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和目标就是城市化，城市化的成绩显而易见，但是毛病也越来越多，交通越来越拥挤，效率越来越低下，生活成本越来越高，逃离城市成为一些先知先觉的一种别样选择。
　　各种城市病开始发作，已经从“路堵天天有”转变成“处处堵”。尽管GDP年年上升，房价更是一路飙涨，收入跑不过房价涨幅，生活质量自然下降，作为普通百姓，心情能好才怪？还谈幸福感？这些则属于心堵。
　　林林总总，各种中国现代病百出，这些问题看起来千头万绪，但是我以为所有症状表现为一个字—堵，如果用三个字来形容就是“聚、结、燥”而成“病”。
　　当下各种问题，政府领导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也心堵。国八条、国五条、车牌拍卖、限行、禁止择校、就近入学等等，各类政策，五花八门，恐怕政府自己都数不过来。如同一个病人，身上贴满各种膏药而找不到一剂良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政策的实质就是“堵”与“禁”。但是，堵不住百姓希望良好教育资源的心，也堵不住百姓希望财富积累的心，假离婚、阴阳合同等乱象就又出来了，演变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纵观上述“病和治”的方法，不难看出有点像“鲧禹治水”的故事，“堵”必然要失败的，而病是表象，其“心”是根本，只有理解了百姓的心，才能找到问题解决之道。这些问题看起来是各种不同行业的，但其本质是同源的。
　　我略为知晓中西治疗之差别，中医讲系统论、辩证论以及相似论，而西医则研究科学实证，讲究手术治病，尤其是外科手术。后者治病，前者治人。针对当下城市归于“堵”与“结”的状况，解决之方向自然是“疏和散”，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百姓的心理和经济状况是“静而平”的话，当下之心则是“悬而燥”。如果说当初政府以主导搅动市场活力为主来引导百姓是对的，那么习惯成自然的政府手段和指导方法，现在也该变化了，应该转化为以内因要素来滋润人心为上。只有站在百姓的立场看问题，就不会这么复杂，百姓无非一为子女之教育、二为工作之便利、三为生活之品质。
　　一直以来，政府的政策每事必谈“集聚效应”，什么商业区、居住区、工业区、旅游区等功能性单一的区块性规划盛行。而城市一旦变大，交通及时间成本就转化为负面因素，必然只有通过公共利益分配的手法才能让时空便利化和均匀化，人为生硬地设立工业区和商业区与居住区，必然导致工作和居住的分离，最终结果自然是城市交通的钟摆效应。交通之堵正在于原来规划产生的后遗症，只有协调生活、工作、娱乐、商业的配比才能化解，既要散又要揉。
　　教育的集聚则导致年轻父母为争抢教育资源而买学区房，问题不在房价而在教育资源，对资源的配置要散开均匀些。只有做到这样，中小学教育就近入学就能顺势而为。就近入学，那么接送带来的交通问题也会相应减少。只有教育、工作、居住、商业环境合理配套才能为区域居民减少交通流量提供可靠保障，规模问题和系统问题必须得到合理的协调，才能使得流动减少，慢生活的理想才可能得以实现。
　　城市化过大造成的系统性紊乱，已经使得部分人逃离城市，尽管只能是少数，但也可以一叶知秋，郊区化慢生活已经在一些城市逐步演绎，最具有范例的当数杭州的良渚文化村。如果杭州的其他城郊村镇环境优雅，教育资源和文化资源不缺乏，那么会是怎么样的景象呢？当然，这种文化生活环境和自然生活环境相协调的方式，绝不能作为又一个无限变大的居住区来规划，如果工作机会无法放大，那么进出的交通流量必然会再次添堵，并伤及美丽乡村的未来。
　　城市化不是目的，城镇化也不是目的，百姓教育、工作和生活的优化才是目的所在。谁愿意早出晚归于添堵不堪的城市丛林？谁不期望孩子得到优秀的教育资源呢？解决这种负面现象，政府必须站在百姓的角度来考察。只有将公共资源散而化之，百姓生活才能通而不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