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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进入一个纷乱的变革年代。共和与立宪，尊孔与废经，新文化与旧道德，一场又一场交锋与论战接踵而至，在清华园里也掀起阵阵涟漪。昔日同窗好友，因吾道不同各行其路，最终形同陌路，乃至反目成仇。
1981年，垂垂老矣的浦薛凤开始在台湾《传记文学》上回忆青春岁月：“那时清华学校的国文老师是赵瑞侯，他曾对人说过：‘我一生教过的学生不下万人，但真正让我得意的门生，只有四人。’”
浦薛凤是清华辛酉级（1921级）毕业生，赵瑞侯所提到的四个人，分别是他和他的同级同学罗隆基、闻一多和何浩若。赵瑞侯曾写过这样一首诗：“清华甲弟首推罗，其次雍雍闻浦何，风雨鸡鸣交谊切，朝阳凤翙颂声和。”说的也是他们四人。
让赵老师所料未及的是，这群辛酉级学生同窗却不同路，甚至因为政见不同而形同陌路，乃至反目成仇，其中就包括他的四个“交谊切”的得意门生。
当浦薛凤开始回忆时，半数同窗已不在人世。1946年，闻一多惨遭国民党暗杀；1965年，身列“四大右派”的罗隆基心脏病突发离开人世；1971年，何浩若在台湾离世。
晚年忆往事，浦薛凤深感命运之难以琢磨，“益觉宇宙宏大，不可思议，而个人渺小，无以形容”。（浦薛凤回忆录《太虚空里一微尘》）
■初绽头角
1913年，59名少年在清华园拍下了他们的第一张合影，1921年是他们毕业的年份，依照甲子系年是辛酉年，因此他们被称为“辛酉级”。还有14名同学没有出现在合影里，加上他们，辛酉级共73人。
除了浦薛凤、闻一多、罗隆基和何浩若，这一级的清华学生还有吴泽霖、沈有乾、萨本栋、潘光旦、王世圻、吴国桢等人。
作为一所用“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授课全用英文，教材为全套美式教材，公民课也是采用美国公民课本，学生之间开讨论会时使用西方的“议事规则”。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这些中国少年从十三四岁起即接受西方精神之浸淫，于清华园中形成“一小型社会，有其特具之校习风尚。”
在学校教育之外，则学生“个人之立志向上，与社会风气之时尚，相互关联。”（浦薛凤回忆录《万里家山一梦中》）
就在这群少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中国正进入一个纷乱的变革时代，共和与立宪，尊孔与废经，新文化与旧道德……一场又一场的交锋与论战接踵而至，新旧之争愈演愈烈，在清华园内也掀起阵阵涟漪。
1913年11月15日，清华举行全校性戏剧比赛，辛酉级演出《武昌起义》，闻一多参与编剧并饰演一名革命党人。该剧被评为全校第二名，此后闻一多便热心于戏剧；1914年3月14日，辛酉级和庚申级以“今日中国小学校能否有 读经”为题展开辩论，闻一多担任辛酉级主辩手，并获胜。
罗隆基与闻一多一样，也写得一手好文。1918年，李大钊《庶民的胜利》一文在《新青年》发表，罗隆基将之全文抄录，贴在学校走廊上，结果被学校警告，得了一个“罗疯子”的称呼。
1919年，“五四运动”的发生，全面点燃了这群年轻学生的激情。当天清华正在举办建校八周年纪念日，一大早，学生们就穿上了童子军制服招待来宾，无暇他顾，傍晚时分，城内学生游行和火烧赵家楼的消息传来，清华园立刻沸腾起来。
罗隆基、何浩若二人当即决定赶往城内打探消息，当得知各校为营救被捕的学生决定一致罢课之后，二人又连夜赶回学校，次日紧急开会。
5月5日上午，57名清华学生开会讨论配合城内学生的爱国运动，当有人犹豫是否与北京各校学生一致行动时，闻一多大声疾呼：“清华住在北京，北京学生救国，清华不去参加。清华，清华，难道你真的不算是中国人的学校了吗？”
5月6日，北京学联成立，罗隆基以清华代表身份参加，并当选为北京学联执行委员兼宣传干事长。罗隆基同乡、也是清华学生的王造时回忆此时的罗隆基：“以学生领袖的身份，走在示威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成为一名勇敢的‘五四’战士。”
作为一个爱国运动而言的“五四”虽然很快就过去了，“可是年青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好像是蕴藏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一旦获得了迸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梁实秋曾在《清华八年》中回忆说：“在以前，学生们都是听话的乖孩子，对权威表示服从，对教师表示尊敬，对职员表示畏惧……五四以后情形完全不同了……嚣张是不须讳言的。”
在罗隆基的鼓动下，清华园内学潮频起，两任校长被学生赶走后，随后一任校长罗忠饴则根本未能到任——他未到学校，清华学生即纷传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
罗隆基后来便常以开玩笑的方式自诩：“九年清华，三赶校长。”
与风潮相应的是青年学生们广泛的求知欲。梁实秋在《清华八年》里回忆当时的情景：“对于一切的新知都急不暇择的吸收进去。我每次进城去东安市场、劝业场、青云阁等处书摊旁边不知消磨多少时光留恋不肯去，几乎凡有新刊必定购置，不是我一人如此，多少敏感的青年学生都是如此。”
也有因参与“五四运动”而心灰意冷者。1919年暑假，浦薛凤在常熟组织暑期学生联合会时，因会中多为在上海就读的常熟籍学生，浦薛凤以一“北方学生”的身份而当选为会长，让由沪回故里的学生多有不快，常与浦薛凤为难。浦薛凤由此尝到“学生政治”之滋味，而对学生组织不再抱有好感。
■重聚“国家主义”
1921年3月4日，《清华周刊》刊出消息，称为辛酉级留洋准备的“中国号”已经准备好。全级学生开始为毕业做准备，选闻一多、浦薛凤等五人“讨论该级级针、级旗及纪念物之样式。”（《清华周刊》第210期）
恰在此时，“六三惨案”发生。1921年6月3日，北京22所学校六百多名学生齐聚新华门前情愿，抗议当局拖欠教育经费，结果遭军警殴打，二十多名学生受伤。北京各校学生立刻罢课抗议。
要不要与城内各校联合行动？清华学生之间产生了激烈的意见分歧。辛酉级级长召集了年级会议，用“议事规则”来表决是否参加大考。长时间争辩后，辛酉级以三分之二之强数表决通过参加大考之提案，但罗隆基、何浩若、闻一多、吴泽霖等29人仍拒绝参加考试，从而受罚在学校多留一年，次年出洋。
浦薛凤在《回忆录》中称这一场风波为“辛酉级之分裂”，当时浦薛凤恰好和闻一多同住一间宿舍，浦薛凤参加大考后，他和闻一多便尴尬相处了，“因此之故，同一寝室之一多与予，连日相对苦笑，默默无语。”（浦薛凤：《忆清华级友闻一多》）
8月12日，浦薛凤等参加了大考的辛酉级学生乘坐“中国号”前往美国。临行，他认为“罢考事件”带给他和闻一多的裂隙已合拢，“既然各行其是，彼此自然能谅解，临别握手，互道珍重。”
一年后，闻一多赴美，进入芝加哥美术学院学美术，罗隆基、何浩若、浦薛凤等则都学了政治学。
1923年夏天，他们和吴泽霖、沈有乾、沈宗濂、潘光旦、熊祖同、薛祖康等其他一些清华同学在芝加哥重逢，商谈组织一个爱国会社，会社的名字定为“大江会”。
“大江会”的信仰为国家主义，闻一多以自己的文学专长，全力提倡“文化的国家主义”。他在写给梁实秋的信中说：“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百千倍之。杜微防渐之责，舍我辈谁堪任之！”
“大江会”的成立，稍稍弥合了辛酉级当年因罢考风波而带来的裂隙。
■分崩离析
闻一多是第一个回国的“大江会”成员。1925年6月1日，他一回到上海，迎接他的便是上海马路上的斑斑血迹。与闻一多结伴归国的余上沅在给朋友的信里写到这一天的情况：“我同太侔、一多刚刚跨入国门，便碰上五卅的惨案。六月一日那天，我们亲眼看见地上的碧血。一个个哭丧着脸，恹恹地失去了生气，倒在床上，三个人没有说一句话。”
6月27日，闻一多把他的新诗《醒呀》发表在《现代评论》上，发出感情激烈的呼喊觉醒的吼声：
他们说长夜闭熄了你的灵魂，
长夜的风霜是致命的刀。
熟睡的神狮呀，你还不醒来？
醒呀！我们都等候得心焦了！
这是闻一多归国后发表的第一首诗。此时的闻一多对政治抱着极大的热情。1925年12月20日，闻一多和回国参加关税会议的罗隆基代表“大江会”，与“联合醒狮会”“大神州社”等国家主义社团在北京成立了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国魂社”“少年自强学会”“国家主义青年团”亦列名其中。罗隆基在千余人参加的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成立大会上慷慨激昂地演讲：“大家抱定国家主义的灵魂，向帝国主义下总攻令。”
然而不到两个月，闻一多即目睹了人们因政见不同而大打出手。1926年1月29日晚，闻一多代表“大江会”与“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国家主义青年团”“国魂社”“铁血救国团”“醒狮社”“夏声社”“蜀光社”“大神州社”“国民党各团体联合会”等四十余团体在北大第二院召开了“反对日俄进兵东三省大会”，会上提出通电全国以宣布日俄侵略行为等三项方案，当提案付诸表决前，会场中有人表示反对。接着，就出现了骚乱，“国家主义者与伪共产主义者隔案相骂，如两军之对垒。骂至深夜，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四人受伤。一个多月后，闻一多再次亲历这样的鏖战，又过一个多月，闻一多目睹了“三•一八”惨案的发生。（《闻一多年谱长编》）
纷争和鲜血使得闻一多心灰意冷，他不再热心于政治活动。接下来，虽然“大江会”成员陆续学成归国，但国内政治环境已发生巨变，在国共两党扮演主角的政治环境里，国家主义团体迅速被边缘化，而国家主义团体的领军人物也或任教、或从政、或出洋各自分离，“大江社”遂默默而终。
分手后的清华同窗，开始各奔前程。国民党“一大”召开后，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并制定了联俄联共政策，这引起了一部分“大江会”成员的关注。何浩若在1926年回国后，即加入黄埔军校任第四期教官，北伐战争开始后，他又担任了一团之长。
1927年4月，北伐军进入上海，下令封闭国家主义派的聚集地吴淞国立政治大学，时闻一多恰好在此校任教，遂赋闲，寓居也已归国的潘光旦家。
在上海，闻一多参与了新月书店的筹办，但不积极，“总是栖栖遑遑不可终日。”（《谈闻一多》）闲居无事，闻一多为友人刻章，为梁实秋刻“谈言微中”，为潘光旦刻“抱残守阙斋藏”。之后，闻一多再次前往武汉，就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在这里，他遇到了辛酉级的老同学吴国桢。吴此时已是年轻有为的湖北税务局长，身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的吴国桢，希望在武大兼任教授，请闻一多帮忙。闻一多没有搭理他——在清华时，闻一多就对吴国桢有了意见，在1921年的“辛酉级之分裂”中，吴原本赞成罢课，后又参加大考，闻一多对此很不高兴，在日记里写了一首宝塔诗讽刺吴国桢为“小老头”。（《闻一多年谱长编》）
■冷与热
1928年，罗隆基学成归国，南京方面欲延揽他，胡适把一封戴季陶的信转给罗隆基，信中请他到考试院就职，罗隆基未去。是年3月，《新月》杂志在上海创刊，“新月书店”也先后在京沪两地开张，活跃的罗隆基很快进入自由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心，先后担任了《新月》第3卷第2期到第4卷第1期的主编。
新月社本是一个带有政治理想的文人群体，在罗隆基的主持下，《新月》杂志的政治色彩更为突出。而此时的中国，在南京国民政府取得了形式上统一后，政治却走向更加的专制、独裁。
1929年3月，上海教育局长陈德征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了《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其中说道：“反革命分子包含共产党、国家主义者、第三党及一切违反三民主义之分子……均应确定严厉处置反革命之办法。”
此案一出，舆论哗然。罗隆基连续写了《论人权》《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对一党独裁和“党在国上”提出了尖锐的意见。
1930年11月4日，罗隆基突然被捕。后来他在《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一文中，详述了当时的情景：下午一时许，罗隆基正在中国公学教员休息室里检查讲演笔记，听到背后有人叫他的名字，罗隆基答应了。“他在这里！”来人随即向外面打了个手势，立刻就有人冲进来把罗隆基带走。
胡适立刻为解救罗隆基全力奔走，在被拘捕了几小时后，罗隆基被释放了。闻一多始终没有参与人权争取战。1931年5月20日，罗隆基在给胡适写信时抱怨说，闻一多怎么都不肯给《新月》写文章。
对此，闻一多有着他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新月》文艺的成分太少了，而政治的成分太多了。1932年，闻一多到清华任教，回到了清华园，痛苦的感觉依旧缠绕着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说：“我近来最痛苦是发现了自己的缺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大安慰。”
这个“向内发展”就是治学。此后的几年里，闻一多一头扎进《毛诗词典》《楚辞校议》《全唐诗校勘记》《全唐诗补编》《杜诗新传》等学术世界。
罗隆基则于1931年北上，先后担任《益世报》主笔和《北平晨报》社长等职，对于国民党的批评愈发激烈，“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针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罗隆基针锋相对地提出“攘外方可安内”主张。同时，罗隆基开始参与实际政治，参加“再生社（后为国家社会党）”并成为主要成员。
在清华的闻一多似乎忘却了政治，这一时期的他以“名士”著称。学生们回忆此时的闻一多：“他像中国的许多旧名士一样，在夜间比在上午讲得精彩……有时，讲到兴致盎然时，他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出皎兮’的时候，这才在‘凉露霏霏沾衣’中回到他的新南院住宅。”
■分野与敌对
“卢沟桥事变”后，清华南迁，闻一多匆匆离开了北平，结束了他在清华园平静的五年治学生活。火车在天津火车站停靠时，闻一多买了份报纸，上面刊登着蒋介石在庐山邀请社会名流的国事谈话。闻一多的许多朋友如胡适、罗隆基、梁实秋、浦薛凤等都参加了这次谈话，他觉得这些谈话离现实较远，但仍感到一些安慰。
1938年5月4日，闻一多抵达云南蒙自，对政治的热情又开始在他身上苏醒。浦薛凤与闻一多同在蒙自上课，他回忆说：“在蒙自一学期，一多固埋首研思，但正值抗战，自必谈及时事……一多富于情感，容易冲动，天真爽快，直言无隐，有时不免任性使气，喜欢反抗……有时指摘现实，诋詈当局，其措词之愤激粗暴，殊越出一般教授学人之风度。”
罗隆基则在抗战爆发后开始投身于现实政治。他先到南京，又到武汉，参加了国民参政会。1941年1月，民盟成立后, 作为主要发起人和常委、宣传部长，罗隆基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政治活动中去。此时的罗隆基虽然还不断地发表文章，批评当局，宣扬民主、自由，倡导联合政府，但他主要已不是以政论家的面目出现了。
罗隆基希望把民盟变成除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的第三大党。在抗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罗隆基已经清晰地看到，国共两党的武力对抗接下来将难以避免。如何缓冲国共两党的武力冲突，防止内战，并实现民主？罗隆基呼吁，要组建“第三大党”，也就是要用“第三条路线”来解决国共争端。
这个“第三条路线”是什么？罗隆基解释：“中国民主同盟不但在抗战时期是个中间派，就在今后建国时期中仍然是个中间派，民盟在建国方针上应该走国民党同共产党两党以外的道路”。
就在罗隆基日夜为“第三条道路”奔走的时候，他的两个清华同窗正在南京国民政府内扶摇直上。抗战爆发后，吴国桢任陪都重庆市长，抗战胜利后，吴国桢又接连上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和上海市长。
昔日同窗，今日分野为敌手。在吴国桢的眼里，罗隆基是个“机会主义者”，“贪求荣誉，爱出风头”，“具有鼓动者的天才，能令群情激愤，而且文笔犀利，差不多能颠倒黑白……也许可怕的命运正等待着他！”
何浩若则在1940年1月后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三民主义青年团宣传处处长、《中央日报》社社长、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等职。1945年又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受衔陆军少将。
■闻一多之死
1943年，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让闻一多吃了一惊。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这一年，闻一多当年的清华舍友浦薛凤已在重庆从政，忙着把《中国之命运》一书翻译成英文，被戏称为“研读《中国之命运》专家”。为此，闻一多与他再无往来。
此刻的国民党，正在被专制、独裁、腐败、颟顸一步步地拖向末路。1946年，何浩若感觉到蒋介石对CC派控制国民党不满意，乃鼓吹把三青团组成新党，造成两党轮流执政的局面。他主张蒋介石可以一人兼国民党总裁和新党领袖，新党实际由蒋经国全权领导。这一建议深谙蒋介石既要造成民主声势，又要“传代”的心思。但CC派首脑陈立夫等人坚决反对，终使何浩若的组党计划破灭，国民党试图作政治自救的一次“改革”，就这样流产了。
1944年秋，闻一多在犹豫中加入了民盟，罗隆基很高兴。1944年的冬天，某日罗隆基和闻一多一起在朋友家里聊天，罗隆基指着闻一多笑着说：“一多是善变的，变得快，也变得猛，现在是第三变了，将来第四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闻一多也大笑着回答罗隆基：“变定了，我已经上了路，摸索了几十年才成形，定了心，再也不会变了！”
1945年10月，闻一多被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随后担任民盟云南省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
这个时候的罗隆基，已是中国政坛上一颗灿烂的明星。1946年1月，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以及社会贤达的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在参加政协的38名代表中，民盟占了9个（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在这惟一的一次各党各派的圆桌会议上，民盟的中间方案眼看要成为现实，罗隆基的“第三大党”的理想在那一刻达到了顶峰，然而，那却是昙花一现。1946年6月26日，国共内战全面爆发，把罗隆基“第三条路线”的梦想击得粉碎。
6月30日，昆明万人签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呼吁和平。电文为张天放起草，闻一多修改润色，印好后，闻一多亲自征求签名。
加入民盟以来，在昆明发生的几乎所有民主运动中，闻一多都是主要的参加者，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就是在参加民主运动最积极的时候，闻一多还是对吴晗说，一旦理想实现，他便回到书房好好读10年、20年书，可是这已无法实现了——7月15日，在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闻一多即席做了他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当天夜里，他被暗杀于回家的路上。
上海各界在天蟾大舞台追悼闻一多，罗隆基丢掉准备好的稿子，慷慨激昂地演讲，会场气氛霎时达到了高潮。而闻一多追悼会的发起人，正是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会上吴国桢致辞，认为闻一多被刺是当局的违法乱行，并为闻一多写下挽联：“宿望重儒林，何期殒命滇中，颍川李御成虚话；高雯垂艺苑，今日招魂海上，山海闻笛有余哀。”
“闻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轰动中外，大抵是平静安定的，他过的是诗人与学者的生活，但是对日抗战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折点，他到了昆明之后似乎是变了一个人。”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一书中说道，他一直都不明白闻一多为何会成为一个“斗士”，他知道的闻一多是抗战前的闻一多，是诗人和学者的闻一多，他也只能谈这个闻一多，至于在昆明的闻一多，那“应该由更有资格的人来写”。
《申报》1925年6月25日
清华今夏
无官费出洋
卡德路九十五号寰球中国学生会消息云，北京清华大学本年不派遣官费留学生，惟暑期期间自费出洋，已请得留学证书及护照者，计法国六人、德国二人、美国三人、共计十一人，其姓名籍贯如下：一、薛愚（湖北樊城）、汪梧树（江苏上海）、张昌华（江苏吴县）、戴克光（江苏阜宁）、吴达元（广东中山）、李健吾（山西安邑）。以上法国。二、王淦昌（江苏常熟）、丁而汉（浙江绍兴）。以上德国。三、孟广□（河北）、施嘉钟（福建闽侯）、黄远（广东新会）。以上美国。又本年大批赴美学生，于八月中旬由沪起程，有志赴美而手续尚未办妥者可速向寰球学生会请求代办云。
1981年，垂垂老矣的浦薛凤开始在台湾《传记文学》上回忆青春岁月：“那时清华学校的国文老师是赵瑞侯，他曾对人说过：‘我一生教过的学生不下万人，但真正让我得意的门生，只有四人。’”
浦薛凤是清华辛酉级（1921级）毕业生，赵瑞侯所提到的四个人，分别是他和他的同级同学罗隆基、闻一多和何浩若。赵瑞侯曾写过这样一首诗：“清华甲弟首推罗，其次雍雍闻浦何，风雨鸡鸣交谊切，朝阳凤翙颂声和。”说的也是他们四人。
让赵老师所料未及的是，这群辛酉级学生同窗却不同路，甚至因为政见不同而形同陌路，乃至反目成仇，其中就包括他的四个“交谊切”的得意门生。
当浦薛凤开始回忆时，半数同窗已不在人世。1946年，闻一多惨遭国民党暗杀；1965年，身列“四大右派”的罗隆基心脏病突发离开人世；1971年，何浩若在台湾离世。
晚年忆往事，浦薛凤深感命运之难以琢磨，“益觉宇宙宏大，不可思议，而个人渺小，无以形容”。（浦薛凤回忆录《太虚空里一微尘》）
■初绽头角
1913年，59名少年在清华园拍下了他们的第一张合影，1921年是他们毕业的年份，依照甲子系年是辛酉年，因此他们被称为“辛酉级”。还有14名同学没有出现在合影里，加上他们，辛酉级共73人。
除了浦薛凤、闻一多、罗隆基和何浩若，这一级的清华学生还有吴泽霖、沈有乾、萨本栋、潘光旦、王世圻、吴国桢等人。
作为一所用“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授课全用英文，教材为全套美式教材，公民课也是采用美国公民课本，学生之间开讨论会时使用西方的“议事规则”。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这些中国少年从十三四岁起即接受西方精神之浸淫，于清华园中形成“一小型社会，有其特具之校习风尚。”
在学校教育之外，则学生“个人之立志向上，与社会风气之时尚，相互关联。”（浦薛凤回忆录《万里家山一梦中》）
就在这群少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中国正进入一个纷乱的变革时代，共和与立宪，尊孔与废经，新文化与旧道德……一场又一场的交锋与论战接踵而至，新旧之争愈演愈烈，在清华园内也掀起阵阵涟漪。
1913年11月15日，清华举行全校性戏剧比赛，辛酉级演出《武昌起义》，闻一多参与编剧并饰演一名革命党人。该剧被评为全校第二名，此后闻一多便热心于戏剧；1914年3月14日，辛酉级和庚申级以“今日中国小学校能否有 读经”为题展开辩论，闻一多担任辛酉级主辩手，并获胜。
罗隆基与闻一多一样，也写得一手好文。1918年，李大钊《庶民的胜利》一文在《新青年》发表，罗隆基将之全文抄录，贴在学校走廊上，结果被学校警告，得了一个“罗疯子”的称呼。
1919年，“五四运动”的发生，全面点燃了这群年轻学生的激情。当天清华正在举办建校八周年纪念日，一大早，学生们就穿上了童子军制服招待来宾，无暇他顾，傍晚时分，城内学生游行和火烧赵家楼的消息传来，清华园立刻沸腾起来。
罗隆基、何浩若二人当即决定赶往城内打探消息，当得知各校为营救被捕的学生决定一致罢课之后，二人又连夜赶回学校，次日紧急开会。
5月5日上午，57名清华学生开会讨论配合城内学生的爱国运动，当有人犹豫是否与北京各校学生一致行动时，闻一多大声疾呼：“清华住在北京，北京学生救国，清华不去参加。清华，清华，难道你真的不算是中国人的学校了吗？”
5月6日，北京学联成立，罗隆基以清华代表身份参加，并当选为北京学联执行委员兼宣传干事长。罗隆基同乡、也是清华学生的王造时回忆此时的罗隆基：“以学生领袖的身份，走在示威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成为一名勇敢的‘五四’战士。”
作为一个爱国运动而言的“五四”虽然很快就过去了，“可是年青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好像是蕴藏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一旦获得了迸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梁实秋曾在《清华八年》中回忆说：“在以前，学生们都是听话的乖孩子，对权威表示服从，对教师表示尊敬，对职员表示畏惧……五四以后情形完全不同了……嚣张是不须讳言的。”
在罗隆基的鼓动下，清华园内学潮频起，两任校长被学生赶走后，随后一任校长罗忠饴则根本未能到任——他未到学校，清华学生即纷传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
罗隆基后来便常以开玩笑的方式自诩：“九年清华，三赶校长。”
与风潮相应的是青年学生们广泛的求知欲。梁实秋在《清华八年》里回忆当时的情景：“对于一切的新知都急不暇择的吸收进去。我每次进城去东安市场、劝业场、青云阁等处书摊旁边不知消磨多少时光留恋不肯去，几乎凡有新刊必定购置，不是我一人如此，多少敏感的青年学生都是如此。”
也有因参与“五四运动”而心灰意冷者。1919年暑假，浦薛凤在常熟组织暑期学生联合会时，因会中多为在上海就读的常熟籍学生，浦薛凤以一“北方学生”的身份而当选为会长，让由沪回故里的学生多有不快，常与浦薛凤为难。浦薛凤由此尝到“学生政治”之滋味，而对学生组织不再抱有好感。
■重聚“国家主义”
1921年3月4日，《清华周刊》刊出消息，称为辛酉级留洋准备的“中国号”已经准备好。全级学生开始为毕业做准备，选闻一多、浦薛凤等五人“讨论该级级针、级旗及纪念物之样式。”（《清华周刊》第210期）
恰在此时，“六三惨案”发生。1921年6月3日，北京22所学校六百多名学生齐聚新华门前情愿，抗议当局拖欠教育经费，结果遭军警殴打，二十多名学生受伤。北京各校学生立刻罢课抗议。
要不要与城内各校联合行动？清华学生之间产生了激烈的意见分歧。辛酉级级长召集了年级会议，用“议事规则”来表决是否参加大考。长时间争辩后，辛酉级以三分之二之强数表决通过参加大考之提案，但罗隆基、何浩若、闻一多、吴泽霖等29人仍拒绝参加考试，从而受罚在学校多留一年，次年出洋。
浦薛凤在《回忆录》中称这一场风波为“辛酉级之分裂”，当时浦薛凤恰好和闻一多同住一间宿舍，浦薛凤参加大考后，他和闻一多便尴尬相处了，“因此之故，同一寝室之一多与予，连日相对苦笑，默默无语。”（浦薛凤：《忆清华级友闻一多》）
8月12日，浦薛凤等参加了大考的辛酉级学生乘坐“中国号”前往美国。临行，他认为“罢考事件”带给他和闻一多的裂隙已合拢，“既然各行其是，彼此自然能谅解，临别握手，互道珍重。”
一年后，闻一多赴美，进入芝加哥美术学院学美术，罗隆基、何浩若、浦薛凤等则都学了政治学。
1923年夏天，他们和吴泽霖、沈有乾、沈宗濂、潘光旦、熊祖同、薛祖康等其他一些清华同学在芝加哥重逢，商谈组织一个爱国会社，会社的名字定为“大江会”。
“大江会”的信仰为国家主义，闻一多以自己的文学专长，全力提倡“文化的国家主义”。他在写给梁实秋的信中说：“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百千倍之。杜微防渐之责，舍我辈谁堪任之！”
“大江会”的成立，稍稍弥合了辛酉级当年因罢考风波而带来的裂隙。
■分崩离析
闻一多是第一个回国的“大江会”成员。1925年6月1日，他一回到上海，迎接他的便是上海马路上的斑斑血迹。与闻一多结伴归国的余上沅在给朋友的信里写到这一天的情况：“我同太侔、一多刚刚跨入国门，便碰上五卅的惨案。六月一日那天，我们亲眼看见地上的碧血。一个个哭丧着脸，恹恹地失去了生气，倒在床上，三个人没有说一句话。”
6月27日，闻一多把他的新诗《醒呀》发表在《现代评论》上，发出感情激烈的呼喊觉醒的吼声：
他们说长夜闭熄了你的灵魂，
长夜的风霜是致命的刀。
熟睡的神狮呀，你还不醒来？
醒呀！我们都等候得心焦了！
这是闻一多归国后发表的第一首诗。此时的闻一多对政治抱着极大的热情。1925年12月20日，闻一多和回国参加关税会议的罗隆基代表“大江会”，与“联合醒狮会”“大神州社”等国家主义社团在北京成立了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国魂社”“少年自强学会”“国家主义青年团”亦列名其中。罗隆基在千余人参加的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成立大会上慷慨激昂地演讲：“大家抱定国家主义的灵魂，向帝国主义下总攻令。”
然而不到两个月，闻一多即目睹了人们因政见不同而大打出手。1926年1月29日晚，闻一多代表“大江会”与“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国家主义青年团”“国魂社”“铁血救国团”“醒狮社”“夏声社”“蜀光社”“大神州社”“国民党各团体联合会”等四十余团体在北大第二院召开了“反对日俄进兵东三省大会”，会上提出通电全国以宣布日俄侵略行为等三项方案，当提案付诸表决前，会场中有人表示反对。接着，就出现了骚乱，“国家主义者与伪共产主义者隔案相骂，如两军之对垒。骂至深夜，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四人受伤。一个多月后，闻一多再次亲历这样的鏖战，又过一个多月，闻一多目睹了“三•一八”惨案的发生。（《闻一多年谱长编》）
纷争和鲜血使得闻一多心灰意冷，他不再热心于政治活动。接下来，虽然“大江会”成员陆续学成归国，但国内政治环境已发生巨变，在国共两党扮演主角的政治环境里，国家主义团体迅速被边缘化，而国家主义团体的领军人物也或任教、或从政、或出洋各自分离，“大江社”遂默默而终。
分手后的清华同窗，开始各奔前程。国民党“一大”召开后，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并制定了联俄联共政策，这引起了一部分“大江会”成员的关注。何浩若在1926年回国后，即加入黄埔军校任第四期教官，北伐战争开始后，他又担任了一团之长。
1927年4月，北伐军进入上海，下令封闭国家主义派的聚集地吴淞国立政治大学，时闻一多恰好在此校任教，遂赋闲，寓居也已归国的潘光旦家。
在上海，闻一多参与了新月书店的筹办，但不积极，“总是栖栖遑遑不可终日。”（《谈闻一多》）闲居无事，闻一多为友人刻章，为梁实秋刻“谈言微中”，为潘光旦刻“抱残守阙斋藏”。之后，闻一多再次前往武汉，就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在这里，他遇到了辛酉级的老同学吴国桢。吴此时已是年轻有为的湖北税务局长，身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的吴国桢，希望在武大兼任教授，请闻一多帮忙。闻一多没有搭理他——在清华时，闻一多就对吴国桢有了意见，在1921年的“辛酉级之分裂”中，吴原本赞成罢课，后又参加大考，闻一多对此很不高兴，在日记里写了一首宝塔诗讽刺吴国桢为“小老头”。（《闻一多年谱长编》）
■冷与热
1928年，罗隆基学成归国，南京方面欲延揽他，胡适把一封戴季陶的信转给罗隆基，信中请他到考试院就职，罗隆基未去。是年3月，《新月》杂志在上海创刊，“新月书店”也先后在京沪两地开张，活跃的罗隆基很快进入自由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心，先后担任了《新月》第3卷第2期到第4卷第1期的主编。
新月社本是一个带有政治理想的文人群体，在罗隆基的主持下，《新月》杂志的政治色彩更为突出。而此时的中国，在南京国民政府取得了形式上统一后，政治却走向更加的专制、独裁。
1929年3月，上海教育局长陈德征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了《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其中说道：“反革命分子包含共产党、国家主义者、第三党及一切违反三民主义之分子……均应确定严厉处置反革命之办法。”
此案一出，舆论哗然。罗隆基连续写了《论人权》《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对一党独裁和“党在国上”提出了尖锐的意见。
1930年11月4日，罗隆基突然被捕。后来他在《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一文中，详述了当时的情景：下午一时许，罗隆基正在中国公学教员休息室里检查讲演笔记，听到背后有人叫他的名字，罗隆基答应了。“他在这里！”来人随即向外面打了个手势，立刻就有人冲进来把罗隆基带走。
胡适立刻为解救罗隆基全力奔走，在被拘捕了几小时后，罗隆基被释放了。闻一多始终没有参与人权争取战。1931年5月20日，罗隆基在给胡适写信时抱怨说，闻一多怎么都不肯给《新月》写文章。
对此，闻一多有着他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新月》文艺的成分太少了，而政治的成分太多了。1932年，闻一多到清华任教，回到了清华园，痛苦的感觉依旧缠绕着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说：“我近来最痛苦是发现了自己的缺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大安慰。”
这个“向内发展”就是治学。此后的几年里，闻一多一头扎进《毛诗词典》《楚辞校议》《全唐诗校勘记》《全唐诗补编》《杜诗新传》等学术世界。
罗隆基则于1931年北上，先后担任《益世报》主笔和《北平晨报》社长等职，对于国民党的批评愈发激烈，“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针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罗隆基针锋相对地提出“攘外方可安内”主张。同时，罗隆基开始参与实际政治，参加“再生社（后为国家社会党）”并成为主要成员。
在清华的闻一多似乎忘却了政治，这一时期的他以“名士”著称。学生们回忆此时的闻一多：“他像中国的许多旧名士一样，在夜间比在上午讲得精彩……有时，讲到兴致盎然时，他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出皎兮’的时候，这才在‘凉露霏霏沾衣’中回到他的新南院住宅。”
■分野与敌对
“卢沟桥事变”后，清华南迁，闻一多匆匆离开了北平，结束了他在清华园平静的五年治学生活。火车在天津火车站停靠时，闻一多买了份报纸，上面刊登着蒋介石在庐山邀请社会名流的国事谈话。闻一多的许多朋友如胡适、罗隆基、梁实秋、浦薛凤等都参加了这次谈话，他觉得这些谈话离现实较远，但仍感到一些安慰。
1938年5月4日，闻一多抵达云南蒙自，对政治的热情又开始在他身上苏醒。浦薛凤与闻一多同在蒙自上课，他回忆说：“在蒙自一学期，一多固埋首研思，但正值抗战，自必谈及时事……一多富于情感，容易冲动，天真爽快，直言无隐，有时不免任性使气，喜欢反抗……有时指摘现实，诋詈当局，其措词之愤激粗暴，殊越出一般教授学人之风度。”
罗隆基则在抗战爆发后开始投身于现实政治。他先到南京，又到武汉，参加了国民参政会。1941年1月，民盟成立后, 作为主要发起人和常委、宣传部长，罗隆基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政治活动中去。此时的罗隆基虽然还不断地发表文章，批评当局，宣扬民主、自由，倡导联合政府，但他主要已不是以政论家的面目出现了。
罗隆基希望把民盟变成除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的第三大党。在抗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罗隆基已经清晰地看到，国共两党的武力对抗接下来将难以避免。如何缓冲国共两党的武力冲突，防止内战，并实现民主？罗隆基呼吁，要组建“第三大党”，也就是要用“第三条路线”来解决国共争端。
这个“第三条路线”是什么？罗隆基解释：“中国民主同盟不但在抗战时期是个中间派，就在今后建国时期中仍然是个中间派，民盟在建国方针上应该走国民党同共产党两党以外的道路”。
就在罗隆基日夜为“第三条道路”奔走的时候，他的两个清华同窗正在南京国民政府内扶摇直上。抗战爆发后，吴国桢任陪都重庆市长，抗战胜利后，吴国桢又接连上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和上海市长。
昔日同窗，今日分野为敌手。在吴国桢的眼里，罗隆基是个“机会主义者”，“贪求荣誉，爱出风头”，“具有鼓动者的天才，能令群情激愤，而且文笔犀利，差不多能颠倒黑白……也许可怕的命运正等待着他！”
何浩若则在1940年1月后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三民主义青年团宣传处处长、《中央日报》社社长、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等职。1945年又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受衔陆军少将。
■闻一多之死
1943年，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让闻一多吃了一惊。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这一年，闻一多当年的清华舍友浦薛凤已在重庆从政，忙着把《中国之命运》一书翻译成英文，被戏称为“研读《中国之命运》专家”。为此，闻一多与他再无往来。
此刻的国民党，正在被专制、独裁、腐败、颟顸一步步地拖向末路。1946年，何浩若感觉到蒋介石对CC派控制国民党不满意，乃鼓吹把三青团组成新党，造成两党轮流执政的局面。他主张蒋介石可以一人兼国民党总裁和新党领袖，新党实际由蒋经国全权领导。这一建议深谙蒋介石既要造成民主声势，又要“传代”的心思。但CC派首脑陈立夫等人坚决反对，终使何浩若的组党计划破灭，国民党试图作政治自救的一次“改革”，就这样流产了。
1944年秋，闻一多在犹豫中加入了民盟，罗隆基很高兴。1944年的冬天，某日罗隆基和闻一多一起在朋友家里聊天，罗隆基指着闻一多笑着说：“一多是善变的，变得快，也变得猛，现在是第三变了，将来第四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闻一多也大笑着回答罗隆基：“变定了，我已经上了路，摸索了几十年才成形，定了心，再也不会变了！”
1945年10月，闻一多被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随后担任民盟云南省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
这个时候的罗隆基，已是中国政坛上一颗灿烂的明星。1946年1月，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以及社会贤达的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在参加政协的38名代表中，民盟占了9个（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在这惟一的一次各党各派的圆桌会议上，民盟的中间方案眼看要成为现实，罗隆基的“第三大党”的理想在那一刻达到了顶峰，然而，那却是昙花一现。1946年6月26日，国共内战全面爆发，把罗隆基“第三条路线”的梦想击得粉碎。
6月30日，昆明万人签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呼吁和平。电文为张天放起草，闻一多修改润色，印好后，闻一多亲自征求签名。
加入民盟以来，在昆明发生的几乎所有民主运动中，闻一多都是主要的参加者，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就是在参加民主运动最积极的时候，闻一多还是对吴晗说，一旦理想实现，他便回到书房好好读10年、20年书，可是这已无法实现了——7月15日，在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闻一多即席做了他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当天夜里，他被暗杀于回家的路上。
上海各界在天蟾大舞台追悼闻一多，罗隆基丢掉准备好的稿子，慷慨激昂地演讲，会场气氛霎时达到了高潮。而闻一多追悼会的发起人，正是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会上吴国桢致辞，认为闻一多被刺是当局的违法乱行，并为闻一多写下挽联：“宿望重儒林，何期殒命滇中，颍川李御成虚话；高雯垂艺苑，今日招魂海上，山海闻笛有余哀。”
“闻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轰动中外，大抵是平静安定的，他过的是诗人与学者的生活，但是对日抗战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折点，他到了昆明之后似乎是变了一个人。”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一书中说道，他一直都不明白闻一多为何会成为一个“斗士”，他知道的闻一多是抗战前的闻一多，是诗人和学者的闻一多，他也只能谈这个闻一多，至于在昆明的闻一多，那“应该由更有资格的人来写”。
《申报》1925年6月25日
清华今夏
无官费出洋
卡德路九十五号寰球中国学生会消息云，北京清华大学本年不派遣官费留学生，惟暑期期间自费出洋，已请得留学证书及护照者，计法国六人、德国二人、美国三人、共计十一人，其姓名籍贯如下：一、薛愚（湖北樊城）、汪梧树（江苏上海）、张昌华（江苏吴县）、戴克光（江苏阜宁）、吴达元（广东中山）、李健吾（山西安邑）。以上法国。二、王淦昌（江苏常熟）、丁而汉（浙江绍兴）。以上德国。三、孟广□（河北）、施嘉钟（福建闽侯）、黄远（广东新会）。以上美国。又本年大批赴美学生，于八月中旬由沪起程，有志赴美而手续尚未办妥者可速向寰球学生会请求代办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