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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问，方氏德益公自池口徙桐城，至五世方法，为明建文举人，授四川都指挥使司断事。六世方懋，其五子有“五龙”之目。三子方佑成进士，五子方瓘举于乡。于是都谏王瑞题其门日“桂林”，以嘉蟾宫折桂之美，而方氏之族乃大。
明清时期，桐城桂林方氏可谓人才辈出，绵延不绝。方法、方印、方向、方瓘、方学渐、方大镇、方大铉、方大美、方大任、方孔炯、方文、方拱乾、方以智、方中通、方孝标，方亨成、方苞、方贞观、方世举、方登峄、方式济、方观承等，宦海儒林，哲人代兴。奇节伟行，为世宗仰。名流大家，耳熟能详。其中，方以智是明代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方苞是主盟清代文坛两百多年的“桐城派”的开派宗师。对名满天下的方氏家族，梁实秋曾满怀敬意地说：“桐城方氏，其门望之隆也许是仅次于曲阜孔氏。”朱彝尊也说过：“方氏门才之盛，甲于皖口，明善先生实溶其源。东南学者，推为帜志焉。”据清代方树德所撰的《江南族谱图说略》记载，从明建文元年到清嘉庆二十一年的417年间，桂林方氏受到朝廷旌表的有81人，举人以上102人。
近年，桐城博物馆入藏一通《天台令方公神道碑》，为桐城桂林方氏早期人物研究，提供了新的珍贵史料。
神道碑是立在墓道前记载死者事迹的石碑。起于汉代，用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天台令方公神道碑》，碑高2.06米，宽0.98米，厚0.18米。横额篆书“天台令方公神道碑”，竖行楷书神道碑文，碑额、碑文均为阴刻。全文共1045字。为明成化时天台县令方印墓道前记载其生平事迹的石碑。方印曾孙封御史方学渐于明万历壬寅(1602)季冬立石；赐进士文林郎福建福州府推官郡人阮自华撰文；赐进士大中大夫陕西布政司右参政邑人张淳篆额；邑人齐鼎名书丹。一碑出于两进士之手，堪称大观。这通神道碑，高大宽厚，刻工精细，字迹清晰，保存较完整。
方印，正统戊午(1438)四月生。字与信、号朴庵，桐城人。明四川断事方法曾孙，祖懋、父琳，世业儒。成化十三年(1477)举人，授浙江天台知县。
进士阮自华撰写的碑文，秉笔直书，详略得当，重点突出方印亲以厚、出以诚、厉以严和天台百姓对他的爱戴之情。选例精当，记叙感人，特别是精选人物语言和场景描绘，起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身临其境的艺术效果。不但是一部实录的信史，而且也是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
阮自华(1562—1637)，字坚之，又号澹如，阮鹗次子，阮大铖叔祖，桐城(今枞阳县)人。万历十三年(1585年)中举，二十六年中进士。初任福建福州、再任江西饶州推官(掌刑狱的官)，后转户部郎中，榷税山东德州，“著廉干声”。约在万历四十年前后，升任甘肃庆阳知府。庆阳是明朝“前七子”首领李梦阳的故乡，自华到任后，为他建祠宇，作《怀贤赋》，一则表示对李崇敬悼念，一则鼓励士人向学。四十七年，募建迎江寺。天启中休官在家。祟祯初，再起福建邵武知府，兴利除弊，不遗余力。不久，便因老病辞职回乡。后与同邑诗人吴应钟、吴应铉兄弟、刘忠岳等结“海门诗社”，筑中江(景行)楼于安庆镇海门外，以吟咏度过晚年。有《雾灵诗集》行世，他又擅长草书，人们当墨宝收藏，今潜山县马祖庵石坊“嘉平馆”三字就是他的手迹。与他同时的浙江鄞县著名诗人屠隆，写有《四君子诗》，赞扬冯梦桢、朱长春、虞淳熙和阮自华4人。阮鹗死后(卒于隆庆元年)，他的儿子自仑、自恒、自华都移籍怀宁县，买田建屋，世代遂居住在怀宁。住安庆西门外雾灵山。
进士张淳的篆额，方正刚直，道劲有力。方正处，端严规整；圆转时，敦厚稳健。八个篆字，刻画出了传主的精神风貌。
张淳，字希古，号怀琴，桐城人。隆庆二年进士。授永康知县。升任礼部主事，历任郎中、建宁知府、浙江副使，官至山西布政司右参政。令永康时，吏民素多奸黠，连告罢七令。淳至，日夜阅案牍。讼者数千人，剖决如流，吏民大骇服，讼浸减。凡赴控者，淳即示审期，两造如期至，片晷分析无留滞。乡民裹饭一包即可毕讼，因呼为“张一包”，谓其敏断如包拯也。
巨盗卢十八剽库金，十余年不获，御史以属淳。淳刻期三月必得盗，而请御史月下数十檄。及檄累下，淳阳笑日：“盗遁久矣，安从捕?”寝不行。吏某妇与十八通，吏颇为耳目，闻淳言以告十八，十八意自安。淳乃令他役诈告吏负金，系吏狱。密召吏责以通盗死罪，复教之请以妇代系，而已出营赀以偿。十八闻，亟往视妇，因醉而擒之。及报御史，仅两月耳。
民有睚眦嫌，辄以人命讼。淳验无实即坐之，自是无诬讼者。永人贫，生女多不举。淳劝诫备至，贫无力者捐俸量给，全活无数。岁旱，劫掠公行，下令劫夺者死。有夺五斗米者，淳佯取死囚杖杀之，而榜其罪曰“是劫米者”，众皆摄服。久之，以治行第一赴召去永，甫就车，顾其下曰：“某盗已来，去此数里，可为我缚来，”如言迹之，盗正濯足于河，系至，盗服辜。永人骇其事，谓有神告。淳曰：“此盗捕之急则遁，今闻吾去乃归耳。以理，何神之有!”年七十三卒，祀乡贤。
齐鼎名的书丹，结体宽博深稳，疏密匀称，一丝不苟，姿态雅丽。运笔酣畅圆润，骨力遒劲。时化短横为点，点画变化多姿，爽利挺秀。低昂有态，纵横有象。
齐鼎名字调宇，号重客，齐之鸾之孙，明万历年间诸生。聪慧瞻博，文雅标名。著有《蒯侯集》《姓史》《史略》等。
《天台令方公神道碑》的价值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补充了新的史料。清光绪间，其后裔方昌翰汇集《方氏七代遗书》，取明方学渐、方大镇、方孔炯，至清方以智、方中履、方正瑗、方张登一脉，七代蝉联，蔚为大观。然七代之上，不见只言片语。桐城博物馆藏有自方孔以下《方氏五代遗书》墨迹，虽极珍贵，但相对更晚。民国时邑人马其昶作《桐城耆旧传》，网罗放佚，雪泥鸿爪。
《桐城耆旧传》卷一，列有《方印传》。相比较而言，碑文一是对方印治理天台的宦绩政声予以详载；二是记载了夫人罗及妾舒、子敬的事迹；三是记录了简练的语言，来反映天台百姓对方印的爱戴之情。
2、丰富了细节资料。《桐城耆旧传》虽然记载了天台百岁老人夏泰愚破例出谒临哭的情节，而碑文不但记载了这个情节，还记载了老人破例出谒的原由。通过“吏事”风波及其“众方悔之”的细节，揭示了方印严于治吏，疾恶如仇的性格特征和深受吏民拥戴的人格魅力。 3、订正了《桐城文物志》著录之误。1985年，桐城县文物普查工作队于龙眠山中发现此碑，遂对碑文进行了抄录。由于山高坡陡，抄录不便，加之未进行拓片，不易辨识，讹误在所难免。此次对照原碑和拓片，共订正《桐城文物志》著录之误30多处。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更为准确的碑文。
4、纠正了碑文记载的混乱。神道碑记载墓主成化戊午四月生，同时又记载他丁酉(成化十三年，1477)举于乡，应为《天台令方公神道碑》书写之误。成化无戊午，纵有，墓主就不可能为成化十三年举人。参考其他文献史料，墓主成化十三年举人是正确的，那么出生年代为错误。考虑到笔误，年号、年代二者同时错误的可能性较小。现成化为错误，根据出生与中举的时间差，以及墓主死亡时子年甫二十岁来看，可推定墓主出生年为正统戊午1438年。
附：《天台令方公神道碑》碑文
(按：原碑为白文，分段、标点，笔者所加)
明天台令方先口口口口
赐进士文林郎口建福州府推官郡人阮自华撰文
赐进士大中大夫陕西布政司右参政邑人张淳篆额
后学邑人齐鼎名书丹
方先生令天台口口列于循吏，曾孙封御史学渐谓不毂曰：“口哉，予之曾大父也。中牟之绩，期月而可，今之九月，荣哀悉备，藐诸孙子不敏，以没先世，贤君为我表之。”
按传：先生讳印，字舆信，桐城人。曾祖法，蜀参军，祖懋，父琳。世业儒。成化戊午四月生。先生彝秉直方，性行清淑舞象。从仲父御史佑受书，偶问从政者：“何谓赎锾”，仲父叱之，先生赧然，趣跽暮至旦。仲父曰：“孺子可矣”。
伤亲之贫，日夕祗见。蔌蔬汲水，必加诸额。亲疾请代，几于殒绝。事仲父如其父。燕客，则率诸弟立，侍口(共)七(匕)缶。尝夕抵仲父墅，念垌夜扣必惊，倚根假寐，介明乃入。黄岩陈公勉宰桐城，孤洁简亢。乃数枉之，先生无私口口，勉曰：“余何多至于澹台之室，澹台不至于余室也”。先生使母弟塘，视数亩之穑。丁酉举于乡，所得行修棹楔之资，悉畀之。先生一子曰敬。塘乃有四子，晚当析箸。不忍犹子之半以为四也，则数亩者五分之。从弟给事中向，受学于先生，匡直严惮。然先生为敬择妇而他去，向则为代聘。日“无以犹子伤”。
先生贫，游太学，豪侈少年皆匿避之。里居，毉一牖读书，正色危坐，讼者屏息纡道而后过，周亲宿友，敛衿而后入。夫人罗及妾舒，鹑複蒿簪。子敬，蓝缕传经。然终身未尝见其疾呼暴容。
弘治癸丑秋，除天台令，至于甲寅五月，士伍大洽。忽中风暴卒，口惟妾舒从，出橐中俸钱，仅八百文，号擗，无所厝。民士台使，争致赙贝遂。既殡，余布四镒。归道金陵，舒母兄来问所终，又使其姑姊妹髽而吊问。三请之，皆不对。丧至家，舒乃进赠者八十金于冢，子年甫二十许，阒居六十而死。或问之，曰：“吾未见寒暑暮夜衣前后檐如如夫子者。死，安得不口(歾)。”
先生体气清灏，永之以贞，见物渊爽，逊之以默，行一切之诚，施不言之化，伟节芳行，莫可殚述。然其治天台一铲崖口，解衿倨，奖孝弟，罢课捕，削藻缛惟是。昭坦光厚，为士民先，一时举国穆如清风。堂膝之间，肝胆毕见，人亦无不肝胆进者。其志日：“廉公省事，恬默自意。”台察夏鍭叙其挽章有曰：“不为铿锵刻画，嗥暤然民自亲之。”天水胡缵宗赞之曰：“欲观王者化，先观王者民。”然一尉赇鞭而逐之，使一吏赍文当道发。则吏事遂讨之，倘所谓惠不专宽者乎，台有大中丞夏太愚，扶杖拊棹而呼曰：“老夫年百岁，久不见吾门闍矣。侯，我思存者哉!”
众方悔不貌其生，则国中以所私貌而家祀者，方幅十数，来皆讼言：“吾尝为慈父之容。”乃择一肖者，悬于櫬之前，即像而庙，祀之，蜃车发，百姓拥哭，如丧考妣。送三日，归而哭诸庙，又登之名宦祠。后八十年，乡明经张钧为天台令，见民加拓先生庙，水旱灾沴，有祈必应。曰：“我侯神矣!”
於戏!啬夫之不忘岘山之涕，厥考三载，以羡若为九月而千年也，诚之不可掩也如此夫!是为铭。铭曰：
倬彼伟人，蹈喆抗行。智以静彻，存以道神。致才以诚，养诚若拙。楷范乡里，师保郡国。式化则毂，靡服匪心。誉高循吏，名峻人林。岌然后凋，诚有松柏。百世之下，视此乐石。
万历壬寅季冬之望曾孙学渐立石。
明清时期，桐城桂林方氏可谓人才辈出，绵延不绝。方法、方印、方向、方瓘、方学渐、方大镇、方大铉、方大美、方大任、方孔炯、方文、方拱乾、方以智、方中通、方孝标，方亨成、方苞、方贞观、方世举、方登峄、方式济、方观承等，宦海儒林，哲人代兴。奇节伟行，为世宗仰。名流大家，耳熟能详。其中，方以智是明代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方苞是主盟清代文坛两百多年的“桐城派”的开派宗师。对名满天下的方氏家族，梁实秋曾满怀敬意地说：“桐城方氏，其门望之隆也许是仅次于曲阜孔氏。”朱彝尊也说过：“方氏门才之盛，甲于皖口，明善先生实溶其源。东南学者，推为帜志焉。”据清代方树德所撰的《江南族谱图说略》记载，从明建文元年到清嘉庆二十一年的417年间，桂林方氏受到朝廷旌表的有81人，举人以上102人。
近年，桐城博物馆入藏一通《天台令方公神道碑》，为桐城桂林方氏早期人物研究，提供了新的珍贵史料。
神道碑是立在墓道前记载死者事迹的石碑。起于汉代，用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天台令方公神道碑》，碑高2.06米，宽0.98米，厚0.18米。横额篆书“天台令方公神道碑”，竖行楷书神道碑文，碑额、碑文均为阴刻。全文共1045字。为明成化时天台县令方印墓道前记载其生平事迹的石碑。方印曾孙封御史方学渐于明万历壬寅(1602)季冬立石；赐进士文林郎福建福州府推官郡人阮自华撰文；赐进士大中大夫陕西布政司右参政邑人张淳篆额；邑人齐鼎名书丹。一碑出于两进士之手，堪称大观。这通神道碑，高大宽厚，刻工精细，字迹清晰，保存较完整。
方印，正统戊午(1438)四月生。字与信、号朴庵，桐城人。明四川断事方法曾孙，祖懋、父琳，世业儒。成化十三年(1477)举人，授浙江天台知县。
进士阮自华撰写的碑文，秉笔直书，详略得当，重点突出方印亲以厚、出以诚、厉以严和天台百姓对他的爱戴之情。选例精当，记叙感人，特别是精选人物语言和场景描绘，起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身临其境的艺术效果。不但是一部实录的信史，而且也是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
阮自华(1562—1637)，字坚之，又号澹如，阮鹗次子，阮大铖叔祖，桐城(今枞阳县)人。万历十三年(1585年)中举，二十六年中进士。初任福建福州、再任江西饶州推官(掌刑狱的官)，后转户部郎中，榷税山东德州，“著廉干声”。约在万历四十年前后，升任甘肃庆阳知府。庆阳是明朝“前七子”首领李梦阳的故乡，自华到任后，为他建祠宇，作《怀贤赋》，一则表示对李崇敬悼念，一则鼓励士人向学。四十七年，募建迎江寺。天启中休官在家。祟祯初，再起福建邵武知府，兴利除弊，不遗余力。不久，便因老病辞职回乡。后与同邑诗人吴应钟、吴应铉兄弟、刘忠岳等结“海门诗社”，筑中江(景行)楼于安庆镇海门外，以吟咏度过晚年。有《雾灵诗集》行世，他又擅长草书，人们当墨宝收藏，今潜山县马祖庵石坊“嘉平馆”三字就是他的手迹。与他同时的浙江鄞县著名诗人屠隆，写有《四君子诗》，赞扬冯梦桢、朱长春、虞淳熙和阮自华4人。阮鹗死后(卒于隆庆元年)，他的儿子自仑、自恒、自华都移籍怀宁县，买田建屋，世代遂居住在怀宁。住安庆西门外雾灵山。
进士张淳的篆额，方正刚直，道劲有力。方正处，端严规整；圆转时，敦厚稳健。八个篆字，刻画出了传主的精神风貌。
张淳，字希古，号怀琴，桐城人。隆庆二年进士。授永康知县。升任礼部主事，历任郎中、建宁知府、浙江副使，官至山西布政司右参政。令永康时，吏民素多奸黠，连告罢七令。淳至，日夜阅案牍。讼者数千人，剖决如流，吏民大骇服，讼浸减。凡赴控者，淳即示审期，两造如期至，片晷分析无留滞。乡民裹饭一包即可毕讼，因呼为“张一包”，谓其敏断如包拯也。
巨盗卢十八剽库金，十余年不获，御史以属淳。淳刻期三月必得盗，而请御史月下数十檄。及檄累下，淳阳笑日：“盗遁久矣，安从捕?”寝不行。吏某妇与十八通，吏颇为耳目，闻淳言以告十八，十八意自安。淳乃令他役诈告吏负金，系吏狱。密召吏责以通盗死罪，复教之请以妇代系，而已出营赀以偿。十八闻，亟往视妇，因醉而擒之。及报御史，仅两月耳。
民有睚眦嫌，辄以人命讼。淳验无实即坐之，自是无诬讼者。永人贫，生女多不举。淳劝诫备至，贫无力者捐俸量给，全活无数。岁旱，劫掠公行，下令劫夺者死。有夺五斗米者，淳佯取死囚杖杀之，而榜其罪曰“是劫米者”，众皆摄服。久之，以治行第一赴召去永，甫就车，顾其下曰：“某盗已来，去此数里，可为我缚来，”如言迹之，盗正濯足于河，系至，盗服辜。永人骇其事，谓有神告。淳曰：“此盗捕之急则遁，今闻吾去乃归耳。以理，何神之有!”年七十三卒，祀乡贤。
齐鼎名的书丹，结体宽博深稳，疏密匀称，一丝不苟，姿态雅丽。运笔酣畅圆润，骨力遒劲。时化短横为点，点画变化多姿，爽利挺秀。低昂有态，纵横有象。
齐鼎名字调宇，号重客，齐之鸾之孙，明万历年间诸生。聪慧瞻博，文雅标名。著有《蒯侯集》《姓史》《史略》等。
《天台令方公神道碑》的价值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补充了新的史料。清光绪间，其后裔方昌翰汇集《方氏七代遗书》，取明方学渐、方大镇、方孔炯，至清方以智、方中履、方正瑗、方张登一脉，七代蝉联，蔚为大观。然七代之上，不见只言片语。桐城博物馆藏有自方孔以下《方氏五代遗书》墨迹，虽极珍贵，但相对更晚。民国时邑人马其昶作《桐城耆旧传》，网罗放佚，雪泥鸿爪。
《桐城耆旧传》卷一，列有《方印传》。相比较而言，碑文一是对方印治理天台的宦绩政声予以详载；二是记载了夫人罗及妾舒、子敬的事迹；三是记录了简练的语言，来反映天台百姓对方印的爱戴之情。
2、丰富了细节资料。《桐城耆旧传》虽然记载了天台百岁老人夏泰愚破例出谒临哭的情节，而碑文不但记载了这个情节，还记载了老人破例出谒的原由。通过“吏事”风波及其“众方悔之”的细节，揭示了方印严于治吏，疾恶如仇的性格特征和深受吏民拥戴的人格魅力。 3、订正了《桐城文物志》著录之误。1985年，桐城县文物普查工作队于龙眠山中发现此碑，遂对碑文进行了抄录。由于山高坡陡，抄录不便，加之未进行拓片，不易辨识，讹误在所难免。此次对照原碑和拓片，共订正《桐城文物志》著录之误30多处。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更为准确的碑文。
4、纠正了碑文记载的混乱。神道碑记载墓主成化戊午四月生，同时又记载他丁酉(成化十三年，1477)举于乡，应为《天台令方公神道碑》书写之误。成化无戊午，纵有，墓主就不可能为成化十三年举人。参考其他文献史料，墓主成化十三年举人是正确的，那么出生年代为错误。考虑到笔误，年号、年代二者同时错误的可能性较小。现成化为错误，根据出生与中举的时间差，以及墓主死亡时子年甫二十岁来看，可推定墓主出生年为正统戊午1438年。
附：《天台令方公神道碑》碑文
(按：原碑为白文，分段、标点，笔者所加)
明天台令方先口口口口
赐进士文林郎口建福州府推官郡人阮自华撰文
赐进士大中大夫陕西布政司右参政邑人张淳篆额
后学邑人齐鼎名书丹
方先生令天台口口列于循吏，曾孙封御史学渐谓不毂曰：“口哉，予之曾大父也。中牟之绩，期月而可，今之九月，荣哀悉备，藐诸孙子不敏，以没先世，贤君为我表之。”
按传：先生讳印，字舆信，桐城人。曾祖法，蜀参军，祖懋，父琳。世业儒。成化戊午四月生。先生彝秉直方，性行清淑舞象。从仲父御史佑受书，偶问从政者：“何谓赎锾”，仲父叱之，先生赧然，趣跽暮至旦。仲父曰：“孺子可矣”。
伤亲之贫，日夕祗见。蔌蔬汲水，必加诸额。亲疾请代，几于殒绝。事仲父如其父。燕客，则率诸弟立，侍口(共)七(匕)缶。尝夕抵仲父墅，念垌夜扣必惊，倚根假寐，介明乃入。黄岩陈公勉宰桐城，孤洁简亢。乃数枉之，先生无私口口，勉曰：“余何多至于澹台之室，澹台不至于余室也”。先生使母弟塘，视数亩之穑。丁酉举于乡，所得行修棹楔之资，悉畀之。先生一子曰敬。塘乃有四子，晚当析箸。不忍犹子之半以为四也，则数亩者五分之。从弟给事中向，受学于先生，匡直严惮。然先生为敬择妇而他去，向则为代聘。日“无以犹子伤”。
先生贫，游太学，豪侈少年皆匿避之。里居，毉一牖读书，正色危坐，讼者屏息纡道而后过，周亲宿友，敛衿而后入。夫人罗及妾舒，鹑複蒿簪。子敬，蓝缕传经。然终身未尝见其疾呼暴容。
弘治癸丑秋，除天台令，至于甲寅五月，士伍大洽。忽中风暴卒，口惟妾舒从，出橐中俸钱，仅八百文，号擗，无所厝。民士台使，争致赙贝遂。既殡，余布四镒。归道金陵，舒母兄来问所终，又使其姑姊妹髽而吊问。三请之，皆不对。丧至家，舒乃进赠者八十金于冢，子年甫二十许，阒居六十而死。或问之，曰：“吾未见寒暑暮夜衣前后檐如如夫子者。死，安得不口(歾)。”
先生体气清灏，永之以贞，见物渊爽，逊之以默，行一切之诚，施不言之化，伟节芳行，莫可殚述。然其治天台一铲崖口，解衿倨，奖孝弟，罢课捕，削藻缛惟是。昭坦光厚，为士民先，一时举国穆如清风。堂膝之间，肝胆毕见，人亦无不肝胆进者。其志日：“廉公省事，恬默自意。”台察夏鍭叙其挽章有曰：“不为铿锵刻画，嗥暤然民自亲之。”天水胡缵宗赞之曰：“欲观王者化，先观王者民。”然一尉赇鞭而逐之，使一吏赍文当道发。则吏事遂讨之，倘所谓惠不专宽者乎，台有大中丞夏太愚，扶杖拊棹而呼曰：“老夫年百岁，久不见吾门闍矣。侯，我思存者哉!”
众方悔不貌其生，则国中以所私貌而家祀者，方幅十数，来皆讼言：“吾尝为慈父之容。”乃择一肖者，悬于櫬之前，即像而庙，祀之，蜃车发，百姓拥哭，如丧考妣。送三日，归而哭诸庙，又登之名宦祠。后八十年，乡明经张钧为天台令，见民加拓先生庙，水旱灾沴，有祈必应。曰：“我侯神矣!”
於戏!啬夫之不忘岘山之涕，厥考三载，以羡若为九月而千年也，诚之不可掩也如此夫!是为铭。铭曰：
倬彼伟人，蹈喆抗行。智以静彻，存以道神。致才以诚，养诚若拙。楷范乡里，师保郡国。式化则毂，靡服匪心。誉高循吏，名峻人林。岌然后凋，诚有松柏。百世之下，视此乐石。
万历壬寅季冬之望曾孙学渐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