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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还是伟大的教育家。鲁迅一生所从事的第一项社会职业就是教师，他直接从事教育事业的时间达十年之久。即便定居上海离开教育战线之后，鲁迅仍一直满腔热情地关心中国的教育现状与发展，发表过许多关于教育问题的重要言论。据统计，鲁迅所教过的学校达13所之多，其中有高等院校，有普通中学，还有师范学校，甚至还有外国语学校；鲁迅所教过的课程，有化学、生物、生理卫生、小说史、文学史、文艺理论等。从鲁迅的教育实践和思想著述来看，说鲁迅仅仅是一位语文教育家，已远远不能涵盖这位文化伟人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鲁迅是专家，也是杂家，他是中国社会新旧交替之际诞生的通才。
出于培养新型人才的需要，本世纪初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师资问题备受关注。在这种背景下审视鲁迅的知识结构和人文素养，对于检讨现行语文师资中存在的缺憾，思考怎样培养新型的语文教师，进而深化当前的语文课程改革，无疑大有裨益。
一
语文教师的知识结构问题是新课程改革关注的重点，对此，许多人作过深入研究，发表过不少精辟的见解。对比发现，各种观点其实都大同小异，即一致强调语文教师知识构成的博而专。所谓博，就是说语文教师的知识面要广博，不仅对古今中外的文学、文化、历史、哲学、地理、美术等各人文学科要有所了解，而且对理、化、生等自然学科也要略知一二，并不断跟进，对知识进行自我更新。换句话说，当今语文教师既要知晓人文科学，又要粗通自然科学，尽力打破文理界限，人文修养和科学素养兼备。所谓专，就是说语文教师的专业知识不仅应具备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的水平，而且要在语言或文学的某个或某些方面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既博且专，便是当今语文教师合理的知识结构。有了这样的知识结构，就具备了成为一名优秀语文教师的前提条件。
鲁迅的知识结构就是完美、合理、科学的。鲁迅一生，读书多而杂，经史子集，野史杂说，西方科学，中外哲学，马列著作，甚至是画谱古碑，无所不读。鲁迅既是伟大的作家，也是杰出的学者。其学问之专，无需在此饶舌，一部《汉文学史纲要》就足以证明。这里单看他作为通才和杂家的一面。鲁迅的知识面可以用一个“全”字来概括，大凡文学、历史、哲学、美术、民俗、考古、地质、医学、化学、植物，以至偏僻的佛学、古碑等，无不涉猎。据周作人回忆，他这个哥哥少年时就已博览群书：《诗经》《楚辞》《古文析义》《东莱博议》《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华阳国志》《六朝文絮》《剑南诗稿》《古文苑》《唐代丛书》《太平广记》，陶渊明、李太白、杜子美、李长吉、温飞卿、李义山、苏子瞻、黄鲁直……唐宋杂著、明刊十八史……小小少年，就已读如此多书，令人惊叹。即使在多病的晚年，鲁迅仍然耕读不辍，在他后几年的日记中，每年岁末都列出详细书账，记录该年度购书目录和花费金额。仅1934年，鲁迅购书就达307种!
历史知识是语文教师知识结构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文史向来不分家。没有厚重的历史知识作为背景支撑，无论是文学还是语言都将变得肤浅而无力，更无法认清中国的社会和当下的现状。鲁迅深知这一点，他主张青年人要读一点历史：“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他的史学知识非常丰富，治史态度十分严谨。看他的文章，历史知识和掌故信手拈来，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历史几乎熟到不能再熟的程度。鲁迅不仅读正史，也读野史和杂记，在他看来，正史往往是“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涂饰太厚，废话太多，很不可靠。野史和杂记虽然免不了讹传，但它们不像正史那样装腔作势，因而可以从中看到历史的某些真实，让人从另一个角度得到启发。
审美品位也是语文教师知识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审美品位的养成，建立在对多种文艺样式的喜好之上。在这之中，当以文学和美术为最。鲁迅对美术的喜爱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在教育部任职的时候，就曾全力支持蔡元培的美育主张：1912年6月，教育部举办“夏季美术讲习会”，鲁迅负责主讲《美术略论》；1913年2月，鲁迅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发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表达了鲁迅对美育的热情；在北京期间，他曾花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多的精力去收集汉魏六朝以来的画像，并手描大量碑刻的画像和图案；在北京、厦门、广州，鲁迅在教书之余，曾研究古书中的插图和民间美术；1931年8月，鲁迅曾为爱好木刻的进步青年举办了为期六天的木刻艺术讲习班，后来帮助青年出版《木刻纪程》一书；为保存祖国的版画遗产，他晚年与友人一起，精心收集和自费复印清代木刻家刻印的《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另外，鲁迅还将视线投向异域，收藏大量外国著名艺术家的版画，自己筹款先后复印出版十多种外国画册。对美术的酷爱，培养了作为教育家的鲁迅的艺术品位，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这位教育家的知识结构。
由于时代的需要，新世纪语文课程改革中的选修课程分量在不断增加，这就要求语文教师的知识结构既“杂”又“专”，即在拥有广博知识的同时，又在某领域有深入研究。“杂”即博学，“专”即专家，以博学为基础，向学者型的教师目标迈进，这是21世纪语文教师自我成才的方向，也是通过阅读鲁迅让我们得出的重要结论。
二
鲁迅在文学创作领域中的巨大成就，某种程度上遮蔽了这位文化巨人在其他领域的光芒。所以说到鲁迅，人们往往只会想起他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文学名著，以及他的杂文里发出的那些振聋发聩的声音，而容易忽略作为有着深厚科学素养的鲁迅。事实上，鲁迅一生热爱科学，崇尚科学，宣传科学，关注科学世界的发展，致力于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普及。
作为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五四猛将，鲁迅深知科学对于我们这个积贫积弱国度的重要性：“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热风·随感录三十三》)在鲁迅看来，自然科学不仅让人增长知识，而且教人尊重事实，培养实事求是的精神，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所以他希望中国人要“有科学的头脑和工艺的手”(《我们今日需要的是什么》)。鲁迅特别强调，搞文学的应该学习自然科学：“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轻重，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糊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鲁迅书信集·致颜黎民》)依此类推，语文教师同样应好好学习自然科学。
鲁迅不仅这么说，也这么做。他从小就爱看诸如《释草小记》《释虫小记》《南方草木状》《广群芳谱》《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花镜》等有关草木虫鱼的古书。从这些古书中，鲁迅了解到自然的神奇与伟大，为日后喜爱现代自然科学打下了基础。1898年，在江南水师学堂和路矿学堂，鲁迅第一次 接触了西方的现代自然科学，从此“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呐喊·自序》)。青年鲁迅对这些知识倍感新鲜，如饥似渴地学习。在南京求学期间，他专门阅读了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系统地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后来在留学日本期间，他还经常和同乡好友许寿棠一起谈论《天演论》，并背诵其中的《察变》诸篇(许寿棠《亡友鲁迅印象记·杂谈名人》)。可以说，鲁迅始终怀着浓厚兴趣，大量阅读自然科学读物，介绍西方科技成果，宣传西方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这成为鲁迅一生所致力的伟大的“立人”工程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鲁迅赴日留学的初衷就是学习西医，希望以此救治像他父亲那样的病人。但残酷的现实告诉他，科学并不能挽救这个已经病入膏肓的国家，便转而弃医从文，希望用文艺来疗救麻木的国民。但这并不说明鲁迅从此放弃对科学的信仰，相反，他对科学充满热爱，始终如一。居里夫人发现镭元素后不久，鲁迅就写出《说镭》一文，介绍人类这一新的伟大发现。同时，鲁迅调查中国地质矿产，写成自然科学论文《中国地质略论》，并与人合编《中国矿产志》他还转译了法国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两部科幻小说。1907年，鲁迅又写成《人之历史》与《科学史教篇》两篇科学论文，前者介绍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及其发展史略，后者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说明科学在改造自然和社会方面所起的作用。从日本回国后，鲁迅先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他在这两所学校教的都是自然科学课程。在生理卫生课上，他跟学生坦然讲授人体生殖系统；他甚至鼓励学生解剖尸体，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在化学课上，鲁迅亲自做硫酸实验和氢气燃烧实验；在课外，鲁迅还带学生去野外采集植物，制成标本。后来。鲁迅离开家乡北上教育部任职，既从政又从事文科教育，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即使是在纷乱的30年代，鲁迅不但阅读《生物学讲座补编》《植物与惊异》《动物与惊异》《细胞学概论》《人体解剖学》《生理学》《人体寄生虫通说》等大量自然科学著作，还于百忙中翻译日本药学家刘米达夫的《药用植物》。另外，在他晚年病重期间，仍惦记着翻译法布尔的《昆虫记》。
这就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鲁迅：在偏重自然科学的时候关注人文学科，在从事人文教育的同时不忘自然科学。如他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一边教自然科学课程，同时辑录《古小说钩沉》；他在绍兴府中学堂一边教植物学和生理卫生，同时又辑录类书中已亡佚的古代小说和有关会稽的古代史地类逸书；他在与论敌展开文化围剿与反围剿的同时，又大量阅读和译介外国著名科学著作。人文与科学双管齐下。鲁迅在不断完善自己文理贯通的知识结构。
当代社会呈现知识发展一体化的趋势，即在过去长期分化的基础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重新走向统一。它要求理科教师通晓基本的人文科学知识，以促进认知、情感和意志的发展，而文科教师则要懂得相关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不断追踪和学习新的科技成果，以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然而，长期以来，知识分工过细，课程门类繁杂。受此影响，人们的知识结构普遍畸形，学文的不懂理科，学理的不懂文科，文理之间长期横亘着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好在人们已重新认识到其中存在的弊端。正因如此，新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各门课程都一致强调，教师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应比翼齐飞，不可偏废。这对语文教师尤其重要，“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鲁迅《而已集·读书杂谈》)。语文教师应密切关注自然科学，不断提高自身的科学素养，这是我们今天从鲁迅那里得到的又一重要启示。
三
人文素养与知识结构有关，合理完善的知识结构是获得人文素养的基本前提。有人认为，语文教师的人文素养包括德、情、识、趣四个方面，这种观点可以成一家之言。按我的理解，德是指德行，语文教师要做善良人，有正义感，有责任心；情是指感情，语文教师要有真情、热情、激情：识主要是指学问，是说语文教师要有学识、见识、胆识：趣是指趣味，说的是语文教师要有品位、情趣，要幽默。有德、有情、有识、有趣的语文教师，要以丰富多样、结构合理的知识做基础。
说鲁迅有着深厚的人文素养，一定不会有人怀疑。无论是才、胆、识、力，还是德、情、识、趣，人文素养所应包含的所有内涵，在作为教育家的鲁迅身上都能得到完美的体现。鲁迅的学识、见识和胆识有目共睹，在此再谈鲁迅的学识，实属拾人余唾。下面，就作为教育家的鲁迅的人文修养的其他方面摘要论述。
有德，是作为教育工作者的首要条件。无德之人不配为师。无论道德的含义有多宽广，作为教育家的鲁迅堪为德之楷模。首先他有正义感。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也是新旧斗争最为激烈的时代。他从来都坚定地站在代表新生力量的一边，为获得做人的价值与尊严，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达几十年之久，坚定执著，从不妥协，决不害怕。他因支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而被章士钊革职，即使丢掉饭碗也在所不惜；他因支持学生“三·一八”运动而被北洋军阀列入通缉黑名单，最后被迫离开北京；因不满厦门大学的铜臭及对新文化方向的背道而驰，他毅然离职而去；为了抗议反动派对学生的血腥镇压，他断然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初到上海，磨不过易培基的再三邀请，他不得不给上海劳动大学开课，但当他得知易培基迫害进步学生的事实后，就不再去讲课了，并且退还了六十元薪水。鲁迅的骨头最硬，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卑膝，这缘于他内心崇高的正义感。其次他有责任感。在北京期间，作为教师的鲁迅，他任课最多时，曾经同时给六所学校授课，每个星期都要从南城跑到北城，又从东城跑到西城。不论是炎炎的盛夏，还是凛冽的寒冬，鲁迅都风雨无阻地给学生上课。从家里到女师大，来回约十五里，而去师大，来回则达二十多里，他经常靠双脚穿行于学校与住处之间。有时上午在大中公学，下午又到女师大，中午来不及回家吃饭，他就在大街的小饭摊上将就吃。1928年10月至11月期间，鲁迅生了一场大病，整整39天靠吃粥生存，但他仍抱病坚持到北大、北师大、女师大等校授课，前后竟达16次之多!正义感、责任感，有这两点，做一名合格的语文教师就有了根基。
在鲁迅身上，他的有情主要表现为大爱。鲁迅的爱，大到对国家和民族的爱，小到对车夫和保姆的爱，远到对整个人类的爱，近到对亲人朋友的爱。这方方面面，无不说明鲁迅是个有感情懂得爱的人。“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是个多情的大英雄，是个有爱的大丈夫。鲁迅一方面是“横眉冷对千夫指”，另一方面却“俯首甘为孺子牛”。因为他痛恨假恶丑，所以他热爱真善美。萧红曾问鲁迅：“你对我们的爱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鲁迅愣了一下，然后肯定地说：“是母性的。”当桀骜不驯的鲁迅面对弱小者和同志们的时候，却表现出那 样的母性之爱，这是多么动人的人间真情!
鲁迅最感人的爱的篇章是他对青年的爱。鲁迅是“青年的吸铁石”。知夫莫如妻，许广平的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形象地指出鲁迅与青年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厦门，或是在广州，或是在上海，都有无数的青年追随鲁迅，接近鲁迅。有人从北跟到南，又从南跟到北，鲁迅去哪里，他就去哪里。据不完全统计，鲁迅一生其接待来访青年五百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首次谋面。正是鲁迅的爱，源源不断地召引着前来寻找真理和方向的青年。鲁迅知道，未来是属于青年的，所以他宁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也要“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任何时候都站在青年一边，为青年的权利与发展而战。为了学生，他可以舍弃手头那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为了学生，他可以把聘书摔还给校方。他曾给素不相识的青年补靴；他曾让几位陌生青年在自己家中住上几个月，不仅供给膳食，替他们找工作，最后还提供一笔可观的返乡旅费。鲁迅在北大的学生孙伏园这样回忆：“我是一个什么事情也不会动手的人，身体又薄弱，经不起辛苦，鲁迅先生教我种种锻炼的方法。……我们一同旅行的时候，如到陕西，到厦门，到广州，我的铺盖常常是鲁迅先生替我打的。耶稣曾为门徒洗脚，我总要记起这个故事。”(《哭鲁迅先生》)鲁迅这种对青年学生的真爱与大爱，正是今天许多语文老师所缺少的，也是我们老师所需要的。如果我们语文老师在这个问题上能学到鲁迅的几分之一，那也必将对一部分学生形成终身的影响。
我们也许记得唐弢的《琐忆》，文中写尽鲁迅的深刻与幽默，这说的是鲁迅的“趣”。作为教育家的鲁迅，无论是在生活中与人谈话，或是在讲课时，或是在文章中，都处处表现出睿智、风趣与幽默。就讲课来说，他的风趣，让他的许多学生直至晚年仍念念不忘。绍兴府中学堂的吴耕民回忆：“鲁迅先生……有时说话幽默，诱人深思，使我们百听不厌。讲完后即记住，无死记硬背之苦。”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吴克刚回忆：“鲁迅先生讲课很生动，有时引得全堂大笑。”鲁迅在北大的学生冯至回忆：“鲁迅先生讲课非常风趣。他常常引得大家发笑，但他自己却一笑也不笑。”鲁迅在北大的学生常惠回忆：“讲《红楼梦》时，年轻学生都迷恋林黛玉。鲁迅说：‘你们都赞成黛玉?我不赞成。’大家都疑惑，问：‘为什么?’他说：‘痨病鬼。’大家都笑起来。”作家鲁彦这样描述鲁迅的讲课效果：“于是教室里的人全笑了起来，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这样的讲课风格，正符合鲁迅自己所说的，上课“并非要从头到末都一本正经，中间不妨杂着一点闲话笑话，以增加课堂里的活气”。(孙席珍《鲁迅先生怎样教导我们的》)鲁迅那风趣幽默的教学艺术背后，折射的其实是他深厚的人文修养。
当今社会，只有具备一定的人文素养，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才是一位新时代的公民。以塑造人类灵魂为己任的语文教师，更要有相当的人文素养。在这方面，愿教育家鲁迅的言行能给我们启示，促我们前进。
出于培养新型人才的需要，本世纪初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师资问题备受关注。在这种背景下审视鲁迅的知识结构和人文素养，对于检讨现行语文师资中存在的缺憾，思考怎样培养新型的语文教师，进而深化当前的语文课程改革，无疑大有裨益。
一
语文教师的知识结构问题是新课程改革关注的重点，对此，许多人作过深入研究，发表过不少精辟的见解。对比发现，各种观点其实都大同小异，即一致强调语文教师知识构成的博而专。所谓博，就是说语文教师的知识面要广博，不仅对古今中外的文学、文化、历史、哲学、地理、美术等各人文学科要有所了解，而且对理、化、生等自然学科也要略知一二，并不断跟进，对知识进行自我更新。换句话说，当今语文教师既要知晓人文科学，又要粗通自然科学，尽力打破文理界限，人文修养和科学素养兼备。所谓专，就是说语文教师的专业知识不仅应具备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的水平，而且要在语言或文学的某个或某些方面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既博且专，便是当今语文教师合理的知识结构。有了这样的知识结构，就具备了成为一名优秀语文教师的前提条件。
鲁迅的知识结构就是完美、合理、科学的。鲁迅一生，读书多而杂，经史子集，野史杂说，西方科学，中外哲学，马列著作，甚至是画谱古碑，无所不读。鲁迅既是伟大的作家，也是杰出的学者。其学问之专，无需在此饶舌，一部《汉文学史纲要》就足以证明。这里单看他作为通才和杂家的一面。鲁迅的知识面可以用一个“全”字来概括，大凡文学、历史、哲学、美术、民俗、考古、地质、医学、化学、植物，以至偏僻的佛学、古碑等，无不涉猎。据周作人回忆，他这个哥哥少年时就已博览群书：《诗经》《楚辞》《古文析义》《东莱博议》《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华阳国志》《六朝文絮》《剑南诗稿》《古文苑》《唐代丛书》《太平广记》，陶渊明、李太白、杜子美、李长吉、温飞卿、李义山、苏子瞻、黄鲁直……唐宋杂著、明刊十八史……小小少年，就已读如此多书，令人惊叹。即使在多病的晚年，鲁迅仍然耕读不辍，在他后几年的日记中，每年岁末都列出详细书账，记录该年度购书目录和花费金额。仅1934年，鲁迅购书就达307种!
历史知识是语文教师知识结构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文史向来不分家。没有厚重的历史知识作为背景支撑，无论是文学还是语言都将变得肤浅而无力，更无法认清中国的社会和当下的现状。鲁迅深知这一点，他主张青年人要读一点历史：“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他的史学知识非常丰富，治史态度十分严谨。看他的文章，历史知识和掌故信手拈来，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历史几乎熟到不能再熟的程度。鲁迅不仅读正史，也读野史和杂记，在他看来，正史往往是“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涂饰太厚，废话太多，很不可靠。野史和杂记虽然免不了讹传，但它们不像正史那样装腔作势，因而可以从中看到历史的某些真实，让人从另一个角度得到启发。
审美品位也是语文教师知识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审美品位的养成，建立在对多种文艺样式的喜好之上。在这之中，当以文学和美术为最。鲁迅对美术的喜爱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在教育部任职的时候，就曾全力支持蔡元培的美育主张：1912年6月，教育部举办“夏季美术讲习会”，鲁迅负责主讲《美术略论》；1913年2月，鲁迅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发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表达了鲁迅对美育的热情；在北京期间，他曾花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多的精力去收集汉魏六朝以来的画像，并手描大量碑刻的画像和图案；在北京、厦门、广州，鲁迅在教书之余，曾研究古书中的插图和民间美术；1931年8月，鲁迅曾为爱好木刻的进步青年举办了为期六天的木刻艺术讲习班，后来帮助青年出版《木刻纪程》一书；为保存祖国的版画遗产，他晚年与友人一起，精心收集和自费复印清代木刻家刻印的《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另外，鲁迅还将视线投向异域，收藏大量外国著名艺术家的版画，自己筹款先后复印出版十多种外国画册。对美术的酷爱，培养了作为教育家的鲁迅的艺术品位，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这位教育家的知识结构。
由于时代的需要，新世纪语文课程改革中的选修课程分量在不断增加，这就要求语文教师的知识结构既“杂”又“专”，即在拥有广博知识的同时，又在某领域有深入研究。“杂”即博学，“专”即专家，以博学为基础，向学者型的教师目标迈进，这是21世纪语文教师自我成才的方向，也是通过阅读鲁迅让我们得出的重要结论。
二
鲁迅在文学创作领域中的巨大成就，某种程度上遮蔽了这位文化巨人在其他领域的光芒。所以说到鲁迅，人们往往只会想起他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文学名著，以及他的杂文里发出的那些振聋发聩的声音，而容易忽略作为有着深厚科学素养的鲁迅。事实上，鲁迅一生热爱科学，崇尚科学，宣传科学，关注科学世界的发展，致力于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普及。
作为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五四猛将，鲁迅深知科学对于我们这个积贫积弱国度的重要性：“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热风·随感录三十三》)在鲁迅看来，自然科学不仅让人增长知识，而且教人尊重事实，培养实事求是的精神，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所以他希望中国人要“有科学的头脑和工艺的手”(《我们今日需要的是什么》)。鲁迅特别强调，搞文学的应该学习自然科学：“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轻重，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糊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鲁迅书信集·致颜黎民》)依此类推，语文教师同样应好好学习自然科学。
鲁迅不仅这么说，也这么做。他从小就爱看诸如《释草小记》《释虫小记》《南方草木状》《广群芳谱》《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花镜》等有关草木虫鱼的古书。从这些古书中，鲁迅了解到自然的神奇与伟大，为日后喜爱现代自然科学打下了基础。1898年，在江南水师学堂和路矿学堂，鲁迅第一次 接触了西方的现代自然科学，从此“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呐喊·自序》)。青年鲁迅对这些知识倍感新鲜，如饥似渴地学习。在南京求学期间，他专门阅读了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系统地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后来在留学日本期间，他还经常和同乡好友许寿棠一起谈论《天演论》，并背诵其中的《察变》诸篇(许寿棠《亡友鲁迅印象记·杂谈名人》)。可以说，鲁迅始终怀着浓厚兴趣，大量阅读自然科学读物，介绍西方科技成果，宣传西方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这成为鲁迅一生所致力的伟大的“立人”工程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鲁迅赴日留学的初衷就是学习西医，希望以此救治像他父亲那样的病人。但残酷的现实告诉他，科学并不能挽救这个已经病入膏肓的国家，便转而弃医从文，希望用文艺来疗救麻木的国民。但这并不说明鲁迅从此放弃对科学的信仰，相反，他对科学充满热爱，始终如一。居里夫人发现镭元素后不久，鲁迅就写出《说镭》一文，介绍人类这一新的伟大发现。同时，鲁迅调查中国地质矿产，写成自然科学论文《中国地质略论》，并与人合编《中国矿产志》他还转译了法国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两部科幻小说。1907年，鲁迅又写成《人之历史》与《科学史教篇》两篇科学论文，前者介绍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及其发展史略，后者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说明科学在改造自然和社会方面所起的作用。从日本回国后，鲁迅先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他在这两所学校教的都是自然科学课程。在生理卫生课上，他跟学生坦然讲授人体生殖系统；他甚至鼓励学生解剖尸体，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在化学课上，鲁迅亲自做硫酸实验和氢气燃烧实验；在课外，鲁迅还带学生去野外采集植物，制成标本。后来。鲁迅离开家乡北上教育部任职，既从政又从事文科教育，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即使是在纷乱的30年代，鲁迅不但阅读《生物学讲座补编》《植物与惊异》《动物与惊异》《细胞学概论》《人体解剖学》《生理学》《人体寄生虫通说》等大量自然科学著作，还于百忙中翻译日本药学家刘米达夫的《药用植物》。另外，在他晚年病重期间，仍惦记着翻译法布尔的《昆虫记》。
这就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鲁迅：在偏重自然科学的时候关注人文学科，在从事人文教育的同时不忘自然科学。如他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一边教自然科学课程，同时辑录《古小说钩沉》；他在绍兴府中学堂一边教植物学和生理卫生，同时又辑录类书中已亡佚的古代小说和有关会稽的古代史地类逸书；他在与论敌展开文化围剿与反围剿的同时，又大量阅读和译介外国著名科学著作。人文与科学双管齐下。鲁迅在不断完善自己文理贯通的知识结构。
当代社会呈现知识发展一体化的趋势，即在过去长期分化的基础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重新走向统一。它要求理科教师通晓基本的人文科学知识，以促进认知、情感和意志的发展，而文科教师则要懂得相关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不断追踪和学习新的科技成果，以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然而，长期以来，知识分工过细，课程门类繁杂。受此影响，人们的知识结构普遍畸形，学文的不懂理科，学理的不懂文科，文理之间长期横亘着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好在人们已重新认识到其中存在的弊端。正因如此，新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各门课程都一致强调，教师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应比翼齐飞，不可偏废。这对语文教师尤其重要，“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鲁迅《而已集·读书杂谈》)。语文教师应密切关注自然科学，不断提高自身的科学素养，这是我们今天从鲁迅那里得到的又一重要启示。
三
人文素养与知识结构有关，合理完善的知识结构是获得人文素养的基本前提。有人认为，语文教师的人文素养包括德、情、识、趣四个方面，这种观点可以成一家之言。按我的理解，德是指德行，语文教师要做善良人，有正义感，有责任心；情是指感情，语文教师要有真情、热情、激情：识主要是指学问，是说语文教师要有学识、见识、胆识：趣是指趣味，说的是语文教师要有品位、情趣，要幽默。有德、有情、有识、有趣的语文教师，要以丰富多样、结构合理的知识做基础。
说鲁迅有着深厚的人文素养，一定不会有人怀疑。无论是才、胆、识、力，还是德、情、识、趣，人文素养所应包含的所有内涵，在作为教育家的鲁迅身上都能得到完美的体现。鲁迅的学识、见识和胆识有目共睹，在此再谈鲁迅的学识，实属拾人余唾。下面，就作为教育家的鲁迅的人文修养的其他方面摘要论述。
有德，是作为教育工作者的首要条件。无德之人不配为师。无论道德的含义有多宽广，作为教育家的鲁迅堪为德之楷模。首先他有正义感。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也是新旧斗争最为激烈的时代。他从来都坚定地站在代表新生力量的一边，为获得做人的价值与尊严，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达几十年之久，坚定执著，从不妥协，决不害怕。他因支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而被章士钊革职，即使丢掉饭碗也在所不惜；他因支持学生“三·一八”运动而被北洋军阀列入通缉黑名单，最后被迫离开北京；因不满厦门大学的铜臭及对新文化方向的背道而驰，他毅然离职而去；为了抗议反动派对学生的血腥镇压，他断然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初到上海，磨不过易培基的再三邀请，他不得不给上海劳动大学开课，但当他得知易培基迫害进步学生的事实后，就不再去讲课了，并且退还了六十元薪水。鲁迅的骨头最硬，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卑膝，这缘于他内心崇高的正义感。其次他有责任感。在北京期间，作为教师的鲁迅，他任课最多时，曾经同时给六所学校授课，每个星期都要从南城跑到北城，又从东城跑到西城。不论是炎炎的盛夏，还是凛冽的寒冬，鲁迅都风雨无阻地给学生上课。从家里到女师大，来回约十五里，而去师大，来回则达二十多里，他经常靠双脚穿行于学校与住处之间。有时上午在大中公学，下午又到女师大，中午来不及回家吃饭，他就在大街的小饭摊上将就吃。1928年10月至11月期间，鲁迅生了一场大病，整整39天靠吃粥生存，但他仍抱病坚持到北大、北师大、女师大等校授课，前后竟达16次之多!正义感、责任感，有这两点，做一名合格的语文教师就有了根基。
在鲁迅身上，他的有情主要表现为大爱。鲁迅的爱，大到对国家和民族的爱，小到对车夫和保姆的爱，远到对整个人类的爱，近到对亲人朋友的爱。这方方面面，无不说明鲁迅是个有感情懂得爱的人。“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是个多情的大英雄，是个有爱的大丈夫。鲁迅一方面是“横眉冷对千夫指”，另一方面却“俯首甘为孺子牛”。因为他痛恨假恶丑，所以他热爱真善美。萧红曾问鲁迅：“你对我们的爱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鲁迅愣了一下，然后肯定地说：“是母性的。”当桀骜不驯的鲁迅面对弱小者和同志们的时候，却表现出那 样的母性之爱，这是多么动人的人间真情!
鲁迅最感人的爱的篇章是他对青年的爱。鲁迅是“青年的吸铁石”。知夫莫如妻，许广平的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形象地指出鲁迅与青年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厦门，或是在广州，或是在上海，都有无数的青年追随鲁迅，接近鲁迅。有人从北跟到南，又从南跟到北，鲁迅去哪里，他就去哪里。据不完全统计，鲁迅一生其接待来访青年五百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首次谋面。正是鲁迅的爱，源源不断地召引着前来寻找真理和方向的青年。鲁迅知道，未来是属于青年的，所以他宁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也要“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任何时候都站在青年一边，为青年的权利与发展而战。为了学生，他可以舍弃手头那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为了学生，他可以把聘书摔还给校方。他曾给素不相识的青年补靴；他曾让几位陌生青年在自己家中住上几个月，不仅供给膳食，替他们找工作，最后还提供一笔可观的返乡旅费。鲁迅在北大的学生孙伏园这样回忆：“我是一个什么事情也不会动手的人，身体又薄弱，经不起辛苦，鲁迅先生教我种种锻炼的方法。……我们一同旅行的时候，如到陕西，到厦门，到广州，我的铺盖常常是鲁迅先生替我打的。耶稣曾为门徒洗脚，我总要记起这个故事。”(《哭鲁迅先生》)鲁迅这种对青年学生的真爱与大爱，正是今天许多语文老师所缺少的，也是我们老师所需要的。如果我们语文老师在这个问题上能学到鲁迅的几分之一，那也必将对一部分学生形成终身的影响。
我们也许记得唐弢的《琐忆》，文中写尽鲁迅的深刻与幽默，这说的是鲁迅的“趣”。作为教育家的鲁迅，无论是在生活中与人谈话，或是在讲课时，或是在文章中，都处处表现出睿智、风趣与幽默。就讲课来说，他的风趣，让他的许多学生直至晚年仍念念不忘。绍兴府中学堂的吴耕民回忆：“鲁迅先生……有时说话幽默，诱人深思，使我们百听不厌。讲完后即记住，无死记硬背之苦。”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吴克刚回忆：“鲁迅先生讲课很生动，有时引得全堂大笑。”鲁迅在北大的学生冯至回忆：“鲁迅先生讲课非常风趣。他常常引得大家发笑，但他自己却一笑也不笑。”鲁迅在北大的学生常惠回忆：“讲《红楼梦》时，年轻学生都迷恋林黛玉。鲁迅说：‘你们都赞成黛玉?我不赞成。’大家都疑惑，问：‘为什么?’他说：‘痨病鬼。’大家都笑起来。”作家鲁彦这样描述鲁迅的讲课效果：“于是教室里的人全笑了起来，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这样的讲课风格，正符合鲁迅自己所说的，上课“并非要从头到末都一本正经，中间不妨杂着一点闲话笑话，以增加课堂里的活气”。(孙席珍《鲁迅先生怎样教导我们的》)鲁迅那风趣幽默的教学艺术背后，折射的其实是他深厚的人文修养。
当今社会，只有具备一定的人文素养，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才是一位新时代的公民。以塑造人类灵魂为己任的语文教师，更要有相当的人文素养。在这方面，愿教育家鲁迅的言行能给我们启示，促我们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