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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5日，美国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不幸去世，全世界为之震惊，人们纷纷通过各种方式来表达悼念和惋惜之情。发明苹果电脑，开启个人电脑时代；投资皮克斯动画公司，引领整个动画电影产业；发明iPod，改变整个音乐产业；发明iPhone，改变整个通讯产业；发明iPad，再次引领个人电脑时代……乔布斯和他所领导的苹果公司依靠持续不断的创新，先后五次奇迹般地改变整个信息技术产业的面貌，使创办初期规模相对较小的苹果公司一度成为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正因如此，美国总统奥巴马称他为美国最伟大的创新家之一。
反观国内的信息技术产业，欠缺的正是勇于创新的精神，模仿和抄袭之风盛行。很多IT企业至今仍然靠“代工”甚至模仿别人的产品来维持生存，各种山寨数码产品随处可见。为什么模仿别人的东西被称为山寨呢？山寨文化与山寨产品的流行甚至泛滥，对当代青少年创新能力的培养会产生怎样的不利影响呢？
山寨文化的利与弊
山寨，《辞海》中的解释是，筑有栅栏等防守工事的山庄，后来引申为穷地方或绿林好汉占据的山中营寨。例如，《水浒传》中的水泊梁山，有占山为王、不受政府管辖的隐含意义。最早将山寨概念引入商品生产流通领域的是20世纪70年代经济开始腾飞的香港，许多制造轻工产品的家庭式作坊因其简陋的木屋沿山坡构筑，被港人戏称为“山寨工厂”，其生产的产品则被讥称为“山寨货”，这里的山寨已被引申为“不正规”或“便宜”。同时，由于“山寨工厂”生产的“山寨货”多为仿制和便宜的产品，故“山寨”又引申为“模仿”、“冒牌”。与香港毗邻的深圳，最早出现了大陆的山寨手机风潮，主要表现形式为通过小作坊起步，快速模仿、整合知名品牌手机的外观和功能，从而节省了大量前期研发的费用。虽然其材质和做工要稍逊一筹，但其销售价格往往只有正规产品的几分之一，而且功能繁多、外观新潮，由此得到广大中低端消费者的青睐，行业规模迅速出现爆发式增长。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栏目，曾经以《山寨手机争抢低端市场》为题，对山寨数码产品、山寨文化进行了相关报道。
在上海世博会开幕之前，江苏省省级贫困县阜宁在其县城南的国道和省道交汇处，耗资几百万新建了一座外形酷似中国国家馆的雕塑，相关的新闻报道和图片经多方转载之后，引起广泛的争议。赞成的人认为，此举能够借助世博会的巨大影响力，展示当地建设发展的新形象；反对的人则认为，该雕塑抄袭中国馆的创意，是涉嫌炒作、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由于该雕塑与中国国家馆形似而神不似，进而被广大网友戏称为“山寨中国馆”。从山寨手机到山寨数码相机，从山寨电影到山寨电视剧，从山寨诺贝尔奖到山寨百家讲坛……“山寨之风”吹遍中国，早已由一种单纯的经济行为嬗变为无法回避的社会现象。山寨文化以不凡的姿态对主流文化发起冲击，既有争议，也不乏赞同的声音。
社会学家艾君认为，山寨产品实际上是处在市场培育期的发展中国家，一些有智慧头脑的民间人士为满足那些受消费能力限制而无法满足生活需求的群体对某种产品（包括文化产品）的消费欲望，或者市场存在着的一种固有的产品因为长期没有创新和换代，而通过复制、模仿、学习、借鉴和创新改良的方法而推向市场的一种产品。它具有快速满足平民、适销对路，且具有多功能、低价位的产品特点。“山寨文化”则是指山寨产品从策划、创意到加工制造，以及推向市场过程中，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社会上所形成的一种被社会广泛关注，或者引起争议的文化现象。
广东中山大学的李宗桂教授认为，山寨文化是民间创新力量的表现，山寨文化是对相关行业特别是垄断行业暴利行为的反抗，山寨文化是促进技术创新、发展新型科技的重要力量。在他看来，山寨产品中固然有一些是伪劣产品，但多数是通过借鉴模仿而赋予创意的产品，特别是有的手机产品，往往整合了很多不同优质品牌的长处，再根据草根阶层的需求，增加新的功能，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产品。几乎所有新兴行业，特别是高科技行业和垄断行业，暴利思维已经积久成习。民众在一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暴利现状的情况下，采用“山寨”的方式满足自己的需求，何尝不是对暴利行业的反抗。从模仿到创新，是技术进步、产品创造的必然途径。大量山寨产品的出现，山寨企业之间的竞争，山寨企业和庙堂企业的竞争，这些在客观上促进了各自产品的更新换代，促进了各自从功能到样式的不断创新，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技术创新。李宗桂教授认为，虽然山寨产品容易甚至有的已经侵犯相关企业的知识产权，但只要我们依靠法律和道德的力量，进行有效地监督和管理，相信山寨文化对促进社会进步还是利大于弊的。
笔者认为，应该将山寨文化分为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两方面来讨论其利弊，才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对于山寨文化产品，如山寨版春节晚会、百家讲坛等，有普通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生存基础。对于类似的山寨文化产品，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可以给其一定的存在空间，但不应该被提倡，甚至被吹捧为时尚。如果大家都乐于模仿而不去创造，只会抑制国民的文化创新意识，进而损害民族的创造力。
对于山寨物质产品，如山寨手机，虽然是仿制知名品牌手机的外观和功能，但从技术层面来讲，并无创新可言。山寨手机最为人称道的是眼花缭乱的外观设计和众多功能，即使如此，也不能表明其具备强大的创新能力，因为其中所有的元素和核心技术无一是自己开发的，只不过是抄袭和复制而已。由此可见，山寨物质产品的这种“繁荣”建立在对知识产权的侵犯之上，是不折不扣的违法行为。
在山寨产品盛行的背后，有时还潜藏着“欠发达国家”的历史性积怨——“帝国主义”掠夺了我们上百年，难道就不允许我们掠夺它十几年？但这种强烈的历史性怨恨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困境，恰恰相反，只能把它推入更危险的悬崖边缘。据央视报道，中国的山寨手机年产量超过1.5亿部，这些山寨手机不但涉及外观功能侵权、质量良莠不齐、没有售后服务等问题，亟需规范管理；同时也给国产手机品牌致命一击，除了少数几个以国外市场为主的品牌之外，几乎所有国内品牌手机企业都出现亏损，正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一方面，创新者能够获利的时间越来越短，谁都不太愿意付出更大的成本来追求深层次的创新；另一方面，由于山寨产品的流通领域缺少严格的监管，不断挑战质量底线，最终形成恶性竞争。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就会出现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的心态，从而抑制全社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行为。
复旦大学朱大可教授认为，模仿型产品在民族工业的起步阶段，有缩减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的显著功效，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在崛起之初，都曾经历模仿阶段，但随后就转向了更大规模的自主创新。如果只学习模仿，而不创新创造，就不可能成就今天的日韩。国画大师齐白石曾经告诫弟子：“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李可染、李苦禅等学习恩师书画之中的精髓并加以创新，最终各自成就了大家风范；还有一些弟子终身模仿，到最后仍然默默无闻。“中国制造”在经历改革开放30年之后，如果继续在低档、廉价和劣质的层级徘徊，仍然满足于那些没有独立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的大规模仿造，必将跌入全球经济链条的最底端，此后果当引以为戒。
山寨文化对青少年创新能力培养的不利影响
崇尚科学技术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民族，而科学的本质就在于创新。在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决定因素。江泽民同志在1995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
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不能诞生一批创新能力领先世界的企业，把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就不算是真正的经济强国。正如主要依靠代工而成为世界500强的富士康公司，仅深圳一家工厂就有员工超过20万人，年销售额达到数千亿元人民币，然而其销售利润却相对微薄。以代加工苹果公司的iPhone4为例，市场售价近600美元一部，除去所有零部件成本，富士康只能得到7美元左右的酬劳，而苹果公司的利润却超过360美元每部，这就是创新能力和制造能力的巨大差异。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用5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用上百年所走过的历程。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取得重大进展，神舟系列飞船捷报频传，千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开发成功，载人潜水器海上试验顺利完成，集成电路装备、第三代移动通信、超级杂交水稻、转基因抗虫棉等一批重大技术取得突破。我国科学家在诱导多功能干细胞、中国实验快堆、铁基超导、量子通信等基础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大创新成果。但从总体上讲，我国整体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如果我们总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发达国家后面模仿借鉴，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摆脱落后的状况。只有不断提升全民族的创新能力，激励创新行为，我们才能赶超发达国家，实现跨越发展。
何谓创新能力，国内学者对创新能力的理解各不相同，他们对创新能力内涵的阐述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如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创新能力是个体运用一切已知信息，包括已有的知识和经验等，产生某种独特、新颖、有社会或个人价值的产品的能力。它包括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技能等三部分，核心是创新思维。第二种观点认为创新能力表现为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一部分是对已有知识的获取、改组和运用，另一部分是对新思想、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与发明。第三种观点认为创新能力应具备的知识结构包括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工具性知识、方法论知识以及综合性知识五类。
如何培养青少年的创新能力，是一个困扰中国基础教育多年的难题。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讲究中庸之道，两千多年的传承发展，形成中华民族过于求稳趋同、不敢求异冒险的心理特征。我国的青少年从小就被教育要听话，在家要听父母的话，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久而久之，服从和仿效就成了他们做人的基本准则之一，缺乏一种渴望创造的创新意识，缺乏一种大胆质疑的创新思维，从而对青少年创新能力的培养产生不利的影响。
山寨文化是一种以模仿为核心的社会现象，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组装、拼凑、换版、贴牌，俨然正版充斥市场，美其名曰“惠民”。山寨文化以其哗众取宠的宣传手法博取大众欢心，其实最大的获益者是背后的山寨商家。这种蒙蔽大众眼睛、混淆视听、不分真假的文化严重扭曲全社会的道德判断标准。外观和功能都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仿制产品，至今仍在中国市场上随处可见，与其说是彰显山寨文化，不如说是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缺位的莫大讽刺。久而久之，难免会混淆青少年的价值观，让好与坏、真与假、美与丑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
不可否认，部分青少年是具有创新动机的。他们对创新有一定的认识，也希望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产生新思想与新理论。但他们对科学的崇尚意识与参与行为之间却存在着很大反差。一方面他们在认识上追求创新，体现出了比较积极主动的精神状态；而另一方面，他们在行动上却迟迟不能落实，主动作用发挥不够，投身实践的勇气和能力欠缺。山寨文化的泛滥，不但与建设诚信社会的目标格格不入，而且还会引起青少年从众模仿心理，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和创新能力培养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社会发展需要的是真正的创新，而不是原地踏步。创新，一方面来自于人的天性，一方面来自社会环境。从人的天性来说，创新意味着巨大的成本，包括物质成本、时间成本、人力资源成本等，而且还要承担失败的风险。山寨则是投机取巧，成本低，风险小。大多数人都有惰性，都愿意走捷径，青少年也不例外。如果我们的社会成了山寨文化生长繁荣的土壤，那么创新文化就很难生长。如果说一片杂草会耽误一季的收成，那么一种错误的思想则会影响一代人的创新能力培养。
学生时代曾经读过梁启超先生写的《少年中国说》一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的铿锵之声至今振聋发聩，催人警醒。人类的创新能力多么宝贵，它可以让世界面貌焕然一新。培养青少年的创新能力，关系着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教育工作者应该在全社会树立“以发明创新为荣，以模仿山寨为耻”的正确观念，努力形成“激励创新行为、保护创新成果”的社会舆论氛围和法律法规保障，以尽量控制山寨之风的蔓延，消除对青少年创新能力培养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作者单位：江苏射阳中学）
反观国内的信息技术产业，欠缺的正是勇于创新的精神，模仿和抄袭之风盛行。很多IT企业至今仍然靠“代工”甚至模仿别人的产品来维持生存，各种山寨数码产品随处可见。为什么模仿别人的东西被称为山寨呢？山寨文化与山寨产品的流行甚至泛滥，对当代青少年创新能力的培养会产生怎样的不利影响呢？
山寨文化的利与弊
山寨，《辞海》中的解释是，筑有栅栏等防守工事的山庄，后来引申为穷地方或绿林好汉占据的山中营寨。例如，《水浒传》中的水泊梁山，有占山为王、不受政府管辖的隐含意义。最早将山寨概念引入商品生产流通领域的是20世纪70年代经济开始腾飞的香港，许多制造轻工产品的家庭式作坊因其简陋的木屋沿山坡构筑，被港人戏称为“山寨工厂”，其生产的产品则被讥称为“山寨货”，这里的山寨已被引申为“不正规”或“便宜”。同时，由于“山寨工厂”生产的“山寨货”多为仿制和便宜的产品，故“山寨”又引申为“模仿”、“冒牌”。与香港毗邻的深圳，最早出现了大陆的山寨手机风潮，主要表现形式为通过小作坊起步，快速模仿、整合知名品牌手机的外观和功能，从而节省了大量前期研发的费用。虽然其材质和做工要稍逊一筹，但其销售价格往往只有正规产品的几分之一，而且功能繁多、外观新潮，由此得到广大中低端消费者的青睐，行业规模迅速出现爆发式增长。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栏目，曾经以《山寨手机争抢低端市场》为题，对山寨数码产品、山寨文化进行了相关报道。
在上海世博会开幕之前，江苏省省级贫困县阜宁在其县城南的国道和省道交汇处，耗资几百万新建了一座外形酷似中国国家馆的雕塑，相关的新闻报道和图片经多方转载之后，引起广泛的争议。赞成的人认为，此举能够借助世博会的巨大影响力，展示当地建设发展的新形象；反对的人则认为，该雕塑抄袭中国馆的创意，是涉嫌炒作、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由于该雕塑与中国国家馆形似而神不似，进而被广大网友戏称为“山寨中国馆”。从山寨手机到山寨数码相机，从山寨电影到山寨电视剧，从山寨诺贝尔奖到山寨百家讲坛……“山寨之风”吹遍中国，早已由一种单纯的经济行为嬗变为无法回避的社会现象。山寨文化以不凡的姿态对主流文化发起冲击，既有争议，也不乏赞同的声音。
社会学家艾君认为，山寨产品实际上是处在市场培育期的发展中国家，一些有智慧头脑的民间人士为满足那些受消费能力限制而无法满足生活需求的群体对某种产品（包括文化产品）的消费欲望，或者市场存在着的一种固有的产品因为长期没有创新和换代，而通过复制、模仿、学习、借鉴和创新改良的方法而推向市场的一种产品。它具有快速满足平民、适销对路，且具有多功能、低价位的产品特点。“山寨文化”则是指山寨产品从策划、创意到加工制造，以及推向市场过程中，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社会上所形成的一种被社会广泛关注，或者引起争议的文化现象。
广东中山大学的李宗桂教授认为，山寨文化是民间创新力量的表现，山寨文化是对相关行业特别是垄断行业暴利行为的反抗，山寨文化是促进技术创新、发展新型科技的重要力量。在他看来，山寨产品中固然有一些是伪劣产品，但多数是通过借鉴模仿而赋予创意的产品，特别是有的手机产品，往往整合了很多不同优质品牌的长处，再根据草根阶层的需求，增加新的功能，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产品。几乎所有新兴行业，特别是高科技行业和垄断行业，暴利思维已经积久成习。民众在一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暴利现状的情况下，采用“山寨”的方式满足自己的需求，何尝不是对暴利行业的反抗。从模仿到创新，是技术进步、产品创造的必然途径。大量山寨产品的出现，山寨企业之间的竞争，山寨企业和庙堂企业的竞争，这些在客观上促进了各自产品的更新换代，促进了各自从功能到样式的不断创新，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技术创新。李宗桂教授认为，虽然山寨产品容易甚至有的已经侵犯相关企业的知识产权，但只要我们依靠法律和道德的力量，进行有效地监督和管理，相信山寨文化对促进社会进步还是利大于弊的。
笔者认为，应该将山寨文化分为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两方面来讨论其利弊，才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对于山寨文化产品，如山寨版春节晚会、百家讲坛等，有普通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生存基础。对于类似的山寨文化产品，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可以给其一定的存在空间，但不应该被提倡，甚至被吹捧为时尚。如果大家都乐于模仿而不去创造，只会抑制国民的文化创新意识，进而损害民族的创造力。
对于山寨物质产品，如山寨手机，虽然是仿制知名品牌手机的外观和功能，但从技术层面来讲，并无创新可言。山寨手机最为人称道的是眼花缭乱的外观设计和众多功能，即使如此，也不能表明其具备强大的创新能力，因为其中所有的元素和核心技术无一是自己开发的，只不过是抄袭和复制而已。由此可见，山寨物质产品的这种“繁荣”建立在对知识产权的侵犯之上，是不折不扣的违法行为。
在山寨产品盛行的背后，有时还潜藏着“欠发达国家”的历史性积怨——“帝国主义”掠夺了我们上百年，难道就不允许我们掠夺它十几年？但这种强烈的历史性怨恨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困境，恰恰相反，只能把它推入更危险的悬崖边缘。据央视报道，中国的山寨手机年产量超过1.5亿部，这些山寨手机不但涉及外观功能侵权、质量良莠不齐、没有售后服务等问题，亟需规范管理；同时也给国产手机品牌致命一击，除了少数几个以国外市场为主的品牌之外，几乎所有国内品牌手机企业都出现亏损，正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一方面，创新者能够获利的时间越来越短，谁都不太愿意付出更大的成本来追求深层次的创新；另一方面，由于山寨产品的流通领域缺少严格的监管，不断挑战质量底线，最终形成恶性竞争。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就会出现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的心态，从而抑制全社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行为。
复旦大学朱大可教授认为，模仿型产品在民族工业的起步阶段，有缩减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的显著功效，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在崛起之初，都曾经历模仿阶段，但随后就转向了更大规模的自主创新。如果只学习模仿，而不创新创造，就不可能成就今天的日韩。国画大师齐白石曾经告诫弟子：“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李可染、李苦禅等学习恩师书画之中的精髓并加以创新，最终各自成就了大家风范；还有一些弟子终身模仿，到最后仍然默默无闻。“中国制造”在经历改革开放30年之后，如果继续在低档、廉价和劣质的层级徘徊，仍然满足于那些没有独立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的大规模仿造，必将跌入全球经济链条的最底端，此后果当引以为戒。
山寨文化对青少年创新能力培养的不利影响
崇尚科学技术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民族，而科学的本质就在于创新。在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决定因素。江泽民同志在1995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
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不能诞生一批创新能力领先世界的企业，把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就不算是真正的经济强国。正如主要依靠代工而成为世界500强的富士康公司，仅深圳一家工厂就有员工超过20万人，年销售额达到数千亿元人民币，然而其销售利润却相对微薄。以代加工苹果公司的iPhone4为例，市场售价近600美元一部，除去所有零部件成本，富士康只能得到7美元左右的酬劳，而苹果公司的利润却超过360美元每部，这就是创新能力和制造能力的巨大差异。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用5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用上百年所走过的历程。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取得重大进展，神舟系列飞船捷报频传，千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开发成功，载人潜水器海上试验顺利完成，集成电路装备、第三代移动通信、超级杂交水稻、转基因抗虫棉等一批重大技术取得突破。我国科学家在诱导多功能干细胞、中国实验快堆、铁基超导、量子通信等基础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大创新成果。但从总体上讲，我国整体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如果我们总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发达国家后面模仿借鉴，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摆脱落后的状况。只有不断提升全民族的创新能力，激励创新行为，我们才能赶超发达国家，实现跨越发展。
何谓创新能力，国内学者对创新能力的理解各不相同，他们对创新能力内涵的阐述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如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创新能力是个体运用一切已知信息，包括已有的知识和经验等，产生某种独特、新颖、有社会或个人价值的产品的能力。它包括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技能等三部分，核心是创新思维。第二种观点认为创新能力表现为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一部分是对已有知识的获取、改组和运用，另一部分是对新思想、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与发明。第三种观点认为创新能力应具备的知识结构包括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工具性知识、方法论知识以及综合性知识五类。
如何培养青少年的创新能力，是一个困扰中国基础教育多年的难题。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讲究中庸之道，两千多年的传承发展，形成中华民族过于求稳趋同、不敢求异冒险的心理特征。我国的青少年从小就被教育要听话，在家要听父母的话，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久而久之，服从和仿效就成了他们做人的基本准则之一，缺乏一种渴望创造的创新意识，缺乏一种大胆质疑的创新思维，从而对青少年创新能力的培养产生不利的影响。
山寨文化是一种以模仿为核心的社会现象，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组装、拼凑、换版、贴牌，俨然正版充斥市场，美其名曰“惠民”。山寨文化以其哗众取宠的宣传手法博取大众欢心，其实最大的获益者是背后的山寨商家。这种蒙蔽大众眼睛、混淆视听、不分真假的文化严重扭曲全社会的道德判断标准。外观和功能都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仿制产品，至今仍在中国市场上随处可见，与其说是彰显山寨文化，不如说是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缺位的莫大讽刺。久而久之，难免会混淆青少年的价值观，让好与坏、真与假、美与丑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
不可否认，部分青少年是具有创新动机的。他们对创新有一定的认识，也希望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产生新思想与新理论。但他们对科学的崇尚意识与参与行为之间却存在着很大反差。一方面他们在认识上追求创新，体现出了比较积极主动的精神状态；而另一方面，他们在行动上却迟迟不能落实，主动作用发挥不够，投身实践的勇气和能力欠缺。山寨文化的泛滥，不但与建设诚信社会的目标格格不入，而且还会引起青少年从众模仿心理，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和创新能力培养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社会发展需要的是真正的创新，而不是原地踏步。创新，一方面来自于人的天性，一方面来自社会环境。从人的天性来说，创新意味着巨大的成本，包括物质成本、时间成本、人力资源成本等，而且还要承担失败的风险。山寨则是投机取巧，成本低，风险小。大多数人都有惰性，都愿意走捷径，青少年也不例外。如果我们的社会成了山寨文化生长繁荣的土壤，那么创新文化就很难生长。如果说一片杂草会耽误一季的收成，那么一种错误的思想则会影响一代人的创新能力培养。
学生时代曾经读过梁启超先生写的《少年中国说》一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的铿锵之声至今振聋发聩，催人警醒。人类的创新能力多么宝贵，它可以让世界面貌焕然一新。培养青少年的创新能力，关系着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教育工作者应该在全社会树立“以发明创新为荣，以模仿山寨为耻”的正确观念，努力形成“激励创新行为、保护创新成果”的社会舆论氛围和法律法规保障，以尽量控制山寨之风的蔓延，消除对青少年创新能力培养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作者单位：江苏射阳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