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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学与帖学对于书法学习者来说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本文先从理论上梳理了碑学、帖学的源流，阐释了碑学、帖学各自的定义及特点，又在书法实践中着重介绍了碑帖融合的实践者赵之谦，并给出在当今书法实践中对待碑学与帖学的态度与启示。
一、碑学、帖学理论源流
清代碑派书法理论家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把书法分为南北两派：“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南派由钟繇、卫瓘、王羲之、献之……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南北书法各有千秋，“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他在《北碑南帖论》里论述了“帖”定义及碑帖各自的特点，“帖者，始于卷帛之署书，后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今《阁帖》如钟、王、郗、谢诸书，皆帖也，非碑也”，“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自此，人们正式把碑版石刻和历代法帖作为中国书法的两个组成部分来相提并论，标志着碑派书法理论的出现。
接着，清代书法家包世臣在他的著作《艺舟双楫》中鼓吹碑学，尊碑、卑唐，掀起了清代中后期书风的大变革。
后来，清代书法家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标榜碑学，他在包世臣的基础上谈论了“尊碑卑唐”的原因，即魏晋法帖经多次翻刻已非原来面目、馆阁体书风去古意甚远、魏碑有十美。此外，他批判了阮元、包世臣南北分派的观点，认为“书法可分派，南北不可分派”，并举出了南方的《谷朗碑》《葛军府碑》《瘗鹤铭》和北方的《郑文公碑》《石门铭》《龙藏寺碑》都是体兼南北的作品。书法风格没有绝对的南北之分。
清代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在《书概》中辩证地论述了他关于碑与帖的精辟见解，他认为“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然北自有北之韵，南自有南之骨也”“南书温雅，北书雄健”。就是说，北碑中不仅有人们都能很容易看到的雄健，也有文雅，南帖中不仅有人们容易看到的文雅，也有雄健。所以，不能简单地、绝对化地把北碑和南帖分别看成是雄健和文雅的代名词。“书要有金石气，有书卷气，有天风海涛，高山深林之气。”他认为理想的书风应该是“阳刚”与“阴柔”的结合，即碑帖兼容。
阮元提出的北碑、南帖实际上是几个问题杂糅在一起的，即南北方书法风格的差异问题、刚与柔风格差异问题、碑刻文字与简札文字的功用的差异问题。他误把这三个问题简化为一个“北碑”“南帖”作为雄健和温雅代名词的碑学与帖学的问题。由此可见，阮元、包世臣的观点有失偏颇。康有为、刘熙载都不同程度地看到了阮元观点的偏颇，而刘熙载认识更加有见地。
二、碑学与帖学的定义、特点
纵观书法史，人们可以看到碑学帖学的起源和发展，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书家有的推崇帖学，有的推崇碑版，有的主张碑帖兼容，他们看法各异，甚至针锋相对。而碑与帖的关系问题对于一个书法学习者来说是关乎取法的重要问题。所以，理清这个问题很有必要。
碑学的产生，源于宋代大量出土的地下文物，研究金石（金指青铜器，石指刻石和碑刻）的学科逐渐建立起来，形成“金石学”，并出现了像欧阳修、赵明诚等金石学大家。他们的金石学著作分别有《集古录》《金石录》。清代，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碑派书法理论家出现，正式有了碑学的概念，当时的碑学主要指重视汉魏南北朝碑版石刻的书法史观、审美理论以及主要以碑刻为取法对象的创作风气。金石的特点是除了原本的书写以外，又经过了刀锋的二次加工，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细节不太清晰，字的轮廓整體性较强，比起墨迹加入了一些新的东西，显得更加古朴、雄壮、厚重，有阳刚之气。
帖学兴起于宋代，992年，宋太宗赵光义命令王著摹刻《淳化阁帖》，其中包含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帝王、臣子和著名书法家等103人的420篇作品。之后，历代对《淳化阁帖》多有重刻、翻刻，形成了不同的版本，对这些版本的研究被称为帖学。
宋元以来，帖学的含义不断扩大，最后泛指一切学习古代书法墨迹的一个系统，其中主要以“二王”及属于“二王”系统的唐宋诸大家为学习对象，多以手札为主。手札是日常书写的反映，特点是细节生动传神，更具有人的气息，是书家的第一手资料，没有经过刀锋的二次加工。
三、碑学、帖学在书法实践中的探索与启示
（一）书法实践中对于碑学与帖学的态度
碑学与帖学对于书法学习者都是很重要的营养来源。历史上，有的书家只重帖学，有的书家只重视碑学，观点甚至针锋相对。笔者认为，这些看法都是有问题的，不能只偏重任意一边。所以，笔者赞同刘熙载的“碑帖兼容”观点。如果过于偏重碑学，则显得刻意、做作。对于书法学习者而言，不存在碑更好或者帖更好的问题，它们只是两种学习素材，在历史中推动了书法的发展。它们处于彼此共生、相互促进的状态。元明清的书家大多学习碑刻，其墨迹又拓成碑刻，供大家学习。所以，碑与帖的关系如同盐掺在水里一样，是不能单拎出来的。
（二）碑帖兼容的探索——赵之谦的北碑书
历史上有一些在书法实践上探索碑帖兼容的书家，其中的典型代表人物就是赵之谦。
赵之谦，字撝叔，号悲庵。早年，其楷书、行书取法颜真卿，而篆书、隶书师法邓石如，后来，他接受北碑理论，专攻北碑。他用北碑法写篆隶，起收笔多侧锋，形态生动，大大丰富了篆隶的艺术表现力，并将汉隶与颜体相融通，外秀内遒，雅中含朴。同时，又用北碑法化生行书，书风古朴飘逸，独树一帜。其北碑书历来争议不断。例如，康有为对其颇有微词：“撝叔学北碑，亦自成家，但气体靡弱。今天下多北碑，而尽为靡靡之音，则撝叔之罪也。”这是康有为对赵之谦北碑书的评价。康有为认为，赵之谦的北碑书把北碑的雄强有力特点挥洒殆尽。笔者认为，赵之谦的北碑书确实不如前人那么有阳刚之气。但它把北碑写得温雅而不失遒丽，能够把碑帖较好地融合，已属不易。康有为的言论也有偏颇。无论如何，赵之谦是较为成功的碑帖融合的探索者，他的北碑书开一代新风，为清末书风的转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也是他对中国书法最大的贡献。
（三）对书法学习者的一些启示
对于书法学习者而言，实际上并没有学碑比学帖好或者学帖比学碑好这样的情况，因为执死法者损天机，学碑或学帖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真实的情况是，碑与帖的选用取决于学习者当前的书法技艺进展情况，即当前书法学习者手上的惯性是什么、有哪些问题需要平衡或者处理。所以，碑帖选择和取舍的着眼点在于学习者本身，而不在于学碑或者学帖到底哪个好。
针对碑与帖的营养，人们可以做一个简单分类。对于碑刻，重点取用它的整体概括性、字形结构、线条的稳定性、字型轮廓及字间和行间的空间关系。启功在《论书绝句》中有云：“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这是说人们要透过刀锋去体察其背后用笔规律。从审美来看，主要感受和表现金石气，即偏“质”（质朴）的方面，这也是历代书论家所讲的“古意”的来源。
对于法帖墨迹，人们要重点学习用笔、细节、精度与丰富程度的提升、时间、速度、节奏、神采等问题，即能做到姜白石所讲的“观之若挥运之时”。从审美来看，主要感受和表现流丽的特点，即偏“文”（装饰）的方面。两者的平衡就是“文质彬彬”。
碑帖的学习是有次第的。首先，用碑刻建立整体概括的结构感觉，再进入墨迹的学习，去理解微妙的细节，先实后虚，而后虚实相生。总之，最终要达到苏轼所说的“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
（青海民族大学艺术学院）
作者简介：董月（1992—），女，山西阳泉人，硕士，研究方向：书法。
一、碑学、帖学理论源流
清代碑派书法理论家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把书法分为南北两派：“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南派由钟繇、卫瓘、王羲之、献之……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南北书法各有千秋，“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他在《北碑南帖论》里论述了“帖”定义及碑帖各自的特点，“帖者，始于卷帛之署书，后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今《阁帖》如钟、王、郗、谢诸书，皆帖也，非碑也”，“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自此，人们正式把碑版石刻和历代法帖作为中国书法的两个组成部分来相提并论，标志着碑派书法理论的出现。
接着，清代书法家包世臣在他的著作《艺舟双楫》中鼓吹碑学，尊碑、卑唐，掀起了清代中后期书风的大变革。
后来，清代书法家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标榜碑学，他在包世臣的基础上谈论了“尊碑卑唐”的原因，即魏晋法帖经多次翻刻已非原来面目、馆阁体书风去古意甚远、魏碑有十美。此外，他批判了阮元、包世臣南北分派的观点，认为“书法可分派，南北不可分派”，并举出了南方的《谷朗碑》《葛军府碑》《瘗鹤铭》和北方的《郑文公碑》《石门铭》《龙藏寺碑》都是体兼南北的作品。书法风格没有绝对的南北之分。
清代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在《书概》中辩证地论述了他关于碑与帖的精辟见解，他认为“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然北自有北之韵，南自有南之骨也”“南书温雅，北书雄健”。就是说，北碑中不仅有人们都能很容易看到的雄健，也有文雅，南帖中不仅有人们容易看到的文雅，也有雄健。所以，不能简单地、绝对化地把北碑和南帖分别看成是雄健和文雅的代名词。“书要有金石气，有书卷气，有天风海涛，高山深林之气。”他认为理想的书风应该是“阳刚”与“阴柔”的结合，即碑帖兼容。
阮元提出的北碑、南帖实际上是几个问题杂糅在一起的，即南北方书法风格的差异问题、刚与柔风格差异问题、碑刻文字与简札文字的功用的差异问题。他误把这三个问题简化为一个“北碑”“南帖”作为雄健和温雅代名词的碑学与帖学的问题。由此可见，阮元、包世臣的观点有失偏颇。康有为、刘熙载都不同程度地看到了阮元观点的偏颇，而刘熙载认识更加有见地。
二、碑学与帖学的定义、特点
纵观书法史，人们可以看到碑学帖学的起源和发展，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书家有的推崇帖学，有的推崇碑版，有的主张碑帖兼容，他们看法各异，甚至针锋相对。而碑与帖的关系问题对于一个书法学习者来说是关乎取法的重要问题。所以，理清这个问题很有必要。
碑学的产生，源于宋代大量出土的地下文物，研究金石（金指青铜器，石指刻石和碑刻）的学科逐渐建立起来，形成“金石学”，并出现了像欧阳修、赵明诚等金石学大家。他们的金石学著作分别有《集古录》《金石录》。清代，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碑派书法理论家出现，正式有了碑学的概念，当时的碑学主要指重视汉魏南北朝碑版石刻的书法史观、审美理论以及主要以碑刻为取法对象的创作风气。金石的特点是除了原本的书写以外，又经过了刀锋的二次加工，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细节不太清晰，字的轮廓整體性较强，比起墨迹加入了一些新的东西，显得更加古朴、雄壮、厚重，有阳刚之气。
帖学兴起于宋代，992年，宋太宗赵光义命令王著摹刻《淳化阁帖》，其中包含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帝王、臣子和著名书法家等103人的420篇作品。之后，历代对《淳化阁帖》多有重刻、翻刻，形成了不同的版本，对这些版本的研究被称为帖学。
宋元以来，帖学的含义不断扩大，最后泛指一切学习古代书法墨迹的一个系统，其中主要以“二王”及属于“二王”系统的唐宋诸大家为学习对象，多以手札为主。手札是日常书写的反映，特点是细节生动传神，更具有人的气息，是书家的第一手资料，没有经过刀锋的二次加工。
三、碑学、帖学在书法实践中的探索与启示
（一）书法实践中对于碑学与帖学的态度
碑学与帖学对于书法学习者都是很重要的营养来源。历史上，有的书家只重帖学，有的书家只重视碑学，观点甚至针锋相对。笔者认为，这些看法都是有问题的，不能只偏重任意一边。所以，笔者赞同刘熙载的“碑帖兼容”观点。如果过于偏重碑学，则显得刻意、做作。对于书法学习者而言，不存在碑更好或者帖更好的问题，它们只是两种学习素材，在历史中推动了书法的发展。它们处于彼此共生、相互促进的状态。元明清的书家大多学习碑刻，其墨迹又拓成碑刻，供大家学习。所以，碑与帖的关系如同盐掺在水里一样，是不能单拎出来的。
（二）碑帖兼容的探索——赵之谦的北碑书
历史上有一些在书法实践上探索碑帖兼容的书家，其中的典型代表人物就是赵之谦。
赵之谦，字撝叔，号悲庵。早年，其楷书、行书取法颜真卿，而篆书、隶书师法邓石如，后来，他接受北碑理论，专攻北碑。他用北碑法写篆隶，起收笔多侧锋，形态生动，大大丰富了篆隶的艺术表现力，并将汉隶与颜体相融通，外秀内遒，雅中含朴。同时，又用北碑法化生行书，书风古朴飘逸，独树一帜。其北碑书历来争议不断。例如，康有为对其颇有微词：“撝叔学北碑，亦自成家，但气体靡弱。今天下多北碑，而尽为靡靡之音，则撝叔之罪也。”这是康有为对赵之谦北碑书的评价。康有为认为，赵之谦的北碑书把北碑的雄强有力特点挥洒殆尽。笔者认为，赵之谦的北碑书确实不如前人那么有阳刚之气。但它把北碑写得温雅而不失遒丽，能够把碑帖较好地融合，已属不易。康有为的言论也有偏颇。无论如何，赵之谦是较为成功的碑帖融合的探索者，他的北碑书开一代新风，为清末书风的转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也是他对中国书法最大的贡献。
（三）对书法学习者的一些启示
对于书法学习者而言，实际上并没有学碑比学帖好或者学帖比学碑好这样的情况，因为执死法者损天机，学碑或学帖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真实的情况是，碑与帖的选用取决于学习者当前的书法技艺进展情况，即当前书法学习者手上的惯性是什么、有哪些问题需要平衡或者处理。所以，碑帖选择和取舍的着眼点在于学习者本身，而不在于学碑或者学帖到底哪个好。
针对碑与帖的营养，人们可以做一个简单分类。对于碑刻，重点取用它的整体概括性、字形结构、线条的稳定性、字型轮廓及字间和行间的空间关系。启功在《论书绝句》中有云：“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这是说人们要透过刀锋去体察其背后用笔规律。从审美来看，主要感受和表现金石气，即偏“质”（质朴）的方面，这也是历代书论家所讲的“古意”的来源。
对于法帖墨迹，人们要重点学习用笔、细节、精度与丰富程度的提升、时间、速度、节奏、神采等问题，即能做到姜白石所讲的“观之若挥运之时”。从审美来看，主要感受和表现流丽的特点，即偏“文”（装饰）的方面。两者的平衡就是“文质彬彬”。
碑帖的学习是有次第的。首先，用碑刻建立整体概括的结构感觉，再进入墨迹的学习，去理解微妙的细节，先实后虚，而后虚实相生。总之，最终要达到苏轼所说的“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
（青海民族大学艺术学院）
作者简介：董月（1992—），女，山西阳泉人，硕士，研究方向：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