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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经济遭遇金融风暴的背景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靠什么？当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都出现问题时，未来的经济发展依靠什么？靠政府、靠穷人、靠富人、靠中级阶级，还是靠谁来拉动经济？
从新加坡经济发展说起
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是全球最为富裕的国家之一，以稳定的政局、廉洁高效的政府而著称。新加坡是亚洲最重要的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之一，也是继伦敦、纽约和香港之后的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新加坡在城市保洁方面成效显著，故有“花园城市”之美称。2011年数据显示，新加坡是全世界投资移民门槛最高的国家。
以前，新加坡是个小港口，靠地理优势打造物流中心；南来北往的商船，都把新加坡当中转站，造就了新加坡人种、文化的丰富性。然后，政府耗资打造基础设施，打造旅游业。西方的旅客向往中国，必定先去新加坡，这里语言没有障碍、多味美食林立，能见识印、中、巫、欧等国的风土民情。接着，打造金融业、生物科技业、教育业、医疗业。这么小的国家，居然那么富有,几乎家家有车。
发达国家，在经济进入常态运行以后，会对政府集中的调控经济要求少一些，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的因素当然也存在，自从新兴工业体快速发展以后，一些老牌工业化国家也开始制定这种发展性战略，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被后发的工业国家超越，比如日本。
像英国、美国这种垄断性的超级大国，不是没有经济发展规划，只不过不会用“五年计划”、“十年计划”这样一个全国性的方案来呈现在公众面前，他们更多的是把发展规划分解到社会的各个生活领域当中。为经济制定发展规划，其实是一个普遍现象。
尽管中国和新加坡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国家，新加坡在经济上更像有着400万员工的一艘船，这里有正式员工、合同工人、临时工、大量的退休工人，这个公司的产业覆盖了方方面面，这艘船制定一个明确的航向，在全球经济斗争的“丛林”中，新加坡的地位相对脆弱，它不能犯任何错误，一旦犯错误，国家的优势地位可能荡然无存，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对于中国来说，中国不是一条船，而是一个庞大的船队。这样庞大的规模，使其有了抗风险能力。我们能执行大量大规模的计划，这是优势，同时这种“大”，也给在某个领域中犯错误埋下了隐患。
中国的战略和新加坡两个国家之间有很多可借鉴的地方，各自的道路和发展的基本情况不同，新加坡给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启示：在这次战略当中明确提出，目前5%的增长率不可持续，新加坡未来争取稳定到3%到5%这样相对比较保守的数字，这种保守的态度是已经习惯于快速发展30年的中国所应该借鉴的一点。
拉动内需要有中产阶级
中国的内需不足，主要是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来拉动。看看拉美与美国的差距，就会明白：内需不足是怎么形成的。拉美的贫穷在于它没有形成良好的财富再生体制，缺乏一种财富积累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举个例子，假设在一个地方发现了金矿，有一个人投资建了一个矿场，雇了一百个工人为他淘金，每年获利一千万，矿主把其中的百分之五十做为工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每年收入五万，他们拿一万来租房子，四万可以结婚、生孩子、成家立业，矿主手里还有五百万，可以做投资。
工人手里有钱，就要安家落户，出现住房需求。矿主用手里的钱盖房子，租给工人、卖给工人。工人要吃要喝，矿主开出饭店，把工人手里的钱再赚回来。开饭馆要雇用工人，工人的妻子有了就业机会，也有了收入，一家人的消费需求就更大了。
几年之后，这个地方出现了一百个家庭。孩子要读书，有了教育需求，有人来办学校，工人要约会、要消费、要别的需求，于是有了电影院、有了商店，五十年过去之后，这个地方的矿被挖光了，成了一个十万人的繁荣城市。
另外一种情况，同样发现了金矿，有人来投资开采，雇了一百名工人，每年获利一千万，矿主把百分之十作为工资发下去，每人一万。这些钱，只够勉强填饱肚子，没有钱租房子，没有钱讨老婆，只能住窝棚。矿主一年赚了九百万，看看满眼都是穷人，在本地再投资什么都不会有需求。于是，他把钱转到国外，在本地根本就不安全，他盖几个豪华别墅，雇几个工人当保镖，工人没有前途，除了拼命工作糊口，根本没有别的需求。唯一可能有戏的就是想办法骗一个老婆来，生一个漂亮女儿，嫁给矿主做小老婆。五十年过去之后，这个地方除了豪华别墅，依然没有别的产业。等到矿挖完了，矿主带着巨款走了，工人要么流亡，要么男盗女娼。
两个例子，非常简单，蕴含的道理非常深刻，这就是拉美和美国不同的发展轨迹。今天的美国人，应该感谢华盛顿，他为美国缔造了最现代、最科学的政治体制；感谢亨利·福特，他一手缔造了美国的中产阶级。拉美国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的大独裁者们，创造了掠夺性的经济体制，以一种豪强的姿态疯狂瓜分社会财富，使整个经济虚脱，再也无力发展。
古今中外所有的商业人物中，亨利·福特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无人能出其右。他用T型车，一手缔造了最初的中产阶级，将美国社会第一个引入了现代社会。欧洲在这一点上，比美国晚了几十年。亨利·福特说：要让工人都买得起T型车，他给工人发高工资，创造了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使汽车价格大幅降低。福特公司一跃成为最大的汽车公司，有了钱的工人，可以买汽车，可以买房子，可以做消费，于是中产阶级诞生了。
不能单靠政府拉动经济
中国十三亿人口，谁能养活？除了自己，没人做到。中国用一种渐进的方式，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这里，姑且不说什么权钱交易、制度漏洞、不劳而获，没有一个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是干净的。关键在于，在积累完成以后，应该怎么做，任凭贫富二极分化？还是创造现代社会，让大多数国人能够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
中国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拉动经济。政府无论出手几万亿，对中国经济规模发展都是不中用的。无论修成了多少基础设施，最后上面要有车跑，才有持续的经济增长。所以，要两手并举：一手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针对未来的增长瓶颈启动投资；另一手就是体制性政策，以改革激发经济活力。
第一点是价格。价格管制，即使在高通货膨胀时期也是错误的，那仅仅管住了“温度计”，却不能管住“温度”。在任何情况下，价格管制总是扭曲的经济行为。像汇率、利率、资源价格有更重要的功能，要在这些领域让价格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灵活的相对价格反映供求，可以帮助产业、企业发现机会、及时调整投资和经营的方向。否则，内需和外需都是很抽象的概念，离开了相对价格的指引，究竟什么是内需，什么是外需，谁也讲不清楚。
第二点是税收。关于税收政策，减少增值税的内容，这是对的。减税的力度远远不够。春季过后，经济低迷景象进一步加剧的话，不妨考虑更大幅度的减税措施。要算清一笔账：究竟等企业垮了以后搞社会政策救助，还是先采取减税措施让企业能撑下去？减税不光是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消费税，都要考虑大幅度地减。进口税能免则免，否则顺差绝对量增加，不是好事情。
第三是信心。总的来讲，现在信心不足、投资不足，国内很多高利润行业开放不够。不是民间没有力量或没有兴趣，而是开放不够。中国加入WTO，在电信、民航、电力这些大行业，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开放与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这些领域以及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市场，开放还有很大空间，有很多潜在的投资机会，问题是不许准入，谁也没有办法。
第四是体制。近年来，汇率机制引导的出口过旺，调控政策的重点就集中于抑制国内产业的产能和投资。开始是三大过热行业，后来又是九大过热行业，再后来调控房地产，都是抑制性取向，扩大了行政审批和控制。现在，必须加快反向操作，解开那些可以解开、必须解开的体制性绳索，鼓励生产、鼓励创业、鼓励投资。
中国的改革是逼出来的，轻轻松松就高速增长、财政收了很多钱、企业账面很光鲜。投资人大赚快钱的时候，喊改革也不容易有行动。当下民营企业遭遇滑铁卢，龙年的中国经济靠谁来拉动，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从新加坡经济发展说起
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是全球最为富裕的国家之一，以稳定的政局、廉洁高效的政府而著称。新加坡是亚洲最重要的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之一，也是继伦敦、纽约和香港之后的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新加坡在城市保洁方面成效显著，故有“花园城市”之美称。2011年数据显示，新加坡是全世界投资移民门槛最高的国家。
以前，新加坡是个小港口，靠地理优势打造物流中心；南来北往的商船，都把新加坡当中转站，造就了新加坡人种、文化的丰富性。然后，政府耗资打造基础设施，打造旅游业。西方的旅客向往中国，必定先去新加坡，这里语言没有障碍、多味美食林立，能见识印、中、巫、欧等国的风土民情。接着，打造金融业、生物科技业、教育业、医疗业。这么小的国家，居然那么富有,几乎家家有车。
发达国家，在经济进入常态运行以后，会对政府集中的调控经济要求少一些，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的因素当然也存在，自从新兴工业体快速发展以后，一些老牌工业化国家也开始制定这种发展性战略，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被后发的工业国家超越，比如日本。
像英国、美国这种垄断性的超级大国，不是没有经济发展规划，只不过不会用“五年计划”、“十年计划”这样一个全国性的方案来呈现在公众面前，他们更多的是把发展规划分解到社会的各个生活领域当中。为经济制定发展规划，其实是一个普遍现象。
尽管中国和新加坡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国家，新加坡在经济上更像有着400万员工的一艘船，这里有正式员工、合同工人、临时工、大量的退休工人，这个公司的产业覆盖了方方面面，这艘船制定一个明确的航向，在全球经济斗争的“丛林”中，新加坡的地位相对脆弱，它不能犯任何错误，一旦犯错误，国家的优势地位可能荡然无存，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对于中国来说，中国不是一条船，而是一个庞大的船队。这样庞大的规模，使其有了抗风险能力。我们能执行大量大规模的计划，这是优势，同时这种“大”，也给在某个领域中犯错误埋下了隐患。
中国的战略和新加坡两个国家之间有很多可借鉴的地方，各自的道路和发展的基本情况不同，新加坡给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启示：在这次战略当中明确提出，目前5%的增长率不可持续，新加坡未来争取稳定到3%到5%这样相对比较保守的数字，这种保守的态度是已经习惯于快速发展30年的中国所应该借鉴的一点。
拉动内需要有中产阶级
中国的内需不足，主要是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来拉动。看看拉美与美国的差距，就会明白：内需不足是怎么形成的。拉美的贫穷在于它没有形成良好的财富再生体制，缺乏一种财富积累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举个例子，假设在一个地方发现了金矿，有一个人投资建了一个矿场，雇了一百个工人为他淘金，每年获利一千万，矿主把其中的百分之五十做为工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每年收入五万，他们拿一万来租房子，四万可以结婚、生孩子、成家立业，矿主手里还有五百万，可以做投资。
工人手里有钱，就要安家落户，出现住房需求。矿主用手里的钱盖房子，租给工人、卖给工人。工人要吃要喝，矿主开出饭店，把工人手里的钱再赚回来。开饭馆要雇用工人，工人的妻子有了就业机会，也有了收入，一家人的消费需求就更大了。
几年之后，这个地方出现了一百个家庭。孩子要读书，有了教育需求，有人来办学校，工人要约会、要消费、要别的需求，于是有了电影院、有了商店，五十年过去之后，这个地方的矿被挖光了，成了一个十万人的繁荣城市。
另外一种情况，同样发现了金矿，有人来投资开采，雇了一百名工人，每年获利一千万，矿主把百分之十作为工资发下去，每人一万。这些钱，只够勉强填饱肚子，没有钱租房子，没有钱讨老婆，只能住窝棚。矿主一年赚了九百万，看看满眼都是穷人，在本地再投资什么都不会有需求。于是，他把钱转到国外，在本地根本就不安全，他盖几个豪华别墅，雇几个工人当保镖，工人没有前途，除了拼命工作糊口，根本没有别的需求。唯一可能有戏的就是想办法骗一个老婆来，生一个漂亮女儿，嫁给矿主做小老婆。五十年过去之后，这个地方除了豪华别墅，依然没有别的产业。等到矿挖完了，矿主带着巨款走了，工人要么流亡，要么男盗女娼。
两个例子，非常简单，蕴含的道理非常深刻，这就是拉美和美国不同的发展轨迹。今天的美国人，应该感谢华盛顿，他为美国缔造了最现代、最科学的政治体制；感谢亨利·福特，他一手缔造了美国的中产阶级。拉美国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的大独裁者们，创造了掠夺性的经济体制，以一种豪强的姿态疯狂瓜分社会财富，使整个经济虚脱，再也无力发展。
古今中外所有的商业人物中，亨利·福特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无人能出其右。他用T型车，一手缔造了最初的中产阶级，将美国社会第一个引入了现代社会。欧洲在这一点上，比美国晚了几十年。亨利·福特说：要让工人都买得起T型车，他给工人发高工资，创造了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使汽车价格大幅降低。福特公司一跃成为最大的汽车公司，有了钱的工人，可以买汽车，可以买房子，可以做消费，于是中产阶级诞生了。
不能单靠政府拉动经济
中国十三亿人口，谁能养活？除了自己，没人做到。中国用一种渐进的方式，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这里，姑且不说什么权钱交易、制度漏洞、不劳而获，没有一个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是干净的。关键在于，在积累完成以后，应该怎么做，任凭贫富二极分化？还是创造现代社会，让大多数国人能够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
中国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拉动经济。政府无论出手几万亿，对中国经济规模发展都是不中用的。无论修成了多少基础设施，最后上面要有车跑，才有持续的经济增长。所以，要两手并举：一手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针对未来的增长瓶颈启动投资；另一手就是体制性政策，以改革激发经济活力。
第一点是价格。价格管制，即使在高通货膨胀时期也是错误的，那仅仅管住了“温度计”，却不能管住“温度”。在任何情况下，价格管制总是扭曲的经济行为。像汇率、利率、资源价格有更重要的功能，要在这些领域让价格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灵活的相对价格反映供求，可以帮助产业、企业发现机会、及时调整投资和经营的方向。否则，内需和外需都是很抽象的概念，离开了相对价格的指引，究竟什么是内需，什么是外需，谁也讲不清楚。
第二点是税收。关于税收政策，减少增值税的内容，这是对的。减税的力度远远不够。春季过后，经济低迷景象进一步加剧的话，不妨考虑更大幅度的减税措施。要算清一笔账：究竟等企业垮了以后搞社会政策救助，还是先采取减税措施让企业能撑下去？减税不光是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消费税，都要考虑大幅度地减。进口税能免则免，否则顺差绝对量增加，不是好事情。
第三是信心。总的来讲，现在信心不足、投资不足，国内很多高利润行业开放不够。不是民间没有力量或没有兴趣，而是开放不够。中国加入WTO，在电信、民航、电力这些大行业，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开放与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这些领域以及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市场，开放还有很大空间，有很多潜在的投资机会，问题是不许准入，谁也没有办法。
第四是体制。近年来，汇率机制引导的出口过旺，调控政策的重点就集中于抑制国内产业的产能和投资。开始是三大过热行业，后来又是九大过热行业，再后来调控房地产，都是抑制性取向，扩大了行政审批和控制。现在，必须加快反向操作，解开那些可以解开、必须解开的体制性绳索，鼓励生产、鼓励创业、鼓励投资。
中国的改革是逼出来的，轻轻松松就高速增长、财政收了很多钱、企业账面很光鲜。投资人大赚快钱的时候，喊改革也不容易有行动。当下民营企业遭遇滑铁卢，龙年的中国经济靠谁来拉动，难道不值得深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