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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听有同学在嚷:“不得了啦,我们教室里有反动标语,有人在讲台上写了‘娘希匹!毛主席万岁!’那张讲台已经被抬到保卫处去了。”这一听,如五雷轰顶,我跌坐在地上,后面还有什么就听不见了。
“文革”中的书店,是否像现在的回忆录作者描写的那样,是清一色“红宝书”?也未必。即使是“红宝书”,也会翻出花样。我记得是1967年的冬季,福州路上的外文书店还在开张,就在今天的外文书店原址,但门面大得多,甚至有二楼。我那时已经有跑福州路“淘旧书”的习惯,那一天偶然在这家书店发现一张告示:订购英文版《毛主席语录》,每本定价6毛。我当时的零用钱父亲规定是5毛,包括剃头洗澡。花6毛钱订一本外文版《毛主席语录》,就有点像现在的人月收入1000元,以1200元买一张流行光盘,而且还不是现货,是期货,又看不懂,干不干?我当时在中学里学的英语无非是“long live,long long live”那一套,根本不可能培养起对外语的兴趣,按道理不会下这个单子。但到这个时候就显出前重点中学的好处:我有两个高年级的好朋友,一个在复兴中学初中部,一个在本校高中部,我在读书方面如有疑难,多半是请教他们,这一次也是如此。他们听说后,一致鼓励我买:你现在用不着,不等于你将来用不着,用这本英文版与中文版对着读,是自学英语的好读物。他们不仅鼓励我,甚至和我一起到福州路去填那个订购单。过了大约半年,书店果然把这本英文版小红书寄到我家,很守信用。这本书到手后,我只是出于好奇胡乱翻过一阵,并没有成为我学习英文的入门。不过,作为我第一次订购书籍的记录,而且居然是在“文革”中,有点滑稽,在此不妨提一笔。
顺便说一句,福州路上的旧书店那时有大量旧版本马、恩、列、斯著作,也有鲁迅全集及各种单行本,价格极便宜,品相也好。我记得那时9点开门,8点半左右,门口开始有书生模样的人聚集,门一开,就冲进去抢购自己早就等待的书籍。我那时都是步行去,来回约一个半小时,坐电车钱不过1毛4分,却舍不得,因为这1毛4分可能就是一本好书的价钱。我现在书橱里的一些左派经典,大部分就采自那一廉价时期。
“文革”中也有一些禁书悄悄流传。我就是因为读这些禁书,终于读出一场大祸。当时从高中生那里流出一套《金陵春梦》,我好不容易排队等到,读完后,就记住一句作者编排蒋介石的那句口头禅:“娘希匹!”那天下午,我从福州路回来,径直回校,教室里有几个同学在讲台上用毛笔乱涂乱抹。他们走后,我走上前去,拿起那支毛笔,随手就写了个“娘希匹”,而且还加了个感叹号,写完即扔,扬长而去。我当时根本没有注意前面那些同学写的是什么,而且他们写的正好也被我写字的那个胳膊肘压着。第二天早上进校,即发现气氛异常,早操也不出了,却有公安人员的神秘身影。走到自己的教室,就听有同学在嚷:“不得了啦,我们教室里有反动标语,有人在讲台上写了‘娘希匹!毛主席万岁!’那张讲台已经被抬到保卫处去了。”这一听,如五雷轰顶,我跌坐在地上,后面还有什么就听不见了。原来昨天下午胳膊肘压着的,竟是那要命的“毛主席万岁!”朱学勤啊,朱学勤,这一回你算彻底玩完了!
我去找那个比我年长两岁的六七届朋友商量。他那时虔信马列,听我说完实情,头一昂,很自信地说了一句毛主席语录:“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鼓励我去找工宣队、公安人员说明情况,没什么大不了。我也就忐忑不安地去了。不料那些人听后十分意外,相互交换眼色,一个劲地眨眼睛。原来我经辅导员推荐,已经是工宣队培养的对象,新初一红卫兵连的“连长”,管12个班,600多人。他们正按照学生的家庭出身排队摸线索,绝没有怀疑到我头上。现在已经宣布这是反革命案件,能因为是我所写就撤销这一案子吗?真是骑虎难下。恰好又进入“清理阶级队伍”的严峻时期,同一年级另一班一个小同学据说也是因为书写反动标语,公安局开着吉普车大白天进校抓人,气氛非常恐怖。公安局、工宣队和校保卫处只能专门为我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先宣布撤销我的职务,然后内查外调,进进出出,忙得不亦乐乎。我则猫在小屋里,灰溜溜地面对他们的反复盘问,一遍一遍地写检讨。工宣队态度严厉,但不难缠,最难对付的是参加专案组的那个男教师。他与我的班主任正在谈恋爱,而我此前不满意那个班主任忙于恋爱疏于备课,上语文课讲不出多少东西,曾对她提出意见,这一下我被除数逮个正着,两个人一明一暗,合起来整我。其实工宣队也已看出这一案子属偶然笔误,但碍于形势,无法正面阻止那个男教师。那人最感兴趣的是《金陵春梦》从何而来,反复问我书在哪里,必须没收,以防扩散,其实是他自己想看。人到此时,要什么给什么,但总不能把那个借我书的高中同学卖出去。那一时节,我最头疼的就是他。
最后这一案子定性为“敌情内处”,即“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按当时标准,留住我不进班房,已经算宽大无边。但我不是反革命,也有反革命嫌疑,剩下的两年岁月如何度过,也就可以想象了。事发后,全家笼罩着一种殡仪馆气氛,就像刚死过人一样。父亲当时在单位里也有运动压力,闻讯大怒,认为全是我爱读旧书之过,将我的一个书箱撬开,把里面的书一本一本全撕了。
“娘希匹”事件后,我成了一个小牛鬼蛇神,成天抬不起头,终于知道了那时整天朗诵的鲁迅诗词“破帽遮颜过闹市”是什么滋味。但私下里也得到过一些温暖。当时的工宣队队长,恰好也姓蒋,人称“蒋师傅”,黑脸膛,微胖。我毕业时要做政审结论,他为此事到我父亲单位翻阅档案,发现父亲是他50年代就已认识的朋友,于是发恻隐之心,不知通过什么办法,居然在我的档案里抽去了这段祸事的材料。这件事情我并不知道,我多少年提心吊胆,以为小小年纪就有“历史问题”,档案里记有一笔,如影随形。1972年,我在插队的地方招工,发现招工干部没有追问此事,却在远兜远转地套问家族里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海外关系,心里好生奇怪。当上工人后第一年回沪探亲,父亲才说出这一段真相。
工宣队换过好几茬,我后来再也找不到这位“蒋师傅”。他肯定已经退休,虽躲过了下岗这一关,但是“文革”做过工宣队的经历是否会给他的生活投下阴影?即使没有,退休之后的晚年生计多半艰辛,哪会有闲心来翻阅无聊文章呢?恐怕是再也见不到他了。我自己离开上海后,爱读旧书、禁书的兴趣依旧,但一听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就害怕,也落下了一块心病。
1972 年10月,我结束插队生活,进入豫西山区的一个化工厂。仗着年轻,白天扛一天的重型管道,晚上却还有精力在灯下自修,先读历史,后读哲学。此时上海出版了4份杂志:《学习与批判》、《朝霞》、《摘译》自然科学版和社会科学版。虽然也是左,但比两报一刊好看,相信同年龄的人都还记得。这4份杂志,父亲总是定期寄到我生活的地方,引起周围同道的羡慕。后两种杂志,今天我还保存得很好。到了1974年前后,毛泽东批示重印一些文革前的“灰皮书”,并组织翻译苏联及西方最新的小说、政治理论书籍。毛泽东为何要印发这批书?这是一个谜,谜底至今还未打破。当时能够说出的理由,似乎是有一条最高指示,为了抵制“形而上学猖獗”?但客观效果却不是他在紫禁城深处一个人能够预料的。就像他当时大笔一挥,批示全党传达林立果恶毒攻击他为B52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以证明其自信,人民不会听信这些“恶毒攻击”,但传达以后的效果则恰恰相反。多少年后我问同代人促其觉醒的读物是什么,60%的人居然会回忆起这份“五七一工程纪要”!在精神干涸而又弥漫着怀疑不满的年月里,重印那些灰皮书,还要组织翻译西方70年代的最新理论著作,无异于在遍布干草的荒原上撒上一把火种。火种一旦播下,能保证它只顺着指定的路径燃烧,而不会掉过头来先反噬他自己?我后来始终认为,80年代点燃新启蒙思想运动的火种,其中一部分火星,就是从1974年那批“内部书籍”悄悄阴燃过来的。我总是在猜测毛泽东临终前夕的心理状态,却百思不得其解。就我而言,只能庆幸自己在那一年月能较早读到那两批读物。这真是一种幸运,如果没有这两批读物,我的启蒙始点可能要向后推迟5年,甚至更晚。后一批书的译者,署名统一为“上海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 ,其实都是文革前的老专家、老教授。我也时常猜测这些匿名译者当时是在什么心情下翻译的?肯定会有一种满足,是仅仅为能发挥一技之长而感激涕零,还是有一种边翻译边盗火的窃喜?这些前辈有些还健在,趁他们记忆力尚未全部丧失,抢救一些历史细节,哪怕是一些朦胧的心理细节,也有助于改变目前“ 文革”回忆录千人一面,面面可憎的蹩脚相。我在下面只能再补充一个细节,也是现在那种连环画式的“文革”记述者没有注意到的。“文革”期间全国图书馆都停止购买西方期刊和原版书,但上海图书馆例外。这一秘密是我在80年代初为做硕士论文在北京图书馆调阅过时期刊,无意中发现的。我问那里的管理员为什么堂堂北图,居然没有六七十年代的杂志,那个管理员没好气地回答:“你不是上海人吗?你到上图去!‘文革’期间,只有你们的上海图书馆没有停止进口外文期刊!”
毛泽东批准的那两批禁书,就在福州路上的“上海书店”出售。书店二楼有一个“内部书籍供销柜台”,凭“县团级”与“地师级”介绍信分级别配售。令人向往的是,“内部”还有“内部”,里面还有一个柜台,凭“省军级”介绍信才能进去,专供最“反动”的书籍,如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我当时为了搞到最里面的那批书,尤其是那本耳闻已久的《美国与中国》,真是动足了脑筋。一张县团级介绍信能购买的范围,已经不过瘾,到哪里去搞一张“省军级”介绍信呢?真是天不绝读书路,我后来曲曲折折,关系托关系,竟然就搞到了这么一张。
我那个车间的政治指导员叫崔清汶,解放初期毕业于河南银行中专,人如其名,有书卷气。老崔与我私下交谈,认为我还有点思想,于是又像辅导员那样,着意引导。他后来曾推荐我上工农兵大学,未果,但无意中帮我一个小忙,使我受惠至今。他的一个好友姓李,时任厂革委会办公室主任,管大印。老李又有一个朋友,当时在省委宣传部给部长当秘书,管着一个更大的印。我知道这一线索后,先说动老崔,再让他说服老李,给我开一张厂革委会介绍信致河南省委宣传部,到那里再换开一封介绍信致“上海书店”,不为别的,只是想探亲回沪时多买点书回来。那时的人并不像后来人回忆的那样见书就扔,相反,私下还是喜欢爱读书肯思考的人,当时叫“爱学习”。老崔、老李就属于这样的人,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我所在的厂是“地师级”,也刚够给“省军级”单位开信。但介绍信是格式化的,只填一个对方单位和被介绍人姓名,“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兹介绍我厂朱学勤同志前往贵部联系工作”,至于联系什么工作,那就全凭你自己去说了。
我坐火车去郑州,在污浊的车厢里终于想好了一套说辞。到省委宣传部一看,老崔朋友的朋友,即老李的朋友,是个中年女秘书,面相不恶。我说:“我们厂里成立了批林批孔写作组,我是写作组成员,现在急需一批内部参考书籍,我可以回上海采购,请部里支持。”那个女秘书原籍是我那个厂所在的巩县,见家乡来人,就有几分亲,又听我说是老李介绍过来的,更无疑意。只是说:“换部里的介绍信,要经过部长的批准,让我进去说说看。”这一关却是我不曾想到的,女秘书一进去,我心里就开始打鼓。这一次可真是有点害怕了!为了读“禁书”,我冒的风险越来越大,这一次可能闯出更大的纰漏。那个部长只消向厂里打个电话,就会拆穿我有关写作组的谎言,5分钟后,我就得低头认罪,那就比我少年时代的“敌情内处”严重多了。女秘书在里面大概也只有5分钟,我却觉得有1 个小时,如坐针毡,甚至想不告而别,悄悄逃走。谢天谢地!我这边已经开始后悔,那一边女秘书已经说服部长,一脸轻松地出来换开介绍信了。
我揣着那张“省军级”介绍信回上海,如获至宝。先找到那个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朋友,两人欢喜不尽;然后分头去打听,福州路那家书店最近新上架有哪些书,抄成一张总书目,争取一网打尽。在介绍信有效期的最后一天,我们俩穿上深藏青呢制中山装,左上口袋尽可能多插几支钢笔,学出一副写作组成员的派头,作“省军级”状,直奔福州路二楼最里面那一间。出来接待的是个男营业员,一张精明的白脸,双臂还套着那个年代常见的书店职员的蓝色袖套,动作十分麻利。他看了介绍信以及需采购的书目,竟未生疑,立刻从书架上抽书,一本一本配起来。我心忖:那份书目其实很容易露出破绽,是我们用钢笔在500格的大稿纸上一本一本手写的,只要多转一个念头,他就会看出那份书目的寒酸相,一个省军级机关应该配有打字机,怎么会使用如此简陋的手写书目?我后来分析那位营业员的善意,是出于对离沪知青的同情。当时每个城市的每个家庭几乎都摊上一个知青子女,知青进了厂,只要你还未回城,在城里人看来还是知青。回到生身城市办事,说一句“我是插队离开的”,多半能得到善意帮助。
那位可敬可爱的营业员配完书后,居然说还有一些好书,我们书目上没有列入:“喏,格(这)本书老吃香,伊(那)本书在外头勿要想搞到!”神态得意,语气热忱,哪里像执行严肃政治任务、按级别严格配售“反动书籍”?活脱脱是上海滩“老迪克”在商言商,四马路旧书业难耐技痒,推销起他们的紧俏商品了!此前我没有听说,此后证明对我帮助很大的两套书,就是经那位营业员的热情推销买下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学术资料选》16本,《苏联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 23本,尤其是前者,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文革”前版本,翻译之精良,远远超过80年代西学热中我同辈人的那些粗制滥造产品。其中有:萨特《辩证理性批判》、悉尼·胡克《含糊的历史遗产》、《马克思在林苑》等,都成了我后来书房里的爱物。有一年我为批评文化决定论,给《南方周末》写评论,题目定为“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有朋友问:“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促狭的一句话?”哪里是我能想出来的?它就来自悉尼·胡克《含糊的历史遗产》。胡克当年是以这句话总结他对历史决定论的厌恶,当时读到那一段,如醍醐灌顶,数十年不敢忘。以后看到决定论历史观改头换面反复出现,总会想起这句直截了当的大白话,心里暗暗好笑。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前看的一本旧书,到本世纪末用来反对知识界流行的文化决定论,不大不小,刚好凑手,这是连我自己也没想到的。
1974年冬天福州路上那次“省军级”购书行动,是我购书史上收获最大的一次。总共300多元人民币,花去了一个管道工整整1年的工资。捆起来共4大摞,两人4臂,必须高高提起,才能离地。口袋里剩下的几个分币,只够两个穷酸的“省军级写作组成员”乘17路电车回家。在那次购得的书中,除了悉尼·胡克的两本,最称心的当然还有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1982年这本书随我去读研究生,因为传阅过多,已经破损不堪。我与校内一个老装订工很谈得来,师傅帮我重新切边,夹硬版封面,书名还烫成金字,一本破书顿时焕然一新。又过了很多年,我到哈佛做访问,一抬头,隔窗就是费正清研究中心,近得令我吃惊。闲暇时,我也偷偷进去溜达过几次,都是一些不能攀谈的外国陌生人。我想找的那个人已经死了,只有一幅照片迎客。这个叫做“费正清”的老头,怕是永远不会知道在他关心的中国,多年前发生过一起与他有关的渺小的故事了。
“文革”中的书店,是否像现在的回忆录作者描写的那样,是清一色“红宝书”?也未必。即使是“红宝书”,也会翻出花样。我记得是1967年的冬季,福州路上的外文书店还在开张,就在今天的外文书店原址,但门面大得多,甚至有二楼。我那时已经有跑福州路“淘旧书”的习惯,那一天偶然在这家书店发现一张告示:订购英文版《毛主席语录》,每本定价6毛。我当时的零用钱父亲规定是5毛,包括剃头洗澡。花6毛钱订一本外文版《毛主席语录》,就有点像现在的人月收入1000元,以1200元买一张流行光盘,而且还不是现货,是期货,又看不懂,干不干?我当时在中学里学的英语无非是“long live,long long live”那一套,根本不可能培养起对外语的兴趣,按道理不会下这个单子。但到这个时候就显出前重点中学的好处:我有两个高年级的好朋友,一个在复兴中学初中部,一个在本校高中部,我在读书方面如有疑难,多半是请教他们,这一次也是如此。他们听说后,一致鼓励我买:你现在用不着,不等于你将来用不着,用这本英文版与中文版对着读,是自学英语的好读物。他们不仅鼓励我,甚至和我一起到福州路去填那个订购单。过了大约半年,书店果然把这本英文版小红书寄到我家,很守信用。这本书到手后,我只是出于好奇胡乱翻过一阵,并没有成为我学习英文的入门。不过,作为我第一次订购书籍的记录,而且居然是在“文革”中,有点滑稽,在此不妨提一笔。
顺便说一句,福州路上的旧书店那时有大量旧版本马、恩、列、斯著作,也有鲁迅全集及各种单行本,价格极便宜,品相也好。我记得那时9点开门,8点半左右,门口开始有书生模样的人聚集,门一开,就冲进去抢购自己早就等待的书籍。我那时都是步行去,来回约一个半小时,坐电车钱不过1毛4分,却舍不得,因为这1毛4分可能就是一本好书的价钱。我现在书橱里的一些左派经典,大部分就采自那一廉价时期。
“文革”中也有一些禁书悄悄流传。我就是因为读这些禁书,终于读出一场大祸。当时从高中生那里流出一套《金陵春梦》,我好不容易排队等到,读完后,就记住一句作者编排蒋介石的那句口头禅:“娘希匹!”那天下午,我从福州路回来,径直回校,教室里有几个同学在讲台上用毛笔乱涂乱抹。他们走后,我走上前去,拿起那支毛笔,随手就写了个“娘希匹”,而且还加了个感叹号,写完即扔,扬长而去。我当时根本没有注意前面那些同学写的是什么,而且他们写的正好也被我写字的那个胳膊肘压着。第二天早上进校,即发现气氛异常,早操也不出了,却有公安人员的神秘身影。走到自己的教室,就听有同学在嚷:“不得了啦,我们教室里有反动标语,有人在讲台上写了‘娘希匹!毛主席万岁!’那张讲台已经被抬到保卫处去了。”这一听,如五雷轰顶,我跌坐在地上,后面还有什么就听不见了。原来昨天下午胳膊肘压着的,竟是那要命的“毛主席万岁!”朱学勤啊,朱学勤,这一回你算彻底玩完了!
我去找那个比我年长两岁的六七届朋友商量。他那时虔信马列,听我说完实情,头一昂,很自信地说了一句毛主席语录:“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鼓励我去找工宣队、公安人员说明情况,没什么大不了。我也就忐忑不安地去了。不料那些人听后十分意外,相互交换眼色,一个劲地眨眼睛。原来我经辅导员推荐,已经是工宣队培养的对象,新初一红卫兵连的“连长”,管12个班,600多人。他们正按照学生的家庭出身排队摸线索,绝没有怀疑到我头上。现在已经宣布这是反革命案件,能因为是我所写就撤销这一案子吗?真是骑虎难下。恰好又进入“清理阶级队伍”的严峻时期,同一年级另一班一个小同学据说也是因为书写反动标语,公安局开着吉普车大白天进校抓人,气氛非常恐怖。公安局、工宣队和校保卫处只能专门为我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先宣布撤销我的职务,然后内查外调,进进出出,忙得不亦乐乎。我则猫在小屋里,灰溜溜地面对他们的反复盘问,一遍一遍地写检讨。工宣队态度严厉,但不难缠,最难对付的是参加专案组的那个男教师。他与我的班主任正在谈恋爱,而我此前不满意那个班主任忙于恋爱疏于备课,上语文课讲不出多少东西,曾对她提出意见,这一下我被除数逮个正着,两个人一明一暗,合起来整我。其实工宣队也已看出这一案子属偶然笔误,但碍于形势,无法正面阻止那个男教师。那人最感兴趣的是《金陵春梦》从何而来,反复问我书在哪里,必须没收,以防扩散,其实是他自己想看。人到此时,要什么给什么,但总不能把那个借我书的高中同学卖出去。那一时节,我最头疼的就是他。
最后这一案子定性为“敌情内处”,即“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按当时标准,留住我不进班房,已经算宽大无边。但我不是反革命,也有反革命嫌疑,剩下的两年岁月如何度过,也就可以想象了。事发后,全家笼罩着一种殡仪馆气氛,就像刚死过人一样。父亲当时在单位里也有运动压力,闻讯大怒,认为全是我爱读旧书之过,将我的一个书箱撬开,把里面的书一本一本全撕了。
“娘希匹”事件后,我成了一个小牛鬼蛇神,成天抬不起头,终于知道了那时整天朗诵的鲁迅诗词“破帽遮颜过闹市”是什么滋味。但私下里也得到过一些温暖。当时的工宣队队长,恰好也姓蒋,人称“蒋师傅”,黑脸膛,微胖。我毕业时要做政审结论,他为此事到我父亲单位翻阅档案,发现父亲是他50年代就已认识的朋友,于是发恻隐之心,不知通过什么办法,居然在我的档案里抽去了这段祸事的材料。这件事情我并不知道,我多少年提心吊胆,以为小小年纪就有“历史问题”,档案里记有一笔,如影随形。1972年,我在插队的地方招工,发现招工干部没有追问此事,却在远兜远转地套问家族里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海外关系,心里好生奇怪。当上工人后第一年回沪探亲,父亲才说出这一段真相。
工宣队换过好几茬,我后来再也找不到这位“蒋师傅”。他肯定已经退休,虽躲过了下岗这一关,但是“文革”做过工宣队的经历是否会给他的生活投下阴影?即使没有,退休之后的晚年生计多半艰辛,哪会有闲心来翻阅无聊文章呢?恐怕是再也见不到他了。我自己离开上海后,爱读旧书、禁书的兴趣依旧,但一听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就害怕,也落下了一块心病。
1972 年10月,我结束插队生活,进入豫西山区的一个化工厂。仗着年轻,白天扛一天的重型管道,晚上却还有精力在灯下自修,先读历史,后读哲学。此时上海出版了4份杂志:《学习与批判》、《朝霞》、《摘译》自然科学版和社会科学版。虽然也是左,但比两报一刊好看,相信同年龄的人都还记得。这4份杂志,父亲总是定期寄到我生活的地方,引起周围同道的羡慕。后两种杂志,今天我还保存得很好。到了1974年前后,毛泽东批示重印一些文革前的“灰皮书”,并组织翻译苏联及西方最新的小说、政治理论书籍。毛泽东为何要印发这批书?这是一个谜,谜底至今还未打破。当时能够说出的理由,似乎是有一条最高指示,为了抵制“形而上学猖獗”?但客观效果却不是他在紫禁城深处一个人能够预料的。就像他当时大笔一挥,批示全党传达林立果恶毒攻击他为B52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以证明其自信,人民不会听信这些“恶毒攻击”,但传达以后的效果则恰恰相反。多少年后我问同代人促其觉醒的读物是什么,60%的人居然会回忆起这份“五七一工程纪要”!在精神干涸而又弥漫着怀疑不满的年月里,重印那些灰皮书,还要组织翻译西方70年代的最新理论著作,无异于在遍布干草的荒原上撒上一把火种。火种一旦播下,能保证它只顺着指定的路径燃烧,而不会掉过头来先反噬他自己?我后来始终认为,80年代点燃新启蒙思想运动的火种,其中一部分火星,就是从1974年那批“内部书籍”悄悄阴燃过来的。我总是在猜测毛泽东临终前夕的心理状态,却百思不得其解。就我而言,只能庆幸自己在那一年月能较早读到那两批读物。这真是一种幸运,如果没有这两批读物,我的启蒙始点可能要向后推迟5年,甚至更晚。后一批书的译者,署名统一为“上海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 ,其实都是文革前的老专家、老教授。我也时常猜测这些匿名译者当时是在什么心情下翻译的?肯定会有一种满足,是仅仅为能发挥一技之长而感激涕零,还是有一种边翻译边盗火的窃喜?这些前辈有些还健在,趁他们记忆力尚未全部丧失,抢救一些历史细节,哪怕是一些朦胧的心理细节,也有助于改变目前“ 文革”回忆录千人一面,面面可憎的蹩脚相。我在下面只能再补充一个细节,也是现在那种连环画式的“文革”记述者没有注意到的。“文革”期间全国图书馆都停止购买西方期刊和原版书,但上海图书馆例外。这一秘密是我在80年代初为做硕士论文在北京图书馆调阅过时期刊,无意中发现的。我问那里的管理员为什么堂堂北图,居然没有六七十年代的杂志,那个管理员没好气地回答:“你不是上海人吗?你到上图去!‘文革’期间,只有你们的上海图书馆没有停止进口外文期刊!”
毛泽东批准的那两批禁书,就在福州路上的“上海书店”出售。书店二楼有一个“内部书籍供销柜台”,凭“县团级”与“地师级”介绍信分级别配售。令人向往的是,“内部”还有“内部”,里面还有一个柜台,凭“省军级”介绍信才能进去,专供最“反动”的书籍,如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我当时为了搞到最里面的那批书,尤其是那本耳闻已久的《美国与中国》,真是动足了脑筋。一张县团级介绍信能购买的范围,已经不过瘾,到哪里去搞一张“省军级”介绍信呢?真是天不绝读书路,我后来曲曲折折,关系托关系,竟然就搞到了这么一张。
我那个车间的政治指导员叫崔清汶,解放初期毕业于河南银行中专,人如其名,有书卷气。老崔与我私下交谈,认为我还有点思想,于是又像辅导员那样,着意引导。他后来曾推荐我上工农兵大学,未果,但无意中帮我一个小忙,使我受惠至今。他的一个好友姓李,时任厂革委会办公室主任,管大印。老李又有一个朋友,当时在省委宣传部给部长当秘书,管着一个更大的印。我知道这一线索后,先说动老崔,再让他说服老李,给我开一张厂革委会介绍信致河南省委宣传部,到那里再换开一封介绍信致“上海书店”,不为别的,只是想探亲回沪时多买点书回来。那时的人并不像后来人回忆的那样见书就扔,相反,私下还是喜欢爱读书肯思考的人,当时叫“爱学习”。老崔、老李就属于这样的人,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我所在的厂是“地师级”,也刚够给“省军级”单位开信。但介绍信是格式化的,只填一个对方单位和被介绍人姓名,“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兹介绍我厂朱学勤同志前往贵部联系工作”,至于联系什么工作,那就全凭你自己去说了。
我坐火车去郑州,在污浊的车厢里终于想好了一套说辞。到省委宣传部一看,老崔朋友的朋友,即老李的朋友,是个中年女秘书,面相不恶。我说:“我们厂里成立了批林批孔写作组,我是写作组成员,现在急需一批内部参考书籍,我可以回上海采购,请部里支持。”那个女秘书原籍是我那个厂所在的巩县,见家乡来人,就有几分亲,又听我说是老李介绍过来的,更无疑意。只是说:“换部里的介绍信,要经过部长的批准,让我进去说说看。”这一关却是我不曾想到的,女秘书一进去,我心里就开始打鼓。这一次可真是有点害怕了!为了读“禁书”,我冒的风险越来越大,这一次可能闯出更大的纰漏。那个部长只消向厂里打个电话,就会拆穿我有关写作组的谎言,5分钟后,我就得低头认罪,那就比我少年时代的“敌情内处”严重多了。女秘书在里面大概也只有5分钟,我却觉得有1 个小时,如坐针毡,甚至想不告而别,悄悄逃走。谢天谢地!我这边已经开始后悔,那一边女秘书已经说服部长,一脸轻松地出来换开介绍信了。
我揣着那张“省军级”介绍信回上海,如获至宝。先找到那个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朋友,两人欢喜不尽;然后分头去打听,福州路那家书店最近新上架有哪些书,抄成一张总书目,争取一网打尽。在介绍信有效期的最后一天,我们俩穿上深藏青呢制中山装,左上口袋尽可能多插几支钢笔,学出一副写作组成员的派头,作“省军级”状,直奔福州路二楼最里面那一间。出来接待的是个男营业员,一张精明的白脸,双臂还套着那个年代常见的书店职员的蓝色袖套,动作十分麻利。他看了介绍信以及需采购的书目,竟未生疑,立刻从书架上抽书,一本一本配起来。我心忖:那份书目其实很容易露出破绽,是我们用钢笔在500格的大稿纸上一本一本手写的,只要多转一个念头,他就会看出那份书目的寒酸相,一个省军级机关应该配有打字机,怎么会使用如此简陋的手写书目?我后来分析那位营业员的善意,是出于对离沪知青的同情。当时每个城市的每个家庭几乎都摊上一个知青子女,知青进了厂,只要你还未回城,在城里人看来还是知青。回到生身城市办事,说一句“我是插队离开的”,多半能得到善意帮助。
那位可敬可爱的营业员配完书后,居然说还有一些好书,我们书目上没有列入:“喏,格(这)本书老吃香,伊(那)本书在外头勿要想搞到!”神态得意,语气热忱,哪里像执行严肃政治任务、按级别严格配售“反动书籍”?活脱脱是上海滩“老迪克”在商言商,四马路旧书业难耐技痒,推销起他们的紧俏商品了!此前我没有听说,此后证明对我帮助很大的两套书,就是经那位营业员的热情推销买下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学术资料选》16本,《苏联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 23本,尤其是前者,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文革”前版本,翻译之精良,远远超过80年代西学热中我同辈人的那些粗制滥造产品。其中有:萨特《辩证理性批判》、悉尼·胡克《含糊的历史遗产》、《马克思在林苑》等,都成了我后来书房里的爱物。有一年我为批评文化决定论,给《南方周末》写评论,题目定为“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有朋友问:“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促狭的一句话?”哪里是我能想出来的?它就来自悉尼·胡克《含糊的历史遗产》。胡克当年是以这句话总结他对历史决定论的厌恶,当时读到那一段,如醍醐灌顶,数十年不敢忘。以后看到决定论历史观改头换面反复出现,总会想起这句直截了当的大白话,心里暗暗好笑。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前看的一本旧书,到本世纪末用来反对知识界流行的文化决定论,不大不小,刚好凑手,这是连我自己也没想到的。
1974年冬天福州路上那次“省军级”购书行动,是我购书史上收获最大的一次。总共300多元人民币,花去了一个管道工整整1年的工资。捆起来共4大摞,两人4臂,必须高高提起,才能离地。口袋里剩下的几个分币,只够两个穷酸的“省军级写作组成员”乘17路电车回家。在那次购得的书中,除了悉尼·胡克的两本,最称心的当然还有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1982年这本书随我去读研究生,因为传阅过多,已经破损不堪。我与校内一个老装订工很谈得来,师傅帮我重新切边,夹硬版封面,书名还烫成金字,一本破书顿时焕然一新。又过了很多年,我到哈佛做访问,一抬头,隔窗就是费正清研究中心,近得令我吃惊。闲暇时,我也偷偷进去溜达过几次,都是一些不能攀谈的外国陌生人。我想找的那个人已经死了,只有一幅照片迎客。这个叫做“费正清”的老头,怕是永远不会知道在他关心的中国,多年前发生过一起与他有关的渺小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