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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经济作为实体经济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内容，已经成为中国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的关键力量。但随着数字经济规模的逐渐扩大，数字化变革是否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核算指标体系是什么，实现路径是怎么样的，这些问题学术界尚未得出一致结论。分析这些问题，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选取长三角城市群作为范例，其作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高地，发展规模在我国三大城市群中排名靠前，可以为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思考。
关键词：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发展
一、 引言
互联网革命以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各国陆续将未来发展战略重点着眼于信息技术，目前来看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模式。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刚刚起步就增长迅速，但是缺少明确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仍未形成合理规划与发展规模。本文旨在梳理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量化分析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情况，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从而认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结合其他国家的一些先进理念与成功经验，为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发展经验。
二、 数字经济的测度简述和相关研究
1. 数字经济的测度。数字经济概念的出现源于20世纪90年代，指以数字网络和通信技术所提供的平台为基础，由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作为关键要素投入带来的贸易行为制造、供应电子产品和服务的一切经济行为过程。自兴起开始数字经济所产生的巨大活力，使各国学者纷纷开始关注它的发展，不断丰富它的内涵范畴，研究讨论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但是界限愈发模糊，要对其进行准确测定十分有难度，得出的影响结论也很难让人信服。
数字经济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一是数字产业化，即信息通讯产业;二是产业数字化，即传统产业由于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生产数量和生产效率提升，其新增产业构成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数字化治理，包括治理模式创新，利用数字技术完善治理体系，提升综合治理能力等。
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贡献度的研究也由来已久。目前研究来看，由于数据经济以数据资源为要素，与传统经济统计口径有交叉，所以很难准确测量数字经济的贡献度，国际上也没有关于数字经济合算的统一口径。并且不同国家对于数字经济的定义各有不同，行业侧重点都不一样，核算方式自然也就大不相同。随着数字经济结合互联网等模式与各种行业深度融合，数字中国的发展势头迅速，亟需完善的度量体系来衡量数字经济规模及其对经济的贡献程度，这对于理解整体经济形势和调整产业路径等都十分重要。
关于数字经济的测度方面，剔除一些简单描述性统计分析，目前比较官方的机构发布的对数字经济测度分两类：一是直接法。指在界定解释范围之下，统计或估算出一定区域内数字经济的规模大小，如美国商务部数字经济咨询委员提议衡量数字化对经济指标GDP的影响，并提出具体范围的衡量框架;
二是对比法。指对于不同地区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构建多个分级维度指标进行对比，得到具体领域发展的多方面相对情况。OECD在《衡量经济学者》构建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涵盖了具有国际可比性的38个指标;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ITU发布ICT发展指数IDI构建了信息技术方面的指标体系，测评对象包含了世界176个经济体。
中国参考欧盟、OECD等发布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也构建了适合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2017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中分别采用了对比法提出数字经济指数DEI和二级分指数，并且用直接法估算中国数字经济的总量;2015年，腾讯研究院联合京东、滴滴构建了“互联网 ”数字指数，采用对比法，下设四个分指数，数据来源涵盖腾讯的众创空间、微信等10余个核心平台的全样本数据，反映全国31个省数字经济发展情况。2017年，财新智庫发布中国数字经济指数，采用对比法。也有学者综合国内外评述方法，构建自己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张雪玲（2017）运用熵值法与指数法测算2007年～2015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并且运用灰色相关联度分析了信息通讯基础设施、ICT初级和高级应用、企业数字化、信息和通讯技术产业发展之间的关联性。
关于数字经济的测度在中国发展相对于国外起步比较晚，但是却得到快速发展，许多机构都开始构建有关的指标体系。目前构建的一些测量指数都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但是还需要建立更加严密的理论框架，兼顾指标的国际可比性。
2. 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王彬燕（2018）将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互联网 ”总指数及4个分指数用自然段裂法分级后进行可视化表达，发现中国各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省域尺度呈现出自东向西梯度递减，但川、渝成为创新发展新极点;通过地理探测模型，在国家层面，政府对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起重要作用。许多学者关注数字信息技术对国际贸易产生影响，是技术的创新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深刻的变革。
三、 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发展现状
根据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2019年发布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三大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大体现状，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数字经济增速分别为18%、18%、14%，数字经济占全国数字经济总量比重为28%、14%、11%，数字经济占当地经济总量的比重为41%、44%、41%，长三角城市群形成明显的高发展水平城市集聚区，总规模远超过珠三角地区和京津冀地区。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包括三省一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41个地级市，中信院统计数字经济指数的比较范围涵盖了其中上海、杭州、南京、无锡、常州、合肥、芜湖、安庆、宣城等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运用对比法，基于数字经济指数、基础分指数、产业分指数以及智慧民生分指数4个维度指标，对这些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对比。 从总体数字经济指数来看，杭州与上海组成数字经济发展的第一梯队，指数分数分别83和74，具有良好的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之后是南京、宁波和金华。安庆市、盐城市、扬州市受自身经济基础孱弱因素影响，数字经济指数低谷区，分数均在40分之下，各个城市发展差异显著。数字经济基础分指数包含物流基础设施指数、信息基础设施指数和数字化办公指数三个三级指标，基础分指数前五为杭州、南京、苏州、上海和常州。上海在物流基础设施指数上名列前茅，其成熟的电商业态倒逼物流建设，工业城市苏州在信息基础设施指数领先，显示了未来发展智慧城市，数字化办公指数被用来恒联智慧政府的沟通基础，杭州很有优势，软件钉钉帮助省市县乡村实现五级行政在线。数字产业指数是通过企业数据层面，衡量地区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状况，包含区域贸易指数、企业销售指数、农业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工业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前三名是金华、嘉兴和杭州。区域贸易指数反映一个城市电商等数字经济的贸易往来活跃度，金华与温州位列前两名，拥有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和电商生态系统，据统计义乌金华市共有334个淘宝村。民生指数反映教育、医疗、交通、生活缴费四大生活服务的线上使用情况，一定程度上显示数字化的便利程度，分别是南京、杭州、苏州、上海成为第一。
总体来看，在长三角城市群中杭州作为总指数第一不是没有原因的，其在其他所有分指标中也都稳居前三。杭州作为电商零售行业的中心城市，以电商互联网为基础大力发展智慧城市建设，数字经济融入产业、融入生活，不断在拓宽数字经济的覆盖面。
四、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1. 没有官方的数字经济核算指标体系。相比于国外，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较晚，如果对数字经济的认识不够，很难去衡量分析它带来的影响以及解决存在的问题。首先在量化数字经济上就没有官方的指标体系，也鲜有这方面深度的研究。目前国际上也没有可以通用的体系，每个国家侧中度会有不同，需要的是适用于中国会计核算方法下的核算指数。目前认可度比较高的指数是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互联网 ”指数和中信院发布的DEI指数，都不是很完善，缺乏国际可比性。
2. 数字经济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渗透不均匀。数据研究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增长迅速，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位，并且数字化的程度每提高10%，人均GDP将增加0.6%。但是过多的关注数字经济的规模意义不大，数字经济发展总体存在一些问题：中国各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过大，东西部及城乡间存在数字鸿沟;渗透的广度与国外相比具有优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4.3%，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6个百分点，需求不断被激发，但是渗透的深度有待提高，传统制造业等行业与数字经济的融合有待提高。
3. 新兴市场国家参与全球数字经济竞争面临潜在的“数字北约”威胁。在全球数字贸易中，欧美双方互为彼此最紧密的伙伴，其二者极可能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联手构建“数字北约”，从而使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2016年，由谷歌、亚马逊等40家科技公司组成的美国互联网协会就曾建议美国政府应积极与欧盟磋商建立跨大西洋数字一体化市场，试图进一步掌控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体系主导权。
4.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急需新动力，缺乏信息技术创新。我国现在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主要依赖市场规模效应实现快速成长，处于通过对国外商业模式创新的模仿，虽然规模上有很大的成效，但主要依靠电商互联网和互联网基础设施上发力，不能保证后期的持续增长，在核心技术上能力还有待提高，寻找持续增长点，通过创新驱动来打造智慧城市。
五、 其他国家数字经济战略
1. OECD数字经济战略。OECD各国政府都制定了特定领域和部门的政策，相关战略都是建立在信息产业政策基础上，与现有宽带网络、数字政府、安全治理政策存在交集。《奧地利数字议程》就是基于奥地利宽带计划、数字健康、数字教育等若干信息产业政策建立的，为了提供更好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并且为个人和企业创造更加安全有力的数字网络环境。
2. 英国数字经济战略。2009年，英国政府推出了“数字大不列颠行动计划”。目标定为英国主导世界数字经济时代，推动英国宽带基础设施建设和ICT技术及产业的发展。为实施该计划，英国政府于2010年4月颁布实施了《数字经济2010年大法》，该法主要是以保护数字内容的创意产业发展为目标。2015年，英国政府出台《数字经济战略》，旨在通过采用数字技术进行创新，制定战略计划的五大目标，分别：对数字化创新者给予鼓励;建设以用户为中心的数字化社会;为数字化创新者提供帮助;促进基础设施、各个平台以及各个生态系统的发展;确保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可持续性。
3.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美国关于互联网产业的战略布局呈现两个特点，一是高度重视知识产权，高度重视保护换联网产业的技术研发和专利，二是重视将互联网应用到生产生活各领域。在推行大数据方面，2009年提出大数据战略，公布大量数据，并且鼓励企业利用公开数据，成立数字服务创新中心，并不断推行云计算方面的战略部署。
各国前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都主要集中在数字经济的狭义层面，大多为信息通信技术领域。但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数字经济已经远远不只是信息通信层面，它已经深度融合进各行各业当中，包含工业、农业、娱乐等更为广阔的一切被数字化的领域，所以各国关于数字经济的发展战略对一些传统行业也给予充分的关注，并且加强了数字经济的相关监督。另外可以看出美国对于云技术和产权方面的战略部署是值得我国大力学习的。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止步于基础设施建设，更多的需要技术创新来拉动，这时重视专利保护政策是对创新者的一种保障。运用云技术是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可以实现对整个社会、产业和个人的信息化管理，最终实现数字中国。
六、 结论与建议 通过梳理国内外对于数字经濟规模测定方法，力求可以找到能客观量化数字经济的指标体系再来分析对经济或产业的贡献程度。选取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案例分析，选择国内目前接受度最高的对比法来进行分析。可以看出，首先，城市在数字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并不仅仅由经济水平所导致，是由所在城市数字化、信息化程度等多个影响因素共同决定的结果。另外中国数字经济各地区发展现状如长三角地区一样，空间差异很大，每个地区会有自己的先天优势和主要发展着力点，但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更多的是要依靠高新技术产业来驱动，但创新门槛往往都比较高。经济基础较差的地区可以先依靠提升信息基础设施来推动产业升级继而发展数字经济。
最后针对这些情况，进一步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完善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界定与测量体系。需要加强数字经济相关理论研究，在数字经济的内涵和核算指标体系取得共识。以现有平台或数据库为基础，建立统一的数据平台和管理机构，制定指标体系，精确数字经济带来的影响。
第二，加强薄弱地区数字化发展，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会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近年来，也逐渐成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导力量。许多落后地区缺乏技术创新，依靠传统产业拉动经济增长。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定由经济水平所导致，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普及，提升信息基础设施，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数字引领，经营模式变革，有助于传统行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数字经济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对于农村低收入群体而言，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家庭收入。加快农村及偏远地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弱后地区传统行业数字化发展，促进中国的包容性增长。同时建立互联网行业多方治理机构，可以就难点与重点问题进行研讨，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三，深化国内外数字企业的交流合作，国内外企业间可以通过举办大会、参观等方式进行开放合作学习。比如2019年在大连举办的“数交会”，打造了中国数字经济领域开放合作的国家级平台，不仅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智能科技产品，并且在场嘉宾们也贡献了关于如何面对“5G时代”到来等重要观点，对数字赋能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释。可以持续引进国内外著名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企业，立足于中国国情，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最后，当前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等具有战略意义，而这个机遇也会转瞬即逝。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还是有许多战略构架的功课要做，过去得益于人口红利，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之后即将步入从量变到质变的节点，需要进行更加全局性、目的性的数字化改革，将重点放在经济转型、发展核心技术上面，并且要上升为国家战略去推动实施。
参考文献：
[1] 张亮亮，刘小凤，陈志.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J].现代管理科学，2018，（5）：88-90.
[2] 钟春平，刘诚，李勇坚.中美比较视角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J].经济纵横，2017，（4）：35-41.
[3] 张雪玲，焦月霞.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及其应用初探[J].浙江社会科学，2017，（4）：34-42，159.
[4] 王彬燕，田俊峰，程利莎，等.中国数字经济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J].地理科学，2018，38（6）.
作者简介：姜雯雯（1996-），女，汉族，浙江省江山县人，浙江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应用经济学硕士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产业经济;武谨（1995-），女，汉族，河南省桐柏县人，浙江工业大学应用经济学硕士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胡安（1996-），男，汉族，安徽省池州市人，浙江工业大学应用经济学硕士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
收稿日期：2019-10-10。
关键词：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发展
一、 引言
互联网革命以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各国陆续将未来发展战略重点着眼于信息技术，目前来看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模式。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刚刚起步就增长迅速，但是缺少明确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仍未形成合理规划与发展规模。本文旨在梳理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量化分析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情况，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从而认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结合其他国家的一些先进理念与成功经验，为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发展经验。
二、 数字经济的测度简述和相关研究
1. 数字经济的测度。数字经济概念的出现源于20世纪90年代，指以数字网络和通信技术所提供的平台为基础，由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作为关键要素投入带来的贸易行为制造、供应电子产品和服务的一切经济行为过程。自兴起开始数字经济所产生的巨大活力，使各国学者纷纷开始关注它的发展，不断丰富它的内涵范畴，研究讨论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但是界限愈发模糊，要对其进行准确测定十分有难度，得出的影响结论也很难让人信服。
数字经济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一是数字产业化，即信息通讯产业;二是产业数字化，即传统产业由于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生产数量和生产效率提升，其新增产业构成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数字化治理，包括治理模式创新，利用数字技术完善治理体系，提升综合治理能力等。
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贡献度的研究也由来已久。目前研究来看，由于数据经济以数据资源为要素，与传统经济统计口径有交叉，所以很难准确测量数字经济的贡献度，国际上也没有关于数字经济合算的统一口径。并且不同国家对于数字经济的定义各有不同，行业侧重点都不一样，核算方式自然也就大不相同。随着数字经济结合互联网等模式与各种行业深度融合，数字中国的发展势头迅速，亟需完善的度量体系来衡量数字经济规模及其对经济的贡献程度，这对于理解整体经济形势和调整产业路径等都十分重要。
关于数字经济的测度方面，剔除一些简单描述性统计分析，目前比较官方的机构发布的对数字经济测度分两类：一是直接法。指在界定解释范围之下，统计或估算出一定区域内数字经济的规模大小，如美国商务部数字经济咨询委员提议衡量数字化对经济指标GDP的影响，并提出具体范围的衡量框架;
二是对比法。指对于不同地区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构建多个分级维度指标进行对比，得到具体领域发展的多方面相对情况。OECD在《衡量经济学者》构建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涵盖了具有国际可比性的38个指标;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ITU发布ICT发展指数IDI构建了信息技术方面的指标体系，测评对象包含了世界176个经济体。
中国参考欧盟、OECD等发布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也构建了适合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2017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中分别采用了对比法提出数字经济指数DEI和二级分指数，并且用直接法估算中国数字经济的总量;2015年，腾讯研究院联合京东、滴滴构建了“互联网 ”数字指数，采用对比法，下设四个分指数，数据来源涵盖腾讯的众创空间、微信等10余个核心平台的全样本数据，反映全国31个省数字经济发展情况。2017年，财新智庫发布中国数字经济指数，采用对比法。也有学者综合国内外评述方法，构建自己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张雪玲（2017）运用熵值法与指数法测算2007年～2015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并且运用灰色相关联度分析了信息通讯基础设施、ICT初级和高级应用、企业数字化、信息和通讯技术产业发展之间的关联性。
关于数字经济的测度在中国发展相对于国外起步比较晚，但是却得到快速发展，许多机构都开始构建有关的指标体系。目前构建的一些测量指数都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但是还需要建立更加严密的理论框架，兼顾指标的国际可比性。
2. 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王彬燕（2018）将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互联网 ”总指数及4个分指数用自然段裂法分级后进行可视化表达，发现中国各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省域尺度呈现出自东向西梯度递减，但川、渝成为创新发展新极点;通过地理探测模型，在国家层面，政府对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起重要作用。许多学者关注数字信息技术对国际贸易产生影响，是技术的创新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深刻的变革。
三、 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发展现状
根据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2019年发布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三大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大体现状，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数字经济增速分别为18%、18%、14%，数字经济占全国数字经济总量比重为28%、14%、11%，数字经济占当地经济总量的比重为41%、44%、41%，长三角城市群形成明显的高发展水平城市集聚区，总规模远超过珠三角地区和京津冀地区。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包括三省一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41个地级市，中信院统计数字经济指数的比较范围涵盖了其中上海、杭州、南京、无锡、常州、合肥、芜湖、安庆、宣城等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运用对比法，基于数字经济指数、基础分指数、产业分指数以及智慧民生分指数4个维度指标，对这些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对比。 从总体数字经济指数来看，杭州与上海组成数字经济发展的第一梯队，指数分数分别83和74，具有良好的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之后是南京、宁波和金华。安庆市、盐城市、扬州市受自身经济基础孱弱因素影响，数字经济指数低谷区，分数均在40分之下，各个城市发展差异显著。数字经济基础分指数包含物流基础设施指数、信息基础设施指数和数字化办公指数三个三级指标，基础分指数前五为杭州、南京、苏州、上海和常州。上海在物流基础设施指数上名列前茅，其成熟的电商业态倒逼物流建设，工业城市苏州在信息基础设施指数领先，显示了未来发展智慧城市，数字化办公指数被用来恒联智慧政府的沟通基础，杭州很有优势，软件钉钉帮助省市县乡村实现五级行政在线。数字产业指数是通过企业数据层面，衡量地区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状况，包含区域贸易指数、企业销售指数、农业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工业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前三名是金华、嘉兴和杭州。区域贸易指数反映一个城市电商等数字经济的贸易往来活跃度，金华与温州位列前两名，拥有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和电商生态系统，据统计义乌金华市共有334个淘宝村。民生指数反映教育、医疗、交通、生活缴费四大生活服务的线上使用情况，一定程度上显示数字化的便利程度，分别是南京、杭州、苏州、上海成为第一。
总体来看，在长三角城市群中杭州作为总指数第一不是没有原因的，其在其他所有分指标中也都稳居前三。杭州作为电商零售行业的中心城市，以电商互联网为基础大力发展智慧城市建设，数字经济融入产业、融入生活，不断在拓宽数字经济的覆盖面。
四、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1. 没有官方的数字经济核算指标体系。相比于国外，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较晚，如果对数字经济的认识不够，很难去衡量分析它带来的影响以及解决存在的问题。首先在量化数字经济上就没有官方的指标体系，也鲜有这方面深度的研究。目前国际上也没有可以通用的体系，每个国家侧中度会有不同，需要的是适用于中国会计核算方法下的核算指数。目前认可度比较高的指数是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互联网 ”指数和中信院发布的DEI指数，都不是很完善，缺乏国际可比性。
2. 数字经济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渗透不均匀。数据研究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增长迅速，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位，并且数字化的程度每提高10%，人均GDP将增加0.6%。但是过多的关注数字经济的规模意义不大，数字经济发展总体存在一些问题：中国各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过大，东西部及城乡间存在数字鸿沟;渗透的广度与国外相比具有优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4.3%，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6个百分点，需求不断被激发，但是渗透的深度有待提高，传统制造业等行业与数字经济的融合有待提高。
3. 新兴市场国家参与全球数字经济竞争面临潜在的“数字北约”威胁。在全球数字贸易中，欧美双方互为彼此最紧密的伙伴，其二者极可能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联手构建“数字北约”，从而使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2016年，由谷歌、亚马逊等40家科技公司组成的美国互联网协会就曾建议美国政府应积极与欧盟磋商建立跨大西洋数字一体化市场，试图进一步掌控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体系主导权。
4.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急需新动力，缺乏信息技术创新。我国现在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主要依赖市场规模效应实现快速成长，处于通过对国外商业模式创新的模仿，虽然规模上有很大的成效，但主要依靠电商互联网和互联网基础设施上发力，不能保证后期的持续增长，在核心技术上能力还有待提高，寻找持续增长点，通过创新驱动来打造智慧城市。
五、 其他国家数字经济战略
1. OECD数字经济战略。OECD各国政府都制定了特定领域和部门的政策，相关战略都是建立在信息产业政策基础上，与现有宽带网络、数字政府、安全治理政策存在交集。《奧地利数字议程》就是基于奥地利宽带计划、数字健康、数字教育等若干信息产业政策建立的，为了提供更好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并且为个人和企业创造更加安全有力的数字网络环境。
2. 英国数字经济战略。2009年，英国政府推出了“数字大不列颠行动计划”。目标定为英国主导世界数字经济时代，推动英国宽带基础设施建设和ICT技术及产业的发展。为实施该计划，英国政府于2010年4月颁布实施了《数字经济2010年大法》，该法主要是以保护数字内容的创意产业发展为目标。2015年，英国政府出台《数字经济战略》，旨在通过采用数字技术进行创新，制定战略计划的五大目标，分别：对数字化创新者给予鼓励;建设以用户为中心的数字化社会;为数字化创新者提供帮助;促进基础设施、各个平台以及各个生态系统的发展;确保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可持续性。
3.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美国关于互联网产业的战略布局呈现两个特点，一是高度重视知识产权，高度重视保护换联网产业的技术研发和专利，二是重视将互联网应用到生产生活各领域。在推行大数据方面，2009年提出大数据战略，公布大量数据，并且鼓励企业利用公开数据，成立数字服务创新中心，并不断推行云计算方面的战略部署。
各国前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都主要集中在数字经济的狭义层面，大多为信息通信技术领域。但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数字经济已经远远不只是信息通信层面，它已经深度融合进各行各业当中，包含工业、农业、娱乐等更为广阔的一切被数字化的领域，所以各国关于数字经济的发展战略对一些传统行业也给予充分的关注，并且加强了数字经济的相关监督。另外可以看出美国对于云技术和产权方面的战略部署是值得我国大力学习的。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止步于基础设施建设，更多的需要技术创新来拉动，这时重视专利保护政策是对创新者的一种保障。运用云技术是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可以实现对整个社会、产业和个人的信息化管理，最终实现数字中国。
六、 结论与建议 通过梳理国内外对于数字经濟规模测定方法，力求可以找到能客观量化数字经济的指标体系再来分析对经济或产业的贡献程度。选取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案例分析，选择国内目前接受度最高的对比法来进行分析。可以看出，首先，城市在数字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并不仅仅由经济水平所导致，是由所在城市数字化、信息化程度等多个影响因素共同决定的结果。另外中国数字经济各地区发展现状如长三角地区一样，空间差异很大，每个地区会有自己的先天优势和主要发展着力点，但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更多的是要依靠高新技术产业来驱动，但创新门槛往往都比较高。经济基础较差的地区可以先依靠提升信息基础设施来推动产业升级继而发展数字经济。
最后针对这些情况，进一步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完善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界定与测量体系。需要加强数字经济相关理论研究，在数字经济的内涵和核算指标体系取得共识。以现有平台或数据库为基础，建立统一的数据平台和管理机构，制定指标体系，精确数字经济带来的影响。
第二，加强薄弱地区数字化发展，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会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近年来，也逐渐成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导力量。许多落后地区缺乏技术创新，依靠传统产业拉动经济增长。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定由经济水平所导致，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普及，提升信息基础设施，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数字引领，经营模式变革，有助于传统行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数字经济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对于农村低收入群体而言，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家庭收入。加快农村及偏远地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弱后地区传统行业数字化发展，促进中国的包容性增长。同时建立互联网行业多方治理机构，可以就难点与重点问题进行研讨，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三，深化国内外数字企业的交流合作，国内外企业间可以通过举办大会、参观等方式进行开放合作学习。比如2019年在大连举办的“数交会”，打造了中国数字经济领域开放合作的国家级平台，不仅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智能科技产品，并且在场嘉宾们也贡献了关于如何面对“5G时代”到来等重要观点，对数字赋能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释。可以持续引进国内外著名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企业，立足于中国国情，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最后，当前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等具有战略意义，而这个机遇也会转瞬即逝。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还是有许多战略构架的功课要做，过去得益于人口红利，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之后即将步入从量变到质变的节点，需要进行更加全局性、目的性的数字化改革，将重点放在经济转型、发展核心技术上面，并且要上升为国家战略去推动实施。
参考文献：
[1] 张亮亮，刘小凤，陈志.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J].现代管理科学，2018，（5）：88-90.
[2] 钟春平，刘诚，李勇坚.中美比较视角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J].经济纵横，2017，（4）：35-41.
[3] 张雪玲，焦月霞.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及其应用初探[J].浙江社会科学，2017，（4）：34-42，159.
[4] 王彬燕，田俊峰，程利莎，等.中国数字经济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J].地理科学，2018，38（6）.
作者简介：姜雯雯（1996-），女，汉族，浙江省江山县人，浙江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应用经济学硕士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产业经济;武谨（1995-），女，汉族，河南省桐柏县人，浙江工业大学应用经济学硕士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胡安（1996-），男，汉族，安徽省池州市人，浙江工业大学应用经济学硕士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
收稿日期：2019-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