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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还是伟大的教育家。鲁迅一生所从事的第一项社会职业就是教师,他直接从事教育事业的时间达十年之久。即便定居上海离开教育战线之后,鲁迅仍一直满腔热情地关心中国的教育现状与发展,发表过许多关于教育问题的重要言论。据统计,鲁迅所教过的学校达13所之多,其中有高等院校,有普通中学,还有师范学校,甚至还有外国语学校;鲁迅所教过的课程,有化学、生物、生理卫生、小说史、文学史、文艺理论等。从鲁迅的教育实践和思想著述来看,说鲁迅仅仅是一位语文教育家,已远远不能涵盖这位文化伟人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鲁迅是专家,也是杂家,他是中国社会新旧交替之际诞生的通才。
出于培养新型人才的需要,本世纪初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师资问题备受关注。在这种背景下审视鲁迅的知识结构和人文素养,对于检讨现行语文师资中存在的缺憾,思考怎样培养新型的语文教师,进而深化当前的语文课程改革,无疑大有裨益。
一
语文教师的知识结构问题是新课程改革关注的重点,对此,许多人作过深入研究,发表过不少精辟的见解。对比发现,各种观点其实都大同小异,即一致强调语文教师知识构成的博而专。所谓博,就是说语文教师的知识面要广博,不仅对古今中外的文学、文化、历史、哲学、地理、美术等各人文学科要有所了解,而且对理、化、生等自然学科也要略知一二,并不断跟进,对知识进行自我更新。换句话说,当今语文教师既要知晓人文科学,又要粗通自然科学,尽力打破文理界限,人文修养和科学素养兼备。所谓专,就是说语文教师的专业知识不仅应具备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的水平,而且要在语言或文学的某个或某些方面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既博且专,便是当今语文教师合理的知识结构。有了这样的知识结构,就具备了成为一名优秀语文教师的前提条件。
鲁迅的知识结构就是完美、合理、科学的。鲁迅一生,读书多而杂,经史子集,野史杂说,西方科学,中外哲学,马列著作,甚至是画谱古碑,无所不读。鲁迅既是伟大的作家,也是杰出的学者。其学问之专,无需在此饶舌,一部《汉文学史纲要》就足以证明。这里单看他作为通才和杂家的一面。鲁迅的知识面可以用一个“全”字来概括,大凡文学、历史、哲学、美术、民俗、考古、地质、医学、化学、植物,以至偏僻的佛学、古碑等,无不涉猎。据周作人回忆,他这个哥哥少年时就已博览群书:《诗经》《楚辞》《古文析义》《东莱博议》《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华阳国志》《六朝文絮》《剑南诗稿》《古文苑》《唐代丛书》《太平广记》,陶渊明、李太白、杜子美、李长吉、温飞卿、李义山、苏子瞻、黄鲁直……唐宋杂著、明刊十八史……小小少年,就已读如此多书,令人惊叹。即使在多病的晚年,鲁迅仍然耕读不辍,在他后几年的日记中,每年岁末都列出详细书账,记录该年度购书目录和花费金额。仅1934年,鲁迅购书就达307种!
历史知识是语文教师知识结构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文史向来不分家。没有厚重的历史知识作为背景支撑,无论是文学还是语言都将变得肤浅而无力,更无法认清中国的社会和当下的现状。鲁迅深知这一点,他主张青年人要读一点历史:“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他的史学知识非常丰富,治史态度十分严谨。看他的文章,历史知识和掌故信手拈来,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历史几乎熟到不能再熟的程度。鲁迅不仅读正史,也读野史和杂记,在他看来,正史往往是“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涂饰太厚,废话太多,很不可靠。野史和杂记虽然免不了讹传,但它们不像正史那样装腔作势,因而可以从中看到历史的某些真实,让人从另一个角度得到启发。
审美品位也是语文教师知识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审美品位的养成,建立在对多种文艺样式的喜好之上。在这之中,当以文学和美术为最。鲁迅对美术的喜爱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在教育部任职的时候,就曾全力支持蔡元培的美育主张:1912年6月,教育部举办“夏季美术讲习会”,鲁迅负责主讲《美术略论》;1913年2月,鲁迅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发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表达了鲁迅对美育的热情;在北京期间,他曾花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多的精力去收集汉魏六朝以来的画像,并手描大量碑刻的画像和图案;在北京、厦门、广州,鲁迅在教书之余,曾研究古书中的插图和民间美术;1931年8月,鲁迅曾为爱好木刻的进步青年举办了为期六天的木刻艺术讲习班,后来帮助青年出版《木刻纪程》一书;为保存祖国的版画遗产,他晚年与友人一起,精心收集和自费复印清代木刻家刻印的《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另外,鲁迅还将视线投向异域,收藏大量外国著名艺术家的版画,自己筹款先后复印出版十多种外国画册。对美术的酷爱,培养了作为教育家的鲁迅的艺术品位,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这位教育家的知识结构。
由于时代的需要,新世纪语文课程改革中的选修课程分量在不断增加,这就要求语文教师的知识结构既“杂”又“专”,即在拥有广博知识的同时,又在某领域有深入研究。“杂”即博学,“专”即专家,以博学为基础,向学者型的教师目标迈进,这是21世纪语文教师自我成才的方向,也是通过阅读鲁迅让我们得出的重要结论。
二
鲁迅在文学创作领域中的巨大成就,某种程度上遮蔽了这位文化巨人在其他领域的光芒。所以说到鲁迅,人们往往只会想起他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文学名著,以及他的杂文里发出的那些振聋发聩的声音,而容易忽略作为有着深厚科学素养的鲁迅。事实上,鲁迅一生热爱科学,崇尚科学,宣传科学,关注科学世界的发展,致力于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普及。
作为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五四猛将,鲁迅深知科学对于我们这个积贫积弱国度的重要性:“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热风·随感录三十三》)在鲁迅看来,自然科学不仅让人增长知识,而且教人尊重事实,培养实事求是的精神,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所以他希望中国人要“有科学的头脑和工艺的手”(《我们今日需要的是什么》)。鲁迅特别强调,搞文学的应该学习自然科学:“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轻重,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糊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鲁迅书信集·致颜黎民》)依此类推,语文教师同样应好好学习自然科学。
鲁迅不仅这么说,也这么做。他从小就爱看诸如《释草小记》《释虫小记》《南方草木状》《广群芳谱》《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花镜》等有关草木虫鱼的古书。从这些古书中,鲁迅了解到自然的神奇与伟大,为日后喜爱现代自然科学打下了基础。1898年,在江南水师学堂和路矿学堂,鲁迅第一次 接触了西方的现代自然科学,从此“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呐喊·自序》)。青年鲁迅对这些知识倍感新鲜,如饥似渴地学习。在南京求学期间,他专门阅读了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系统地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后来在留学日本期间,他还经常和同乡好友许寿棠一起谈论《天演论》,并背诵其中的《察变》诸篇(许寿棠《亡友鲁迅印象记·杂谈名人》)。可以说,鲁迅始终怀着浓厚兴趣,大量阅读自然科学读物,介绍西方科技成果,宣传西方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这成为鲁迅一生所致力的伟大的“立人”工程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鲁迅赴日留学的初衷就是学习西医,希望以此救治像他父亲那样的病人。但残酷的现实告诉他,科学并不能挽救这个已经病入膏肓的国家,便转而弃医从文,希望用文艺来疗救麻木的国民。但这并不说明鲁迅从此放弃对科学的信仰,相反,他对科学充满热爱,始终如一。居里夫人发现镭元素后不久,鲁迅就写出《说镭》一文,介绍人类这一新的伟大发现。同时,鲁迅调查中国地质矿产,写成自然科学论文《中国地质略论》,并与人合编《中国矿产志》他还转译了法国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两部科幻小说。1907年,鲁迅又写成《人之历史》与《科学史教篇》两篇科学论文,前者介绍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及其发展史略,后者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说明科学在改造自然和社会方面所起的作用。从日本回国后,鲁迅先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他在这两所学校教的都是自然科学课程。在生理卫生课上,他跟学生坦然讲授人体生殖系统;他甚至鼓励学生解剖尸体,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在化学课上,鲁迅亲自做硫酸实验和氢气燃烧实验;在课外,鲁迅还带学生去野外采集植物,制成标本。后来。鲁迅离开家乡北上教育部任职,既从政又从事文科教育,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即使是在纷乱的30年代,鲁迅不但阅读《生物学讲座补编》《植物与惊异》《动物与惊异》《细胞学概论》《人体解剖学》《生理学》《人体寄生虫通说》等大量自然科学著作,还于百忙中翻译日本药学家刘米达夫的《药用植物》。另外,在他晚年病重期间,仍惦记着翻译法布尔的《昆虫记》。
这就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鲁迅:在偏重自然科学的时候关注人文学科,在从事人文教育的同时不忘自然科学。如他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一边教自然科学课程,同时辑录《古小说钩沉》;他在绍兴府中学堂一边教植物学和生理卫生,同时又辑录类书中已亡佚的古代小说和有关会稽的古代史地类逸书;他在与论敌展开文化围剿与反围剿的同时,又大量阅读和译介外国著名科学著作。人文与科学双管齐下。鲁迅在不断完善自己文理贯通的知识结构。
当代社会呈现知识发展一体化的趋势,即在过去长期分化的基础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重新走向统一。它要求理科教师通晓基本的人文科学知识,以促进认知、情感和意志的发展,而文科教师则要懂得相关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不断追踪和学习新的科技成果,以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然而,长期以来,知识分工过细,课程门类繁杂。受此影响,人们的知识结构普遍畸形,学文的不懂理科,学理的不懂文科,文理之间长期横亘着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好在人们已重新认识到其中存在的弊端。正因如此,新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各门课程都一致强调,教师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应比翼齐飞,不可偏废。这对语文教师尤其重要,“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鲁迅《而已集·读书杂谈》)。语文教师应密切关注自然科学,不断提高自身的科学素养,这是我们今天从鲁迅那里得到的又一重要启示。
三
人文素养与知识结构有关,合理完善的知识结构是获得人文素养的基本前提。有人认为,语文教师的人文素养包括德、情、识、趣四个方面,这种观点可以成一家之言。按我的理解,德是指德行,语文教师要做善良人,有正义感,有责任心;情是指感情,语文教师要有真情、热情、激情:识主要是指学问,是说语文教师要有学识、见识、胆识:趣是指趣味,说的是语文教师要有品位、情趣,要幽默。有德、有情、有识、有趣的语文教师,要以丰富多样、结构合理的知识做基础。
说鲁迅有着深厚的人文素养,一定不会有人怀疑。无论是才、胆、识、力,还是德、情、识、趣,人文素养所应包含的所有内涵,在作为教育家的鲁迅身上都能得到完美的体现。鲁迅的学识、见识和胆识有目共睹,在此再谈鲁迅的学识,实属拾人余唾。下面,就作为教育家的鲁迅的人文修养的其他方面摘要论述。
有德,是作为教育工作者的首要条件。无德之人不配为师。无论道德的含义有多宽广,作为教育家的鲁迅堪为德之楷模。首先他有正义感。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也是新旧斗争最为激烈的时代。他从来都坚定地站在代表新生力量的一边,为获得做人的价值与尊严,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达几十年之久,坚定执著,从不妥协,决不害怕。他因支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而被章士钊革职,即使丢掉饭碗也在所不惜;他因支持学生“三·一八”运动而被北洋军阀列入通缉黑名单,最后被迫离开北京;因不满厦门大学的铜臭及对新文化方向的背道而驰,他毅然离职而去;为了抗议反动派对学生的血腥镇压,他断然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初到上海,磨不过易培基的再三邀请,他不得不给上海劳动大学开课,但当他得知易培基迫害进步学生的事实后,就不再去讲课了,并且退还了六十元薪水。鲁迅的骨头最硬,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卑膝,这缘于他内心崇高的正义感。其次他有责任感。在北京期间,作为教师的鲁迅,他任课最多时,曾经同时给六所学校授课,每个星期都要从南城跑到北城,又从东城跑到西城。不论是炎炎的盛夏,还是凛冽的寒冬,鲁迅都风雨无阻地给学生上课。从家里到女师大,来回约十五里,而去师大,来回则达二十多里,他经常靠双脚穿行于学校与住处之间。有时上午在大中公学,下午又到女师大,中午来不及回家吃饭,他就在大街的小饭摊上将就吃。1928年10月至11月期间,鲁迅生了一场大病,整整39天靠吃粥生存,但他仍抱病坚持到北大、北师大、女师大等校授课,前后竟达16次之多!正义感、责任感,有这两点,做一名合格的语文教师就有了根基。
在鲁迅身上,他的有情主要表现为大爱。鲁迅的爱,大到对国家和民族的爱,小到对车夫和保姆的爱,远到对整个人类的爱,近到对亲人朋友的爱。这方方面面,无不说明鲁迅是个有感情懂得爱的人。“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是个多情的大英雄,是个有爱的大丈夫。鲁迅一方面是“横眉冷对千夫指”,另一方面却“俯首甘为孺子牛”。因为他痛恨假恶丑,所以他热爱真善美。萧红曾问鲁迅:“你对我们的爱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鲁迅愣了一下,然后肯定地说:“是母性的。”当桀骜不驯的鲁迅面对弱小者和同志们的时候,却表现出那 样的母性之爱,这是多么动人的人间真情!
鲁迅最感人的爱的篇章是他对青年的爱。鲁迅是“青年的吸铁石”。知夫莫如妻,许广平的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形象地指出鲁迅与青年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厦门,或是在广州,或是在上海,都有无数的青年追随鲁迅,接近鲁迅。有人从北跟到南,又从南跟到北,鲁迅去哪里,他就去哪里。据不完全统计,鲁迅一生其接待来访青年五百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首次谋面。正是鲁迅的爱,源源不断地召引着前来寻找真理和方向的青年。鲁迅知道,未来是属于青年的,所以他宁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也要“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任何时候都站在青年一边,为青年的权利与发展而战。为了学生,他可以舍弃手头那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为了学生,他可以把聘书摔还给校方。他曾给素不相识的青年补靴;他曾让几位陌生青年在自己家中住上几个月,不仅供给膳食,替他们找工作,最后还提供一笔可观的返乡旅费。鲁迅在北大的学生孙伏园这样回忆:“我是一个什么事情也不会动手的人,身体又薄弱,经不起辛苦,鲁迅先生教我种种锻炼的方法。……我们一同旅行的时候,如到陕西,到厦门,到广州,我的铺盖常常是鲁迅先生替我打的。耶稣曾为门徒洗脚,我总要记起这个故事。”(《哭鲁迅先生》)鲁迅这种对青年学生的真爱与大爱,正是今天许多语文老师所缺少的,也是我们老师所需要的。如果我们语文老师在这个问题上能学到鲁迅的几分之一,那也必将对一部分学生形成终身的影响。
我们也许记得唐弢的《琐忆》,文中写尽鲁迅的深刻与幽默,这说的是鲁迅的“趣”。作为教育家的鲁迅,无论是在生活中与人谈话,或是在讲课时,或是在文章中,都处处表现出睿智、风趣与幽默。就讲课来说,他的风趣,让他的许多学生直至晚年仍念念不忘。绍兴府中学堂的吴耕民回忆:“鲁迅先生……有时说话幽默,诱人深思,使我们百听不厌。讲完后即记住,无死记硬背之苦。”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吴克刚回忆:“鲁迅先生讲课很生动,有时引得全堂大笑。”鲁迅在北大的学生冯至回忆:“鲁迅先生讲课非常风趣。他常常引得大家发笑,但他自己却一笑也不笑。”鲁迅在北大的学生常惠回忆:“讲《红楼梦》时,年轻学生都迷恋林黛玉。鲁迅说:‘你们都赞成黛玉?我不赞成。’大家都疑惑,问:‘为什么?’他说:‘痨病鬼。’大家都笑起来。”作家鲁彦这样描述鲁迅的讲课效果:“于是教室里的人全笑了起来,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这样的讲课风格,正符合鲁迅自己所说的,上课“并非要从头到末都一本正经,中间不妨杂着一点闲话笑话,以增加课堂里的活气”。(孙席珍《鲁迅先生怎样教导我们的》)鲁迅那风趣幽默的教学艺术背后,折射的其实是他深厚的人文修养。
当今社会,只有具备一定的人文素养,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才是一位新时代的公民。以塑造人类灵魂为己任的语文教师,更要有相当的人文素养。在这方面,愿教育家鲁迅的言行能给我们启示,促我们前进。
出于培养新型人才的需要,本世纪初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师资问题备受关注。在这种背景下审视鲁迅的知识结构和人文素养,对于检讨现行语文师资中存在的缺憾,思考怎样培养新型的语文教师,进而深化当前的语文课程改革,无疑大有裨益。
一
语文教师的知识结构问题是新课程改革关注的重点,对此,许多人作过深入研究,发表过不少精辟的见解。对比发现,各种观点其实都大同小异,即一致强调语文教师知识构成的博而专。所谓博,就是说语文教师的知识面要广博,不仅对古今中外的文学、文化、历史、哲学、地理、美术等各人文学科要有所了解,而且对理、化、生等自然学科也要略知一二,并不断跟进,对知识进行自我更新。换句话说,当今语文教师既要知晓人文科学,又要粗通自然科学,尽力打破文理界限,人文修养和科学素养兼备。所谓专,就是说语文教师的专业知识不仅应具备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的水平,而且要在语言或文学的某个或某些方面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既博且专,便是当今语文教师合理的知识结构。有了这样的知识结构,就具备了成为一名优秀语文教师的前提条件。
鲁迅的知识结构就是完美、合理、科学的。鲁迅一生,读书多而杂,经史子集,野史杂说,西方科学,中外哲学,马列著作,甚至是画谱古碑,无所不读。鲁迅既是伟大的作家,也是杰出的学者。其学问之专,无需在此饶舌,一部《汉文学史纲要》就足以证明。这里单看他作为通才和杂家的一面。鲁迅的知识面可以用一个“全”字来概括,大凡文学、历史、哲学、美术、民俗、考古、地质、医学、化学、植物,以至偏僻的佛学、古碑等,无不涉猎。据周作人回忆,他这个哥哥少年时就已博览群书:《诗经》《楚辞》《古文析义》《东莱博议》《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华阳国志》《六朝文絮》《剑南诗稿》《古文苑》《唐代丛书》《太平广记》,陶渊明、李太白、杜子美、李长吉、温飞卿、李义山、苏子瞻、黄鲁直……唐宋杂著、明刊十八史……小小少年,就已读如此多书,令人惊叹。即使在多病的晚年,鲁迅仍然耕读不辍,在他后几年的日记中,每年岁末都列出详细书账,记录该年度购书目录和花费金额。仅1934年,鲁迅购书就达307种!
历史知识是语文教师知识结构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文史向来不分家。没有厚重的历史知识作为背景支撑,无论是文学还是语言都将变得肤浅而无力,更无法认清中国的社会和当下的现状。鲁迅深知这一点,他主张青年人要读一点历史:“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他的史学知识非常丰富,治史态度十分严谨。看他的文章,历史知识和掌故信手拈来,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历史几乎熟到不能再熟的程度。鲁迅不仅读正史,也读野史和杂记,在他看来,正史往往是“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涂饰太厚,废话太多,很不可靠。野史和杂记虽然免不了讹传,但它们不像正史那样装腔作势,因而可以从中看到历史的某些真实,让人从另一个角度得到启发。
审美品位也是语文教师知识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审美品位的养成,建立在对多种文艺样式的喜好之上。在这之中,当以文学和美术为最。鲁迅对美术的喜爱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在教育部任职的时候,就曾全力支持蔡元培的美育主张:1912年6月,教育部举办“夏季美术讲习会”,鲁迅负责主讲《美术略论》;1913年2月,鲁迅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发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表达了鲁迅对美育的热情;在北京期间,他曾花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多的精力去收集汉魏六朝以来的画像,并手描大量碑刻的画像和图案;在北京、厦门、广州,鲁迅在教书之余,曾研究古书中的插图和民间美术;1931年8月,鲁迅曾为爱好木刻的进步青年举办了为期六天的木刻艺术讲习班,后来帮助青年出版《木刻纪程》一书;为保存祖国的版画遗产,他晚年与友人一起,精心收集和自费复印清代木刻家刻印的《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另外,鲁迅还将视线投向异域,收藏大量外国著名艺术家的版画,自己筹款先后复印出版十多种外国画册。对美术的酷爱,培养了作为教育家的鲁迅的艺术品位,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这位教育家的知识结构。
由于时代的需要,新世纪语文课程改革中的选修课程分量在不断增加,这就要求语文教师的知识结构既“杂”又“专”,即在拥有广博知识的同时,又在某领域有深入研究。“杂”即博学,“专”即专家,以博学为基础,向学者型的教师目标迈进,这是21世纪语文教师自我成才的方向,也是通过阅读鲁迅让我们得出的重要结论。
二
鲁迅在文学创作领域中的巨大成就,某种程度上遮蔽了这位文化巨人在其他领域的光芒。所以说到鲁迅,人们往往只会想起他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文学名著,以及他的杂文里发出的那些振聋发聩的声音,而容易忽略作为有着深厚科学素养的鲁迅。事实上,鲁迅一生热爱科学,崇尚科学,宣传科学,关注科学世界的发展,致力于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普及。
作为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五四猛将,鲁迅深知科学对于我们这个积贫积弱国度的重要性:“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热风·随感录三十三》)在鲁迅看来,自然科学不仅让人增长知识,而且教人尊重事实,培养实事求是的精神,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所以他希望中国人要“有科学的头脑和工艺的手”(《我们今日需要的是什么》)。鲁迅特别强调,搞文学的应该学习自然科学:“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轻重,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糊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鲁迅书信集·致颜黎民》)依此类推,语文教师同样应好好学习自然科学。
鲁迅不仅这么说,也这么做。他从小就爱看诸如《释草小记》《释虫小记》《南方草木状》《广群芳谱》《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花镜》等有关草木虫鱼的古书。从这些古书中,鲁迅了解到自然的神奇与伟大,为日后喜爱现代自然科学打下了基础。1898年,在江南水师学堂和路矿学堂,鲁迅第一次 接触了西方的现代自然科学,从此“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呐喊·自序》)。青年鲁迅对这些知识倍感新鲜,如饥似渴地学习。在南京求学期间,他专门阅读了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系统地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后来在留学日本期间,他还经常和同乡好友许寿棠一起谈论《天演论》,并背诵其中的《察变》诸篇(许寿棠《亡友鲁迅印象记·杂谈名人》)。可以说,鲁迅始终怀着浓厚兴趣,大量阅读自然科学读物,介绍西方科技成果,宣传西方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这成为鲁迅一生所致力的伟大的“立人”工程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鲁迅赴日留学的初衷就是学习西医,希望以此救治像他父亲那样的病人。但残酷的现实告诉他,科学并不能挽救这个已经病入膏肓的国家,便转而弃医从文,希望用文艺来疗救麻木的国民。但这并不说明鲁迅从此放弃对科学的信仰,相反,他对科学充满热爱,始终如一。居里夫人发现镭元素后不久,鲁迅就写出《说镭》一文,介绍人类这一新的伟大发现。同时,鲁迅调查中国地质矿产,写成自然科学论文《中国地质略论》,并与人合编《中国矿产志》他还转译了法国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两部科幻小说。1907年,鲁迅又写成《人之历史》与《科学史教篇》两篇科学论文,前者介绍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及其发展史略,后者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说明科学在改造自然和社会方面所起的作用。从日本回国后,鲁迅先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他在这两所学校教的都是自然科学课程。在生理卫生课上,他跟学生坦然讲授人体生殖系统;他甚至鼓励学生解剖尸体,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在化学课上,鲁迅亲自做硫酸实验和氢气燃烧实验;在课外,鲁迅还带学生去野外采集植物,制成标本。后来。鲁迅离开家乡北上教育部任职,既从政又从事文科教育,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即使是在纷乱的30年代,鲁迅不但阅读《生物学讲座补编》《植物与惊异》《动物与惊异》《细胞学概论》《人体解剖学》《生理学》《人体寄生虫通说》等大量自然科学著作,还于百忙中翻译日本药学家刘米达夫的《药用植物》。另外,在他晚年病重期间,仍惦记着翻译法布尔的《昆虫记》。
这就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鲁迅:在偏重自然科学的时候关注人文学科,在从事人文教育的同时不忘自然科学。如他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一边教自然科学课程,同时辑录《古小说钩沉》;他在绍兴府中学堂一边教植物学和生理卫生,同时又辑录类书中已亡佚的古代小说和有关会稽的古代史地类逸书;他在与论敌展开文化围剿与反围剿的同时,又大量阅读和译介外国著名科学著作。人文与科学双管齐下。鲁迅在不断完善自己文理贯通的知识结构。
当代社会呈现知识发展一体化的趋势,即在过去长期分化的基础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重新走向统一。它要求理科教师通晓基本的人文科学知识,以促进认知、情感和意志的发展,而文科教师则要懂得相关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不断追踪和学习新的科技成果,以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然而,长期以来,知识分工过细,课程门类繁杂。受此影响,人们的知识结构普遍畸形,学文的不懂理科,学理的不懂文科,文理之间长期横亘着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好在人们已重新认识到其中存在的弊端。正因如此,新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各门课程都一致强调,教师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应比翼齐飞,不可偏废。这对语文教师尤其重要,“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鲁迅《而已集·读书杂谈》)。语文教师应密切关注自然科学,不断提高自身的科学素养,这是我们今天从鲁迅那里得到的又一重要启示。
三
人文素养与知识结构有关,合理完善的知识结构是获得人文素养的基本前提。有人认为,语文教师的人文素养包括德、情、识、趣四个方面,这种观点可以成一家之言。按我的理解,德是指德行,语文教师要做善良人,有正义感,有责任心;情是指感情,语文教师要有真情、热情、激情:识主要是指学问,是说语文教师要有学识、见识、胆识:趣是指趣味,说的是语文教师要有品位、情趣,要幽默。有德、有情、有识、有趣的语文教师,要以丰富多样、结构合理的知识做基础。
说鲁迅有着深厚的人文素养,一定不会有人怀疑。无论是才、胆、识、力,还是德、情、识、趣,人文素养所应包含的所有内涵,在作为教育家的鲁迅身上都能得到完美的体现。鲁迅的学识、见识和胆识有目共睹,在此再谈鲁迅的学识,实属拾人余唾。下面,就作为教育家的鲁迅的人文修养的其他方面摘要论述。
有德,是作为教育工作者的首要条件。无德之人不配为师。无论道德的含义有多宽广,作为教育家的鲁迅堪为德之楷模。首先他有正义感。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也是新旧斗争最为激烈的时代。他从来都坚定地站在代表新生力量的一边,为获得做人的价值与尊严,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达几十年之久,坚定执著,从不妥协,决不害怕。他因支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而被章士钊革职,即使丢掉饭碗也在所不惜;他因支持学生“三·一八”运动而被北洋军阀列入通缉黑名单,最后被迫离开北京;因不满厦门大学的铜臭及对新文化方向的背道而驰,他毅然离职而去;为了抗议反动派对学生的血腥镇压,他断然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初到上海,磨不过易培基的再三邀请,他不得不给上海劳动大学开课,但当他得知易培基迫害进步学生的事实后,就不再去讲课了,并且退还了六十元薪水。鲁迅的骨头最硬,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卑膝,这缘于他内心崇高的正义感。其次他有责任感。在北京期间,作为教师的鲁迅,他任课最多时,曾经同时给六所学校授课,每个星期都要从南城跑到北城,又从东城跑到西城。不论是炎炎的盛夏,还是凛冽的寒冬,鲁迅都风雨无阻地给学生上课。从家里到女师大,来回约十五里,而去师大,来回则达二十多里,他经常靠双脚穿行于学校与住处之间。有时上午在大中公学,下午又到女师大,中午来不及回家吃饭,他就在大街的小饭摊上将就吃。1928年10月至11月期间,鲁迅生了一场大病,整整39天靠吃粥生存,但他仍抱病坚持到北大、北师大、女师大等校授课,前后竟达16次之多!正义感、责任感,有这两点,做一名合格的语文教师就有了根基。
在鲁迅身上,他的有情主要表现为大爱。鲁迅的爱,大到对国家和民族的爱,小到对车夫和保姆的爱,远到对整个人类的爱,近到对亲人朋友的爱。这方方面面,无不说明鲁迅是个有感情懂得爱的人。“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是个多情的大英雄,是个有爱的大丈夫。鲁迅一方面是“横眉冷对千夫指”,另一方面却“俯首甘为孺子牛”。因为他痛恨假恶丑,所以他热爱真善美。萧红曾问鲁迅:“你对我们的爱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鲁迅愣了一下,然后肯定地说:“是母性的。”当桀骜不驯的鲁迅面对弱小者和同志们的时候,却表现出那 样的母性之爱,这是多么动人的人间真情!
鲁迅最感人的爱的篇章是他对青年的爱。鲁迅是“青年的吸铁石”。知夫莫如妻,许广平的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形象地指出鲁迅与青年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厦门,或是在广州,或是在上海,都有无数的青年追随鲁迅,接近鲁迅。有人从北跟到南,又从南跟到北,鲁迅去哪里,他就去哪里。据不完全统计,鲁迅一生其接待来访青年五百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首次谋面。正是鲁迅的爱,源源不断地召引着前来寻找真理和方向的青年。鲁迅知道,未来是属于青年的,所以他宁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也要“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任何时候都站在青年一边,为青年的权利与发展而战。为了学生,他可以舍弃手头那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为了学生,他可以把聘书摔还给校方。他曾给素不相识的青年补靴;他曾让几位陌生青年在自己家中住上几个月,不仅供给膳食,替他们找工作,最后还提供一笔可观的返乡旅费。鲁迅在北大的学生孙伏园这样回忆:“我是一个什么事情也不会动手的人,身体又薄弱,经不起辛苦,鲁迅先生教我种种锻炼的方法。……我们一同旅行的时候,如到陕西,到厦门,到广州,我的铺盖常常是鲁迅先生替我打的。耶稣曾为门徒洗脚,我总要记起这个故事。”(《哭鲁迅先生》)鲁迅这种对青年学生的真爱与大爱,正是今天许多语文老师所缺少的,也是我们老师所需要的。如果我们语文老师在这个问题上能学到鲁迅的几分之一,那也必将对一部分学生形成终身的影响。
我们也许记得唐弢的《琐忆》,文中写尽鲁迅的深刻与幽默,这说的是鲁迅的“趣”。作为教育家的鲁迅,无论是在生活中与人谈话,或是在讲课时,或是在文章中,都处处表现出睿智、风趣与幽默。就讲课来说,他的风趣,让他的许多学生直至晚年仍念念不忘。绍兴府中学堂的吴耕民回忆:“鲁迅先生……有时说话幽默,诱人深思,使我们百听不厌。讲完后即记住,无死记硬背之苦。”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吴克刚回忆:“鲁迅先生讲课很生动,有时引得全堂大笑。”鲁迅在北大的学生冯至回忆:“鲁迅先生讲课非常风趣。他常常引得大家发笑,但他自己却一笑也不笑。”鲁迅在北大的学生常惠回忆:“讲《红楼梦》时,年轻学生都迷恋林黛玉。鲁迅说:‘你们都赞成黛玉?我不赞成。’大家都疑惑,问:‘为什么?’他说:‘痨病鬼。’大家都笑起来。”作家鲁彦这样描述鲁迅的讲课效果:“于是教室里的人全笑了起来,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这样的讲课风格,正符合鲁迅自己所说的,上课“并非要从头到末都一本正经,中间不妨杂着一点闲话笑话,以增加课堂里的活气”。(孙席珍《鲁迅先生怎样教导我们的》)鲁迅那风趣幽默的教学艺术背后,折射的其实是他深厚的人文修养。
当今社会,只有具备一定的人文素养,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才是一位新时代的公民。以塑造人类灵魂为己任的语文教师,更要有相当的人文素养。在这方面,愿教育家鲁迅的言行能给我们启示,促我们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