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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名重要的女性双语作家，张爱玲有着非常鲜明的女性主义倾向，这不仅体现在其文学作品中，也在她的翻译作品中呈现。她将自己的众多作品翻译成相应中文或英文，形成了翻译界独特的自译现象。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为基础，通过具体分析张爱玲自译作品中女性主义翻译策略的应用：写前言或脚注，增补以及劫持，来探讨她的女性主义翻译思想。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自译 翻译策略 张爱玲
20世纪80年代的翻译研究界曾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即“文化转向”。翻译家们纷纷走出文本的空间，转而在新的视角下，充分认识到文化与翻译在本质上的相互关联性。因此，作为文化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性别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渗透进了翻译研究领域。同时，在女性主义运动的浪潮下，翻译与性别的结合更是大势所趋，从而促成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产生。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性别视角。
作为我国著名的双语作家，张爱玲的写作经常得到人们的关注。然而，作为她文学贡献重要组成部分的翻译作品却似乎没有得到如她原创作品同等的重视。事实上，张爱玲创作了大量的翻译作品，不仅有对他人作品的语际翻译，也有个人作品的自译。通过对自身作品的翻译，她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原作的风格及隐含的女性主义思想。鉴于此，本文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角入手，通过具体分析张爱玲的自译作品来探讨她的女性主义翻译思想。
一、女性翻译理论概述
女性主义和翻译的结合有其历史源流和时代因素。传统译论往往将原作和译作看作对立的两元，认为原作占主导地位，译作是派生的，属于从属地位。这也正映射出男权社会中女性弱势受压迫的现象，产生了所谓的性别歧视的隐喻：译者是作者的侍女;女人是男人的侍女。法国修辞学家梅纳日（Ménage）著名的双关“不忠的美人”（Les belles infidèles）更是一语道破了潜藏在西方译论中的双重歧视，也反映了在文学等级系统与社会等级体系中翻译与女人的劣等地位。然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正式形成应归功于时代因素。它是女性主义者将文化政治上的权利斗争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渗透延伸，并通过长时间和大量的翻译实践，最终将女性主义运动和翻译活动两者有机结合的时代产物。
自女性主义译论出现伊始，一系列的翻译实践和研究潮流在此领域不断突破深入，其中的代表人物有苏珊妮·德·洛宾尼尔一哈尔伍德（Susanne de Lotbinièrne—Harwood）、雪莉·西蒙（Sherry Simon）、芭芭拉·歌达（Barbara Godard）、劳瑞·钱伯宁（Lori Chamberlain）和路易斯·冯·弗罗托（Luise von Flotow）等。女性主义翻译观重新解构了传统翻译的忠实性标准，主张原文和译文享有同等的地位，译者的翻译过程应当是“重写”的过程，从性别角度彰显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作用。正如西蒙在1996年提出的“译事计划”（translation project）这一概念，“对女性主义来说，忠实既不是针对作者，也不是针对读者，而是针对写作计划——一种作者和译者都参与的计划。”[1]这种翻译观对女权主义译者选择原文和在实践中采用的翻译策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选择翻译对象时，她们多数会选择女作家的作品作为源语文本;而在翻译策略运用上，根据路易斯·冯·弗罗托的论述，女权主义译者主要通过三种手段或策略完成创造性叛逆过程，即加写前言（preface）或脚注（footnote）、增补（supplementing）和劫持 （hijacking）[2]。
二、特殊的翻译——自译
在波波维奇主编的《翻译研究词典》中，最早对“自译”（autotranslation/self-translation）这一术语下了定义。他称“自译是由作者本人将原作变成另一种语言的翻译”[3]。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即作者，既参与写作过程又参与翻译过程，这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作用，进而高度实现了源语到目的语的完美“重写”。然而，不少学者曾一度拒绝将自译看作翻译的下义词，认为自译作品乃是作者的再创作，已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翻译。但译界现已普遍认可了自译的地位和独特价值。“自译仍是一种语言转换过程，即便所涉及的语言或内容之间有什么差异或差错也不能否认这就是翻译，因为翻译不能排除差异或差错。”[4]（P36）自译符合翻译的根本实质，自译是特殊的翻译。
事实上，张爱玲在对待自己作品的翻译问题上，坚持自译，曾谢绝多人提请翻译其作品的要求。这固然是心性使然，同时也体现了她对自己汉英双语水平的自信，也是考虑到只有自己才能更充分地体味其原作的韵味[5]（P11～15）。一些作家往往会选用自译这种方式以达到在翻译过程中文化移入或输出的目的。原作品中的写作风格和思想主题只有作者本人才能最大程度地在译作中重现，自译也是弥补原作不足的重要途径。不得不说，张爱玲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独特的，她不仅自由纯熟地运用双语进行写作与翻译，并难能可贵地在两种语境的读者中均赢得一定声誉。其作品体裁主要涉及小说、散文、随笔评论、电影剧本等，自译作品主要有《金锁记》（The Golden Cangue），《桂花蒸阿小悲秋》（Shame.Amah），《赤地之恋》（Naked Earth），《秧歌》（Sprout Song），《怨女》（The Rouge of the North）等。
三、自译作品中女性主义翻译策略的应用
自从女性主义思潮进入中国以来，女性作家的作品就开始逐渐被学界广泛研究。一些批评家试图从女性主义视角重新审视张爱玲的作品。尽管张爱玲从未公开标榜过自己是激进的女性主义作家，但从她的文学作品和翻译作品中都能看到她在细节处无意识表现出的女性主义倾向。张爱玲的作品大都与女性主题有关，她所选择翻译的作品也不例外。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她更是自由操纵文本，考虑到文化差异而进行大量改写，力求传递原作暗含的女性主义思想。 本文尝试从著名女性主义翻译者费洛图定义的实践方式：前言和注脚，增补和劫持出发，分析探求其译作背后的性别意识及女权主义。
（一）前言和脚注
前言和脚注通常被一般译者用来解释自己的翻译意图以及运用的翻译策略等内容。对于女性主义译者而言，这种翻译技巧不是单纯地解释原文背景、作者意图、勾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的翻译策略等，而是旨在通过此种方式凸显译者的女性身份，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女性主义身份及其在意义的创造中作为一个积极参与者，让人注意到她们的工作过程。最典型的做法是在“译者前言”中宣称其翻译是为女人说话。
事实上，不同于西方女性主义译者大肆强调其性别立场，张爱玲在她的自译作品前言中，往往用一种更含蓄隐晦的方式来表达她的女性观。通过解释选材原因以及对女性人物意识的关注，传达她的女性主义立场，尝试着让读者接纳其价值观，并从中汲取力量。
张爱玲在自译作品The Rouge of the North的前言中对《怨女》这一题目做了这样的解释：The title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Rouge of the North，Yuan—nv，is in many ways more suggestive of Yindi’s state.The Chinese character yuan denotes such meanings as “embittered”，“sullen”，“rancorous”，when used to describe women，it refers to a major trope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tic invocations of the feminism①。显然，张爱玲选用了一个更中国式的中文译名来强化主人公人生境遇的悲剧色彩。这段在前言中解释其创作和翻译意图的表达，结合故事背景，也更加体现了作者及译者对中国底层女性弱势和可悲境地的不满。主人公银娣独立、积极与顽强，努力适应生活，争取自身权利，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立人格的女性代表，但最终还是陷入了世俗的泥沼之中。银娣怨的是生活，但在前言里译者将“怨”上升到了社会历史层面。正是这种暗含的强烈性别价值观，使作者在翻译时更加关注女性人物意识，借此传达她的女性主义观。
（二）增补
增补策略是指对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的差异之处予以平衡的创造性行为，等同于一些理论家所说的补偿（compensation）。译者基于自己的立场在增补过程中对文本进行创造性改写。此种策略是译者主动介入文本的行为，一般翻译者也常使用，但女性主义译者则更注重补偿原文表达性别的意义。张爱玲常常在自译作品中使用增补手法，而她所添加的内容，往往也极具女性主义色彩。
（1）原文：她哥哥嫂嫂大概从来没想过在她身上赚一笔钱，一直把他当作赔钱货。
译文：She was the goods you lose money on，what they call daughters.
在译文中，张爱玲添加了“what they call daughters”来强调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传统封建礼教中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思想，致使女儿一直被认为是家里的负担，是父权社会的商品。在文化差异的背景下，译者有必要做出确切解释，这同时也体现了译者对歧视女性的文化陋习的不认同，对女人不幸遭遇的同情。在这句话的翻译中，译者增补策略的运用能更加凸显旧社会女性社会地位的卑微低下，也正是因为存在这种男女不平等才导致了女人的悲惨命运。
（2）原文：周家那孩子大概是小时候怕他夭折，给他穿了耳朵眼，戴着银耳环。
译文：The Chou boy’s parent had been afraid to lose him as a baby，so they had his ears pierced and made him wear silver earrings like a girl to deceive the jealous gods.
张爱玲在创作和翻译过程中往往会通过贬低讥讽男性形象来表达其性别意识。其作品中的男性多为苍白无力、萎靡不振的形象，以此衬托出女性的社会贡献。示例中的“like a girl”以及“deceive the jealous gods”是译者有意为之的增补内容。在旧社会，父母长辈往往会给家中的男孩穿耳洞。这种封建做法背后的深层社会因素便是重男轻女，因为只有让男孩像个小姑娘，将男性降低到与女性同等的地位，才能防止嫉妒的神灵带走家中的“宝贝”。上文所列举的两处增补不仅补全了文化差异可能带来的误解，更是对那些根深蒂固的歧视女性的行为的不满和控诉。女性主义翻译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揭露女性在社会文化定位上受到的有意或无意的歧视，张爱玲的增补正是这一特点的极好例证。
（三）劫持
女性主义译者所运用的劫持策略是指女性译者基于自己的观点，根据自己的理解或者爱好对原本不属于女性主义的观点进行带有女性主义倾向的操纵。鉴于张爱玲并非是一名激进的女性主义译者，且其自译作品的原作品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女性主义色彩，所以在她的自译作品中操纵手段运用得相对较少，大多体现在词语的选用和替换上。
（3）原文：“做新娘子的起来得晚了，那还用问是怎么回事？尤其像她，男人身体这么坏。这是新娘子不体谅。更可见多么骚。”
译文：“Late rising could only mean one thing，especially with newly-weds.In her case with the bride—groom in such poor health，the bride must be really rapacious and inconsiderate.” “骚”一词在形容女人时往往容易让人联想到“水性杨花、伤风败俗”等一类贬义形容词。原作中借他人之口对女主人公的过分辱骂，只为显示其不幸的生活境遇，并非对她的贬低。张爱玲不愿此处引发外国读者的不好联想，故用劫持的方法舍弃了“coquettish”一词，转而用“rapacious and inconsiderate”，淡化“骚”字一词的负面效果。
四、结语
女性主义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研究的视角，它对传统翻译理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进行了全新的诠释，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和见解。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差异的解释成功地解构了原作和男性的霸权地位，为翻译研究中的忠实、文化差异、译者主体性以及语言的本质等重要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和角度，进一步提升了译者和译作的地位。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观照下，张爱玲在翻译自己的作品时，在翻译策略的运用上，表现出了很大程度上的译者主体性。由于作者译者双重角色的统一，在自译过程中，她比其他译者的把握更为准确。而通过干涉策略的应用，译作中更进一步增加了其女性主义思想。她力图用自己的创作和翻译来表现对旧社会女性社会弱势地位的不满以及渴望女性解放的强烈愿望。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包括张爱玲在内的一批中国女性译者，相较而言，还是一种不彻底的女性主义。但总的来说，张爱玲无论作为作家还是译者，其身份都是值得肯定的，同时她的作品也为中西文化交流和翻译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注释：
①本文所引译文如无特别说明，均出自于张爱玲的译本。
参考文献：
[1]Simon S. Gender in Translation[M].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1996.
[2]Von Flotow Luise.Translation and Gender：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M].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1997.
[3]Popovic Anton.Dictionary for the Analysi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M].Edmonton：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1976.
[4]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5]赵新宇.试论张爱玲的翻译[J].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
（1）.
[6]张爱玲.怨女[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7]Eileen Chang.The Rouge of the North[M].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8]张爱玲.秧歌[M].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1.
[9]Eileen，C.The Rice Sprout Song[M].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55.
（艾涵 浙江宁波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315211）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自译 翻译策略 张爱玲
20世纪80年代的翻译研究界曾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即“文化转向”。翻译家们纷纷走出文本的空间，转而在新的视角下，充分认识到文化与翻译在本质上的相互关联性。因此，作为文化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性别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渗透进了翻译研究领域。同时，在女性主义运动的浪潮下，翻译与性别的结合更是大势所趋，从而促成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产生。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性别视角。
作为我国著名的双语作家，张爱玲的写作经常得到人们的关注。然而，作为她文学贡献重要组成部分的翻译作品却似乎没有得到如她原创作品同等的重视。事实上，张爱玲创作了大量的翻译作品，不仅有对他人作品的语际翻译，也有个人作品的自译。通过对自身作品的翻译，她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原作的风格及隐含的女性主义思想。鉴于此，本文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角入手，通过具体分析张爱玲的自译作品来探讨她的女性主义翻译思想。
一、女性翻译理论概述
女性主义和翻译的结合有其历史源流和时代因素。传统译论往往将原作和译作看作对立的两元，认为原作占主导地位，译作是派生的，属于从属地位。这也正映射出男权社会中女性弱势受压迫的现象，产生了所谓的性别歧视的隐喻：译者是作者的侍女;女人是男人的侍女。法国修辞学家梅纳日（Ménage）著名的双关“不忠的美人”（Les belles infidèles）更是一语道破了潜藏在西方译论中的双重歧视，也反映了在文学等级系统与社会等级体系中翻译与女人的劣等地位。然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正式形成应归功于时代因素。它是女性主义者将文化政治上的权利斗争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渗透延伸，并通过长时间和大量的翻译实践，最终将女性主义运动和翻译活动两者有机结合的时代产物。
自女性主义译论出现伊始，一系列的翻译实践和研究潮流在此领域不断突破深入，其中的代表人物有苏珊妮·德·洛宾尼尔一哈尔伍德（Susanne de Lotbinièrne—Harwood）、雪莉·西蒙（Sherry Simon）、芭芭拉·歌达（Barbara Godard）、劳瑞·钱伯宁（Lori Chamberlain）和路易斯·冯·弗罗托（Luise von Flotow）等。女性主义翻译观重新解构了传统翻译的忠实性标准，主张原文和译文享有同等的地位，译者的翻译过程应当是“重写”的过程，从性别角度彰显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作用。正如西蒙在1996年提出的“译事计划”（translation project）这一概念，“对女性主义来说，忠实既不是针对作者，也不是针对读者，而是针对写作计划——一种作者和译者都参与的计划。”[1]这种翻译观对女权主义译者选择原文和在实践中采用的翻译策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选择翻译对象时，她们多数会选择女作家的作品作为源语文本;而在翻译策略运用上，根据路易斯·冯·弗罗托的论述，女权主义译者主要通过三种手段或策略完成创造性叛逆过程，即加写前言（preface）或脚注（footnote）、增补（supplementing）和劫持 （hijacking）[2]。
二、特殊的翻译——自译
在波波维奇主编的《翻译研究词典》中，最早对“自译”（autotranslation/self-translation）这一术语下了定义。他称“自译是由作者本人将原作变成另一种语言的翻译”[3]。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即作者，既参与写作过程又参与翻译过程，这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作用，进而高度实现了源语到目的语的完美“重写”。然而，不少学者曾一度拒绝将自译看作翻译的下义词，认为自译作品乃是作者的再创作，已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翻译。但译界现已普遍认可了自译的地位和独特价值。“自译仍是一种语言转换过程，即便所涉及的语言或内容之间有什么差异或差错也不能否认这就是翻译，因为翻译不能排除差异或差错。”[4]（P36）自译符合翻译的根本实质，自译是特殊的翻译。
事实上，张爱玲在对待自己作品的翻译问题上，坚持自译，曾谢绝多人提请翻译其作品的要求。这固然是心性使然，同时也体现了她对自己汉英双语水平的自信，也是考虑到只有自己才能更充分地体味其原作的韵味[5]（P11～15）。一些作家往往会选用自译这种方式以达到在翻译过程中文化移入或输出的目的。原作品中的写作风格和思想主题只有作者本人才能最大程度地在译作中重现，自译也是弥补原作不足的重要途径。不得不说，张爱玲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独特的，她不仅自由纯熟地运用双语进行写作与翻译，并难能可贵地在两种语境的读者中均赢得一定声誉。其作品体裁主要涉及小说、散文、随笔评论、电影剧本等，自译作品主要有《金锁记》（The Golden Cangue），《桂花蒸阿小悲秋》（Shame.Amah），《赤地之恋》（Naked Earth），《秧歌》（Sprout Song），《怨女》（The Rouge of the North）等。
三、自译作品中女性主义翻译策略的应用
自从女性主义思潮进入中国以来，女性作家的作品就开始逐渐被学界广泛研究。一些批评家试图从女性主义视角重新审视张爱玲的作品。尽管张爱玲从未公开标榜过自己是激进的女性主义作家，但从她的文学作品和翻译作品中都能看到她在细节处无意识表现出的女性主义倾向。张爱玲的作品大都与女性主题有关，她所选择翻译的作品也不例外。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她更是自由操纵文本，考虑到文化差异而进行大量改写，力求传递原作暗含的女性主义思想。 本文尝试从著名女性主义翻译者费洛图定义的实践方式：前言和注脚，增补和劫持出发，分析探求其译作背后的性别意识及女权主义。
（一）前言和脚注
前言和脚注通常被一般译者用来解释自己的翻译意图以及运用的翻译策略等内容。对于女性主义译者而言，这种翻译技巧不是单纯地解释原文背景、作者意图、勾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的翻译策略等，而是旨在通过此种方式凸显译者的女性身份，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女性主义身份及其在意义的创造中作为一个积极参与者，让人注意到她们的工作过程。最典型的做法是在“译者前言”中宣称其翻译是为女人说话。
事实上，不同于西方女性主义译者大肆强调其性别立场，张爱玲在她的自译作品前言中，往往用一种更含蓄隐晦的方式来表达她的女性观。通过解释选材原因以及对女性人物意识的关注，传达她的女性主义立场，尝试着让读者接纳其价值观，并从中汲取力量。
张爱玲在自译作品The Rouge of the North的前言中对《怨女》这一题目做了这样的解释：The title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Rouge of the North，Yuan—nv，is in many ways more suggestive of Yindi’s state.The Chinese character yuan denotes such meanings as “embittered”，“sullen”，“rancorous”，when used to describe women，it refers to a major trope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tic invocations of the feminism①。显然，张爱玲选用了一个更中国式的中文译名来强化主人公人生境遇的悲剧色彩。这段在前言中解释其创作和翻译意图的表达，结合故事背景，也更加体现了作者及译者对中国底层女性弱势和可悲境地的不满。主人公银娣独立、积极与顽强，努力适应生活，争取自身权利，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立人格的女性代表，但最终还是陷入了世俗的泥沼之中。银娣怨的是生活，但在前言里译者将“怨”上升到了社会历史层面。正是这种暗含的强烈性别价值观，使作者在翻译时更加关注女性人物意识，借此传达她的女性主义观。
（二）增补
增补策略是指对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的差异之处予以平衡的创造性行为，等同于一些理论家所说的补偿（compensation）。译者基于自己的立场在增补过程中对文本进行创造性改写。此种策略是译者主动介入文本的行为，一般翻译者也常使用，但女性主义译者则更注重补偿原文表达性别的意义。张爱玲常常在自译作品中使用增补手法，而她所添加的内容，往往也极具女性主义色彩。
（1）原文：她哥哥嫂嫂大概从来没想过在她身上赚一笔钱，一直把他当作赔钱货。
译文：She was the goods you lose money on，what they call daughters.
在译文中，张爱玲添加了“what they call daughters”来强调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传统封建礼教中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思想，致使女儿一直被认为是家里的负担，是父权社会的商品。在文化差异的背景下，译者有必要做出确切解释，这同时也体现了译者对歧视女性的文化陋习的不认同，对女人不幸遭遇的同情。在这句话的翻译中，译者增补策略的运用能更加凸显旧社会女性社会地位的卑微低下，也正是因为存在这种男女不平等才导致了女人的悲惨命运。
（2）原文：周家那孩子大概是小时候怕他夭折，给他穿了耳朵眼，戴着银耳环。
译文：The Chou boy’s parent had been afraid to lose him as a baby，so they had his ears pierced and made him wear silver earrings like a girl to deceive the jealous gods.
张爱玲在创作和翻译过程中往往会通过贬低讥讽男性形象来表达其性别意识。其作品中的男性多为苍白无力、萎靡不振的形象，以此衬托出女性的社会贡献。示例中的“like a girl”以及“deceive the jealous gods”是译者有意为之的增补内容。在旧社会，父母长辈往往会给家中的男孩穿耳洞。这种封建做法背后的深层社会因素便是重男轻女，因为只有让男孩像个小姑娘，将男性降低到与女性同等的地位，才能防止嫉妒的神灵带走家中的“宝贝”。上文所列举的两处增补不仅补全了文化差异可能带来的误解，更是对那些根深蒂固的歧视女性的行为的不满和控诉。女性主义翻译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揭露女性在社会文化定位上受到的有意或无意的歧视，张爱玲的增补正是这一特点的极好例证。
（三）劫持
女性主义译者所运用的劫持策略是指女性译者基于自己的观点，根据自己的理解或者爱好对原本不属于女性主义的观点进行带有女性主义倾向的操纵。鉴于张爱玲并非是一名激进的女性主义译者，且其自译作品的原作品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女性主义色彩，所以在她的自译作品中操纵手段运用得相对较少，大多体现在词语的选用和替换上。
（3）原文：“做新娘子的起来得晚了，那还用问是怎么回事？尤其像她，男人身体这么坏。这是新娘子不体谅。更可见多么骚。”
译文：“Late rising could only mean one thing，especially with newly-weds.In her case with the bride—groom in such poor health，the bride must be really rapacious and inconsiderate.” “骚”一词在形容女人时往往容易让人联想到“水性杨花、伤风败俗”等一类贬义形容词。原作中借他人之口对女主人公的过分辱骂，只为显示其不幸的生活境遇，并非对她的贬低。张爱玲不愿此处引发外国读者的不好联想，故用劫持的方法舍弃了“coquettish”一词，转而用“rapacious and inconsiderate”，淡化“骚”字一词的负面效果。
四、结语
女性主义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研究的视角，它对传统翻译理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进行了全新的诠释，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和见解。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差异的解释成功地解构了原作和男性的霸权地位，为翻译研究中的忠实、文化差异、译者主体性以及语言的本质等重要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和角度，进一步提升了译者和译作的地位。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观照下，张爱玲在翻译自己的作品时，在翻译策略的运用上，表现出了很大程度上的译者主体性。由于作者译者双重角色的统一，在自译过程中，她比其他译者的把握更为准确。而通过干涉策略的应用，译作中更进一步增加了其女性主义思想。她力图用自己的创作和翻译来表现对旧社会女性社会弱势地位的不满以及渴望女性解放的强烈愿望。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包括张爱玲在内的一批中国女性译者，相较而言，还是一种不彻底的女性主义。但总的来说，张爱玲无论作为作家还是译者，其身份都是值得肯定的，同时她的作品也为中西文化交流和翻译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注释：
①本文所引译文如无特别说明，均出自于张爱玲的译本。
参考文献：
[1]Simon S. Gender in Translation[M].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1996.
[2]Von Flotow Luise.Translation and Gender：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M].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1997.
[3]Popovic Anton.Dictionary for the Analysi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M].Edmonton：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1976.
[4]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5]赵新宇.试论张爱玲的翻译[J].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
（1）.
[6]张爱玲.怨女[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7]Eileen Chang.The Rouge of the North[M].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8]张爱玲.秧歌[M].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1.
[9]Eileen，C.The Rice Sprout Song[M].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55.
（艾涵 浙江宁波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31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