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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不老，和我同龄，都是十八岁考进北京的重点大学。十八岁上大学，不稀奇，关键在于，他是内蒙人，我是甘肃人。二十年前，在我们老家，要考上大学，非得补习个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不可。我们是带着自豪和骄傲进入班级的，但他就变成了老高，我就变成了老杜。北方人，长得老。女同学说，四十岁的老师也比你们年轻。所以，其他同学卿卿我我谈恋爱的时候，我俩就去大街上发传单赚钱。四十岁的人了，谈啥恋爱。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俩在班里都是倒数，英语四级考了三次，勉强拿到毕业证。但也奇怪，不少同学削尖脑袋想在北京找份工作留个户口没能如愿，我俩却接到了北京两家不错单位的橄榄枝。
“你看打工还是有好处，”其他同学说：“人家打工多，找工作有經验。”
最后，我俩如愿以偿。我去了南方一家电厂，他去了鄂尔多斯一家煤厂。电厂和煤厂都是同学们开玩笑的，其实，我去的电力公司在世界五百强里名列前茅，他去的电厂是赫赫有名的上市公司。
“北京气候不好，”我俩这么跟同学说。
“内蒙甘肃来的，还嫌北京气候不好！”背后传来别人的耳语。
十年后，机缘巧合，我俩在同一年回到母校读研，在职那种。我跟老高说：“当年考过六级的人，现在只会在朋友圈晒孩子，咱俩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卷土重来再考六级。”
老高很沉默，给我看一张他的照片。荒凉的沙漠前有一棵杨树，他背靠杨树，眼神坚毅。老高不高，却气宇轩昂。“我现在有个绰号，叫沙里飞。”
我想起《双旗镇刀客》里那个痞子大侠，再看看老高，没明白这个绰号怎么来的。
二十年后的2018年，就像当年莫名其妙离开北京去南方工作一样，我莫名其妙奔赴海拔最高的西藏那曲市援藏。有一天接到老高的电话说，国庆放假了，来我这儿看看。
不知道是一股什么神秘的力量驱使着我，我决定下山去找老高。先是从那曲坐了二十个小时的火车到兰州，又坐了将近二十个小时的火车辗转到鄂尔多斯。援藏以后，喜欢坐着火车慢悠悠看北国风光。
老高真的老了，秃顶了。“老杜，你也老了，头发全白了。”我俩拥抱了一下。我曾经在微信群里做过调研，在秃顶和白发之间只能选一个的话，大家基本都选择白发。白发说明还有，秃顶是没了。
“给你感受一下祖国北疆靓丽的风景线，”老高说完一踩油门，内蒙古草原的风情就在车窗外如画般展开了。
“你这个煤老板，不开个好一点的车？”我实话实说：“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这么好的地方，你皮肤咋就这么差？还不如我这个西藏人。”
“我们都是有情怀的人！”老高叹口气说：“知道你援藏后，就想邀请你来。被人误解太久，想找个人聊聊。”我考出二级心理咨询师之后，出了几本书。特意找我聊的人，往往都不正常。
简单吃了个便餐，车子竟然开出市区向北驶去，我有一些诧异，但也没开口问。老高在那么大的煤炭集团工作了二十年，理应在市区有一套房子。
“我家到了！”一个多小时后，他歪头朝我笑笑，我歪头朝外看看。一个类似于藏区的小镇，稀稀拉拉几个行人，近处是飞扬的灰尘，远处是荒凉的沙漠。
“高书记，昨天你没在，我家生了两个小牛犊子。”车子还没停稳，有个灰头土脸的人跑过来，朝着车里喊话。
“牛棚再整饬下，人家母牛那么争气，你也要争气点。”来人听到老高回了话，笑呵呵走了。
跟着老高走进一个破旧的木料加工厂，上了二楼进了一个房间，两张床，一个桌子一把凳子。
“我家，不比你援藏公寓差吧？”
“一模一样。你周末回鄂尔多斯家里？”
“这就是我家，”老高一屁股坐在床上说：“鄂尔多斯没家。”
“家呢？”
“离了！”
我没再开口，老高却给我讲述了一段唏嘘的故事。
拿到研究生学历的老高考入机关单位，主动要求到这个边远的小镇驻村。
“就是我给你看的那张照片，那棵杨树，”老高说：“那是我爷爷在我父亲出生的时候种的。我父亲和共和国同岁，但没叫建国，叫树生。不是树上生长的，是我爷爷希望，这里有树能生长出来。”
老高叹口气说：“我爷爷去世的早，没看到更多的树长出来，也没看到更多的沙漠侵略过来。我爸却看到了。我出生的那个村子，已经没有人家了。我爸还在那里种树。”
在老高的讲述中，我理清了之后发生的故事。他驻村三年结束，女儿已经上了中学，他觉得家里也不缺他，选择继续驻村。妻子也觉得家里不缺他，选择离婚。
“我什么都没要，我对她们有亏欠。”他说完又露出笑容说：“不过我也收获了很多。”
我决定跟着老高去看看那棵在沙漠里长了七十年的杨树。
2
车子离开小镇一路向北，远方的沙漠时远时近。在西藏习惯了一个山一个弯，挺喜欢这广阔的视野，尤其马路两边还有树木。
“老高你知道吗？我援藏的那曲，种不活一棵树。”
“是吗？那我是不是可以去援藏了？这两边的树都是我种的。”
我侧头看看他，半信半疑。他不像在开玩笑。
马路边有人招手，我以为是搭顺路车，这在西藏习以为常。老高停车，挥手示意我一起下车。
“高书记，我家的玉兰树根上出现了白斑，一片一片像牛皮癣。”
老高点了点头，跟着皮夹克往前走，我跟在后头。穿过杨树林，一片绿色出现在眼前。
“这在那曲是看不到的。”我感叹到。
“这在以前也是看不到的。”皮夹克回头跟我说：“高书记来了，我们才种上了树，种上了花。”
“以前马路边只有杨树、榆树，田地里只有荒草，苜蓿。这几年，咱们种丁香、种玉兰，种格桑花。”老高说着，蹲在一棵玉兰树下，伸手摸摸白斑，塞嘴里舔舔。 我说老高，你这挺专业，啥时候变成花卉专家了？
老高笑笑，拿出手机拍了照片说：“啥专家，咱也不懂。这树生病了，要望闻问切。我把照片传给专家，专家能看到颜色，尝不到味道，要色香味俱全嘛！”
“高书记也有不懂的东西，但他愿意给老百姓花时间花精力。”
车子继续向北，一晃而过的绿色树木都有了灵性。我看到了老高在太阳下挥汗如雨的样子。
“刘娟你还记得吗？”他忽然问道：“江西那个姑娘，留在了昌平供销社。前几年到包头出差，顺路来看我。”
我想起了那个个子不高却眉清目秀的姑娘。老高那时候穷，不敢追人家。我俩周末去发传单、洗盘子，赚点零花钱。第二天老高会在食堂里买好吃的面包，课间休息的时候，走到刘娟旁边打个饱嗝说：“这面包真难吃，你尝尝。”刘娟也是农村孩子，不嫌弃他说难吃，拿过去啃了。老高看得津津有味，比自己吃着还香，虽然那会儿，他的肚子在饿得呱呱叫。
“从包头过来的路上，她说她离婚了，一个人。我说我也离婚了，一个人。”老高沉默了一会儿说：“真的动了情，你知道吗？上大学那会儿，特别喜欢她。她不是傻子，我也不是。”
我感觉到了老高的语无伦次，我等待着他说出更悲伤的故事。
“我俩在鄂尔多斯吃烧烤喝啤酒，特别开心。”他轻轻笑了下，似乎在回味那夜的美好。“后来我要给她开个宾馆，她不去。她说，你不是离婚了吗？去你家，我睡沙发！”
“然后你带她来了刚才的宿舍？”
“对啊！”老高理直气壮回答了我，又垂头丧气地说：“我有时候也觉得，我脑子可能有问题。”
“所以你找我这个心理医生？”我笑了他一句。
“这是你家？你堂堂一个煤老板，你住这种地方？你骗谁呢？”老高学着刘娟的口气说。
“我没骗你，我真的住在这里。”我学着老高的口气答复。
“那你赚的钱呢？都给老婆了？你离婚这么多年了，总不会离婚后还是把钱给她吧？”
“那你的钱呢？”
老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车子却拐进了右手边一条小路。半小时后一个村子跑到了眼前。村口一个破旧的瓦房孤零零站着。
我跟着老高走进破旧的院子，一个小男孩爬在屋檐下玩。老高抱了抱孩子，走进屋子。屋里黑乎乎的，窗户射进来微弱的光线照到床上，一个头发凌乱的女人蜷在被窝里。
“高书记……”女人用力喊了一句却发出微弱的声音。
老高没有说话，从兜里拿出几张百元大钞放在她枕边，拉着我的袖子走了出来。
我们沿着新建的马路往村里走，时不时有百姓出来和老高打招呼，邀请我们去家里吃饭。
“都是新鲜的蔬菜，高书记来尝尝！”
我问老高，为什么大家都要强调新鲜的蔬菜。他说，就跟以前见人问“吃了没”一样。吃了没，是温饱问题。现在讲究蔬菜新鲜，要奔小康了。这里偏远，以前大老远去集市买蔬菜，集市上的蔬菜也是大老远运来的，蔫了吧唧。我请了专家来，研究大棚蔬菜养殖。这几年，蔬菜种上瘾了，本来就是荒地，大家越种越勤快。自己吃不完，我给联系着卖到市里去。没想到，这荒凉的地方，通过大棚蔬菜养殖，不仅脱贫了，还致富了，家家换了新房。
“男人是个老封建，女人养了三个女娃，快被打成智障了。”回到路口上车，老高开口说：“在家打老婆，在外赌博，赌博还打伤人。前两年给抓进去了，欠了一屁股债。男人进去了，女人生了个男娃。”
“越是落后的地方越喜欢生娃。”
“那不是娃的错啊！”他沉默了下说：“几个娃还小，得上学！”
“你给还债了？上学也花不了你那么多钱啊！”
“每个村都有那么几户贫困户，这两年咱们得全部脱贫。”他叹口气说：“我也不想这样，我带他们养牛养羊，种艾草种枸杞，能使的招都使上了，能赚的钱都给想办法赚了。总有那么几户人家，实在没办法。”
“是不是可以申请一些政府救助资金？”
“花钱的地方多了，有的地方没电，有的地方没水。光伏发电项目、旱地滴灌项目，都要投入大把的钱。这些个别困难户，咱们自己能帮上，能让他们脱贫。”
“你跟刘娟没说这事？”
“没。”他苦笑一声说：“我给她在市里找了个旅馆。倒霉地，正好停水。她灰头土脸的，想洗把脸，停水。”
空气沉默了一会儿。
“我不洗澡睡不着，我再找个地方去住，你也累了，你就这里睡吧。”老高学着刘娟的口气，很礼貌地说了一句。
“老杜，你说实话，我是不是有病？”
我笑出声来，我明白他的意思。他的做法在多数人看来，是真的有病。舍小家顾大家，这些话，在很多人看来都是口号。身边真要遇到这么一个人，大家会不习惯。我也是在援藏之后，才看到那么多人，为了社会发展，为了民族大义，真真切切舍小家为大家。
“刘娟给我讲了个故事。说有个下岗职工，自己住在贫民窟里，扫地赚錢供给大学生。”
“你真的觉得他是为人民服务吗？他只是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通过这些事情刷存在感。道德的高地，最容易让人获得安全感，获得活着的意义。”老高学着刘娟说了几句，却震惊了我。原来他说自己有病，是真的在怀疑自己。
我经常跟朋友说，心理问题有必然性，有怎样的经历就会有怎样的问题。父母离异或者关系不和谐、小时候没跟父母一起睡，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出现心理问题的几率更高。
“咱爸在哪里？”
“这就去。”老高恢复了乐观说：“老头守着那棵老杨树呢！”
我忽然特别想见到那棵在沙漠里长了七十年的杨树。
3
半小时后见到了老高的父亲，真正的老高，一个瘦小却精神矍铄的老头。他笑呵呵地跟我握手，还使劲捏了下我的手说：“老杜，久仰！”
我被他惹笑了。 那是一间破旧而孤单的小瓦房，周围长着各种各样我叫不出名字的绿色树苗。房间里也是一张床一个桌子，桌子上摆着个老式收音机。
“儿子当书记了，我这个老农民有了工作，成了护林员。”
老高，不对，现在是小高，跟我说：“我爸是移动护林员。树苗种到哪里，植被铺到哪里，他就转移到哪里。后方的老百姓种植经济作物赚钱，我爸在最前方负责开疆拓土。”
“哎呀，儿子你过奖了，我就是看不惯沙漠。我天天起来用阶级仇恨的眼神盯着沙漠，我要把沙漠逼退，可是我拿什么逼退沙漠呀？就是种树啊，这种树的技术，是你们年轻人的本事。”
“我爸说，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一步一步都很艰辛。他这植树造林，是新时代的长征。”
“古时候还有愚公移山呢，一代人接着一代人，敢教旧貌换新颜。”
我透过调侃的父子俩，看到桌子上一张合影。我走近去，一位和蔼的老爷爷和一位慈祥的老奶奶。
“老伴前几年走了，埋在那棵老杨树下。我天天陪着她，她也天天陪着我。”
“那棵老杨树，是不是还在前面很远的地方？”
“啊？在刚才经过的地方！”
我和小高向老高告别。人生七十古来稀，老人一点都不显老，反而很精神，很乐观。
“七十了，见过沙漠吞没了我的家，也见过树木赶走了沙漠。我生在建立新中国那年，父亲却给我起名树生。我这一辈子，就是在这沙漠里种树。这一辈子，值！”
车后的老人逐渐模糊，和树木化成了一片。
小高又变回了老高，他说：“我父母没文化，但是从不吵架。我媳妇跟我离婚，我也没跟她吵架。那时候，女儿哭得死去活来，不让离婚。”他摸了把眼睛说：“我小时候，家里穷，电灯都没有。晚上和父母睡一个炕，听他们讲草原上的故事。我女儿小的时候，也是一家三口睡一起，我给她讲草原上的故事。”
我不知道老高为什么这么说，是不是看了我的朋友圈，看了那些我关于心理问题的说法。
“有些事情，我也说不上对错。”他停顿了下说：“总得有人做这些事情。总得有人去管那些脱贫困难的百姓，总得有人去种树护林。”
“老高，你也没错，你媳妇也没错，刘娟也没错。女人吧，她得有安全感。”
“对，她们都没错。我开始只是想回到老家这个地方来工作。后来，就像魂被勾走一样，就在我驻村之前，我几乎跑遍了这片荒漠，沙里飞的绰号就是这么来的。再后来，我觉得这里需要我。是我变了，是我辜负了媳妇。”
“老高，现在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在北京工作，回这地方来了，你没辜负这片土地。”
“我小时候，我爷爷指着远处的沙丘给我说，那是咱们的家园，给沙漠侵略走了。你要记住，赶走沙漠，把家夺回来。”他说完回头问我：“你离开北京跑到南方去，又为什么去援藏？”
我说：“我小时候，我爷爷指着远处的山丘给我说，山的那边是海，爷爷一辈子都没去过，你长大了，要去山的那头，代爷爷去看看那海。我爷爷是货郎，年轻的时候挑着针头线脑跑西藏。我小时候就喝酥油茶，戴藏族人的首饰。我觉得我爷爷是英雄，虽然是那种为了生存而奔波的英雄。”
“所以你看完大海，想去帮帮藏族同胞？”
“说不上那么伟大吧。”我笑笑说：“不过总得有人做这些事情。”
“这是不是叫不忘初心？”
我们相视而笑。
车子经过他住宿的小镇，我回头，看到远处的沙丘。那些沙丘很近，可是我跑了那么远，却只看到一片一片的绿色。车子继续往前，沙丘越来越远。我眼前出现了更高的杨树，更綠的花草，超过了沙丘，与蓝天接成了一片。
老高送我到火车站，才想起一件事，慌忙道歉说：“老杜，对不起，本来想带你去看那棵70年的老杨树，却忘记了。”
我说：“老高，我已经看到了！”
杜亮亮，浙江省作协会员、中国电力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2018年入选浙江新荷人才库，2018年援藏帮扶那曲。作品见于《江南》《飞天》《小说月刊》《文学港》等杂志。出版长篇小说《未曾牵手》，散文集《北风吹过江南》，小说集《高复班》。长篇报告文学《天海一线》入选宁波市2019年度文艺创作重点项目。
老高不老，和我同龄，都是十八岁考进北京的重点大学。十八岁上大学，不稀奇，关键在于，他是内蒙人，我是甘肃人。二十年前，在我们老家，要考上大学，非得补习个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不可。我们是带着自豪和骄傲进入班级的，但他就变成了老高，我就变成了老杜。北方人，长得老。女同学说，四十岁的老师也比你们年轻。所以，其他同学卿卿我我谈恋爱的时候，我俩就去大街上发传单赚钱。四十岁的人了，谈啥恋爱。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俩在班里都是倒数，英语四级考了三次，勉强拿到毕业证。但也奇怪，不少同学削尖脑袋想在北京找份工作留个户口没能如愿，我俩却接到了北京两家不错单位的橄榄枝。
“你看打工还是有好处，”其他同学说：“人家打工多，找工作有經验。”
最后，我俩如愿以偿。我去了南方一家电厂，他去了鄂尔多斯一家煤厂。电厂和煤厂都是同学们开玩笑的，其实，我去的电力公司在世界五百强里名列前茅，他去的电厂是赫赫有名的上市公司。
“北京气候不好，”我俩这么跟同学说。
“内蒙甘肃来的，还嫌北京气候不好！”背后传来别人的耳语。
十年后，机缘巧合，我俩在同一年回到母校读研，在职那种。我跟老高说：“当年考过六级的人，现在只会在朋友圈晒孩子，咱俩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卷土重来再考六级。”
老高很沉默，给我看一张他的照片。荒凉的沙漠前有一棵杨树，他背靠杨树，眼神坚毅。老高不高，却气宇轩昂。“我现在有个绰号，叫沙里飞。”
我想起《双旗镇刀客》里那个痞子大侠，再看看老高，没明白这个绰号怎么来的。
二十年后的2018年，就像当年莫名其妙离开北京去南方工作一样，我莫名其妙奔赴海拔最高的西藏那曲市援藏。有一天接到老高的电话说，国庆放假了，来我这儿看看。
不知道是一股什么神秘的力量驱使着我，我决定下山去找老高。先是从那曲坐了二十个小时的火车到兰州，又坐了将近二十个小时的火车辗转到鄂尔多斯。援藏以后，喜欢坐着火车慢悠悠看北国风光。
老高真的老了，秃顶了。“老杜，你也老了，头发全白了。”我俩拥抱了一下。我曾经在微信群里做过调研，在秃顶和白发之间只能选一个的话，大家基本都选择白发。白发说明还有，秃顶是没了。
“给你感受一下祖国北疆靓丽的风景线，”老高说完一踩油门，内蒙古草原的风情就在车窗外如画般展开了。
“你这个煤老板，不开个好一点的车？”我实话实说：“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这么好的地方，你皮肤咋就这么差？还不如我这个西藏人。”
“我们都是有情怀的人！”老高叹口气说：“知道你援藏后，就想邀请你来。被人误解太久，想找个人聊聊。”我考出二级心理咨询师之后，出了几本书。特意找我聊的人，往往都不正常。
简单吃了个便餐，车子竟然开出市区向北驶去，我有一些诧异，但也没开口问。老高在那么大的煤炭集团工作了二十年，理应在市区有一套房子。
“我家到了！”一个多小时后，他歪头朝我笑笑，我歪头朝外看看。一个类似于藏区的小镇，稀稀拉拉几个行人，近处是飞扬的灰尘，远处是荒凉的沙漠。
“高书记，昨天你没在，我家生了两个小牛犊子。”车子还没停稳，有个灰头土脸的人跑过来，朝着车里喊话。
“牛棚再整饬下，人家母牛那么争气，你也要争气点。”来人听到老高回了话，笑呵呵走了。
跟着老高走进一个破旧的木料加工厂，上了二楼进了一个房间，两张床，一个桌子一把凳子。
“我家，不比你援藏公寓差吧？”
“一模一样。你周末回鄂尔多斯家里？”
“这就是我家，”老高一屁股坐在床上说：“鄂尔多斯没家。”
“家呢？”
“离了！”
我没再开口，老高却给我讲述了一段唏嘘的故事。
拿到研究生学历的老高考入机关单位，主动要求到这个边远的小镇驻村。
“就是我给你看的那张照片，那棵杨树，”老高说：“那是我爷爷在我父亲出生的时候种的。我父亲和共和国同岁，但没叫建国，叫树生。不是树上生长的，是我爷爷希望，这里有树能生长出来。”
老高叹口气说：“我爷爷去世的早，没看到更多的树长出来，也没看到更多的沙漠侵略过来。我爸却看到了。我出生的那个村子，已经没有人家了。我爸还在那里种树。”
在老高的讲述中，我理清了之后发生的故事。他驻村三年结束，女儿已经上了中学，他觉得家里也不缺他，选择继续驻村。妻子也觉得家里不缺他，选择离婚。
“我什么都没要，我对她们有亏欠。”他说完又露出笑容说：“不过我也收获了很多。”
我决定跟着老高去看看那棵在沙漠里长了七十年的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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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离开小镇一路向北，远方的沙漠时远时近。在西藏习惯了一个山一个弯，挺喜欢这广阔的视野，尤其马路两边还有树木。
“老高你知道吗？我援藏的那曲，种不活一棵树。”
“是吗？那我是不是可以去援藏了？这两边的树都是我种的。”
我侧头看看他，半信半疑。他不像在开玩笑。
马路边有人招手，我以为是搭顺路车，这在西藏习以为常。老高停车，挥手示意我一起下车。
“高书记，我家的玉兰树根上出现了白斑，一片一片像牛皮癣。”
老高点了点头，跟着皮夹克往前走，我跟在后头。穿过杨树林，一片绿色出现在眼前。
“这在那曲是看不到的。”我感叹到。
“这在以前也是看不到的。”皮夹克回头跟我说：“高书记来了，我们才种上了树，种上了花。”
“以前马路边只有杨树、榆树，田地里只有荒草，苜蓿。这几年，咱们种丁香、种玉兰，种格桑花。”老高说着，蹲在一棵玉兰树下，伸手摸摸白斑，塞嘴里舔舔。 我说老高，你这挺专业，啥时候变成花卉专家了？
老高笑笑，拿出手机拍了照片说：“啥专家，咱也不懂。这树生病了，要望闻问切。我把照片传给专家，专家能看到颜色，尝不到味道，要色香味俱全嘛！”
“高书记也有不懂的东西，但他愿意给老百姓花时间花精力。”
车子继续向北，一晃而过的绿色树木都有了灵性。我看到了老高在太阳下挥汗如雨的样子。
“刘娟你还记得吗？”他忽然问道：“江西那个姑娘，留在了昌平供销社。前几年到包头出差，顺路来看我。”
我想起了那个个子不高却眉清目秀的姑娘。老高那时候穷，不敢追人家。我俩周末去发传单、洗盘子，赚点零花钱。第二天老高会在食堂里买好吃的面包，课间休息的时候，走到刘娟旁边打个饱嗝说：“这面包真难吃，你尝尝。”刘娟也是农村孩子，不嫌弃他说难吃，拿过去啃了。老高看得津津有味，比自己吃着还香，虽然那会儿，他的肚子在饿得呱呱叫。
“从包头过来的路上，她说她离婚了，一个人。我说我也离婚了，一个人。”老高沉默了一会儿说：“真的动了情，你知道吗？上大学那会儿，特别喜欢她。她不是傻子，我也不是。”
我感觉到了老高的语无伦次，我等待着他说出更悲伤的故事。
“我俩在鄂尔多斯吃烧烤喝啤酒，特别开心。”他轻轻笑了下，似乎在回味那夜的美好。“后来我要给她开个宾馆，她不去。她说，你不是离婚了吗？去你家，我睡沙发！”
“然后你带她来了刚才的宿舍？”
“对啊！”老高理直气壮回答了我，又垂头丧气地说：“我有时候也觉得，我脑子可能有问题。”
“所以你找我这个心理医生？”我笑了他一句。
“这是你家？你堂堂一个煤老板，你住这种地方？你骗谁呢？”老高学着刘娟的口气说。
“我没骗你，我真的住在这里。”我学着老高的口气答复。
“那你赚的钱呢？都给老婆了？你离婚这么多年了，总不会离婚后还是把钱给她吧？”
“那你的钱呢？”
老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车子却拐进了右手边一条小路。半小时后一个村子跑到了眼前。村口一个破旧的瓦房孤零零站着。
我跟着老高走进破旧的院子，一个小男孩爬在屋檐下玩。老高抱了抱孩子，走进屋子。屋里黑乎乎的，窗户射进来微弱的光线照到床上，一个头发凌乱的女人蜷在被窝里。
“高书记……”女人用力喊了一句却发出微弱的声音。
老高没有说话，从兜里拿出几张百元大钞放在她枕边，拉着我的袖子走了出来。
我们沿着新建的马路往村里走，时不时有百姓出来和老高打招呼，邀请我们去家里吃饭。
“都是新鲜的蔬菜，高书记来尝尝！”
我问老高，为什么大家都要强调新鲜的蔬菜。他说，就跟以前见人问“吃了没”一样。吃了没，是温饱问题。现在讲究蔬菜新鲜，要奔小康了。这里偏远，以前大老远去集市买蔬菜，集市上的蔬菜也是大老远运来的，蔫了吧唧。我请了专家来，研究大棚蔬菜养殖。这几年，蔬菜种上瘾了，本来就是荒地，大家越种越勤快。自己吃不完，我给联系着卖到市里去。没想到，这荒凉的地方，通过大棚蔬菜养殖，不仅脱贫了，还致富了，家家换了新房。
“男人是个老封建，女人养了三个女娃，快被打成智障了。”回到路口上车，老高开口说：“在家打老婆，在外赌博，赌博还打伤人。前两年给抓进去了，欠了一屁股债。男人进去了，女人生了个男娃。”
“越是落后的地方越喜欢生娃。”
“那不是娃的错啊！”他沉默了下说：“几个娃还小，得上学！”
“你给还债了？上学也花不了你那么多钱啊！”
“每个村都有那么几户贫困户，这两年咱们得全部脱贫。”他叹口气说：“我也不想这样，我带他们养牛养羊，种艾草种枸杞，能使的招都使上了，能赚的钱都给想办法赚了。总有那么几户人家，实在没办法。”
“是不是可以申请一些政府救助资金？”
“花钱的地方多了，有的地方没电，有的地方没水。光伏发电项目、旱地滴灌项目，都要投入大把的钱。这些个别困难户，咱们自己能帮上，能让他们脱贫。”
“你跟刘娟没说这事？”
“没。”他苦笑一声说：“我给她在市里找了个旅馆。倒霉地，正好停水。她灰头土脸的，想洗把脸，停水。”
空气沉默了一会儿。
“我不洗澡睡不着，我再找个地方去住，你也累了，你就这里睡吧。”老高学着刘娟的口气，很礼貌地说了一句。
“老杜，你说实话，我是不是有病？”
我笑出声来，我明白他的意思。他的做法在多数人看来，是真的有病。舍小家顾大家，这些话，在很多人看来都是口号。身边真要遇到这么一个人，大家会不习惯。我也是在援藏之后，才看到那么多人，为了社会发展，为了民族大义，真真切切舍小家为大家。
“刘娟给我讲了个故事。说有个下岗职工，自己住在贫民窟里，扫地赚錢供给大学生。”
“你真的觉得他是为人民服务吗？他只是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通过这些事情刷存在感。道德的高地，最容易让人获得安全感，获得活着的意义。”老高学着刘娟说了几句，却震惊了我。原来他说自己有病，是真的在怀疑自己。
我经常跟朋友说，心理问题有必然性，有怎样的经历就会有怎样的问题。父母离异或者关系不和谐、小时候没跟父母一起睡，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出现心理问题的几率更高。
“咱爸在哪里？”
“这就去。”老高恢复了乐观说：“老头守着那棵老杨树呢！”
我忽然特别想见到那棵在沙漠里长了七十年的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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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小时后见到了老高的父亲，真正的老高，一个瘦小却精神矍铄的老头。他笑呵呵地跟我握手，还使劲捏了下我的手说：“老杜，久仰！”
我被他惹笑了。 那是一间破旧而孤单的小瓦房，周围长着各种各样我叫不出名字的绿色树苗。房间里也是一张床一个桌子，桌子上摆着个老式收音机。
“儿子当书记了，我这个老农民有了工作，成了护林员。”
老高，不对，现在是小高，跟我说：“我爸是移动护林员。树苗种到哪里，植被铺到哪里，他就转移到哪里。后方的老百姓种植经济作物赚钱，我爸在最前方负责开疆拓土。”
“哎呀，儿子你过奖了，我就是看不惯沙漠。我天天起来用阶级仇恨的眼神盯着沙漠，我要把沙漠逼退，可是我拿什么逼退沙漠呀？就是种树啊，这种树的技术，是你们年轻人的本事。”
“我爸说，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一步一步都很艰辛。他这植树造林，是新时代的长征。”
“古时候还有愚公移山呢，一代人接着一代人，敢教旧貌换新颜。”
我透过调侃的父子俩，看到桌子上一张合影。我走近去，一位和蔼的老爷爷和一位慈祥的老奶奶。
“老伴前几年走了，埋在那棵老杨树下。我天天陪着她，她也天天陪着我。”
“那棵老杨树，是不是还在前面很远的地方？”
“啊？在刚才经过的地方！”
我和小高向老高告别。人生七十古来稀，老人一点都不显老，反而很精神，很乐观。
“七十了，见过沙漠吞没了我的家，也见过树木赶走了沙漠。我生在建立新中国那年，父亲却给我起名树生。我这一辈子，就是在这沙漠里种树。这一辈子，值！”
车后的老人逐渐模糊，和树木化成了一片。
小高又变回了老高，他说：“我父母没文化，但是从不吵架。我媳妇跟我离婚，我也没跟她吵架。那时候，女儿哭得死去活来，不让离婚。”他摸了把眼睛说：“我小时候，家里穷，电灯都没有。晚上和父母睡一个炕，听他们讲草原上的故事。我女儿小的时候，也是一家三口睡一起，我给她讲草原上的故事。”
我不知道老高为什么这么说，是不是看了我的朋友圈，看了那些我关于心理问题的说法。
“有些事情，我也说不上对错。”他停顿了下说：“总得有人做这些事情。总得有人去管那些脱贫困难的百姓，总得有人去种树护林。”
“老高，你也没错，你媳妇也没错，刘娟也没错。女人吧，她得有安全感。”
“对，她们都没错。我开始只是想回到老家这个地方来工作。后来，就像魂被勾走一样，就在我驻村之前，我几乎跑遍了这片荒漠，沙里飞的绰号就是这么来的。再后来，我觉得这里需要我。是我变了，是我辜负了媳妇。”
“老高，现在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在北京工作，回这地方来了，你没辜负这片土地。”
“我小时候，我爷爷指着远处的沙丘给我说，那是咱们的家园，给沙漠侵略走了。你要记住，赶走沙漠，把家夺回来。”他说完回头问我：“你离开北京跑到南方去，又为什么去援藏？”
我说：“我小时候，我爷爷指着远处的山丘给我说，山的那边是海，爷爷一辈子都没去过，你长大了，要去山的那头，代爷爷去看看那海。我爷爷是货郎，年轻的时候挑着针头线脑跑西藏。我小时候就喝酥油茶，戴藏族人的首饰。我觉得我爷爷是英雄，虽然是那种为了生存而奔波的英雄。”
“所以你看完大海，想去帮帮藏族同胞？”
“说不上那么伟大吧。”我笑笑说：“不过总得有人做这些事情。”
“这是不是叫不忘初心？”
我们相视而笑。
车子经过他住宿的小镇，我回头，看到远处的沙丘。那些沙丘很近，可是我跑了那么远，却只看到一片一片的绿色。车子继续往前，沙丘越来越远。我眼前出现了更高的杨树，更綠的花草，超过了沙丘，与蓝天接成了一片。
老高送我到火车站，才想起一件事，慌忙道歉说：“老杜，对不起，本来想带你去看那棵70年的老杨树，却忘记了。”
我说：“老高，我已经看到了！”
杜亮亮，浙江省作协会员、中国电力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2018年入选浙江新荷人才库，2018年援藏帮扶那曲。作品见于《江南》《飞天》《小说月刊》《文学港》等杂志。出版长篇小说《未曾牵手》，散文集《北风吹过江南》，小说集《高复班》。长篇报告文学《天海一线》入选宁波市2019年度文艺创作重点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