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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我”是精神焦虑的产儿
在任何社会里，人的观念可以客观化为某种意识形态；在现实生活中，人的情感也可以客观化为某种道义。那么，在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中，不可剥夺的主观意识是否还存在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那便是植根于人的生命意志或“本能”（即“潜意识”）中的自我意识。故而，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论说，就无疑具有现代生命美学的意味。
其实，当今心理学界也已达成共识：只有人类才具有高度发展的自我意识，这才是属于人最本质的特征。[1]也就是说，人是最讲究自我尊严的动物。但发现“自我”这一现代人格概念及自我意识形成机制的，却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奥地利的精神病医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Freud 1856—1939）。他的诊断结论是，人的自我意识不是费尔巴哈式的自我反思与评价，而是社会文化成规对个体生命的自由意志压抑的产物，是个体精神焦虑的产儿。人们只能从生命苦痛的体认中完成自我意识（即生命意识）的觉醒。这就为现代作家利用疾病叙事来批判社会现实和历史文化，提供了症候诊断式的分析武器。最显而易见的事实便是，鲁迅的《狂人日记》、郁达夫的《沉沦》、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巴金的《第四病室》等。与其说作家们在写实着人物之病，还不如说是在写意着他们所感受到的社会之痛、文化之病。
然而，弗氏关于人的精神分析，曾流传过一则这样的笑话：一位患者总觉得他的床下有鳄鱼，因而求助于精神分析治疗。治疗师判断他应该是患有偏执症（paranoia），因而告诉患者，床下的鳄鱼只是来自于他的幻想（hallucination）。之后，患者又第二次来求助，表示他还是认为床下有鳄鱼，治疗师又以同样的理由试图说服患者。后来患者不再出现，治疗师便认定患者终于被治愈了。直到有一天他遇见患者的邻居，问起患者的近况，邻居答道：“你问的是我哪一个邻居？被床底下的鳄鱼吃掉的那个人吗？”
这无疑是上个世纪初，当精神分析学派刚出道时，它的反对者们编排出来嘲讽弗洛伊德医生的一个故事。但現在，估计这则笑话早已成为了弗洛伊德传记中的一节逸闻趣事了。因为这位被嘲讽的弗洛伊德先生已经成为了享誉世界的一代学术宗师，他所开创的精神分析学说，开启了全人类人文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纪元。当代西方学界评选出影响20世纪人类知识状况的三大人物：爱因斯坦、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先生就赫然在列。爱因斯坦以其相对论，扭转了人们对时空观念的认识，从而为人们认知外部世界构建了一个新的想像平台；马克思则以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影响到20世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构成，并催生了世界各地民族国家的独立。弗洛伊德则以其精神分析学说，拓展了人们对人自身内在世界的认识空间，并在20世纪人类知识史上形成了蔚为壮观、体系庞杂的精神分析学派，为现代心理学、病理学、医学、哲学、文化学、文艺学等多种学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域。
1873年，出生于摩拉维亚的弗莱堡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年仅17岁，进入了维也纳大学攻读医学。1881年毕业后成为一名医生，专攻精神病学。1884年，他在与另一名医生J·布洛伊尔，合作治疗一名叫安娜·欧的21岁癔症患者时，从布洛伊尔那里学会了宣泄疗法；继而又师从J·沙可，学习了催眠术。弗洛伊德是一位有着独立主见的实习医生，不久他便提出了自己的“自由联想疗法”，和“自我分析法”。但弗洛伊德并不满足于做一个优秀的精神病治疗专家，而是想做一个学问家。他很有心地把对精神病人的独特治疗过程、病例、病理等归纳成一本本书，如《歇斯底里研究》（1895）、《梦的解释》（1900）、《性欲三论》（1905）和《少女杜拉的故事》（1905）等。有了这些学术资料，紧接着弗洛伊德便着手建立学术队伍。1908年，他在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之间的聚会――“心理学星期三聚会”的基础上，创立了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1910年该学会发展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成立，正式标志着影响世界人文科学演变的精神分析学派的形成。
在精神分析学会的系列学术活动中，弗洛伊德相继出版了一系列经典性著作，如《论无意识》（1915）、《自我与本我》（1923）、《焦虑问题》（1926）、《自我和防御机制》（1936）等，整理着自己的学术观点，第一次揭示和描述了人的无意识世界的存在，并系统地提出了关于人类内宇宙世界的三大理论猜想：人类的性本能理论、心理防御机制理论以及人格结构理论。自此，人类内在心理世界的结构、心理活动的动力及其内在机制，便第一次有了清晰的描述。
弗洛伊德从一个精神病医生的临床经验中发现，其实人的心理世界并非如以前的人们所描绘的那样，是一面单纯的对外部世界起反映作用的“镜子”，它有着自身独特的结构和“运动”机制，甚至有它自身“运动”的动力源。人的精神结构（mental apparatus），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部分：意识和潜意识（又译无意识）。意识（consciousness）是人能直接感知，也能体验到的心理部分；而潜意识是指那无法直接感知与体验，更不能直接表达的人的原始冲动、各种本能，或与本能有关的欲望部分。在人们的内心世界里，这两者呈现出类似于漂浮在海面的冰山的结构状态。漂浮在水面的部分相当于人的意识，而沉潜在水面以下的更庞大的部分就相当于潜意识。这两者也并不是油水分离、互不相干的，而是一种控制和反控制的关系。而两者实施控制和反控制的“缓冲地带”，弗洛伊德又命其名曰“前意识”（preconsciousness）。
由于属于潜意识的本能与欲望，遵循着一种“快乐原则”的机制而产生一种生命冲动，但往往这种冲动由于受到社会所遵循的“道德原则”等禁忌和法律等法则的控制，而被压抑到意识之下。尽管这种本能冲动都要受到压制，但未被泯灭，仍如“地火”在不断地活动，并随时有可能被召回到意识之中，这可召回的部分就是处于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前意识。如“做梦”和“文艺创作”所处的心理状态，就都有可能是潜意识被意识“招安”的“前意识”状态。 弗洛伊德根据他所认定的这种人的普遍心理结构状态，及其内在的“运作”规律，他又推导出“人格”（personality，实即“个性”）组成的三部分：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最原始的、无意识的结构部分，由本能（主要是性本能）和欲望（主要是性欲）组成。“力比多”（libido）就是蕴藏于本我中的本能冲动（特别是性本能冲动），遵循的是生命的快乐原则。“超我”则按社会的道德准则行动，按至善的原则活动，遵循伦理法则，表现为行为的规范与文明；“自我”虽是人格的意识部分，但既要满足本我的即刻要求，又要按超我的客观要求行事。自我遵循“现实原则”，依现实可以允许的尺度而控制和压抑本我的冲动，使我们感受到自身的真实存在。那么，每个人的人格发展，就是本我、自我和超我在每个个体生命身上的一种平衡过程。
显然，在长期的临床经验中，弗洛伊德医生看到的是普遍的人格结构不平衡，要么是本我的破坏性过于强大，要么是超我的压抑功能过于恶劣，从而毁灭了人的自我防御机制和人格平衡机制，也就最终毁灭了自我，精神病症便由此而生。因此，“焦虑”便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精神症候；而寻找人们焦虑的最终根源和如何舒解人们普遍的焦虑，也就成为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重点内容。
应该说，弗洛伊德对于人的内在世界中“两种意识”和“三种人格”的猜想与描述，是人类第一次面向自身“精神黑洞”的言说；而关于人的精神“焦虑”原因的探讨，也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开辟了西方自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主义运动以来关于“人”的自我认识新路径。文艺复兴运动告诉人们：人是天地万物的灵长；启蒙主义启迪人们：人要“敢于知道”天地万物的一切真相；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则要求人们回到现实，回到自身，敢于正视人自身普遍的精神病症――“焦虑”，慎重而科学地回答苏格拉底的问题――“我是谁？”
“我”到底是谁呢？弗洛伊德以一个医生惯有的冷酷口吻告诉人们：人是万物中的灵长，但并不是想像中的那么“伟大”，他总是焦虑的产儿。而且，这种焦虑情绪与生俱来，可能早就萌生于每个个体早期童年生活中所遭遇的创伤性经历。人是理性的动物，但理性之光并未照遍人的全部精神世界，否則人就无异于一台台标准的仿生学机器。强大的本能冲动所充斥的潜意识世界及其与意识世界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是不可控制的），必然把人拉回到“凡人”或充满焦虑情结的“病人”（与传统文化所定义的“文明人”相比）状态。总之，在弗洛伊德看来，人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凡人”，甚或是一个“病人”，才是一种真正的理性态度。只有具有这种理性态度的人才是真正的现代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中的叙述者——“地下室人”，自称“我是一个有病的人”，就是现代理性文明的真实表现。
说白了，人们必须承认，“人自己其实就是神性和兽性相结合的产物”。由于人们从来就以是讲理性、讲情义的“文明人”自居，高傲地拒绝或漠视自身的动物性存在，因而总是遗忘了自己只是褪了毛的两腿动物。所以，弗氏的人性论观点，不仅遭到了理性主义者的睥睨，也遇到了浪漫主义者的歧视。一个明确的例证是，1940年美国学者特里林出版的《弗洛伊德与文学》，居然成为了如此开放国度的第一本研究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之间关系的著作。而此前，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一道，也一直都是美国思想界所忌讳的话题。
人既然是隶属于动物界，他的生命属性所带来性意识，就一直是人类精神世界里所存有的，也是人类赖以延续的原动力。当然，人与动物不同的是，人能约束、调节自己的这种本能冲动，从而改造自己的心性。因此，尽管我们人是从动物世界超脱出来的，但我们不能丢掉人也是生命的这一基本判断。
二、“本我”才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原点
其实，早在弗洛伊德以前，德国人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就从生命哲学的层面，指出了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对人性定义的虚妄性。他说，人是唯一使别人遭受痛苦而不带其他目的的动物；事实上，在每个人的内心都藏有一头野兽，只等待机会去咆哮狂怒，把痛苦加在别人身上。他还说，用理性定出财富欲的界限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人们不会对其不希冀的东西有失落感；同时，另一类人纵有千百倍的财富，却依然会为无法得到他希望得到的而苦恼。显然，他对理性主义哲学也表现出某种失望，并明确指出了人是一种拥有情欲和本能意志的动物。
正因为叔本华看到了人作为生命的存在，和人的精神世界的形成并不受因果律的支配，所以，他全面改造了理性主义哲学体系。他用“生命意志”，置换了康德哲学中的“物自体”，也用“表象”替换了黑格尔哲学中关于主体的“理念”或“意识”。在他的哲学里，生命意志就成为了人们认知世界和描述世界的决定性力量。他在写于1814年至1819年的代表性著作《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里明确断言：“世界是我的意志”；“世界是我的表象”。他的意思是，生命意志才是你看到的这个世界的本体，更是每个人的精神世界的原点。因此，他主张，要弄清每个人精神世界的真相，就首先要弄清他本身的生命力的构成，因为生命力才是生命意志的体现。
在叔本华看来，人的生命力就是人们求生的意志力和追求人生意义的精神力量。这就不仅包括了人们观察世界和思考世界时所体现的理性认知能力；还包括了人类像其他生命一样，首先要为了自身生存和各自种族的存续，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来自肉身的体力和生殖能力等。尽管这种生命的本能冲动，可以在某一种观念的调节与引导下，演变为对某种信念或理想的渴望，或是为某种信念与理想而奋斗的动力；但是，人们的心灵也往往难以摆脱社会理性的规约，以及来自于对肉身的欲望与冲动的压抑与扭曲所产生痛苦。因此，叔本华不仅成为了理念论和意识论的怀疑者，也成为了人生的悲观主义者。他那著名的关于人生的“钟摆理论”，就为其悲观主义的人生观做了最形象的描述。人们为了生存而劳作时，感受到的是痛苦；当其欲望与需求得到满足后，感受到的则是无聊。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其实都是抛掷于痛苦与无聊中的钟摆，一切都取决于他的欲望满足与否。为了让人们能够摆脱痛苦或无聊的人生，他开出了两副药方：要么过一种宗教生活，在禁欲忘我中斩断痛苦之源；要么去过一种“睿智的生活”，在对大自然、艺术和文学的万千变化的审美想像中得到快乐。 显然，叔本华看到了人性中来自肉身中“本我”[2]的存在，也看到了每个人来自其自身肉身的“自我意识”的不可置换性。因此，他也就成为了最早明确人的自我意识差异性的思想家。活生生的“我”的概念，置换了理性主义哲学中认知“主体”，而第一次成为了哲学命题。特别是他对“小我”（具有个人主义思想的自我）与“大我”（具有家国意识或民族意识的自我）之间的生成与转换机制的哲学论述，也有效地解决了浪漫主义一直所担忧的人的主观情绪被客观化的顾虑。完全可以这么说，正是叔本华的关于“我”的生命意志论哲学，才有了弗洛伊德关于“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人格区分；也正是他关于人生痛苦之源的探讨，才开启了精神分析学的未来。
但是，对于不能不正视的“本我”的存在，叔本华和弗洛伊德却拥有不同的态度。叔本华基本上是持否定的态度。对于欲望，无论是满足还是不满足，他认为给人带来的感受无非是人生的无聊或是痛苦。他甚至认为，为生存劳作而形成的体力付出，带给人们的也无非是痛苦。似乎人的欲望或本能，依然是洪水猛兽，无法给人们带来正面价值。弗洛伊德则充分肯定了性本能的价值。他认为人的性本能冲动，如果遭到理性规则的压抑与扭曲，会造成人的精神世界中的灵肉冲突现象，甚至会形成“恋母”或“恋父”等变态情结（complex），有的人还可能会因为这种压抑而发疯。然而，对这种本能冲动的压抑不仅是人们做梦的心理动因，甚至还有可能是作家们创造力想像的源泉。因此，他曾经提出过一个惊世骇俗的著名论断：文学是作家们的白日梦。而到了日本文论家厨川白村的嘴里，这一论断要正当化得多，他说，文学就是人生“苦闷的象征”。弗洛伊德还从莎士比亚名著中发现了“俄狄浦斯情结”，从而证明了人性中的这种情结对于文学叙述的支配意义。
从此，爱欲成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原动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生产力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动力的论断有其相通之处。无独有偶，恩格斯也曾谈到过人的“做梦”对于人类自身观念世界发生的贡献。1888年，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说：“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身体之中而在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身体而活着，那么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同样，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 。”[3]在现代医学产生之前，“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生和原初神话时代的到来，都要追溯到人们对于“做梦”这一精神现象的启迪与反思。恩格斯与弗洛依德几乎同时发现了“梦”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4]弗洛伊德只是深入到了人的肉身，进一步探讨了“梦”的形成机制。
当然，不是今天的人们不再做梦，而是来自肉身的欲望是罪恶的观念，使他们不再相信自己的梦。他们宁愿相信那些被神化的“伟大”作家们的“白日梦”。叔本华不是主张人们去听听音乐，阅读文学，到作家艺术家们的梦中过一种“睿智的生活”，这样就可以忘掉自我肉身的痛苦吗？
因此，相比于叔本华，弗洛依德就有点象我们远古神话时代那治水的大禹，而叔本华则类似于大禹的父亲鲧。面对滔天的洪水，鲧采取封堵的办法而被证明无济于事。而大禹则一反其父的做法，采取疏导的办法而化为水利，引导了农业文明的到来。由此看来，弗洛伊德主义的真正意义在于三个方面：一是从病理学的角度，揭露了观念文化对人实施理性专制所造成的罪恶；二是从知识论的角度，揭示了理性主义哲学的缺陷——任何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概念都无法涵盖和描述人性的曲折与幽深；三是告诫世人，不要去过别人的“睿智生活”，生活在别人的梦里，而应该正视自己的梦，并能“解析”自己的梦的成因。这才是真正的睿智生活。能在梦中重新认知和体察“自我”的人，也是真正的理性主义者。
三、情欲的意识化与生命美学的诞生
人的情感也是一种意识，是对人对外在世界的一种反应。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情感与态度，就清楚地表明着他主动与这世界发生认知性关联后的思维成果。这在人类童年时代就已获得证明。但是，把人的本能性生命冲动——“本我”，也就是人们所常说“欲望”，也定义为人类自身不可分隔的一种意识——“潜意识”，并把它推到了人类文明创造的原动力的高度，这就是叔本华和弗洛伊德医生对人类思想史所做出的绝大贡献。
1972年，强调理性在人的审美活动中拥有主导作用的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曾对人类的思维方式做了这样的分类：“所谓思考，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始终以叙述的态度，与思考的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对思考的对象进行分析；另一种则是像追求理想那样，尽可能缩小与对象的距离，努力争取使自己的人格成长与其贴近甚至一致。关于爱的哲学必须是后一种类型，即通过进行思考来唤醒起人格的成长。”[5]尽管理性主义者今道友信所说的“爱”，主要指涉着西方基督教的“博爱”和中国儒家哲学所倡导的，起源于血缘亲情的“仁爱”等人类“大我”的“爱”，但他并没有也不可能排斥源于“性欲”这种属于“小我”的“爱”。这就证明了今天的知识界，已经认同了弗洛伊德的判断——在人的想像活动中，本能冲动，即性欲，与人的理性能力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情、智、意三者，共同构筑着人类的思维主体。也正是这三者之间相互依存与冲突而形成的复杂“情结”，使每个人的意识世界与精神面貌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同时也是生机勃勃的局面。
人的本能欲望又是如何进入意识领域，并最终参与到原本认为只有理性，才得以完成的对关于世界的“理念”或“原理”的认知的呢？今道友信借用了柏拉图“精神之恋”中的厄洛斯原理来说明了这一意识的转换路线。他说：
向往美的肉体，对因之而生的难测的波澜有了精神准备，焦灼不安，又喜悦又烦恼，这就是恋爱的热情的典型。恋爱常常是同幻灭、梦想进行的战斗。为什么呢？据柏拉图说，厄洛斯的爱的秘密就在这战斗之中。他在《会饮篇》（Symposion）中说，其自身为渺茫无常的有限存在的人，向往真正的美而善的事物，并期望与之结合成一体，这种永恒的宏誓大愿就是厄洛斯。这种对美的向往，在彷徨中从其附近的地方寻求美的模本，而各处的模本都是虚幻的，因而在多次尝到幻灭的同时，这种向往从一个美的事物浮荡到另外的美的事物那里，最终，最终进入了对构成这些物体的美的原理的整体形式美的抽象认识阶段。这样，精神认识到了看不见的美，即非感觉的美，才像攀登台阶一样渐次上进，转向作為精神美的道德价值，然后再进一步到达理念或神那里。 当然，他也承认：
厄洛斯变成迷狂并发出来，引起了这种矛盾的生的苦闷：一方面要破坏精神所制订的法律，寻求自己的毁灭；一方面又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因而我们可以说，爱只是待到有了青春的自我觉醒，认识到自己精神上有一种无论用什么都难以置换的要求时，才算是一种真正完全的冲动。——使恋爱得以结晶，这可说是青春时期的一个课题。恋爱也可以转换成友情。将性欲所象征的蓬勃的生命力集中转换为知识欲、宗教热情、表现欲、对祖国的爱、出人头地的野心等等，也是青春时期的工作。另一方面则可以说，表现为自杀、情死、爱的病态以及因爱而犯罪这类爱的悲剧，也是在青春时期开始的。[6]
替人的性欲等生命的本能欲望正名和辩护，认为它为人类的知识体系、道德体系乃至文学艺术的创造出了同等重要的力，甚至做出了“原始股本”式的投资，是今道友信的主要观点。这实际上是在叔本华和弗洛依德等发现了人的“自我意识”中“欲望”的不可忽视的存在之后，理性主义对“文明人”一直引以为羞耻乃至罪恶的“欲望”的招安。一个明显的例证是，他们认为，人的本能欲望有着他们一直引以为傲的理性功能，能够引导人们进入到对“美而善的事物”的抽象认识阶段。
其实，无论是叔本华的生命意志理论还是弗洛依德的潜意识理论，它们对理性主义思潮的最大贡献是，“把性看成是人生命的自我发现，使人摆脱了那种认为性是不洁的、是有罪的想法，因而它成为了拯救因性压抑而造成的诸多不幸的力量”。[7]作为理性主义者的今道友信也终于承认了这一点。
也确实，按照社会现实的需求，去设定一个理想的人格理论或抽象的人性论原则，几乎是东西方人文学术界通行做法。不仅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为了在人间建立神圣而美好的“净土”世界，都主张在神的恩典下“禁欲”和“忘我”；就是在人类经典文明创立期的柏拉图和孔夫子，也无不表达了对“情欲”的否定态度。柏拉图为了建立人间的“理想国”，不是要求人们摆脱厄洛斯情结的纠缠，去过一种纯粹的忘却了肉身的精神生活吗？孔夫子不是为了建立一个仁爱世界而不得，而发出了“吾未见好德者如好色者也”[8]的无奈感叹吗？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不就是在他的这一感叹的基础上所设定的吗？
这些理论的一个共同论调是，这世界之所以不好，就是因为人性太坏。而人性坏，就坏在人都有不可根除的欲望。人的本能欲望，成为了纷争世界的罪魁祸首。这种论调在礼仪之邦的中国尤甚。上世纪初，尚在德国留学的蔡元培，以现代理性主义眼光写作《中国伦理学史》时作了这样的总结：在以儒道两家为文化主脉的中国人眼里，“性”是“纯粹具足之体”，但有积极和消极二义。“以为性者，无可附加，惟在去欲以反性而已”。显然，“欲”就是这“性”中消极的一义。因此，在中国人的修为之法中，一直有这样一个思想：“固以为欲不能尽灭，唯有以节之，使不至生邪气以害性而已”。[9]故中华文化强调制礼，行诗教，易风俗，并内施仁爱，外苛律法，以塑造儒家设计的“君子”人格、“大丈夫”人格，和道家设计的“真人”人格。
显然，中国人也非常重视人性的规范与引导，也承认“欲望”作为人性的存在，但他们没有把欲望与本能当成个体生命的自我表现，而是把它看做是扰乱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邪恶与罪恶的象征与代表。直到王国维、鲁迅与郁达夫等相继在日本接触了尼采、叔本华和弗洛伊德的哲学思想，并运用于文学批评与文艺创作，人的本能欲望才得以正名。[10]他们以盗取天火一般的启蒙精神，让中国人抛弃了人性的善惡两分，抛开了“气”的正邪之别，而接受并创造了“性格”“生命”“精神”和“境界”等新的美学概念。
中国人也得以第一次从理性主义的知识论层面正视自己的欲望。他们尝试着从自己的苦痛中，体味着自身的生存境遇，寻找着造成这种苦难生存境遇的社会因由，并由此生成了现代人学意义上的“自我”观念。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也以此为方法论，从自身民族或阶层的苦难与抗争中，促成了自身民族意识的自觉与阶级意识的觉醒。最明显的证据是那句著名的革命口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其余音至今在耳。其实，这句口号中所内含的革命逻辑，也一直构成了现代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基本叙述框架。只是这种文学叙事经历了初期的“革命+恋爱”式叙述模式之后，又走向了弗洛伊德的反面——柏拉图和今道友信式的对“自我”的高度抽象与“遗忘”。
[1]李红《重视心理学研究中的交叉思维》[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1月刊。
[2]本我：应该是指“本原之我”，也是最本源的人类属性，其英文表述应该是“the true nature of human beings”。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9-220页。
[4]弗洛依德的《梦的解析》一书，最早发表于1889年。
[5][6][7]（日）今道友信《关于爱》[M]，徐培、王洪波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页、第45-48页、第92页
[8]孔子《论语》张燕婴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6页。
[9]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M]，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76-77页。
[10]王国维通过阅读康德和叔本华的著作而著有《<红楼梦>评论》，并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境界说”。鲁迅和丰子恺几乎同时翻译了日本文论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
在任何社会里，人的观念可以客观化为某种意识形态；在现实生活中，人的情感也可以客观化为某种道义。那么，在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中，不可剥夺的主观意识是否还存在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那便是植根于人的生命意志或“本能”（即“潜意识”）中的自我意识。故而，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论说，就无疑具有现代生命美学的意味。
其实，当今心理学界也已达成共识：只有人类才具有高度发展的自我意识，这才是属于人最本质的特征。[1]也就是说，人是最讲究自我尊严的动物。但发现“自我”这一现代人格概念及自我意识形成机制的，却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奥地利的精神病医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Freud 1856—1939）。他的诊断结论是，人的自我意识不是费尔巴哈式的自我反思与评价，而是社会文化成规对个体生命的自由意志压抑的产物，是个体精神焦虑的产儿。人们只能从生命苦痛的体认中完成自我意识（即生命意识）的觉醒。这就为现代作家利用疾病叙事来批判社会现实和历史文化，提供了症候诊断式的分析武器。最显而易见的事实便是，鲁迅的《狂人日记》、郁达夫的《沉沦》、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巴金的《第四病室》等。与其说作家们在写实着人物之病，还不如说是在写意着他们所感受到的社会之痛、文化之病。
然而，弗氏关于人的精神分析，曾流传过一则这样的笑话：一位患者总觉得他的床下有鳄鱼，因而求助于精神分析治疗。治疗师判断他应该是患有偏执症（paranoia），因而告诉患者，床下的鳄鱼只是来自于他的幻想（hallucination）。之后，患者又第二次来求助，表示他还是认为床下有鳄鱼，治疗师又以同样的理由试图说服患者。后来患者不再出现，治疗师便认定患者终于被治愈了。直到有一天他遇见患者的邻居，问起患者的近况，邻居答道：“你问的是我哪一个邻居？被床底下的鳄鱼吃掉的那个人吗？”
这无疑是上个世纪初，当精神分析学派刚出道时，它的反对者们编排出来嘲讽弗洛伊德医生的一个故事。但現在，估计这则笑话早已成为了弗洛伊德传记中的一节逸闻趣事了。因为这位被嘲讽的弗洛伊德先生已经成为了享誉世界的一代学术宗师，他所开创的精神分析学说，开启了全人类人文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纪元。当代西方学界评选出影响20世纪人类知识状况的三大人物：爱因斯坦、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先生就赫然在列。爱因斯坦以其相对论，扭转了人们对时空观念的认识，从而为人们认知外部世界构建了一个新的想像平台；马克思则以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影响到20世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构成，并催生了世界各地民族国家的独立。弗洛伊德则以其精神分析学说，拓展了人们对人自身内在世界的认识空间，并在20世纪人类知识史上形成了蔚为壮观、体系庞杂的精神分析学派，为现代心理学、病理学、医学、哲学、文化学、文艺学等多种学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域。
1873年，出生于摩拉维亚的弗莱堡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年仅17岁，进入了维也纳大学攻读医学。1881年毕业后成为一名医生，专攻精神病学。1884年，他在与另一名医生J·布洛伊尔，合作治疗一名叫安娜·欧的21岁癔症患者时，从布洛伊尔那里学会了宣泄疗法；继而又师从J·沙可，学习了催眠术。弗洛伊德是一位有着独立主见的实习医生，不久他便提出了自己的“自由联想疗法”，和“自我分析法”。但弗洛伊德并不满足于做一个优秀的精神病治疗专家，而是想做一个学问家。他很有心地把对精神病人的独特治疗过程、病例、病理等归纳成一本本书，如《歇斯底里研究》（1895）、《梦的解释》（1900）、《性欲三论》（1905）和《少女杜拉的故事》（1905）等。有了这些学术资料，紧接着弗洛伊德便着手建立学术队伍。1908年，他在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之间的聚会――“心理学星期三聚会”的基础上，创立了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1910年该学会发展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成立，正式标志着影响世界人文科学演变的精神分析学派的形成。
在精神分析学会的系列学术活动中，弗洛伊德相继出版了一系列经典性著作，如《论无意识》（1915）、《自我与本我》（1923）、《焦虑问题》（1926）、《自我和防御机制》（1936）等，整理着自己的学术观点，第一次揭示和描述了人的无意识世界的存在，并系统地提出了关于人类内宇宙世界的三大理论猜想：人类的性本能理论、心理防御机制理论以及人格结构理论。自此，人类内在心理世界的结构、心理活动的动力及其内在机制，便第一次有了清晰的描述。
弗洛伊德从一个精神病医生的临床经验中发现，其实人的心理世界并非如以前的人们所描绘的那样，是一面单纯的对外部世界起反映作用的“镜子”，它有着自身独特的结构和“运动”机制，甚至有它自身“运动”的动力源。人的精神结构（mental apparatus），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部分：意识和潜意识（又译无意识）。意识（consciousness）是人能直接感知，也能体验到的心理部分；而潜意识是指那无法直接感知与体验，更不能直接表达的人的原始冲动、各种本能，或与本能有关的欲望部分。在人们的内心世界里，这两者呈现出类似于漂浮在海面的冰山的结构状态。漂浮在水面的部分相当于人的意识，而沉潜在水面以下的更庞大的部分就相当于潜意识。这两者也并不是油水分离、互不相干的，而是一种控制和反控制的关系。而两者实施控制和反控制的“缓冲地带”，弗洛伊德又命其名曰“前意识”（preconsciousness）。
由于属于潜意识的本能与欲望，遵循着一种“快乐原则”的机制而产生一种生命冲动，但往往这种冲动由于受到社会所遵循的“道德原则”等禁忌和法律等法则的控制，而被压抑到意识之下。尽管这种本能冲动都要受到压制，但未被泯灭，仍如“地火”在不断地活动，并随时有可能被召回到意识之中，这可召回的部分就是处于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前意识。如“做梦”和“文艺创作”所处的心理状态，就都有可能是潜意识被意识“招安”的“前意识”状态。 弗洛伊德根据他所认定的这种人的普遍心理结构状态，及其内在的“运作”规律，他又推导出“人格”（personality，实即“个性”）组成的三部分：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最原始的、无意识的结构部分，由本能（主要是性本能）和欲望（主要是性欲）组成。“力比多”（libido）就是蕴藏于本我中的本能冲动（特别是性本能冲动），遵循的是生命的快乐原则。“超我”则按社会的道德准则行动，按至善的原则活动，遵循伦理法则，表现为行为的规范与文明；“自我”虽是人格的意识部分，但既要满足本我的即刻要求，又要按超我的客观要求行事。自我遵循“现实原则”，依现实可以允许的尺度而控制和压抑本我的冲动，使我们感受到自身的真实存在。那么，每个人的人格发展，就是本我、自我和超我在每个个体生命身上的一种平衡过程。
显然，在长期的临床经验中，弗洛伊德医生看到的是普遍的人格结构不平衡，要么是本我的破坏性过于强大，要么是超我的压抑功能过于恶劣，从而毁灭了人的自我防御机制和人格平衡机制，也就最终毁灭了自我，精神病症便由此而生。因此，“焦虑”便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精神症候；而寻找人们焦虑的最终根源和如何舒解人们普遍的焦虑，也就成为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重点内容。
应该说，弗洛伊德对于人的内在世界中“两种意识”和“三种人格”的猜想与描述，是人类第一次面向自身“精神黑洞”的言说；而关于人的精神“焦虑”原因的探讨，也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开辟了西方自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主义运动以来关于“人”的自我认识新路径。文艺复兴运动告诉人们：人是天地万物的灵长；启蒙主义启迪人们：人要“敢于知道”天地万物的一切真相；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则要求人们回到现实，回到自身，敢于正视人自身普遍的精神病症――“焦虑”，慎重而科学地回答苏格拉底的问题――“我是谁？”
“我”到底是谁呢？弗洛伊德以一个医生惯有的冷酷口吻告诉人们：人是万物中的灵长，但并不是想像中的那么“伟大”，他总是焦虑的产儿。而且，这种焦虑情绪与生俱来，可能早就萌生于每个个体早期童年生活中所遭遇的创伤性经历。人是理性的动物，但理性之光并未照遍人的全部精神世界，否則人就无异于一台台标准的仿生学机器。强大的本能冲动所充斥的潜意识世界及其与意识世界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是不可控制的），必然把人拉回到“凡人”或充满焦虑情结的“病人”（与传统文化所定义的“文明人”相比）状态。总之，在弗洛伊德看来，人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凡人”，甚或是一个“病人”，才是一种真正的理性态度。只有具有这种理性态度的人才是真正的现代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中的叙述者——“地下室人”，自称“我是一个有病的人”，就是现代理性文明的真实表现。
说白了，人们必须承认，“人自己其实就是神性和兽性相结合的产物”。由于人们从来就以是讲理性、讲情义的“文明人”自居，高傲地拒绝或漠视自身的动物性存在，因而总是遗忘了自己只是褪了毛的两腿动物。所以，弗氏的人性论观点，不仅遭到了理性主义者的睥睨，也遇到了浪漫主义者的歧视。一个明确的例证是，1940年美国学者特里林出版的《弗洛伊德与文学》，居然成为了如此开放国度的第一本研究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之间关系的著作。而此前，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一道，也一直都是美国思想界所忌讳的话题。
人既然是隶属于动物界，他的生命属性所带来性意识，就一直是人类精神世界里所存有的，也是人类赖以延续的原动力。当然，人与动物不同的是，人能约束、调节自己的这种本能冲动，从而改造自己的心性。因此，尽管我们人是从动物世界超脱出来的，但我们不能丢掉人也是生命的这一基本判断。
二、“本我”才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原点
其实，早在弗洛伊德以前，德国人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就从生命哲学的层面，指出了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对人性定义的虚妄性。他说，人是唯一使别人遭受痛苦而不带其他目的的动物；事实上，在每个人的内心都藏有一头野兽，只等待机会去咆哮狂怒，把痛苦加在别人身上。他还说，用理性定出财富欲的界限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人们不会对其不希冀的东西有失落感；同时，另一类人纵有千百倍的财富，却依然会为无法得到他希望得到的而苦恼。显然，他对理性主义哲学也表现出某种失望，并明确指出了人是一种拥有情欲和本能意志的动物。
正因为叔本华看到了人作为生命的存在，和人的精神世界的形成并不受因果律的支配，所以，他全面改造了理性主义哲学体系。他用“生命意志”，置换了康德哲学中的“物自体”，也用“表象”替换了黑格尔哲学中关于主体的“理念”或“意识”。在他的哲学里，生命意志就成为了人们认知世界和描述世界的决定性力量。他在写于1814年至1819年的代表性著作《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里明确断言：“世界是我的意志”；“世界是我的表象”。他的意思是，生命意志才是你看到的这个世界的本体，更是每个人的精神世界的原点。因此，他主张，要弄清每个人精神世界的真相，就首先要弄清他本身的生命力的构成，因为生命力才是生命意志的体现。
在叔本华看来，人的生命力就是人们求生的意志力和追求人生意义的精神力量。这就不仅包括了人们观察世界和思考世界时所体现的理性认知能力；还包括了人类像其他生命一样，首先要为了自身生存和各自种族的存续，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来自肉身的体力和生殖能力等。尽管这种生命的本能冲动，可以在某一种观念的调节与引导下，演变为对某种信念或理想的渴望，或是为某种信念与理想而奋斗的动力；但是，人们的心灵也往往难以摆脱社会理性的规约，以及来自于对肉身的欲望与冲动的压抑与扭曲所产生痛苦。因此，叔本华不仅成为了理念论和意识论的怀疑者，也成为了人生的悲观主义者。他那著名的关于人生的“钟摆理论”，就为其悲观主义的人生观做了最形象的描述。人们为了生存而劳作时，感受到的是痛苦；当其欲望与需求得到满足后，感受到的则是无聊。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其实都是抛掷于痛苦与无聊中的钟摆，一切都取决于他的欲望满足与否。为了让人们能够摆脱痛苦或无聊的人生，他开出了两副药方：要么过一种宗教生活，在禁欲忘我中斩断痛苦之源；要么去过一种“睿智的生活”，在对大自然、艺术和文学的万千变化的审美想像中得到快乐。 显然，叔本华看到了人性中来自肉身中“本我”[2]的存在，也看到了每个人来自其自身肉身的“自我意识”的不可置换性。因此，他也就成为了最早明确人的自我意识差异性的思想家。活生生的“我”的概念，置换了理性主义哲学中认知“主体”，而第一次成为了哲学命题。特别是他对“小我”（具有个人主义思想的自我）与“大我”（具有家国意识或民族意识的自我）之间的生成与转换机制的哲学论述，也有效地解决了浪漫主义一直所担忧的人的主观情绪被客观化的顾虑。完全可以这么说，正是叔本华的关于“我”的生命意志论哲学，才有了弗洛伊德关于“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人格区分；也正是他关于人生痛苦之源的探讨，才开启了精神分析学的未来。
但是，对于不能不正视的“本我”的存在，叔本华和弗洛伊德却拥有不同的态度。叔本华基本上是持否定的态度。对于欲望，无论是满足还是不满足，他认为给人带来的感受无非是人生的无聊或是痛苦。他甚至认为，为生存劳作而形成的体力付出，带给人们的也无非是痛苦。似乎人的欲望或本能，依然是洪水猛兽，无法给人们带来正面价值。弗洛伊德则充分肯定了性本能的价值。他认为人的性本能冲动，如果遭到理性规则的压抑与扭曲，会造成人的精神世界中的灵肉冲突现象，甚至会形成“恋母”或“恋父”等变态情结（complex），有的人还可能会因为这种压抑而发疯。然而，对这种本能冲动的压抑不仅是人们做梦的心理动因，甚至还有可能是作家们创造力想像的源泉。因此，他曾经提出过一个惊世骇俗的著名论断：文学是作家们的白日梦。而到了日本文论家厨川白村的嘴里，这一论断要正当化得多，他说，文学就是人生“苦闷的象征”。弗洛伊德还从莎士比亚名著中发现了“俄狄浦斯情结”，从而证明了人性中的这种情结对于文学叙述的支配意义。
从此，爱欲成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原动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生产力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动力的论断有其相通之处。无独有偶，恩格斯也曾谈到过人的“做梦”对于人类自身观念世界发生的贡献。1888年，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说：“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身体之中而在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身体而活着，那么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同样，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 。”[3]在现代医学产生之前，“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生和原初神话时代的到来，都要追溯到人们对于“做梦”这一精神现象的启迪与反思。恩格斯与弗洛依德几乎同时发现了“梦”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4]弗洛伊德只是深入到了人的肉身，进一步探讨了“梦”的形成机制。
当然，不是今天的人们不再做梦，而是来自肉身的欲望是罪恶的观念，使他们不再相信自己的梦。他们宁愿相信那些被神化的“伟大”作家们的“白日梦”。叔本华不是主张人们去听听音乐，阅读文学，到作家艺术家们的梦中过一种“睿智的生活”，这样就可以忘掉自我肉身的痛苦吗？
因此，相比于叔本华，弗洛依德就有点象我们远古神话时代那治水的大禹，而叔本华则类似于大禹的父亲鲧。面对滔天的洪水，鲧采取封堵的办法而被证明无济于事。而大禹则一反其父的做法，采取疏导的办法而化为水利，引导了农业文明的到来。由此看来，弗洛伊德主义的真正意义在于三个方面：一是从病理学的角度，揭露了观念文化对人实施理性专制所造成的罪恶；二是从知识论的角度，揭示了理性主义哲学的缺陷——任何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概念都无法涵盖和描述人性的曲折与幽深；三是告诫世人，不要去过别人的“睿智生活”，生活在别人的梦里，而应该正视自己的梦，并能“解析”自己的梦的成因。这才是真正的睿智生活。能在梦中重新认知和体察“自我”的人，也是真正的理性主义者。
三、情欲的意识化与生命美学的诞生
人的情感也是一种意识，是对人对外在世界的一种反应。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情感与态度，就清楚地表明着他主动与这世界发生认知性关联后的思维成果。这在人类童年时代就已获得证明。但是，把人的本能性生命冲动——“本我”，也就是人们所常说“欲望”，也定义为人类自身不可分隔的一种意识——“潜意识”，并把它推到了人类文明创造的原动力的高度，这就是叔本华和弗洛伊德医生对人类思想史所做出的绝大贡献。
1972年，强调理性在人的审美活动中拥有主导作用的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曾对人类的思维方式做了这样的分类：“所谓思考，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始终以叙述的态度，与思考的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对思考的对象进行分析；另一种则是像追求理想那样，尽可能缩小与对象的距离，努力争取使自己的人格成长与其贴近甚至一致。关于爱的哲学必须是后一种类型，即通过进行思考来唤醒起人格的成长。”[5]尽管理性主义者今道友信所说的“爱”，主要指涉着西方基督教的“博爱”和中国儒家哲学所倡导的，起源于血缘亲情的“仁爱”等人类“大我”的“爱”，但他并没有也不可能排斥源于“性欲”这种属于“小我”的“爱”。这就证明了今天的知识界，已经认同了弗洛伊德的判断——在人的想像活动中，本能冲动，即性欲，与人的理性能力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情、智、意三者，共同构筑着人类的思维主体。也正是这三者之间相互依存与冲突而形成的复杂“情结”，使每个人的意识世界与精神面貌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同时也是生机勃勃的局面。
人的本能欲望又是如何进入意识领域，并最终参与到原本认为只有理性，才得以完成的对关于世界的“理念”或“原理”的认知的呢？今道友信借用了柏拉图“精神之恋”中的厄洛斯原理来说明了这一意识的转换路线。他说：
向往美的肉体，对因之而生的难测的波澜有了精神准备，焦灼不安，又喜悦又烦恼，这就是恋爱的热情的典型。恋爱常常是同幻灭、梦想进行的战斗。为什么呢？据柏拉图说，厄洛斯的爱的秘密就在这战斗之中。他在《会饮篇》（Symposion）中说，其自身为渺茫无常的有限存在的人，向往真正的美而善的事物，并期望与之结合成一体，这种永恒的宏誓大愿就是厄洛斯。这种对美的向往，在彷徨中从其附近的地方寻求美的模本，而各处的模本都是虚幻的，因而在多次尝到幻灭的同时，这种向往从一个美的事物浮荡到另外的美的事物那里，最终，最终进入了对构成这些物体的美的原理的整体形式美的抽象认识阶段。这样，精神认识到了看不见的美，即非感觉的美，才像攀登台阶一样渐次上进，转向作為精神美的道德价值，然后再进一步到达理念或神那里。 当然，他也承认：
厄洛斯变成迷狂并发出来，引起了这种矛盾的生的苦闷：一方面要破坏精神所制订的法律，寻求自己的毁灭；一方面又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因而我们可以说，爱只是待到有了青春的自我觉醒，认识到自己精神上有一种无论用什么都难以置换的要求时，才算是一种真正完全的冲动。——使恋爱得以结晶，这可说是青春时期的一个课题。恋爱也可以转换成友情。将性欲所象征的蓬勃的生命力集中转换为知识欲、宗教热情、表现欲、对祖国的爱、出人头地的野心等等，也是青春时期的工作。另一方面则可以说，表现为自杀、情死、爱的病态以及因爱而犯罪这类爱的悲剧，也是在青春时期开始的。[6]
替人的性欲等生命的本能欲望正名和辩护，认为它为人类的知识体系、道德体系乃至文学艺术的创造出了同等重要的力，甚至做出了“原始股本”式的投资，是今道友信的主要观点。这实际上是在叔本华和弗洛依德等发现了人的“自我意识”中“欲望”的不可忽视的存在之后，理性主义对“文明人”一直引以为羞耻乃至罪恶的“欲望”的招安。一个明显的例证是，他们认为，人的本能欲望有着他们一直引以为傲的理性功能，能够引导人们进入到对“美而善的事物”的抽象认识阶段。
其实，无论是叔本华的生命意志理论还是弗洛依德的潜意识理论，它们对理性主义思潮的最大贡献是，“把性看成是人生命的自我发现，使人摆脱了那种认为性是不洁的、是有罪的想法，因而它成为了拯救因性压抑而造成的诸多不幸的力量”。[7]作为理性主义者的今道友信也终于承认了这一点。
也确实，按照社会现实的需求，去设定一个理想的人格理论或抽象的人性论原则，几乎是东西方人文学术界通行做法。不仅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为了在人间建立神圣而美好的“净土”世界，都主张在神的恩典下“禁欲”和“忘我”；就是在人类经典文明创立期的柏拉图和孔夫子，也无不表达了对“情欲”的否定态度。柏拉图为了建立人间的“理想国”，不是要求人们摆脱厄洛斯情结的纠缠，去过一种纯粹的忘却了肉身的精神生活吗？孔夫子不是为了建立一个仁爱世界而不得，而发出了“吾未见好德者如好色者也”[8]的无奈感叹吗？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不就是在他的这一感叹的基础上所设定的吗？
这些理论的一个共同论调是，这世界之所以不好，就是因为人性太坏。而人性坏，就坏在人都有不可根除的欲望。人的本能欲望，成为了纷争世界的罪魁祸首。这种论调在礼仪之邦的中国尤甚。上世纪初，尚在德国留学的蔡元培，以现代理性主义眼光写作《中国伦理学史》时作了这样的总结：在以儒道两家为文化主脉的中国人眼里，“性”是“纯粹具足之体”，但有积极和消极二义。“以为性者，无可附加，惟在去欲以反性而已”。显然，“欲”就是这“性”中消极的一义。因此，在中国人的修为之法中，一直有这样一个思想：“固以为欲不能尽灭，唯有以节之，使不至生邪气以害性而已”。[9]故中华文化强调制礼，行诗教，易风俗，并内施仁爱，外苛律法，以塑造儒家设计的“君子”人格、“大丈夫”人格，和道家设计的“真人”人格。
显然，中国人也非常重视人性的规范与引导，也承认“欲望”作为人性的存在，但他们没有把欲望与本能当成个体生命的自我表现，而是把它看做是扰乱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邪恶与罪恶的象征与代表。直到王国维、鲁迅与郁达夫等相继在日本接触了尼采、叔本华和弗洛伊德的哲学思想，并运用于文学批评与文艺创作，人的本能欲望才得以正名。[10]他们以盗取天火一般的启蒙精神，让中国人抛弃了人性的善惡两分，抛开了“气”的正邪之别，而接受并创造了“性格”“生命”“精神”和“境界”等新的美学概念。
中国人也得以第一次从理性主义的知识论层面正视自己的欲望。他们尝试着从自己的苦痛中，体味着自身的生存境遇，寻找着造成这种苦难生存境遇的社会因由，并由此生成了现代人学意义上的“自我”观念。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也以此为方法论，从自身民族或阶层的苦难与抗争中，促成了自身民族意识的自觉与阶级意识的觉醒。最明显的证据是那句著名的革命口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其余音至今在耳。其实，这句口号中所内含的革命逻辑，也一直构成了现代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基本叙述框架。只是这种文学叙事经历了初期的“革命+恋爱”式叙述模式之后，又走向了弗洛伊德的反面——柏拉图和今道友信式的对“自我”的高度抽象与“遗忘”。
[1]李红《重视心理学研究中的交叉思维》[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1月刊。
[2]本我：应该是指“本原之我”，也是最本源的人类属性，其英文表述应该是“the true nature of human beings”。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9-220页。
[4]弗洛依德的《梦的解析》一书，最早发表于1889年。
[5][6][7]（日）今道友信《关于爱》[M]，徐培、王洪波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页、第45-48页、第92页
[8]孔子《论语》张燕婴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6页。
[9]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M]，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76-77页。
[10]王国维通过阅读康德和叔本华的著作而著有《<红楼梦>评论》，并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境界说”。鲁迅和丰子恺几乎同时翻译了日本文论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