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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笔来，感慨万千。在《光明日报》宁夏记者站工作22年的经历，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曾经有过的激动、欣喜、烦恼、愤怒、焦虑、尴尬、忧愁，曾经是那样铭心刻骨，但如今都已成为往事，我的心情也归于平静。也许，北宋文学家苏轼在《定风波》词中的两句词：“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能够表达我此时的心情。
前些天，偶然翻看1989年出版的、由邓小平题写书名的《光明日报四十年》，看见那书上列出的1988年以前在《光明日报》各地记者站工作过的人员名单，我惊讶地发现：其中大部分人都已经离开了原来的岗位：或退休，或高就，或转行，或回社，或出国，有的已经不在人世了。仍然留在记者站的，仅剩下七八个人了，我就是其中之一。而在西部地区驻站，且一直“没挪窝”的，只有我一人。
20年世事沧桑，20年人生变迁！令人生出无限感慨。
毫无疑问，成为《光明日报》记者，是我人生的最重要的一次选择，也是我平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主动选择。没想到，这次选择，竟成了我的终身选择！所以，虽然过去了20多年，但当年的往事还历历在目。
1984年，我在银川一所师范学校已经当了几年教师了。教学的工作，让我十分喜欢；学生背后的评价，让我自我陶醉；业余写作的收获，让我其乐融融。我几乎是“毫无去意”了。如果没有光明日报社的招考启事和办公室老师的一再鼓动，我可能就要当一辈子“教书匠”了。不过，我那时最大的理想是当一名专业作家，但我不敢有那样高的奢望，只要能当一个广种薄收的“业余作者”就算不错了。所以，我从没有向人透露过我的“远大理想”。
只要一名记者，竟有百余人报名应考！这是一次竞争激烈的考试。“光明日报记者”的名号花落谁家？社会各界都很关注。而我，哪有“力拔头筹”的实力啊！当我拿着准考证走进考场，看见一个个精明、帅气、长相不俗的应考者时，不禁哑然失笑了：这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次转瞬即忘的人生经历而已，我哪里会有什么希望？不过，考一考也好，我并没有因此失去什么。当然，我是偷偷报名、悄悄考试的。我还不敢让学校知道我有“异心”。如果事先请示，学校根本就不会让我考。现在好了，考不上也没有人知道。虽然我对以写作为业充满向往，但教学生涯同样让我眷恋。站讲台，在我看来，非但不是苦差事，反而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我从没有厌倦过。
孰料，就是这一天半的笔试，竟影响了我的后半生。它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我1977年参加的、十年动乱后的首次高考。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次我竟考出了总分第一的成绩。三门课，我的总分超过了240分，比第二名竟高出了几十分。主办者挑选出前三名供报社选择，报社从中确定了我。令我始料不及的是，这头敲定了，那头却遇到了麻烦。“爱才心切”的老校长，坚决不同意放人。记者站老站长王广华托人出面去做工作，也无功而返。就是光明日报社向宁夏党委宣传部发函、多位领导签字、多位负责人亲自去跑，也难以通过协商解决问题。最后，人事部门下了调令，才算让我跨入心仪已久的报社大门。从1984年年底参加考试，直到1985年7月我才如愿以偿。办好了手续，老校长又提出“无理要求”：让我抽空再带一学期的课，老站长王广华坚决不同意:因为我所面对的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我即使百分之百地投入也未必就能很快适应工作。况且，报社也不会同意。
果然，我很快就知道了：“光明日报记者”，确实不是那么好当的、更不是谁都能当好的；在宁夏当记者，不利因素较多，更不是轻轻松松的事。
虽然我不是宁夏人，但我对宁夏很有感情，宁夏也真是个好地方。因此，我不愿说宁夏的坏话，更不愿听别人说宁夏的坏话。当然，在宁夏当记者，有许多不为外界所知的困难，确是个不争的事实。
我是1985年8月正式到记者站上班的，但直到第二年到北京开会时才见到报社的门。刚到记者站，老站长王广华就出差去了新疆。我这也不熟悉，那也不摸门，我远离编辑部，一个人在记者站，像一只无头的苍蝇东奔西撞、忙忙碌碌。我热情很高，干劲十足，什么活动都想参加，什么稿件都想写。结果，发回报社的稿件大都是泥牛入海。年末一盘点，5个月共发稿12篇，其中有两篇还是与王广华合写的。就是这屈指可数的几篇，也是乏善可陈。这样的“战绩”，令我感到失望，也让我丧失信心：我，是当记者的“料”吗？新闻工作，是我的最佳选择吗？虽然报社没有批评过我一句，但我自己却在反问自己：我该不该避位让贤？我还有资格占据这个重要的岗位吗？可是，临阵脱逃，缴械投降，又不是我的品格。重操旧业，轻车熟路，我可能就没有这样的精神压力了。但那样岂不是公开宣告自己是个没有战斗力的弱者吗？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岂能当缩头乌龟？我就不信：别人能做到的，我就做不到？抱怨现实，不解决任何问题；羡慕他人，徒增无限烦恼；盲目蛮干，只能是无效劳动！在冷静分析的基础上，我为自己拟定了新的工作思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打自己最拿手的！我不能跟风、不能模仿、不能比拼，我只能抓别的地区、别的记者不抓的、抓不到的、抓不了的、搞不透的！
思路一变天地宽！1986年，我就打了个翻身仗，以后每年都有一点小小的进步。对我工作的肯定，也因此逐步“升级”：先是记者部副主任张慕勋在1986年年底写信给我：“部里对你的工作很满意。看来，抓本地特点、抓问题报道的路子是对的。”第二年年初，《光明日报通讯》编辑葛增福就向我约稿，请我介绍工作经验了。我那篇《“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曾引起广泛关注，我也因此走上大学的讲台。到了1992年4月，报社竟然为我这样一个资历很浅、能力很低且常驻落后地区的小记者，举行了个人作品研讨会。说我“走出了一条扎扎实实的路、成功的路。”又过了几年，我被评为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和“报刊之星”。再后来，宁夏有关部门又为我两次举办个人作品研讨会。1999年修订的高等院校新闻专业教材《新闻采访学》中，对我的工作又有五六百字的评价。而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意外收获了。
22年！留在我记忆深处的东西不少，有点“色彩”的稿件也可以点出几篇。限于篇幅，我这里无法一一道来。
从顶上“光明日报记者”这个“头衔”起，我好像就没有轻松过。我的生活，几乎被寻找线索、筛选素材、深入采访、谋篇构思、精心写作、反复修改稿件所填满。“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为了起好一个标题、拟好一句导语、推敲一个提法，我常常把自己搞得坐卧不宁。即使闲逛、闲谈，我也注意发现新闻线索；即使休闲、旅行，我也常想写作问题。我不好烟酒，不会打麻将，不进歌舞厅，也放弃了许多个人爱好。有人发出疑问：何必那么投入？我说：因为我喜爱这份工作，尝到了其中的乐趣；有人表示不解：如此投入是否必要？我道：不如此投入，我就没有立足之地！
常听人说，记者苦，记者苦不堪言；记者累，累得没有人希望子承父业。诚如人言：采访苦，写作苦，“然则何时而乐耶？”我言：乐在其中，苦与乐，从来就难分难解，相伴而生，相互转化。吃够了苦之后，就可以尝到甜了。当千辛万苦写出来的稿件激起社会反响的时候；当深思熟虑的问题引起有关部门重视的时候，当一篇稿件被广泛转载、引起热烈议论的时候，当读者从我的稿件中获得新知识和有价值的信息的时候,当一个身处困境的弱者借助你的报道改变了命运的时候，当正义通过你手中的笔得以伸张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为此吃过的苦都不值一提。吃到了苦，也尝到了甜，人生才变得丰富多彩，这也是我矢志不渝的原因之一。
当我有了一点“资本”之后，很多人都对我仍留在记者的岗位上、仍留在宁夏表示不解。是的，不论是离开宁夏，还是离开记者岗位，我都曾有过多次机会。各种诱惑，也多次向我招手，然而，我却“不可救药”地“固步自封”。依然留在这个外界看起来十分清苦的地区、没有“发展前途”的岗位。
没有当成作家，没有谋到高位，没有变成富翁，没有骄人业绩……人生遗憾的事不少，但我始终没有为22年前的选择而遗憾过、没有为错失许多良机而后悔过。因为人生总会有得有失，就看自己看重的是什么“得”，看轻的是什么“失”。
我不敢说，我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都献给了《光明日报》，因为《光明日报》没有我这点东西，照样“光明”，照样光芒四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我只能说，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时光是伴随《光明日报》度过的，在《光明日报》近60年的出报历史中，有20多年的报纸上印有我的名字，报社的发展史中有一些与我有关的记录：这足以让我“光明”、令我自豪。
对事业，我依然激情似火；对名利，我依然淡泊无求。
（作者系《光明日报》宁夏记者站站长）
前些天，偶然翻看1989年出版的、由邓小平题写书名的《光明日报四十年》，看见那书上列出的1988年以前在《光明日报》各地记者站工作过的人员名单，我惊讶地发现：其中大部分人都已经离开了原来的岗位：或退休，或高就，或转行，或回社，或出国，有的已经不在人世了。仍然留在记者站的，仅剩下七八个人了，我就是其中之一。而在西部地区驻站，且一直“没挪窝”的，只有我一人。
20年世事沧桑，20年人生变迁！令人生出无限感慨。
毫无疑问，成为《光明日报》记者，是我人生的最重要的一次选择，也是我平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主动选择。没想到，这次选择，竟成了我的终身选择！所以，虽然过去了20多年，但当年的往事还历历在目。
1984年，我在银川一所师范学校已经当了几年教师了。教学的工作，让我十分喜欢；学生背后的评价，让我自我陶醉；业余写作的收获，让我其乐融融。我几乎是“毫无去意”了。如果没有光明日报社的招考启事和办公室老师的一再鼓动，我可能就要当一辈子“教书匠”了。不过，我那时最大的理想是当一名专业作家，但我不敢有那样高的奢望，只要能当一个广种薄收的“业余作者”就算不错了。所以，我从没有向人透露过我的“远大理想”。
只要一名记者，竟有百余人报名应考！这是一次竞争激烈的考试。“光明日报记者”的名号花落谁家？社会各界都很关注。而我，哪有“力拔头筹”的实力啊！当我拿着准考证走进考场，看见一个个精明、帅气、长相不俗的应考者时，不禁哑然失笑了：这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次转瞬即忘的人生经历而已，我哪里会有什么希望？不过，考一考也好，我并没有因此失去什么。当然，我是偷偷报名、悄悄考试的。我还不敢让学校知道我有“异心”。如果事先请示，学校根本就不会让我考。现在好了，考不上也没有人知道。虽然我对以写作为业充满向往，但教学生涯同样让我眷恋。站讲台，在我看来，非但不是苦差事，反而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我从没有厌倦过。
孰料，就是这一天半的笔试，竟影响了我的后半生。它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我1977年参加的、十年动乱后的首次高考。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次我竟考出了总分第一的成绩。三门课，我的总分超过了240分，比第二名竟高出了几十分。主办者挑选出前三名供报社选择，报社从中确定了我。令我始料不及的是，这头敲定了，那头却遇到了麻烦。“爱才心切”的老校长，坚决不同意放人。记者站老站长王广华托人出面去做工作，也无功而返。就是光明日报社向宁夏党委宣传部发函、多位领导签字、多位负责人亲自去跑，也难以通过协商解决问题。最后，人事部门下了调令，才算让我跨入心仪已久的报社大门。从1984年年底参加考试，直到1985年7月我才如愿以偿。办好了手续，老校长又提出“无理要求”：让我抽空再带一学期的课，老站长王广华坚决不同意:因为我所面对的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我即使百分之百地投入也未必就能很快适应工作。况且，报社也不会同意。
果然，我很快就知道了：“光明日报记者”，确实不是那么好当的、更不是谁都能当好的；在宁夏当记者，不利因素较多，更不是轻轻松松的事。
虽然我不是宁夏人，但我对宁夏很有感情，宁夏也真是个好地方。因此，我不愿说宁夏的坏话，更不愿听别人说宁夏的坏话。当然，在宁夏当记者，有许多不为外界所知的困难，确是个不争的事实。
我是1985年8月正式到记者站上班的，但直到第二年到北京开会时才见到报社的门。刚到记者站，老站长王广华就出差去了新疆。我这也不熟悉，那也不摸门，我远离编辑部，一个人在记者站，像一只无头的苍蝇东奔西撞、忙忙碌碌。我热情很高，干劲十足，什么活动都想参加，什么稿件都想写。结果，发回报社的稿件大都是泥牛入海。年末一盘点，5个月共发稿12篇，其中有两篇还是与王广华合写的。就是这屈指可数的几篇，也是乏善可陈。这样的“战绩”，令我感到失望，也让我丧失信心：我，是当记者的“料”吗？新闻工作，是我的最佳选择吗？虽然报社没有批评过我一句，但我自己却在反问自己：我该不该避位让贤？我还有资格占据这个重要的岗位吗？可是，临阵脱逃，缴械投降，又不是我的品格。重操旧业，轻车熟路，我可能就没有这样的精神压力了。但那样岂不是公开宣告自己是个没有战斗力的弱者吗？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岂能当缩头乌龟？我就不信：别人能做到的，我就做不到？抱怨现实，不解决任何问题；羡慕他人，徒增无限烦恼；盲目蛮干，只能是无效劳动！在冷静分析的基础上，我为自己拟定了新的工作思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打自己最拿手的！我不能跟风、不能模仿、不能比拼，我只能抓别的地区、别的记者不抓的、抓不到的、抓不了的、搞不透的！
思路一变天地宽！1986年，我就打了个翻身仗，以后每年都有一点小小的进步。对我工作的肯定，也因此逐步“升级”：先是记者部副主任张慕勋在1986年年底写信给我：“部里对你的工作很满意。看来，抓本地特点、抓问题报道的路子是对的。”第二年年初，《光明日报通讯》编辑葛增福就向我约稿，请我介绍工作经验了。我那篇《“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曾引起广泛关注，我也因此走上大学的讲台。到了1992年4月，报社竟然为我这样一个资历很浅、能力很低且常驻落后地区的小记者，举行了个人作品研讨会。说我“走出了一条扎扎实实的路、成功的路。”又过了几年，我被评为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和“报刊之星”。再后来，宁夏有关部门又为我两次举办个人作品研讨会。1999年修订的高等院校新闻专业教材《新闻采访学》中，对我的工作又有五六百字的评价。而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意外收获了。
22年！留在我记忆深处的东西不少，有点“色彩”的稿件也可以点出几篇。限于篇幅，我这里无法一一道来。
从顶上“光明日报记者”这个“头衔”起，我好像就没有轻松过。我的生活，几乎被寻找线索、筛选素材、深入采访、谋篇构思、精心写作、反复修改稿件所填满。“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为了起好一个标题、拟好一句导语、推敲一个提法，我常常把自己搞得坐卧不宁。即使闲逛、闲谈，我也注意发现新闻线索；即使休闲、旅行，我也常想写作问题。我不好烟酒，不会打麻将，不进歌舞厅，也放弃了许多个人爱好。有人发出疑问：何必那么投入？我说：因为我喜爱这份工作，尝到了其中的乐趣；有人表示不解：如此投入是否必要？我道：不如此投入，我就没有立足之地！
常听人说，记者苦，记者苦不堪言；记者累，累得没有人希望子承父业。诚如人言：采访苦，写作苦，“然则何时而乐耶？”我言：乐在其中，苦与乐，从来就难分难解，相伴而生，相互转化。吃够了苦之后，就可以尝到甜了。当千辛万苦写出来的稿件激起社会反响的时候；当深思熟虑的问题引起有关部门重视的时候，当一篇稿件被广泛转载、引起热烈议论的时候，当读者从我的稿件中获得新知识和有价值的信息的时候,当一个身处困境的弱者借助你的报道改变了命运的时候，当正义通过你手中的笔得以伸张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为此吃过的苦都不值一提。吃到了苦，也尝到了甜，人生才变得丰富多彩，这也是我矢志不渝的原因之一。
当我有了一点“资本”之后，很多人都对我仍留在记者的岗位上、仍留在宁夏表示不解。是的，不论是离开宁夏，还是离开记者岗位，我都曾有过多次机会。各种诱惑，也多次向我招手，然而，我却“不可救药”地“固步自封”。依然留在这个外界看起来十分清苦的地区、没有“发展前途”的岗位。
没有当成作家，没有谋到高位，没有变成富翁，没有骄人业绩……人生遗憾的事不少，但我始终没有为22年前的选择而遗憾过、没有为错失许多良机而后悔过。因为人生总会有得有失，就看自己看重的是什么“得”，看轻的是什么“失”。
我不敢说，我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都献给了《光明日报》，因为《光明日报》没有我这点东西，照样“光明”，照样光芒四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我只能说，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时光是伴随《光明日报》度过的，在《光明日报》近60年的出报历史中，有20多年的报纸上印有我的名字，报社的发展史中有一些与我有关的记录：这足以让我“光明”、令我自豪。
对事业，我依然激情似火；对名利，我依然淡泊无求。
（作者系《光明日报》宁夏记者站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