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句话作为本文的主旨再合适不过。“字体”与“书体”称谓使用的混淆在文字、书法学中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兴许许多书写者不曾思考过“字体”与“书体”这个问题。然而，中国进入新式教育以来，由于学科分工的逐渐明细，势必产生一些新的词汇及意义。“字体”与“书体”是这种大势态的产物。学科虽然细化，但是名称却一直处于混淆的状态，这种状态主要是由于“字体”与“书体”客观上的内在联系以及大众主观下的区别所造成的。今就“字体”和“书体”的异同展开论述，说说文字、书法这些事。
　　对于“字体”和“书体”概念的不同很早就有人主观意识上将其区别开来。但直至上个世纪郭沫若、邓锡禄以及启功等先生才对此做出深入的探讨。各位先生的论述鞭辟入里，但是似乎尚不能解决目前“字体”与“书体”混淆使用这一局面。若想更好地了解“字体”与“书体”的来龙去脉，我们不妨在历史的长河中寻求蛛丝马迹。
　　“字体”“书体”的起源与发展
　　（一）“字体”“书体”溯源
　　追溯“字体”“书体”二者的源头，可以直接上溯到文字发生与书写的问题之上。从文字起源来讲，文字的形成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过程，文字的书写、使用是人类文明的开始。然而，“美”是人们在某事物达到客观存在基础下的一种精神追求。最初的文字或许只用于记录。后来在文字相对成熟之后，便开始对文字美的追求。目前我国最早成体系的文字便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从目前出土的甲骨文和古文献记载中可以得出，文字在当时是被贵族垄断的。从出土的甲骨文来看，刻辞有些比较熟练，有一部分比较生疏，甚至还有一部分是用来练习的。练习的目的可以臆测有几个方面，一是皇室任务不敢怠慢；二是趋向工整的审美需求，在当时也设有专门从事占卜、刻辞的官职，此时对文字使用及审美上的需求并非十分明显。到了周朝，周承商制，周公在商代的文化基础之上制定礼仪。现在所能看到的西周时期存在的文字多铸刻在青铜器上，而这些青铜器多为歌功颂德的器物，文字形体表现变化并不太大，称之为西周文字或宗周文字。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各国的文字形体在宗周文字形体基础之上有了新的变化，其中以中山国及楚国等周围小国的变化最大，这些文字表现出修饰、审美的一面。独秦国地处西隅，座于周原古都，文脉继承了宗周文字体系。从实物来看，此时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体或对文字书写审美的需求，但从现在流传下来的各国文字体系而言，各国文字构形原理都没有原则性的改变（均属篆体一系），只是在原来宗周文字基础之上加了相对的装饰，达到了一定的审美追求。另外，再从当时的教育来看，教育科目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主（根据孔子教弟子科目来说），其中“书”则是指“六书（文字构字）”和“书写”。又秦朝统一六国，秦始皇“书同文字”，李斯整理先秦文字形成小篆。篆书体系发展至此结束，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乃至此以后汉篆、清篆的形成表现出不同的风貌。但这些不同的风貌从文字上来讲，均属于篆书体系；从风格上来讲又分出“大篆、小篆、清篆、籀文、古文”等不同风格的“书体”。因此，从历史角度来看“字体与书体是同源的”。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则是对篆书的一种整理。到了汉代，从西汉的古隶到东汉的今隶是隶书体系完备的过程，东汉末年，文字体系逐渐出现草书、行书、楷书等不同体系。而至唐代以后，文字的发展脉络以及文字创体过程结束，五种字体真、草、隶、篆、行发展已经成熟。
　　经过以上论述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字体”与“书体”？在理解“字体”与“书体”之前，还要关注一下二者之间的偏重。字体主要是体现在文字构形及对文字的书写性；而书体则可理解为注重文字书写时的艺术性。汉末是文字学和书法学都必须重视的一个历史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了人们对文字书写审美自觉意识的追求，这也就是后世所说的“翰墨之道”的形成。
　　（二）“字体”“书体”现象
　　其实在翰墨之道形成之前，文字注重的是实用性，而人们对文字书写的审美自觉意识形成之后，便开始趋向于文字的艺术性发展，甚至到了唐代以后，五种字体已经完成创体，而此时又出现了印刷术，文字的实用性逐渐有所降低，而艺术性得到发展。也就是翰墨之道形成之后，对于文字的书写有了两种声音，一种是偏重于文字结构、形体，也就是文字的构形；另一种则是偏重于文字的书写、审美，也就是现在说的书法艺术。其实这种现象在古代似乎没有专门进行诠释过。但在翰墨之道形成之后，文字构形的客观性已存在，人们却从主观意识上对“字体”和“书体”有一定的区分，但由于古代属于一种大学科文化体系，因此很难对其进行完全的割裂。
　　如许慎《说文解字·叙》中有“秦书八体”的名称，仔细揣摩之后便可看出，秦书八体是根据文字作用或用途命名的，除了隶书之外，其他七种皆植根于篆书。而隶书又是篆书的辅佐字体。许慎生活的年代正好是东汉末年，成体系的字体仅有篆书和隶书，另外翰墨之道，人的审美自觉意识还没形成，因此“体”可以说是混淆的。由于文字的发展，各体的形成，汉晋以后，出现了许多关于“体”的书学论著。如卫恒《四体书势》所论甚为简单；北朝王愔《古今文字志目》书中记载有三十六种，包括云、龟、蛇、仙人、悬针等书；南朝虞龢魏江式的《论书表》也论及“体”。至唐代，文字创体过程结束，后世盛行的真、草、隶、篆、行五种字体均已出现。另外加上自魏晋时期，人的书写审美意识的自觉觉醒，这时论述的“书”“体”的含义则多混淆不清。张怀璀的《六体书论》《书断》也论述到“书”、“体”。韦续有《五十六种书》论及此。以此来看，自有文字以来，学者对“字体” “书体”没有明确的分界。虽然后世朱长文《墨池篇》曾对“五十六种书”进行论述，但由于时代所限，亦不能追其根本。这种“字体”与“书体”混淆现象直至发展到近现代。而此类“书”“体”或是站在文字角度或是站在书写角度。
　　综其原由，这种混淆现象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秦朝统一以前使用的文字形体比较单纯，虽然名称较多，此时虽然称之为“书”“体”，但其形体构造均为篆书体系。二是汉魏至唐代，属于文字创体阶段，但是由于文字体系的不固定因素以及理论的不成熟，虽然有了“字体”与“书体”的主观区分，但是始终不能形成理论。三是古代学科的相通性，在古代文史哲被视为一体，文字依附于书写而存在，书写表现文字之美，因此不论文字的实用性还是文字的艺术性，均建立在文字基础之上。基于以上三点原因，古代对“字体”与“书体”虽然有两层意思，却混淆使用。至于目前我们为何要对“字体”与“书体”进行厘定？首先文字书写与书法所关注的视角不同；其次当前学科的细化，形成两门不同的学科（文字学和书法学）；最后有利于文字学以及书法学的系统化，使其一目了然，更好地进行研究。 　　“字体”与“书体”的认知、协调
　　由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总结出“字体”是站在文字学角度来审视的；其注重点在于文字的演变过程；有其时代性；注重的是文字的构形原理以及骨架，包括有“真、草、隶、篆、行”五种体系。而“书体”则是站在书法艺术角度上来审视的；书法具有跨时代性；关注文字书写时的用笔、结构、章法以及个性风格，如颜、柳、欧、赵都属于楷体中的不同“书体”，而这种风格的不同主要体现在笔法、结构、章法上，而构形（骨架）在某些程度上有着暗合。
　　那么针对“字体”与“书体”的问题，文字学家和书法家应该以什么姿态来看待？文字学家重心多放在文字形体、构形的变化，很少注重书写方面的问题。其实在研究文字演变以及文字形体中，书写时的用笔有时直接影响到文字的演变，如在“隶变”以及隶书向楷书的演变过程中，有些起笔是根据笔性以及书写生理习惯而形成的，之后这种习惯得到肯定与认可，从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字体。因此，文字学家除关注文字本身演变、构形规律之外，研究文字书写时的用笔也是很重要的。同样，就书法本体而言，书法学本身就属于多元化学科，学习研究书法者，首先要对文字的演变过程，构形基础、甚至一些文史哲方面的知识有所了解之后，才能从整体上把握住文字乃至书法的发展脉络，以及每种字体和书体的面貌，从整体上总领全局，从而更好地理解书体，以及进行更深刻的研究。
　　那么“字体”与“书体”各自包括的内容是哪些呢？首先“字体”有“真、草、隶、篆、行”。“书体”则是在“字体”构形基础上表现出的不同书法风格。如甲骨文（甲骨文从大的角度来说，属于篆书体系的一种书体；但是若再细化的话，甲骨文五期中，每一期也会表现出不同的风格）、金文、乌虫篆，《中山王器》《石鼓文》《泰山刻石》《白氏草堂记》等都属于篆体中的不同风格的书体；古隶、简牍，《张迁碑》《乙瑛碑》《礼器碑》等均属于隶体中不同风格的书体；楷体中有“颜体、柳体、欧体、赵体、褚体、魏碑”等书体；行体中又有“二王、颜、苏”等不同风格书体；草体中又有“章草、小草、大草”的不同书体。因此，在以“字体”分化出来的“书体”中，有时又可细化出某家、某派书风、书体。
　　总而言之，在当下学科分化比较严谨的时代，弄清相关概念的厘定是做好本学科与相关学科研究的最基本的事情。另外，对于学习文字学和书法学的人来说，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不可偏废于某一方面，对于“字体”和“书体”应该有个明确的认识，如此才能使其学识以及技能更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