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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离别大陆近四十年的堂姐夫回来省亲，堂姐夫多次告诉我，你二姐（即堂姐方文秀）家乡观念极重，没有想到自己会客死他乡（1978年在台北病故），临终前嘱托我有机会一定带孩子到唐河老家看看，她惦记埋葬在唐河县井楼方家寨祖坟的父亲方镇东，她盼望能给父亲上一炷香、扫一次墓……
然而，由于当时的井楼方家寨已经没有近亲了，堂姐夫的愿望并没有实现，所以临别时将带回来的伯父方镇东的有关历史资料郑重地交给了我和从河南镇平专程到北京为他送行的堂兄。
这些资料是《民国之精华（传记）》中的一部分，该书第四十四页有“方镇东先生”一文，文章是由中文、日文、英文书写的，还有一帧黑白照片，照片很模糊，上边写着“中华民国开国大典——民国元年元旦在南京举行”的字样，这些都是复印件。这份资料一直在我书柜中静静地藏了二十多年。
该资料全文如下：
方镇东先生
方镇东 字德九 岁三十五
选举地 河南省
籍 贯 氵比源县
住 址 北京琉璃厂中间太平巷北口
君赋性耿介不阿，疾恶如仇，然其处事接物，不露锋芒。明友有过，虽至契非豫断，其能纳谏改过，决不轻于规劝，居恒以厚道待人。虽仇敌，亦不忍无端虐待之。与人交，尚信义，重然诺，人有所托即诺无不成者。自幼好读书，弱冠即工于诗文，及长，遂专求有用之书，不复固执章句。故虽渊博，而所读多义理之书，不喜汉魏之学。西化即胜倡于海内，君复改志研究西学，遂至北京，肄业于京师法政学校。毕业后，于民国元年，被选为河南临时省议会议员，旋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及国会解散，至二年，张家口组织律师公会，被选为该会会长，三四年至京津各法庭执行律师职务。及国会重开，始应召，仍为众议院议员。
此书是在日本出版的，有些地方譬如文中“明友有过”是否应为“朋友有过”，方镇东究竟是“毕业”还是“肄业”京师法政学校等，只有存疑。
笔者在查阅、核对资料时，发现在199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国人物大辞典》一百三十四页中记载：“方镇东，字德九，河南沘源（今唐河）人。1882年（光绪八年）生，毕业于京师法政学校。1912年被选为河南省临时议会议员，旋被选为众议院议员。1913年国会解散，被选为张家口律师公会会长。1914年赴京津执行律师职务?1916年国会恢复后，仍为众议院议员。”
看起来这段简史似乎更为准确。另外，这本词典在第一届国会第二期常会（1916年8月—1917年6月），护法国会（1917年8月—1922年6月），第一届国会第三期常会（1922年10月—1924年11月），记载的名单里有方镇东。
为了弄清“中华民国开国大典—民国元年元旦在南京举行”的那张照片的情况。笔者又和旅居澳洲的外甥李唐镜联系（即方镇东外孙），外甥通过电邮传给我这张照片的原件，是出自台湾出版的《革命先烈传》这本资料。该资料封面印有：广州市中山纪念堂的照片以及于右任先生的题词：“世界劳民思救主，同来瞻拜圣人门。”封底印有恭辑者：革命先烈传记编印委员会；出版者：云海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初版，内政部登记证内版台业字第一三七五号。在这本资料中的一张由吴承砚先生绘制的彩色大型图片《开国大典》，注明现藏华冈博物馆，即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华冈博物馆。图上方有一行英文：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图片中注明：前排自右（第二人起）至左黄大伟、胡展堂、魏宸组、赵士璧、孙中山、黄兴、蔡元培，后排三（左起）于右任。据外甥介绍，后排三（左起）第五人即方镇东。
在远去的历史尘埃中，方镇东的心路历程究竟留下了什么蛛丝马迹呢？方镇东的四弟方镇中1957年在政治运动的交代材料“自传”，记述了他在北京师大附中和北京国立法政大学读书时（1919年—1926年）和其兄方镇东的交往的情况，我们可一探究竟。方镇中在“自传”中写道：
我在中学最后的一年（1922—1923），思想上起了一些变化。首先是受到老师们的影响，国文老师夏宇众（解放后在北师大逝世）对我十分器重，但他是一个梁启超崇拜者，在他的影响下，我到处听梁启超讲演，阅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欧游心影录》等书，逐渐接受了他的改良主义……校长林砺儒（现任教育部副部长），当时是一位“教育救国论”者……其次是我二兄镇东给我以影响，他原去广东参加孙中山的“护法国会”，１９２２年他到北京后反对孙中山的革命，而对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法统重光”、“统一中国”推崇有加，成了国会议员，他劝我不要参加革命……在他的影响下，我的思想更接近了梁启超的主张，同时也对直系军阀中的吴佩孚、冯玉祥也产生过幻想，认为他们俩人合作有统一中国的可能。这时我接受欧美资产阶级教育数量增加，能阅读英文书籍，开始醉心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立志在中学毕业后去欧美留学，却曾是不折不扣的激进青年，从此拒绝参加一切学生运动……
关于“却曾是不折不扣的激进青年”，方镇中在“自传”中说道：
1919年7月到北京，8月考入北京师大附中。这时正是“五四”后学生运动的高潮时期，在当时学生中反帝反封的思想影响下，我也产生了一般青年学生的进步思想。表兄郭须静是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先烈的同学，同时他也是马克思学会的成员，他对我的思想也有着不小的影响。他曾引我到李大钊先生家访问李先生，李先生对我慰勉有加，之后我成了北大出刊的《新生活》周刊在师大附中的义务推销员。这时我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如《共产主义ABC》、达尔文的《物种由来》、《进化论》等，由于自己文化水平所限，了解很差。“五四”后师大附中高年级学生中以先烈赵世炎为首创立“少年学会”，出刊《少年》半月刊，以反帝反封建为该刊物的宗旨。1920年我被吸收为少年学会会员，参加了《少年》半月刊编辑工作。现任北京民族学院副院长的夏康农和最近回国参加科学院工作的核物理学家汪德昭都是《少年》半月刊的编辑成员。同时以“少年学会”名义创办北京厂甸平民学校，招收贫民子女百余人，分为初级和高级两班（小学程度），我担任高级班义务级任工作两年。这时我也参加了师大附中的学生自治会工作，并积极参加体育活动。“五四”后一连几年北京学生不断发生罢课游行，我无役不与，曾和反动派军警发生过几次流血斗争，一次和几千学生一起被禁闭在天安门上一日夜之久。
我这里想说的是，当年师大附中地处北平市中心的和平门南新华街，毗邻天安门广场和琉璃厂，而方镇东就居住在“琉璃厂中间太平巷北口”，兄弟俩近在咫尺，年长二十岁的兄长又是他的启蒙老师，他受其指点和影响自不在话下，所以，方镇中又在“自传”中写道：
在我这种思想变化之下，我二兄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和冯玉祥、王正廷有关系的辽宁省国会议员王某。王某介绍我为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甲种会员，他要我通过青年会的关系认识基督教徒冯玉祥、王正廷，他们可以保我去美国留学。但我只去青年会一次，看到华洋杂处、人声嘈杂，心甚厌恶，下半年不再缴会费，从此也再没到青年会去过。
1923年暑期中学毕业，留学的愿望没能实现，考入了北京国立法政大学政治系。当时校长江庸、系主任陈筑山都是梁启超研究系的人物，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的思想更进一步倾向改良主义，这时读些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书籍，从孟德斯鸠、卢梭一直到柏莱士和狄冀，拉斯基的重要著作；对本国的著作从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每一篇论文一直到章士钊的《论主权》和《甲寅》杂志无一不读。同时再不阅读革命书籍，标志着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有更进一步的加强。这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虽在步步上升，但思想深处的反帝反封思想还是时隐时现，因而造成了思想上最大的苦闷。
由于苦闷，在法政大学时期（1923—1926年）性情孤独、自高自大，不和同学来往，也拒绝参加任何党派。而当时和我来往较多的是师大附中的几个同班同学。其中来往最多的是王思华（原名王慎明，现在国家统计局工作），其次是梁继武（当是北大地质系学生，解放后不知其情况）、余逊（现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和汪德昭（现在北京科学院）几个人。法政大学政治系同班同学侯外庐（名北麟），当时是国民党员，他曾约我参加国民党而被我拒绝；另一个同班同学孙元良（国民党军官，现在台湾）曾约我一同去广东黄埔军校学习，由于我当时犹豫不定而没有实现。
1925年暑期后，方镇中在苦闷和彷徨中转学上海美国人所创办的东吴大学法科，但他不久又感到那些美国教师学识浅薄，学不到什么又转回北京法政大学。
徘徊中的方镇中要何去何从，他在“自传”中继续写道：“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看到不少无辜的学生牺牲在学生运动之中，认为北京不再是我求学的地方。我即和当时在北京大学政治系学习的王思华商议去法国留学。是年暑期我和王思华一起去苏联大使馆找先烈李大钊先生，请他帮助转请苏联大使签字允许我两人取道苏联去法国留学，8月从北京动身赴法国。”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生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乱世中的方氏兄弟苦苦寻觅振兴中华路径，也可看出方镇中步其兄的后尘，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革命热血青年成长为理性地追求“法统重光”的改良主义者，他们先后把目光都转向了研究西学，力图中西合璧，借鉴西方文明探求强国之路。
可惜，方镇东终因多年奔波，积劳成疾，抗日战争爆发后回乡养病，1939年7月病逝于原籍唐河县方家寨，参加葬礼的晚辈们只记得覆盖在方镇东棺木的红绸子上绣着几个金字：众议院议员方镇东。而其弟方镇中留法六年，就读巴黎高级国际问题学院，毕业于享誉欧洲的政治家摇篮——巴黎自由政治学堂（后为巴黎政治学院，现为巴黎政治大学），他主攻国际政治、国际关系。
1936年，方镇中从二度留学的日本回国参加抗日救亡，先后出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国民政府军委会战干四团高级政治教官。他拥护国共合作，在抗日军政文化第一线奋战了八年。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8月30日，方镇中辞职自谋出路。1946年到国立河南大学任教，历任政治系主任、法学院代理院长。1949年初，方镇中被河南大学全校师生民主举荐，以无党派人士当选国立河南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主任……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方镇中被开除公职、家破人亡。在他流落街头的苦难岁月里，作为方镇中长女的笔者，“文革”前最后一次见到父亲，他仍然对自己选择的道路无怨无悔，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政治可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切不可不懂装懂，胡说八道，祸国殃民。”而当时对政治极其恐惧的我小心翼翼地问他：“什么是政治？”父亲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政治就是公正和正义！”
“政治就是公正和正义”，这是法政学者方镇中在风雨飘摇中受尽磨难，看尽政治变数、人间沉浮之后的一声叹息！
在理想和利益的漩涡里，在革命和改良的纠葛中，在真实和虚假的迷雾下，在个人和家国的天平上，方氏兄弟用他们的生命诠释了人生的意义、价值以及家国情怀。
然而，由于当时的井楼方家寨已经没有近亲了，堂姐夫的愿望并没有实现，所以临别时将带回来的伯父方镇东的有关历史资料郑重地交给了我和从河南镇平专程到北京为他送行的堂兄。
这些资料是《民国之精华（传记）》中的一部分，该书第四十四页有“方镇东先生”一文，文章是由中文、日文、英文书写的，还有一帧黑白照片，照片很模糊，上边写着“中华民国开国大典——民国元年元旦在南京举行”的字样，这些都是复印件。这份资料一直在我书柜中静静地藏了二十多年。
该资料全文如下：
方镇东先生
方镇东 字德九 岁三十五
选举地 河南省
籍 贯 氵比源县
住 址 北京琉璃厂中间太平巷北口
君赋性耿介不阿，疾恶如仇，然其处事接物，不露锋芒。明友有过，虽至契非豫断，其能纳谏改过，决不轻于规劝，居恒以厚道待人。虽仇敌，亦不忍无端虐待之。与人交，尚信义，重然诺，人有所托即诺无不成者。自幼好读书，弱冠即工于诗文，及长，遂专求有用之书，不复固执章句。故虽渊博，而所读多义理之书，不喜汉魏之学。西化即胜倡于海内，君复改志研究西学，遂至北京，肄业于京师法政学校。毕业后，于民国元年，被选为河南临时省议会议员，旋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及国会解散，至二年，张家口组织律师公会，被选为该会会长，三四年至京津各法庭执行律师职务。及国会重开，始应召，仍为众议院议员。
此书是在日本出版的，有些地方譬如文中“明友有过”是否应为“朋友有过”，方镇东究竟是“毕业”还是“肄业”京师法政学校等，只有存疑。
笔者在查阅、核对资料时，发现在199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国人物大辞典》一百三十四页中记载：“方镇东，字德九，河南沘源（今唐河）人。1882年（光绪八年）生，毕业于京师法政学校。1912年被选为河南省临时议会议员，旋被选为众议院议员。1913年国会解散，被选为张家口律师公会会长。1914年赴京津执行律师职务?1916年国会恢复后，仍为众议院议员。”
看起来这段简史似乎更为准确。另外，这本词典在第一届国会第二期常会（1916年8月—1917年6月），护法国会（1917年8月—1922年6月），第一届国会第三期常会（1922年10月—1924年11月），记载的名单里有方镇东。
为了弄清“中华民国开国大典—民国元年元旦在南京举行”的那张照片的情况。笔者又和旅居澳洲的外甥李唐镜联系（即方镇东外孙），外甥通过电邮传给我这张照片的原件，是出自台湾出版的《革命先烈传》这本资料。该资料封面印有：广州市中山纪念堂的照片以及于右任先生的题词：“世界劳民思救主，同来瞻拜圣人门。”封底印有恭辑者：革命先烈传记编印委员会；出版者：云海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初版，内政部登记证内版台业字第一三七五号。在这本资料中的一张由吴承砚先生绘制的彩色大型图片《开国大典》，注明现藏华冈博物馆，即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华冈博物馆。图上方有一行英文：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图片中注明：前排自右（第二人起）至左黄大伟、胡展堂、魏宸组、赵士璧、孙中山、黄兴、蔡元培，后排三（左起）于右任。据外甥介绍，后排三（左起）第五人即方镇东。
在远去的历史尘埃中，方镇东的心路历程究竟留下了什么蛛丝马迹呢？方镇东的四弟方镇中1957年在政治运动的交代材料“自传”，记述了他在北京师大附中和北京国立法政大学读书时（1919年—1926年）和其兄方镇东的交往的情况，我们可一探究竟。方镇中在“自传”中写道：
我在中学最后的一年（1922—1923），思想上起了一些变化。首先是受到老师们的影响，国文老师夏宇众（解放后在北师大逝世）对我十分器重，但他是一个梁启超崇拜者，在他的影响下，我到处听梁启超讲演，阅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欧游心影录》等书，逐渐接受了他的改良主义……校长林砺儒（现任教育部副部长），当时是一位“教育救国论”者……其次是我二兄镇东给我以影响，他原去广东参加孙中山的“护法国会”，１９２２年他到北京后反对孙中山的革命，而对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法统重光”、“统一中国”推崇有加，成了国会议员，他劝我不要参加革命……在他的影响下，我的思想更接近了梁启超的主张，同时也对直系军阀中的吴佩孚、冯玉祥也产生过幻想，认为他们俩人合作有统一中国的可能。这时我接受欧美资产阶级教育数量增加，能阅读英文书籍，开始醉心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立志在中学毕业后去欧美留学，却曾是不折不扣的激进青年，从此拒绝参加一切学生运动……
关于“却曾是不折不扣的激进青年”，方镇中在“自传”中说道：
1919年7月到北京，8月考入北京师大附中。这时正是“五四”后学生运动的高潮时期，在当时学生中反帝反封的思想影响下，我也产生了一般青年学生的进步思想。表兄郭须静是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先烈的同学，同时他也是马克思学会的成员，他对我的思想也有着不小的影响。他曾引我到李大钊先生家访问李先生，李先生对我慰勉有加，之后我成了北大出刊的《新生活》周刊在师大附中的义务推销员。这时我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如《共产主义ABC》、达尔文的《物种由来》、《进化论》等，由于自己文化水平所限，了解很差。“五四”后师大附中高年级学生中以先烈赵世炎为首创立“少年学会”，出刊《少年》半月刊，以反帝反封建为该刊物的宗旨。1920年我被吸收为少年学会会员，参加了《少年》半月刊编辑工作。现任北京民族学院副院长的夏康农和最近回国参加科学院工作的核物理学家汪德昭都是《少年》半月刊的编辑成员。同时以“少年学会”名义创办北京厂甸平民学校，招收贫民子女百余人，分为初级和高级两班（小学程度），我担任高级班义务级任工作两年。这时我也参加了师大附中的学生自治会工作，并积极参加体育活动。“五四”后一连几年北京学生不断发生罢课游行，我无役不与，曾和反动派军警发生过几次流血斗争，一次和几千学生一起被禁闭在天安门上一日夜之久。
我这里想说的是，当年师大附中地处北平市中心的和平门南新华街，毗邻天安门广场和琉璃厂，而方镇东就居住在“琉璃厂中间太平巷北口”，兄弟俩近在咫尺，年长二十岁的兄长又是他的启蒙老师，他受其指点和影响自不在话下，所以，方镇中又在“自传”中写道：
在我这种思想变化之下，我二兄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和冯玉祥、王正廷有关系的辽宁省国会议员王某。王某介绍我为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甲种会员，他要我通过青年会的关系认识基督教徒冯玉祥、王正廷，他们可以保我去美国留学。但我只去青年会一次，看到华洋杂处、人声嘈杂，心甚厌恶，下半年不再缴会费，从此也再没到青年会去过。
1923年暑期中学毕业，留学的愿望没能实现，考入了北京国立法政大学政治系。当时校长江庸、系主任陈筑山都是梁启超研究系的人物，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的思想更进一步倾向改良主义，这时读些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书籍，从孟德斯鸠、卢梭一直到柏莱士和狄冀，拉斯基的重要著作；对本国的著作从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每一篇论文一直到章士钊的《论主权》和《甲寅》杂志无一不读。同时再不阅读革命书籍，标志着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有更进一步的加强。这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虽在步步上升，但思想深处的反帝反封思想还是时隐时现，因而造成了思想上最大的苦闷。
由于苦闷，在法政大学时期（1923—1926年）性情孤独、自高自大，不和同学来往，也拒绝参加任何党派。而当时和我来往较多的是师大附中的几个同班同学。其中来往最多的是王思华（原名王慎明，现在国家统计局工作），其次是梁继武（当是北大地质系学生，解放后不知其情况）、余逊（现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和汪德昭（现在北京科学院）几个人。法政大学政治系同班同学侯外庐（名北麟），当时是国民党员，他曾约我参加国民党而被我拒绝；另一个同班同学孙元良（国民党军官，现在台湾）曾约我一同去广东黄埔军校学习，由于我当时犹豫不定而没有实现。
1925年暑期后，方镇中在苦闷和彷徨中转学上海美国人所创办的东吴大学法科，但他不久又感到那些美国教师学识浅薄，学不到什么又转回北京法政大学。
徘徊中的方镇中要何去何从，他在“自传”中继续写道：“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看到不少无辜的学生牺牲在学生运动之中，认为北京不再是我求学的地方。我即和当时在北京大学政治系学习的王思华商议去法国留学。是年暑期我和王思华一起去苏联大使馆找先烈李大钊先生，请他帮助转请苏联大使签字允许我两人取道苏联去法国留学，8月从北京动身赴法国。”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生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乱世中的方氏兄弟苦苦寻觅振兴中华路径，也可看出方镇中步其兄的后尘，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革命热血青年成长为理性地追求“法统重光”的改良主义者，他们先后把目光都转向了研究西学，力图中西合璧，借鉴西方文明探求强国之路。
可惜，方镇东终因多年奔波，积劳成疾，抗日战争爆发后回乡养病，1939年7月病逝于原籍唐河县方家寨，参加葬礼的晚辈们只记得覆盖在方镇东棺木的红绸子上绣着几个金字：众议院议员方镇东。而其弟方镇中留法六年，就读巴黎高级国际问题学院，毕业于享誉欧洲的政治家摇篮——巴黎自由政治学堂（后为巴黎政治学院，现为巴黎政治大学），他主攻国际政治、国际关系。
1936年，方镇中从二度留学的日本回国参加抗日救亡，先后出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国民政府军委会战干四团高级政治教官。他拥护国共合作，在抗日军政文化第一线奋战了八年。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8月30日，方镇中辞职自谋出路。1946年到国立河南大学任教，历任政治系主任、法学院代理院长。1949年初，方镇中被河南大学全校师生民主举荐，以无党派人士当选国立河南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主任……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方镇中被开除公职、家破人亡。在他流落街头的苦难岁月里，作为方镇中长女的笔者，“文革”前最后一次见到父亲，他仍然对自己选择的道路无怨无悔，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政治可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切不可不懂装懂，胡说八道，祸国殃民。”而当时对政治极其恐惧的我小心翼翼地问他：“什么是政治？”父亲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政治就是公正和正义！”
“政治就是公正和正义”，这是法政学者方镇中在风雨飘摇中受尽磨难，看尽政治变数、人间沉浮之后的一声叹息！
在理想和利益的漩涡里，在革命和改良的纠葛中，在真实和虚假的迷雾下，在个人和家国的天平上，方氏兄弟用他们的生命诠释了人生的意义、价值以及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