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电影《荒岛余生》接近末尾的部分有这样一个场景：联邦快递送来一份重要文件，但应门的老太太把按铃者当作了推销员，未等来人开口，挂着门链先推拒道：“不管你是卖什么的，我们家都有了。”
　　去年11期《全球商业经典》做了“产品经理改变世界”的封面故事，之后我们就一直持续关注着好产品动态和产品家群体。“产品”不是个新词，但“产品家”自有新义。在我看来，他们就是突破“都有了”这个貌似过剩的的市场瓶颈的特殊创新者。
　　说他们特殊，是因为他们的创新或许并没带来什么新发明、新技术、新突破，而是把我们已经“都有了”的东西重新组合一下，但给人的感觉却像是重新认识了我们生活已久的这个世界。比如雷军称小米为“互联网手机”，互联网与手机，我们早“都有了”；但互联网手机，还可以有。当然，重新组合绝不是随意搭配，组合的灵感来源于对人性的理解，它的代表性境界可以用乔布斯获得的那个评价来描述，即“重新定义”。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过剩就是所有经济人的噩梦—从推销员到资本家。噩梦的成因，有人盯住生产结构—产能过剩；也有人更喜欢从分配上找问题—需求不足，或者再上升到社会学—贫富不均。其实过剩往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思维的自我局限。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一次真正的革命，短短几十年经济、技术与社会的发展，超过了此前历史的总和，但也不免带来许多困惑。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个日本人写了本书，叫《历史的终结》；过了十几年，他又一本正经地写了本新书来更正—历史还没有终结。但如果我们平时留心自己和身边人感受的变化，这个日本人关注的题材虽说大了点，但他的心态却并不像乍看上去那么古怪。
　　曾经，我的一个朋友拿着当年最新款的摩托罗拉对我说：“真想不到，上一款手机出来时，我当时就觉得，手机做成这个样子就到头了吧？没想到还能小，还能更好看！”现在可能不知道摩托罗拉是什么的也大有人在了。
　　在这个市场，正如我们看到的，先是诺基亚取代了摩托罗拉，随后苹果又“重新定义了手机”。于是就有人说，这下中国的山寨机没戏了。前年下半年我们第一次评选“好商业GB20”，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李翔作为嘉宾推荐了一个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有点怪异的候选者—“千元智能机”。他的理由是，智能机这么高端的概念配合千元这样亲民的价格，能迅速完成一个行业的升级，多么好的商业模式啊！
　　好吧，反正只能卖到1000块钱，无耻地挣你的小钱去吧！—这大概是当时更多人对这个“好商业”的看法。然后小米出现了，它卖1999元。
　　所以产品家给我们带来的福音就是，市场上永远没有绝对的穷途末路，就算发展到了尽头，大家不满意，还可以重新定义。
　　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严介和先生一条“新论语”：“最近，在与公司新进90后员工的沟通中谈到了青年人创业。对此，我告诉他们，随着产能的严重过剩，现在许多中小企业尤其是传统产业纷纷倒下，守都守不住了，还谈什么鼓励年轻人创业？创业是改革开放初短缺经济的产物，而过剩经济的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守业与就业。”
　　当时就觉得不太对，但也没多想。今天说到这里，提出来再看，虽然不免有防止人员流失的意图，根本上也是思维的自我设限。
　　今年4月9日的米粉节，雷军首次宣布小米营收：2012年，小米销售手机719万台，实现营收126.5亿元，纳了19亿的税。这个数字引发了广泛的震撼，谁能想到这3年中还能有这么激动人心的创业故事呢？有投资人说，这3年，唯一看错的公司就是小米。但从上面那段话分析，就是严介和先生，也会看错吧！
　　看错一个企业还是小事，看错一个时代就是大事了。也是不久前，郭台铭当众和人打赌，说现在势头正猛的3D打印技术只是噱头，如果真的能颠覆产业，“那我的‘郭’字倒过来写”。他的理由是，3D打印绝不等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此项技术无法大量生产用于商业用途，不具有商业价值。
　　话音未落，早有评论说，郭台铭的郭字无论如何也不会倒过来写，因为3D打印本来也不是为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发明的。我们说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一次真正的革命，但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一次更彻底的革命—将个人的创造性从“摩登时代”起的社会化大生产中解放出来，使无数分散的个人有机会成为改变世界的产品家—倒是那些大型的工业企业要好好考虑怎样适应这一经济组织方式变革。正如我们在“产品家年会”的广告中所宣称的：“企业家已成为过去，现在是产品家的时代。”
　　顺便说一句，郭台铭其实是最为实实在在地看错了小米的人。小米手机的加工线是给苹果组装iPad的英华达，现在英华达南京工厂将近80%的业务都是小米的。郭台铭自己说，他最大的遗憾就是错失了小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