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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改革是一个长期而永恒的话题，我国的教育改革也进行了多年，国际教育改革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从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教育权力“下放”，教育的单元化到多元化转变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教育改革 重要影响
1、由只重教育质量到兼顾教育公平
教育质量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世界各国在教育改革中都将这一问题列为首要问题来处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对教育质量的理解和认识有所不同，尤其是进入到上世纪末期，世界各国对教育质量的内涵赋予新的内容，不再是简单强调教育质量如何提高，而是在对教育质量进行高度关注的同时，开始重视教育普及问题和教育公平问题。
关于提高教育质量的手段和方法，世界各国不尽相同，普遍在课程结构、课程设置、师资管理、教学方法、“高考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虽然各有特色，各不相同，但差距并不太大。而在对待教育公平的问题上，联合国教科文等国际组织明确指出：“每一个儿童、青少年和成人，都应能获得教育机会以满足其基本的学习需要。”世界各国在此问题上是持一致的态度，美国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日本是“教育机会均等”，中国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确定了“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工作方针。由此可见，世界各国在实现教育公平的目标上完全一致，但应对方法则因国情不同而有所不同。美国对教育的公平追求主要表现在要不同种族、肤色和不同家庭出身、不同国籍的人都受到同等的教育机会，日本对教育公平的追求主要表现在教育的普及和教育机会的均等，而我国的国情与日本和美国不同，决定了我们对教育公平的追求也有所不同，我国主要表现在义务教育的普及、优质教育的均衡发展。
中央政治局在“十二五”开局之年的第一次集体学习，主题就是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坚持走以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为重点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促进城乡、区域教育协调发展。政府、教育有关部门和家长都希望通过避免儿童在入学起步阶段遭教育不公和避免学生因经济困难而失学这两项工作的落实来推进教育公平的实现。
教育部为了应对教育不公问题已经明确了解决方案，比如针对择校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加快、加强薄弱校建设，校长及老师流动制度，让优秀的城镇教师志愿到农村学校去任教，免试就近入学原则，等等。
2、教育权力“下放”
早在中国的孔子时代，西方的柏拉图时期和亚里士多德的岁月，教育都是通过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来实现的，可以说，世界各国的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从私学开始的。
就中国而言，从清末到民国，从未出现过以“国家”的名义来垄断教育的现象，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私立学校仍然占有很大的比例，仅私立高校数便“占高校总数的29.8%”。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全面介入教育管理，尤其是高等教育。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国家将所有大学收为国有，私立高校无一例外地全部被改为公立，所有的民办高校从此绝迹。而从教材的编写与发放来看，也有一个演变史，“从编审合一、一纲一本统编通用的国定制发展到编审分离、多纲多本竞编选用的审定制，大陆教科书制度体现了国家政治、经济由动荡到稳定与开放的变革历程，反映了国家教育由集中、计划、统一、单一的管理模式向多元化与多样化转变的轨迹。虽然国定制因其不能顾及不同地区、不同学生的实际而被否定，但一纲一本统编通用的做法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国家统一管理人才培养规格以适应计划经济的要求发挥了作用，并且也为后来的教材建设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审定制的确立正是国家正常发展中对人才多样化需求的必然结果，尽管它还存在制度本身的完善和制度操作的规范等一些困难和问题，但沿着多元化与多样化、标准化与规范化彼此结合的思路，审定制教科书制度的改革将不断开展下去”。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中的“权力下放”均略占上风。而随着“权力下放”到省、到地方，教育的“私有化”和“市场化”越来越显化。这两种改革潮流相互促进，便加速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由“单元化”向“多元化”转变的进程。
事实上，不只是中国，世界各国在教育的权力上，也大同小异地走“中国式”的道路。比如在西班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央政府的教育财政投入是地方政府教育财政投入7倍，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这个比例就变成了2比1，而到了上世纪末期，西班牙的教育地方分权化已经全部完成。而墨西哥教育部采取的方式是循序渐进式的“放权”，最后将初级教育的管理权全部转交地方政府。
3、由单元化到多元化
“权力下放”和教育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加速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由“单元化”向“多元化”转变的进程。
美国自九十年代以来推行“私有化”的教育改革，主要目的一方面是在教育領域为选民提供更多的选择自由，另一方面也是向选民宣示促使学校切实提高教育质量的决心。这种教育改革背后的动力，与发展中国家通过“市场化”引入民间资本补充教育投资的动机有明显的不同。
新加坡政府在1987年首先实施了“独立学校计划”，在1993年又出台了“自治学校项目”，教育的改革结果也是将公立学校变为私立，但不同的是改为私立后政府还继续给予资助。
我国在进入九十年代后，教育上也同样鼓励民间投资办学，此间，相继涌现了相当数量的民办学校及民办公助学校，使过去的全部“国有”的局面一去不复返，尤其是近几年来，又相继出现由公立转私营的转制学校。
总之，教育改革后，由单元化变为多元化，在竞争中有利于教育质量的提高，更便于求学者的选择。
关键词：教育改革 重要影响
1、由只重教育质量到兼顾教育公平
教育质量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世界各国在教育改革中都将这一问题列为首要问题来处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对教育质量的理解和认识有所不同，尤其是进入到上世纪末期，世界各国对教育质量的内涵赋予新的内容，不再是简单强调教育质量如何提高，而是在对教育质量进行高度关注的同时，开始重视教育普及问题和教育公平问题。
关于提高教育质量的手段和方法，世界各国不尽相同，普遍在课程结构、课程设置、师资管理、教学方法、“高考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虽然各有特色，各不相同，但差距并不太大。而在对待教育公平的问题上，联合国教科文等国际组织明确指出：“每一个儿童、青少年和成人，都应能获得教育机会以满足其基本的学习需要。”世界各国在此问题上是持一致的态度，美国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日本是“教育机会均等”，中国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确定了“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工作方针。由此可见，世界各国在实现教育公平的目标上完全一致，但应对方法则因国情不同而有所不同。美国对教育的公平追求主要表现在要不同种族、肤色和不同家庭出身、不同国籍的人都受到同等的教育机会，日本对教育公平的追求主要表现在教育的普及和教育机会的均等，而我国的国情与日本和美国不同，决定了我们对教育公平的追求也有所不同，我国主要表现在义务教育的普及、优质教育的均衡发展。
中央政治局在“十二五”开局之年的第一次集体学习，主题就是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坚持走以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为重点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促进城乡、区域教育协调发展。政府、教育有关部门和家长都希望通过避免儿童在入学起步阶段遭教育不公和避免学生因经济困难而失学这两项工作的落实来推进教育公平的实现。
教育部为了应对教育不公问题已经明确了解决方案，比如针对择校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加快、加强薄弱校建设，校长及老师流动制度，让优秀的城镇教师志愿到农村学校去任教，免试就近入学原则，等等。
2、教育权力“下放”
早在中国的孔子时代，西方的柏拉图时期和亚里士多德的岁月，教育都是通过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来实现的，可以说，世界各国的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从私学开始的。
就中国而言，从清末到民国，从未出现过以“国家”的名义来垄断教育的现象，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私立学校仍然占有很大的比例，仅私立高校数便“占高校总数的29.8%”。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全面介入教育管理，尤其是高等教育。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国家将所有大学收为国有，私立高校无一例外地全部被改为公立，所有的民办高校从此绝迹。而从教材的编写与发放来看，也有一个演变史，“从编审合一、一纲一本统编通用的国定制发展到编审分离、多纲多本竞编选用的审定制，大陆教科书制度体现了国家政治、经济由动荡到稳定与开放的变革历程，反映了国家教育由集中、计划、统一、单一的管理模式向多元化与多样化转变的轨迹。虽然国定制因其不能顾及不同地区、不同学生的实际而被否定，但一纲一本统编通用的做法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国家统一管理人才培养规格以适应计划经济的要求发挥了作用，并且也为后来的教材建设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审定制的确立正是国家正常发展中对人才多样化需求的必然结果，尽管它还存在制度本身的完善和制度操作的规范等一些困难和问题，但沿着多元化与多样化、标准化与规范化彼此结合的思路，审定制教科书制度的改革将不断开展下去”。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中的“权力下放”均略占上风。而随着“权力下放”到省、到地方，教育的“私有化”和“市场化”越来越显化。这两种改革潮流相互促进，便加速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由“单元化”向“多元化”转变的进程。
事实上，不只是中国，世界各国在教育的权力上，也大同小异地走“中国式”的道路。比如在西班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央政府的教育财政投入是地方政府教育财政投入7倍，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这个比例就变成了2比1，而到了上世纪末期，西班牙的教育地方分权化已经全部完成。而墨西哥教育部采取的方式是循序渐进式的“放权”，最后将初级教育的管理权全部转交地方政府。
3、由单元化到多元化
“权力下放”和教育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加速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由“单元化”向“多元化”转变的进程。
美国自九十年代以来推行“私有化”的教育改革，主要目的一方面是在教育領域为选民提供更多的选择自由，另一方面也是向选民宣示促使学校切实提高教育质量的决心。这种教育改革背后的动力，与发展中国家通过“市场化”引入民间资本补充教育投资的动机有明显的不同。
新加坡政府在1987年首先实施了“独立学校计划”，在1993年又出台了“自治学校项目”，教育的改革结果也是将公立学校变为私立，但不同的是改为私立后政府还继续给予资助。
我国在进入九十年代后，教育上也同样鼓励民间投资办学，此间，相继涌现了相当数量的民办学校及民办公助学校，使过去的全部“国有”的局面一去不复返，尤其是近几年来，又相继出现由公立转私营的转制学校。
总之，教育改革后，由单元化变为多元化，在竞争中有利于教育质量的提高，更便于求学者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