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成熟的慈善组织都会有明确的规划，但是我们的公益组织不是这样的，我们是筹得越多越好，但如果大家把善款都给壹基金，就把壹基金给害死了，因为机构本身没有这样的执行能力，一定会出大事。
　　雅安地震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媒体现象是，民间慈善组织壹基金在募集捐款方面，比中国红十字会的效率要高——在中国红十字会仅募集几万元之时，壹基金已然募集几百万。这一度让媒体看做是汶川地震五年来，民众对慈善信任选择方面交出的答卷。
　　事实上，这是被制造出来的一个公众话题。因为如果比较壹基金和中国红十字会的话，中国红十字会的募款渠道比壹基金多很多，如果比较一下4月24日的数据，壹基金共募集115万人次1.4885亿元，而中国红十字会则收到捐款3.8952亿元。所以媒体在做这方面报道的时候，引用数据最好去机构的官方网站上查看核实，否则真的会误导公众。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如何看待捐款数额的问题。
　　我们对捐款数额很关注，但很少去关注这个捐款是怎么构成的，比如国企、民企、外企以及个人的捐款各占多少百分比。
　　其实，看一个公募慈善组织有没有公信力，看的不是大型捐赠有多少，而是看来自于不特定公众的个人捐款有多少。公众的小额捐款占的比例越大，说明这个慈善组织的公信力越高。在这个上面，壹基金确实占了优势。
　　我没有做调查，但从网络上的舆情分析来看，壹基金的确有很大的优势，这说明壹基金的公信力是很强的。我们可以想一想，这里的原因是什么？
　　此外，对于慈善组织来说，不是简单地获得不特定公众的捐款越多越好，因为善款本身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
　　国外成熟的慈善组织都会有明确的规划，今年要干什么，需要筹多少款，它会根据它的人员配比以及项目策划来确定具体筹款的数额，筹到这个数额就不会再筹了，因为机构需要预算平衡。
　　但是我们的公益组织不是这样的，我们是筹得越多越好，但如果大家把善款都给壹基金，就把壹基金给害死了，因为机构本身没有这样的执行能力，一定会出大事。
　　汶川地震时，王石担任董事长的万科集团第一时间捐出200万，却广受质疑，反而很多国企老总纷纷在募捐晚会上临时增加多少多少万的捐款。
　　其实王石当时很冤，因为万科是一个现代治理结构，作为董事长的王石就那么点权限，这是公司章程规定的。国外有些很有意思的捐款案例，董事会刚做完捐赠决议，股东把董事会给告了，说董事会捐赠额过多，影响了我的分红权利，董事会的决议常被法院判决为无效。
　　上市民企如此，国企的捐赠是更要受到严格控制。我国的国有企业有几种形式，国有独资企业、国家控股企业以及国家参股企业，一般讲的国企是指前两类。这类公司能不能捐赠？捐赠还是可以的，但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因为在理论上国企产权并不属于国企老总或员工，而是属于全民所有的。我们国企现在这方面的规定主要通过国资委来管理的，有些地方国资委已经开始发文做规定。
　　事业单位的捐款就更不行了。事业单位现在分成三类，国家全额拨款的，部分拨款、部分自筹的，以及自负盈亏的。如果事业单位是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它的资金来源是要和它的预算平衡的，没有任何余钱去做捐赠的。
　　还有就是地方政府的捐款问题。政府的财政资金也是有预算的，而财政预算是为当地辖区内的民众服务，如果政府作为一个合格的非营利组织，它的预算应该是平衡的，怎么能拿出钱来捐赠呢？如果一个地方政府能拿出几十个亿去支援其他地方的话，就说明本地税赋太重，应该减税。
　　以前我们发生重大灾害的时候，比如从1998年的华东大水灾，直到汶川地震前，并不是所有的公益组织都可接受捐赠的，政府只允许你向特定的机构捐赠，主要是三家，即民政部、中国红十字会以及中华慈善总会。
　　当时的慈善募捐市场是很不公平，基本渠道被政府划定了，但是汶川地震发生以后，政府改变了这个策略，因为汶川地震的灾难太大了，政府一时反应不过来，很多慈善组织就已经扑上去了，所以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民政部来不及发布能够接受捐赠的机构的名单。然后到了玉树地震的时候，政府实际上还是发布名单了，并要求三家已经接受捐赠的基金会要把善款汇缴给地方财政，但是最后被阻截了，没有实行。
　　芦山地震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政府部门来划定名单，这是一个进步，至少让所有的公益慈善组织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益组织可以凭借自身所积累的美誉度和公信力向公众去劝募，这才有可能出现壹基金这样的民间公益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