队的外国军队，只要组织好并且武装齐备，就可以在整个中国从一端到那一端长驱直入而遇不到有效的抵抗”，我们把义和团运动放在列强企图对中国分而治之的险恶环境下，打破外国人对中国的传统看法很重要，如果没有义和团运动，外国人不会认识到中国人的力量。在作者看来当时中国的精英阶层应对外来列强的瓜分也是有自己打算的，“制止洋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使他处境不安，这是董福祥和许多地位更高人们的思想”，这恐怕也是当时中国人不得已的举动了。
在华外国人对义和团的认识有一个过程，最初都意识到它“兴朝排洋”的一面，但认为“它表示‘义’和‘和’的团体或是‘义’与‘和’的拳头，后者是公认的字样，实际上这个团体是一个‘体育会’，以打拳和体育锻炼为它的表面目的”。仅仅认为义和团是一个“体育会”与西方近代意义上的体育相比较，明显带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态度，也再现了当时存在的一个客观事实——外国人对中国社会缺少了解。当义和团运动高涨的时候，由于清政府和地方官僚的暧昧态度，作者认为“中国政府不是故意，就是由于害怕发生普遍的乱事，对这件事一开始便公然玩忽，并且完全破坏了条约上的义务”。作者只看到中国负有“条约上的义务”，却忽视了中国政府的首要目标是维护自己的统治和中国的独立，这是晚清以来中国外交或者说是“洋务”的中心。甲午战败，列强看到了中国弱小的一面，因此乘虚而入，中国人从自己民族利益出发而产生排外行为虽然有些过激，但是毕竟情有可原，如果列强不是那么贪婪，中国很难说会有大规模的排外行为发生。因果之间相互循环，好恶的判断全凭国家利益。从此我们也应得出一个教训：国人应该更加注重从国家利益出发处理国家关系。
义和团运动的高潮开始于1900年5月下旬，山东的义和团受到袁世凯的镇压，纷纷离开山东进入直隶，随后又进入天津和北京，并在各处设立坛口讲习拳法，开展各种排外行动。义和团所经过的地区，围攻教堂，对外国传教士和中国信仰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徒展开屠杀。据作者描述外国传教士受害者不少，中国的教徒也损失惨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八国联进入北京城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因排外而导致对国人的屠杀，在中国历史上是值得注意的事项，我们多少有些“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民族内心深处的东西更值得反思。
义和团运动一步步的扩大，并且进入北京城。北京的各国使馆被团民包围，使馆与外界的电报线被切断，但是清政府的电报线仍然可以使用，这一点与我们传统教科书中对义和团因仇洋而破坏电报线和铁路不同，义和团破坏的电报线主要是外国使馆的，毁坏铁路在前期具有破坏性，在后期则更多的是为了阻止列强进军，具有战术性，不可一概而论。在义和团围困使馆前期，清政府曾与各使馆沟通，希望各国使馆撤离北京，以防造成伤害。但是各国公使出于对中国官员的不信任，同时也担心公使撤离之后在使馆区避难的中国教民会受到屠杀，所以多次拒绝了清政府的要求。使馆被围困，各国公使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消息传到国外，每个国家都在为解救本国公使做准备，最后达成了联合出兵“保卫”使馆的意见。6月中旬，西摩带领2066名军人向北京进发，俄国军队在进军途中从东北开来和西摩会合。铁路被毁，所以西摩率领的军队不得不多次修补铁路，并同时应对团民的攻击，西摩军队进军到廊坊的时候被中国军队和团民阻击，主要是董福祥的甘军，最后西摩军弹药不济只有撤退，撤退途中又受到团民和军队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