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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死亡”是文学作品中的永恒话题,它作为时代悲剧的结语,蕴蓄着生命的奥秘与独特的文学价值。中国现代文学对“死亡”的审美表达,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存在主义等不同侧面诠释了“死亡”主题的文学史意义,为中国现代小说中“死亡”叙事的审美展现开拓了广阔的艺术空间。文学文本以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与阐释完成了本质的超越和审美的认同。
关键词:现代小说 死亡主题 生命意识 悲剧 生存与死亡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现代小说的研究中,“死亡”主题构筑了独特的话语模式。对“死亡”主题的阐释,以“生存”的对象性维度形成了对生命本质的超越,又在具体的梳理与阐析中实现了对“美”的生存价值与意义的认同。生存与死亡的悖论构筑了“死亡”的主题序列,也诠释了生命本体的悲剧意识。
一 徘徊在地狱上空的文学“祭品”
“死亡”是时代悲剧的结语。在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以“死亡”主题构筑了由“人”到“祭品”的生命角色转换。中国现代小说以独特的视角展示了生存主体不同的死亡样态:第一,文本展现了生存困境的无奈之死。中国的现代文学发端于一个缔造悲剧的时代,人的“生存”陷于一个又一个无奈的困境,身陷囹圄又无法逃离的他们是一群在困境中挣扎的小人物:他们为生计而疲于奔命,他们为失落而苦闷彷徨,他们也在伦理的压迫下一步步走向精神的幻灭……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死亡”诠释了生命的多元终结。小说《寒夜》中的“主人公”汪文宣,《呼兰河传》中一群无力的 “挣扎者”,都逃脱不了这个“死亡”的悲剧宿命;第二,文本展现了被打入“另册”的女性之死。从现代小说众多的文本叙事中可以发现,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死亡主角是以女性居多的,女性构筑了现代小说死亡叙事的主群落模式。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子君”、“祥林嫂”、“莎菲”、“鸣凤”、“梅表姐”、“瑞珏”、“曹七巧”等一系列形象无疑不是“女性”生命的悲剧。应该说,现代小说中的“女性”往往在出现伊始就被戴上了悲剧的枷锁,她们所付出的是血泪和生命的代价,表现的是对传统“伦理视域”精神压迫的审美抗辩,同时这也从另一个层面凸现了她们对于“男权中心”世界的激烈反抗与批判的文化意愿;第三,表现为“零余者”的精神之死。死亡叙事的规则具有普泛意义,“多余的人总是要死的”。“零余者”形象本身就是一群“多余的人”,在文本的叙述中,他们忧郁、孤独、颓废、感伤、苦闷、无助,充满了世纪末的悲哀情调,寻求个性解放却又得不到实现,最终在社会的重压下走向精神“死亡”的悲剧。“零余者”的“死亡”表达不仅仅是肉体意义上的,更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他们在生存中更加努力地探寻人性的本质,应该说,他们的死亡是一种精神之死,也是一种灵魂之死。郁达夫在小说《沉沦》中大胆刻画了“零余者”的形象,展现了“多余的人”在“死亡”主题之下的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第四,表现为时代勇士的复仇之死。作为时代的复仇者,他们是一群欢唱的“勇士”,以复仇之死作为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的诠释。鲁迅的文学创作在这方面具有典范意义,在血雨腥风中铸就的生存经验,使鲁迅对“死亡”产生了一种偏执的钟爱,他以命运多舛的人生经历书写对死亡的真切体验,又以独特的审美观照视野展现了其对愚弱国民性的鞭挞与痛斥。其笔下的“黑衣人”和“眉间尺”,为爱而做出生命抗辩的“子君”,为革命而献身的“夏瑜”……都以向死而生的勇气谱写了一首首“英雄”的鸣曲。而对于“死亡”的关注也成为鲁迅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亮点与文学创作的精髓。可以说,其“死亡”主题的人物形象序列展示了他对“人性”的终极思考,也表达了他对庸常现实和时代弊端的深深拷问。
二 不同象域的悲剧与死亡文本的艺术表述
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存在主义等艺术手段对“死亡”主题的阐释,成为“死亡”文本叙事的主要途径。从“死亡”情节入手,以“死亡”文本为观照对象所进行的艺术表述,形成了生命悲剧的展演以及死亡情态的剖析。“死亡”不仅仅是情节的手段,更是文本叙事的真正分量。
第一,“现实”的控诉演绎了人生的死亡代价。在现实世界里,死亡的代价是惊人的。人物的死亡、家庭的毁灭、社会的悲剧,这种种生存困境的现实使人对时代产生了深深的绝望,于是在文本的叙事中以一种抗争的语式点燃着“复仇的火焰”,这也是创作主体一种清醒而深刻的现实主义叙事态度。作品中人物的“死亡”,无疑是对现实的控诉,也是生命视野中最昂贵的代价。现代主义小说的奠基人鲁迅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打造了一系列“死亡”的经典情节,《阿Q正传》、《祝福》、《孔乙己》、《伤逝》无一不是以死亡结束故事的。巴金的小说《寒夜》则展示了生存现实的“绝望”,解脱的死也成为普通人在生存困境中得以“存生”的有效方式。
第二,浪漫的“复归”抒发了创作主体的死亡理想。浪漫主义是西方文化的“舶来品”,即“复归过去”和“回到自然”。在中国文学受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的前提下,中国文化传统和作家的写作的情态以“死亡”来进行全新的价值判断。综观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中浪漫主义的表征,这一规则首先表现为“主观性抒情”和“个性化色彩”的浪漫叙事理想。郁达夫以“死亡”追求“返归自然”而成为浪漫主义风格的精神支柱。《银灰色的死》、《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等作品展现了其“复归自然”的文学理想。小说在“沉默中灭亡”的悲剧,成为“五四”时期浪漫青年的社会归宿,他们将个体的死亡推及到整个社会的死亡,具有时代意义。浪漫主义将“死亡”定义为理想境界里的“复归”,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欲求和回归,更是一种唯美自然的叙事格调。
第三,现代性的“逃离”幻化出灵肉分离的死亡意象。中国现代小说以现代主义独特的语式营造了一种“死亡”意象,是在“生存精神”的“逃离”下对“死亡”意识的一种“建构”,人的“生存”走向了精神的“死亡”,仅剩下“生命的驱壳”。《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就是这个生存悲剧的“死亡”主角,黄金枷锁下的一个可怖凶险的黄金幽灵,演绎了一场精神之死的悲剧。这个“黄金的光圈”笼罩着两性的关系和婚姻的形式,瓦解着温柔谦恭的东方伦理气氛,扭曲了蠢蠢欲动的人的本能性欲,道貌岸然的义利之辨化作了价值颠倒的人生把戏。张爱玲小说将叙述视角转入对精神生存的关注,这也是创作主体进行死亡意象的主题建构的叙事逻辑。
第四,“存在”的焦灼展现了一种生命临界的死亡体验。“人”作为生命的存在,成为时间“绵延”的启示,存在的外在度量与内在节律赋予生命以可能;而面向死亡的存在,却挑起了人对生命的莫名焦虑。小说《海艳》中的“冼美绣”的“死”是无名氏对“非存在之存在”的焦虑性状的揭示,而其笔下“印蒂”的出走,以及“印蒂”永不停息的人生“寻找”,更展现出一种莫名的骚动和自觉的“决断”意识,而这一层面下的“死亡”主题的展示也使时间的紧迫感成为生命焦灼的另类表达。时间意识的本质是对生命有限性的体认,从这个意义上说,“死亡”的发生就不可避免;正是生命时间的津梁,“死亡”才完成了向生命存在的跨越,而生命意识被遮蔽的异化状态也使“死亡”的存在与世界的荒诞虚无展露无遗。
三 死亡叙事的“距离”与接受主体的“陌生化”
在“死亡”由生活转入文学的过程中,“死亡”主题的呈现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一方面,“死亡”情结的存在增加了文学表现的感染力与艺术效果,另一方面,创作主体将“死亡”作为艺术表现的必要手段引入文学,以方法论的意义克服矛盾,解决情节发展中的紧迫问题,而小说的悲剧力量在“死亡”的映衬下更加浑圆,形成了一种“史诗”的效果。叙述主体对死亡的特别“青睐”,使“死亡”主题已经超越了生活本真的原生事实而达成一种艺术的升华。
在艺术的现实里,死亡的叙事带来一种超脱现实的“距离效果”。生老病死的自然情节构筑了生者与死者之间不可逾越的“距离”,叙述人有意地设置这种“距离”控制,并将背景置于接受主体无法经验的“过去”或“异域”,从而使时间与空间陌生化,接受主体离开了所有的“当前”与“此地”的亲身体验之后,追求“间离”的艺术效果而形成“审美距离”,从而展现了接受主体的“陌生化”效应。应该说,这种“陌生化”的效果直接来源于对“死亡”原始意义的一种敬畏,文学的新奇就在于将并不熟悉、无法知晓以及不可干预的事件纳入到观照的视野并进行艺术的重新组合。应该说,文学中的“死亡”打破了生活,同时也超越了生活。
“死亡”的描摹带来人对生存未知领域的探索,而接受主体也形成了对现世生存的关注。小说中的“死亡”传达了叙述人探询生命本原的写作心经,表现了叙述人艺术构思的大胆想象,同时也建构了文学叙事布局谋篇的必要手段,这也是“死亡”主题进入文学叙事的直接诱因。“死亡”在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悖谬中,完成了其生存的真正意义与价值。而叙述人将自身的生存现实、生存样态投射到作品中,并且在作品中将生命存在的方式做出向度的选择,这是自我心灵写作的真实体现,也是人性生存光辉的真纯折射。
四 生命两极的悖论与审美价值的追问
“生存”与“死亡”是生命的两极,二者以对立统一的层面展示了辨证的“死亡”主题观,同时也以生命悖论的形式完成了对审美价值与意义的追问。“死亡”进入文学的必要性是使“文学”充当了一个转换的媒介,将生命置于一种崭新的临界体验,而生命的主体——“人”也在这一层面下表现出一种“向死亡的生存”。叙述人以“死亡”的悖论回溯生命,建立起对“死亡”的全向性认识:首先,从“生存”与“死亡”的对极叙事中展现了生命的主题变奏,二者表现为“对立模式”和“统一模式”,并以“对象性的纬度”走进了同一性层面,进而形成了相互超越的终极理念。从一定程度上说,死亡和生存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层面:生存是现世的,死亡是后世的;生存是已知的,死亡是未知的;死亡是生存的对极,是一种“另类”的存在;其次,“生存”和“死亡”是人性存在的不同表现形式,二者是统一于生命本质的,又是位置置换的理性思考。可以说,“死亡”是一种生命终结的必然,有了“生命”的“存生”,就必然要走入“死亡”的结局;再次,生存和死亡达到了一种相互超越的境界。这是通过创作主体的生存样态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死亡”主题的创意而实现的。创作主体以文学之笔来营造这种生命超越的境界是现代小说创作中最具革命性征的创作理念。沈从文的小说《边城》营造了一个自然而然的“死亡”的诗化意境,为“生与死”的互相超越做出了一次完满的实践,也诠释了“死亡”作为文学视野的永恒话语的权威力量。
五 结语
在跨学科的研究中,生存与死亡作为哲学关注的焦点被引入文学,是叙事的主题需要。死亡叙事作为文学艺术共同关注的焦点,为文学叙事的主题领域开辟了广阔的艺术空间,它从存生视域向文学观照的转向是审美的体验与尝试。“死亡”是人类思考的源泉与生命的根底,在“死亡”中,我们领会到“生存”的含义,激发了创作的灵感;而与此同时,“死亡”主题的整体观照也缀出世界文学长卷上的朵朵艺术之花。
参考文献:
[1]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 陈晓明:《表意的焦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4] [德]海德格尔,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
[5] 王立:《文人审美心态与中国文学十大主题》,辽海出版社,2003年版。
[6] 王春荣:《意义的阐释与生成——新时期文学主题学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简介:杨艾璐,女,1980—,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文学院2007级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传播学。
关键词:现代小说 死亡主题 生命意识 悲剧 生存与死亡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现代小说的研究中,“死亡”主题构筑了独特的话语模式。对“死亡”主题的阐释,以“生存”的对象性维度形成了对生命本质的超越,又在具体的梳理与阐析中实现了对“美”的生存价值与意义的认同。生存与死亡的悖论构筑了“死亡”的主题序列,也诠释了生命本体的悲剧意识。
一 徘徊在地狱上空的文学“祭品”
“死亡”是时代悲剧的结语。在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以“死亡”主题构筑了由“人”到“祭品”的生命角色转换。中国现代小说以独特的视角展示了生存主体不同的死亡样态:第一,文本展现了生存困境的无奈之死。中国的现代文学发端于一个缔造悲剧的时代,人的“生存”陷于一个又一个无奈的困境,身陷囹圄又无法逃离的他们是一群在困境中挣扎的小人物:他们为生计而疲于奔命,他们为失落而苦闷彷徨,他们也在伦理的压迫下一步步走向精神的幻灭……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死亡”诠释了生命的多元终结。小说《寒夜》中的“主人公”汪文宣,《呼兰河传》中一群无力的 “挣扎者”,都逃脱不了这个“死亡”的悲剧宿命;第二,文本展现了被打入“另册”的女性之死。从现代小说众多的文本叙事中可以发现,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死亡主角是以女性居多的,女性构筑了现代小说死亡叙事的主群落模式。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子君”、“祥林嫂”、“莎菲”、“鸣凤”、“梅表姐”、“瑞珏”、“曹七巧”等一系列形象无疑不是“女性”生命的悲剧。应该说,现代小说中的“女性”往往在出现伊始就被戴上了悲剧的枷锁,她们所付出的是血泪和生命的代价,表现的是对传统“伦理视域”精神压迫的审美抗辩,同时这也从另一个层面凸现了她们对于“男权中心”世界的激烈反抗与批判的文化意愿;第三,表现为“零余者”的精神之死。死亡叙事的规则具有普泛意义,“多余的人总是要死的”。“零余者”形象本身就是一群“多余的人”,在文本的叙述中,他们忧郁、孤独、颓废、感伤、苦闷、无助,充满了世纪末的悲哀情调,寻求个性解放却又得不到实现,最终在社会的重压下走向精神“死亡”的悲剧。“零余者”的“死亡”表达不仅仅是肉体意义上的,更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他们在生存中更加努力地探寻人性的本质,应该说,他们的死亡是一种精神之死,也是一种灵魂之死。郁达夫在小说《沉沦》中大胆刻画了“零余者”的形象,展现了“多余的人”在“死亡”主题之下的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第四,表现为时代勇士的复仇之死。作为时代的复仇者,他们是一群欢唱的“勇士”,以复仇之死作为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的诠释。鲁迅的文学创作在这方面具有典范意义,在血雨腥风中铸就的生存经验,使鲁迅对“死亡”产生了一种偏执的钟爱,他以命运多舛的人生经历书写对死亡的真切体验,又以独特的审美观照视野展现了其对愚弱国民性的鞭挞与痛斥。其笔下的“黑衣人”和“眉间尺”,为爱而做出生命抗辩的“子君”,为革命而献身的“夏瑜”……都以向死而生的勇气谱写了一首首“英雄”的鸣曲。而对于“死亡”的关注也成为鲁迅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亮点与文学创作的精髓。可以说,其“死亡”主题的人物形象序列展示了他对“人性”的终极思考,也表达了他对庸常现实和时代弊端的深深拷问。
二 不同象域的悲剧与死亡文本的艺术表述
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存在主义等艺术手段对“死亡”主题的阐释,成为“死亡”文本叙事的主要途径。从“死亡”情节入手,以“死亡”文本为观照对象所进行的艺术表述,形成了生命悲剧的展演以及死亡情态的剖析。“死亡”不仅仅是情节的手段,更是文本叙事的真正分量。
第一,“现实”的控诉演绎了人生的死亡代价。在现实世界里,死亡的代价是惊人的。人物的死亡、家庭的毁灭、社会的悲剧,这种种生存困境的现实使人对时代产生了深深的绝望,于是在文本的叙事中以一种抗争的语式点燃着“复仇的火焰”,这也是创作主体一种清醒而深刻的现实主义叙事态度。作品中人物的“死亡”,无疑是对现实的控诉,也是生命视野中最昂贵的代价。现代主义小说的奠基人鲁迅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打造了一系列“死亡”的经典情节,《阿Q正传》、《祝福》、《孔乙己》、《伤逝》无一不是以死亡结束故事的。巴金的小说《寒夜》则展示了生存现实的“绝望”,解脱的死也成为普通人在生存困境中得以“存生”的有效方式。
第二,浪漫的“复归”抒发了创作主体的死亡理想。浪漫主义是西方文化的“舶来品”,即“复归过去”和“回到自然”。在中国文学受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的前提下,中国文化传统和作家的写作的情态以“死亡”来进行全新的价值判断。综观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中浪漫主义的表征,这一规则首先表现为“主观性抒情”和“个性化色彩”的浪漫叙事理想。郁达夫以“死亡”追求“返归自然”而成为浪漫主义风格的精神支柱。《银灰色的死》、《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等作品展现了其“复归自然”的文学理想。小说在“沉默中灭亡”的悲剧,成为“五四”时期浪漫青年的社会归宿,他们将个体的死亡推及到整个社会的死亡,具有时代意义。浪漫主义将“死亡”定义为理想境界里的“复归”,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欲求和回归,更是一种唯美自然的叙事格调。
第三,现代性的“逃离”幻化出灵肉分离的死亡意象。中国现代小说以现代主义独特的语式营造了一种“死亡”意象,是在“生存精神”的“逃离”下对“死亡”意识的一种“建构”,人的“生存”走向了精神的“死亡”,仅剩下“生命的驱壳”。《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就是这个生存悲剧的“死亡”主角,黄金枷锁下的一个可怖凶险的黄金幽灵,演绎了一场精神之死的悲剧。这个“黄金的光圈”笼罩着两性的关系和婚姻的形式,瓦解着温柔谦恭的东方伦理气氛,扭曲了蠢蠢欲动的人的本能性欲,道貌岸然的义利之辨化作了价值颠倒的人生把戏。张爱玲小说将叙述视角转入对精神生存的关注,这也是创作主体进行死亡意象的主题建构的叙事逻辑。
第四,“存在”的焦灼展现了一种生命临界的死亡体验。“人”作为生命的存在,成为时间“绵延”的启示,存在的外在度量与内在节律赋予生命以可能;而面向死亡的存在,却挑起了人对生命的莫名焦虑。小说《海艳》中的“冼美绣”的“死”是无名氏对“非存在之存在”的焦虑性状的揭示,而其笔下“印蒂”的出走,以及“印蒂”永不停息的人生“寻找”,更展现出一种莫名的骚动和自觉的“决断”意识,而这一层面下的“死亡”主题的展示也使时间的紧迫感成为生命焦灼的另类表达。时间意识的本质是对生命有限性的体认,从这个意义上说,“死亡”的发生就不可避免;正是生命时间的津梁,“死亡”才完成了向生命存在的跨越,而生命意识被遮蔽的异化状态也使“死亡”的存在与世界的荒诞虚无展露无遗。
三 死亡叙事的“距离”与接受主体的“陌生化”
在“死亡”由生活转入文学的过程中,“死亡”主题的呈现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一方面,“死亡”情结的存在增加了文学表现的感染力与艺术效果,另一方面,创作主体将“死亡”作为艺术表现的必要手段引入文学,以方法论的意义克服矛盾,解决情节发展中的紧迫问题,而小说的悲剧力量在“死亡”的映衬下更加浑圆,形成了一种“史诗”的效果。叙述主体对死亡的特别“青睐”,使“死亡”主题已经超越了生活本真的原生事实而达成一种艺术的升华。
在艺术的现实里,死亡的叙事带来一种超脱现实的“距离效果”。生老病死的自然情节构筑了生者与死者之间不可逾越的“距离”,叙述人有意地设置这种“距离”控制,并将背景置于接受主体无法经验的“过去”或“异域”,从而使时间与空间陌生化,接受主体离开了所有的“当前”与“此地”的亲身体验之后,追求“间离”的艺术效果而形成“审美距离”,从而展现了接受主体的“陌生化”效应。应该说,这种“陌生化”的效果直接来源于对“死亡”原始意义的一种敬畏,文学的新奇就在于将并不熟悉、无法知晓以及不可干预的事件纳入到观照的视野并进行艺术的重新组合。应该说,文学中的“死亡”打破了生活,同时也超越了生活。
“死亡”的描摹带来人对生存未知领域的探索,而接受主体也形成了对现世生存的关注。小说中的“死亡”传达了叙述人探询生命本原的写作心经,表现了叙述人艺术构思的大胆想象,同时也建构了文学叙事布局谋篇的必要手段,这也是“死亡”主题进入文学叙事的直接诱因。“死亡”在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悖谬中,完成了其生存的真正意义与价值。而叙述人将自身的生存现实、生存样态投射到作品中,并且在作品中将生命存在的方式做出向度的选择,这是自我心灵写作的真实体现,也是人性生存光辉的真纯折射。
四 生命两极的悖论与审美价值的追问
“生存”与“死亡”是生命的两极,二者以对立统一的层面展示了辨证的“死亡”主题观,同时也以生命悖论的形式完成了对审美价值与意义的追问。“死亡”进入文学的必要性是使“文学”充当了一个转换的媒介,将生命置于一种崭新的临界体验,而生命的主体——“人”也在这一层面下表现出一种“向死亡的生存”。叙述人以“死亡”的悖论回溯生命,建立起对“死亡”的全向性认识:首先,从“生存”与“死亡”的对极叙事中展现了生命的主题变奏,二者表现为“对立模式”和“统一模式”,并以“对象性的纬度”走进了同一性层面,进而形成了相互超越的终极理念。从一定程度上说,死亡和生存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层面:生存是现世的,死亡是后世的;生存是已知的,死亡是未知的;死亡是生存的对极,是一种“另类”的存在;其次,“生存”和“死亡”是人性存在的不同表现形式,二者是统一于生命本质的,又是位置置换的理性思考。可以说,“死亡”是一种生命终结的必然,有了“生命”的“存生”,就必然要走入“死亡”的结局;再次,生存和死亡达到了一种相互超越的境界。这是通过创作主体的生存样态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死亡”主题的创意而实现的。创作主体以文学之笔来营造这种生命超越的境界是现代小说创作中最具革命性征的创作理念。沈从文的小说《边城》营造了一个自然而然的“死亡”的诗化意境,为“生与死”的互相超越做出了一次完满的实践,也诠释了“死亡”作为文学视野的永恒话语的权威力量。
五 结语
在跨学科的研究中,生存与死亡作为哲学关注的焦点被引入文学,是叙事的主题需要。死亡叙事作为文学艺术共同关注的焦点,为文学叙事的主题领域开辟了广阔的艺术空间,它从存生视域向文学观照的转向是审美的体验与尝试。“死亡”是人类思考的源泉与生命的根底,在“死亡”中,我们领会到“生存”的含义,激发了创作的灵感;而与此同时,“死亡”主题的整体观照也缀出世界文学长卷上的朵朵艺术之花。
参考文献:
[1]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 陈晓明:《表意的焦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4] [德]海德格尔,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
[5] 王立:《文人审美心态与中国文学十大主题》,辽海出版社,2003年版。
[6] 王春荣:《意义的阐释与生成——新时期文学主题学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简介:杨艾璐,女,1980—,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文学院2007级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传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