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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词的多义性和词的兼类性，是词位所含的项不止一个时所作的两种进一步的分类。词的义项情况，《现汉》以前诸版早已作出了详尽的描写；词的词性状貌，《现汉》第5版也作了充分的展示。义项和词性的关系，在《现汉》未对词性进行全面标注时，并不十分彰显和明朗；在全面标注词性后，两者的关系如何遂成为引人瞩目的一个问题。“V+N”式双字词在《现汉》所收条目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本文即以其作为分析义项和词性关系的材料。文末还涉及《现汉》此次修订时在词性确定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 《现代汉语词典》 义项 词性 双字词
一
《现代汉语词典》（下简称《现汉》）所收“V+N”式双字词，粗略统计共有8101个，约占整部词典所收条目总数的12.46%。“V+N”式双字词虽然数量不敌“N+N”式双字词，但由于“V+N”式双字词在构成和结构上的复杂程度略胜于“N+N”式双字词，因而我们将“V+N”式双字词作为分析对象。“V+N”式双字词可从词义和词性两个角度加以分析研究。从词的义项多寡的角度看，“V+N”式双字词有单义词、多义词之分，其中单义词有6535个，约占“V+N”式双字词总数的80.67%；多义词有1566个，约占“V+N”式双字词总数的19.33%。在《现汉》里，单义词的词性都是单一的，多义词又可分为两类：多义而单一词性的词（多义单性词），有1031个，约占“V+N”式双字词总数的12.73%；多义且多项词性的词（多义多性词），有535个，约占“V+N”式双字词总数的6.60%。从词性多寡的角度看，单性词有7566个，约占“V+N”式双字词总数的93.4%；多性词只有那535个。
一个词进一步分化，除可从意义的角度分出义项外，还可从其他角度再行分化：从语音角度再行分化出来的，或可称之为“音项”，如异音词“壳”的ｋé音和ｑｉàｏ音；从书写形式角度再行分化出来的，或可称之为“形项”，如异形词“耿直”、“梗直”、“鲠直”的三个书写形体；从词性角度再行分化出来的，或可称之为“性项”，如“加料”的动词性和形容词性。音项、形项都是应该或可以另条处理的问题，义项和性项却是必须当条解决的问题。词义这个项目也好，其他项目也好，都是词所包含或涉及的内容，不同类型词典的编纂正反映出这种不同的情况：普通语文词典注重词义的解释和义项的分合等，语法词典注重词类的划分、句法分布、组合关系等，异形词典注重异形词的搜罗和考源，注重词的同一性和分离性，等等。现在的问题是，像《现汉》这样的普通语文词典在注重义项的同时，是否也应该把其他项目（如性项）的问题放在一个较为适当的位置上？这一问题在《现汉》没有全面地标注词性时并不彰显，而当《现汉》全面标注词性时就是必须面对并加以研究解决的了。
从上述统计数据不难看出，《现汉》在对同一词位进行分析时是为词义和词性设计了两条线的。但是很明显，词义这条线是优先考虑的，居第一位，词性这条线是从属于词义的，居第二位；词性以词义为依归。单义词在《现汉》中词性都是单一的；《现汉》中似乎压根就不存在多性单义词。如果我们可以把《现汉》编者的实际操作理论化的话，该词典的编著者对一个词中的词义、词性关系的认识是：词的词汇意义的单一性是词的语法意义单纯性的前提和保障；词的临时用法在未获得词汇意义的支持时也不可能真正固定下来成为词义的内容。这样的认识应该说是一种较为传统的认识了，已有学者对此提出了挑战。郭锐在《现代汉语词类研究》中提出：“同一义项兼属多个词类……当属兼类词，我们把这种兼类词叫同型兼类词。”“如‘长期、真正、临时’，可作并且只能作定语和状语，兼属区别词和副词；又如‘小时’，既可说‘一个小时’，又可说‘一小时’，因此处理为名词兼量词。”然而，郭锐先生视为兼有名词、量词两种词性的兼类词“小时”，《现汉》却将其处理为名词性的单义词，郭锐先生认为兼有区别词、副词两种词性的兼类词“长期”，《现汉》也将其处理为名词性的单义词。《现汉》既认定某个词是单义词，那就意味着它同时就是单性词；《现汉》如若认定某个词是多性词，那就意味着它一定是多义词——“临时”、“真正”两个词《现汉》或处理作副形兼类或处理作形副兼类，都分列义项。其实，词性单一的单性词，从义项上看可以是单义词亦可是多义词，词性多项的多性词，从义项上看当然可以是多义词也可以是单义词；词义多项的多义词，从词类上看可以是多性词亦可是单性词，词义单项的单义词，从词类上看可以是单性词亦可以是多性词。词义和词性是一个词中关系密切的两种现象，不是一种事物，也不能将它们视为二而一的现象。多义未必多性，这一结论有众多语言事实支持；多性一定多义，这一结论的得出恐怕更多地是人工操作的结果。
传统思维下的兼类词，即是性随义分、多性必多义的词。郭锐认为“从理论上说，只有A（同型兼类词）是兼类词”，变通处理，才把“意义上有联系的几个义项属于不同词类”的词“也算兼类词，叫异型兼类词”。然而，《现汉》所列出的兼类词无一例外都是郭氏所称的“异型兼类词”，却无一例是郭氏所谓的“同型兼类词”。这是否说明，郭先生所说的“同型兼类词”似乎只在理论上存在，在实际语言生活中，尤其是在词典编纂中是很难付诸实践的呢？回答也许是否定的。现代汉语中究竟有无多性单义词呢？《现汉》对一些虚词的处理让我们感觉到编者们也在自觉不自觉地面对郭氏所说的“同型兼类词”，对多性单义词的存在，态度似乎也是肯定的。如下的虚词，《现汉》给它设计的就不止一个项，然而那不能说是义项，恐怕只能说是性项：
因为 介表示原因：他～这件事受到了处分。连常跟“所以”连用，表示因果关系：～今天事情多，所以没有去成。
“因为”的“表示原因”和“常跟‘所以’连用，表示因果关系”，似乎很难看作是义项的不同，而更宜于视为性项的差异。然而，当性项与义项共现于一个词项时，性项还是得让位给义项。如下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证明：
所以 连表示因果关系。a）用在下半句表示结果：我和他在一起工作过，～对他比较熟悉。b）用在上半句主语和谓语之间，提出需要说明原因的事情，下半句说明原因：我～对他比较熟悉，是因为我和他在一起工作过。也说之所以。c）上半句先说明原因，下半句用“是…所以…的原因（缘故）”：我和他在一起工作过，这就是我～对他比较熟悉的原因。d）“所以”单独成句，表示“原因就在这里”：～呀，要不然我怎么这么说呢！名实在的情由或适宜的举动（限用于固定词组中做宾语）：忘其～｜不知～。
“所以”的两个项“表示因果关系”和“实在的情由或适宜的举动”，可视为义项的不同（性项自然也随之分别开来）。而“表示因果关系”这一义项内中所含的a、b、c、d四小类，只能看作是性项的差异。当然，这种性项差异是次类性项差异，不仅没有义项依托，也不会用词类标记符号加以标注的。
上所举出的都是《现汉》中的虚词例；多性而单义的实词，《现汉》中是不存在的。《现汉》不存在多性单义词，并不意味着语言中不存在此类现象。《现代汉语八百词》中所收的单位，无论虚词还是实词，都按照其实际拥有的项进行分析。单性而单义、单性而多义、多性而多义的现象固然常见，多性而单义的现象也不罕见，例如“格外”、“好多”、“或许”、“既然”。
二
《现汉》所收的6535个“V+N”式双字单义词，按照郭锐先生的“同型兼类词”之说，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并非单性词。也就是说，它们中的一些成员单义而兼类。所谓“同型兼类”，实际上就是同一个义项兼有不同的词性。“同型兼类词”的判定标准就是看其句法分布以及组合能力等语法特点，而不像“异型兼类词”那样，不仅要看其句法分布以及组合能力等语法特点，还要使这些语法特点在各个义项上得到具体的落实。单义词的义项可称基本义项，多义词的非基本义项都可称衍生义项。同理，单性词的性项可称基本性项，多性词的非基本性项都可称衍生性项。《现汉》所收的都是所谓“异型兼类词”，词的兼类性必须在衍生义项上落实下来，倘无可资词性落实的衍生义项便无法使基本性项之外的性项得以衍生。正因为《现汉》所坚持的是上述原则，它对义项和性项关系的处理方式就是：不仅单义词不允许有多性词的情况出现，而且任何一个词的性项数都不得超过义项数。反过来看，双义项固可负载双性项，义项数也可超过性项数，而且义项数超过性项数的情况似乎也并不罕见。《现汉》所收的535个“V+N”双字兼类词中，兼有两种词性的词有531个，约占兼类词总数的99.25%；兼有三种词性的词有4个，约占兼类词总数的0.75%。双性可以是双义的，亦可是三义甚至三义以上的。《现汉》所收的双性多义词中，双性双义的有449个词，双性三义的有68个词，双性四义的有10个词，双性五义的有3个词，双性六义的有1个词。《现汉》所收的三性多义词，无一例外都是三性三义词。
《现汉》之所以没有使一些“同型兼类词”成为真正的兼类词，固然是由于本应衍生的性项因义项的缺失而无法衍生出来。但是从更根本上说，一些义项之所以未配合性项的衍生而衍生，还是由于该性项不足以成其为性项，进而导致义项没有配合衍生出新的单位。像“小时”例，郭锐先生认为它是在名词这个基本性项的基础上又衍生出量词的性项，而《现汉》只承认它的名词性的基本性项，不承认后衍生出来的量词性项。再如“长期”例，郭先生认为它是在区别词这个基本性项的基础上又衍生出副词的性项，而《现汉》则对这两种词性概不承认，它只认为“长期”具有名词性项，是单性词。对《现汉》兼类词词性类别的统计，或许可使我们明了哪些词性易于衍生，哪些词性较难衍生，哪些词性衍生出来的兼类词数量大，哪些词性衍生出来的兼类词数量小：《现汉》531个双性多义词中，兼有动名两种词性的有367个词，兼有动形两种词性的有69个词，兼有名形两种词性的有29个词，兼有动副两种词性的有27个词，兼有名副两种词性的有19个词，兼有形副两种词性的有13个词，兼有名量两种词性的有4个词，兼有名连两种词性的有2个词，兼有代副两种词性的有1个词。《现汉》所收4个三性多义词中，兼有动形副三种词性的有2个词，兼有动形名三种词性的有2个词。
上述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兼有动词、名词两类词性的“V+N”式双字词最容易被看作是兼类词，而且最容易被《现汉》标注出来，而动词、形容词兼类，名词、形容词兼类，动词、副词兼类，名词、副词兼类，形容词、副词兼类，名词、量词兼类，名词、连词兼类，代词、副词兼类，这样一些兼类词的数量远不敌由动词、名词构成的兼类词。由名词性项衍生出动词性项，特别是由动词性项衍生出名词性项，即所谓名物化，被视为当然，例子俯拾即是，前者如“劳力、满堂、拟议、判断”，后者如“回信、开头、裸视、美言、鸣鞭、命意、拍板、抛盘”。给人的感觉仿佛是名词性项一旦衍生出动词性项，义项即配合衍生，以为依托；动词性项一旦衍生出名词性项，义项更随即配合衍生，使性项能够附丽，得其所哉。而其他一些词，如“猛孤丁”似可看作兼有副词、形容词两种词性的兼类词，《现汉》却仅视其为副词性的单性词，没有承认它的兼类词性质。至于郭先生所提出的“小时”这样兼有名词、量词两类词性的兼类词类别，《现汉》干脆就未予考虑。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差异，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猛孤丁”、“小时”那些词并未在词性上实现完全的分化，仅只是临时的用法而已。一些学者仅仅是根据词的临时用法即为其分出性项，而包括《现汉》在内的一些严肃的工具书在编纂时则必须待词的临时用法转化为固定的用法后才可能为其分出性项。但是或许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因为它们不像动词性项、名词性项那样容易有已然分化出来的义项作支撑，那些不同的词性只能不予分别，或者说未以义项的分立来配合，导致这些词在语法上的差异未能以不同词类的面貌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三
《现汉》第5版显然是根据词的句法分布和功能等来进行词类划分的。根据词的句法分布和功能等进行词性分类确实可将大部分词的语法类别确定下来，但少部分词的词类似乎较难确定，尤其是当把用此方法确定下来的不同的词进行横向比较时，问题就更容易暴露出来了。例如“秉公”，《现汉》处理作副词，释语为“依照公认的道理或公平的标准”，举例为“～办理”。但是许多词虽出例于动词前，却又未分析作副词，如“变价”处理作多义动词，前一义项举例为“～出售”，后一义项举例为“～处理”。“晃眼”标为形容词，句法分布是置于副词“直”之后，例句为“摄影棚内强烈的灯光直～”，但是“颤”却标为动词，句法分布也是置于副词“直”之后，其中一个例句为“两腿直～”。
有的词性的确定似是而非。例如“结节”标为名词，实际上这个词更多地用于表示动作行为，而不是事物现象，例如“甲状腺结节”。“截瘫”标为动词是正确的，因为这个词更多地用于表示动作行为，而非事物现象，例如“高位截瘫”。而“结节”和“截瘫”具有相似的性质。“拎包”标为名词，似有不妥。该词应有动词一性，因为实际语料中不乏“我给您拎包”、“我是个拎包的”这样的例子。“卖座”标为名、形两种词性。前一词性所出例子为：“～率｜这是一出～好、质量高的大戏。”并不能说明“卖座”是名词性的。“满面”标为动词，所出例子为：“笑容～｜～春风。”这些例子也不能证明“满面”是动词。“满面”的“满”是整个、全部的意思，并非像释义所言是“布满”的意思。“满腔”亦然。“摩天”标为动词，释义为：“跟天接触，形容很高”，出例为：“～岭｜～大楼”。“跟天接触”是对构成“摩天”的“摩”和“天”两字的释义，“形容很高”才是对“摩天”这个词的释义；“～岭｜～大楼”也正是“形容很高”这个释义的绝好的佐证。如此看来，“摩天”与其标为动词，就不如标为形容词更为恰切和妥当。倘援“摩天”例，“摩崖”似乎亦可释义为“跟崖接触”或“在崖上干什么”。然而“摩崖”在《现汉》中却正确地释义为：“名在山崖上刻的文字、佛像等。”“配料”只标为动词，似不完善。它还应有个名词的词性，例如：“主料已经齐了，～还得稍等片刻。”“提花”标为动词，释义为“用经线、纬线错综地在织物上织出凸起的图案”，例子却是“～浴巾”。“通宵”标为名词，释义为“整夜”。但是所出例却恰好证明该词的动词性：“～不眠｜～达旦（从天黑到天亮）。”“同房”作为同形词处理为两个条目，“同房1”标为动词，是个多义词，第一个义项“在同一个房间住宿”，第二个义项“婉辞，指夫妻过性生活”；“同房2”标为形容词中的属性词，释义为“指家族中同一支的”，例为“～兄弟”。首先，“同房2”的意义与“同房1”的第一个义项非常接近，不宜将“同房”分作两个不同的词；其次，“同房2”的词性标为形容词也有欠妥当，因为它还可有“我们兄弟～”的用法。“合体2”标为名，似有不妥。因为“合体”只是“合体字”的简略说法，或应标为形容词或应标为动词，而没有标为名词的理由。
《现汉》在词性标注的方式方法上也还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例如：“环球”第一个义项词性标为动，第二个义项词性未标注，释为“同‘寰球’”，“寰球”的词性标为名。“环球”是个多义词，也是兼类词，标为“动围绕地球。同‘寰球’”，是合适的。但是，“合式”标为多义词，第一个义项词性标为形，第二个义项词性未标注，释为“同‘合适’”，而“合适”的词性却标为形。如此看来，“合式”虽是个多义词，却非兼类词，不应标为“形合乎一定的规格、程式。同‘合适’”，而应标为“形合乎一定的规格、程式。同‘合适’”才是。“围子”、“圩子”的词性标注方式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我们理解《现汉》的编者可能是想用此种标注方法告诉读者，释义语中“同‘某某’”里的“某某”与词目具有书写上的同形关系。然而，《现汉》采用此种方法处理的并非都是同形关系，也有同义关系。例如“定势”：“名确定的发展态势。同‘定式’。”“定式”标为名词。“定势”应该标注为“名确定的发展态势。同‘定式’。”“同‘某某’”中的“某某”与词目的关系即使是同形关系，那也只是说明“某某”的词形和词目的词形书写一致，并不能否定“某某”所代表的仍是词目所辖的一个义项的事实。它们的标注方式也应该是：单性词，词类符号在先，义项符号在后；多性词，义项符号在先，词类符号在后。至于“某某”与词目具有同义关系的，就更应该遵从此一标注方式。
顺便提一句，《现汉》词性标注和其他类目（如〈书〉〈口〉〈方〉）标注的顺序，本应是一律的，即先〈书〉〈口〉〈方〉标注，后词类标注。例如：
就道 〈书〉动上路；动身：束装～｜来信催他立即～。
花搭着 〈口〉副种类或质量不同的东西错综搭配：细粮粗粮～吃。
拘板 〈方〉形（举动或谈话）拘束呆板；不活泼：待人接物有些～｜自己人随便谈话，不必这么～。
但是我们发现，也有个别情况是先词性标注，后其他类目标注。例如：
废址 名〈书〉已经毁坏的建筑物的地址：这里是清代县衙门的～。
参考文献
1.郭锐.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江蓝生.《现代汉语词典》与吕叔湘先生的辞书学思想.辞书研究，2004（6）.
3.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邢福义.词类问题的思考.语法研究和探索，1991（5）.
5.徐通锵.“字”和汉语的句法结构.世界汉语教学，1994（2）.
6.徐通锵.“字”和汉语研究的方法论.世界汉语教学，1994（3）.
7.周荐.汉语词汇结构论.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8.周荐.词汇学词典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9.周荐.词语观的建立和完善与词典收目.辞书研究，2005（1）.
(南开大学文学院 天津 300071)
(责任编辑 叶玉秀)
《对比描写与统计分析——〈现代汉语词典〉专题研究》出版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了由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刘中富等著的《对比描写与统计分析——〈现代汉语词典〉专题研究》一书。该书收录了刘中富等关于《现代汉语词典》专题研究的多篇论文。如刘中富、付晓雯的《〈现代汉语词典〉（05版）异体字描写》；付晓雯、刘中富的《〈现代汉语词典〉（05版）与〈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异体字整理之比较》；刘中富、付晓雯的《05版〈现代汉语词典〉与02版〈现代汉语词典〉异体字整理对比分析》；付晓雯的《〈现代汉语词典〉（05版）异体字整理的原则和体例》；刘中富的《〈现代汉语词典〉（96版）收释外来词的几个问题》等论文。
（文 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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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现代汉语词典》 义项 词性 双字词
一
《现代汉语词典》（下简称《现汉》）所收“V+N”式双字词，粗略统计共有8101个，约占整部词典所收条目总数的12.46%。“V+N”式双字词虽然数量不敌“N+N”式双字词，但由于“V+N”式双字词在构成和结构上的复杂程度略胜于“N+N”式双字词，因而我们将“V+N”式双字词作为分析对象。“V+N”式双字词可从词义和词性两个角度加以分析研究。从词的义项多寡的角度看，“V+N”式双字词有单义词、多义词之分，其中单义词有6535个，约占“V+N”式双字词总数的80.67%；多义词有1566个，约占“V+N”式双字词总数的19.33%。在《现汉》里，单义词的词性都是单一的，多义词又可分为两类：多义而单一词性的词（多义单性词），有1031个，约占“V+N”式双字词总数的12.73%；多义且多项词性的词（多义多性词），有535个，约占“V+N”式双字词总数的6.60%。从词性多寡的角度看，单性词有7566个，约占“V+N”式双字词总数的93.4%；多性词只有那535个。
一个词进一步分化，除可从意义的角度分出义项外，还可从其他角度再行分化：从语音角度再行分化出来的，或可称之为“音项”，如异音词“壳”的ｋé音和ｑｉàｏ音；从书写形式角度再行分化出来的，或可称之为“形项”，如异形词“耿直”、“梗直”、“鲠直”的三个书写形体；从词性角度再行分化出来的，或可称之为“性项”，如“加料”的动词性和形容词性。音项、形项都是应该或可以另条处理的问题，义项和性项却是必须当条解决的问题。词义这个项目也好，其他项目也好，都是词所包含或涉及的内容，不同类型词典的编纂正反映出这种不同的情况：普通语文词典注重词义的解释和义项的分合等，语法词典注重词类的划分、句法分布、组合关系等，异形词典注重异形词的搜罗和考源，注重词的同一性和分离性，等等。现在的问题是，像《现汉》这样的普通语文词典在注重义项的同时，是否也应该把其他项目（如性项）的问题放在一个较为适当的位置上？这一问题在《现汉》没有全面地标注词性时并不彰显，而当《现汉》全面标注词性时就是必须面对并加以研究解决的了。
从上述统计数据不难看出，《现汉》在对同一词位进行分析时是为词义和词性设计了两条线的。但是很明显，词义这条线是优先考虑的，居第一位，词性这条线是从属于词义的，居第二位；词性以词义为依归。单义词在《现汉》中词性都是单一的；《现汉》中似乎压根就不存在多性单义词。如果我们可以把《现汉》编者的实际操作理论化的话，该词典的编著者对一个词中的词义、词性关系的认识是：词的词汇意义的单一性是词的语法意义单纯性的前提和保障；词的临时用法在未获得词汇意义的支持时也不可能真正固定下来成为词义的内容。这样的认识应该说是一种较为传统的认识了，已有学者对此提出了挑战。郭锐在《现代汉语词类研究》中提出：“同一义项兼属多个词类……当属兼类词，我们把这种兼类词叫同型兼类词。”“如‘长期、真正、临时’，可作并且只能作定语和状语，兼属区别词和副词；又如‘小时’，既可说‘一个小时’，又可说‘一小时’，因此处理为名词兼量词。”然而，郭锐先生视为兼有名词、量词两种词性的兼类词“小时”，《现汉》却将其处理为名词性的单义词，郭锐先生认为兼有区别词、副词两种词性的兼类词“长期”，《现汉》也将其处理为名词性的单义词。《现汉》既认定某个词是单义词，那就意味着它同时就是单性词；《现汉》如若认定某个词是多性词，那就意味着它一定是多义词——“临时”、“真正”两个词《现汉》或处理作副形兼类或处理作形副兼类，都分列义项。其实，词性单一的单性词，从义项上看可以是单义词亦可是多义词，词性多项的多性词，从义项上看当然可以是多义词也可以是单义词；词义多项的多义词，从词类上看可以是多性词亦可是单性词，词义单项的单义词，从词类上看可以是单性词亦可以是多性词。词义和词性是一个词中关系密切的两种现象，不是一种事物，也不能将它们视为二而一的现象。多义未必多性，这一结论有众多语言事实支持；多性一定多义，这一结论的得出恐怕更多地是人工操作的结果。
传统思维下的兼类词，即是性随义分、多性必多义的词。郭锐认为“从理论上说，只有A（同型兼类词）是兼类词”，变通处理，才把“意义上有联系的几个义项属于不同词类”的词“也算兼类词，叫异型兼类词”。然而，《现汉》所列出的兼类词无一例外都是郭氏所称的“异型兼类词”，却无一例是郭氏所谓的“同型兼类词”。这是否说明，郭先生所说的“同型兼类词”似乎只在理论上存在，在实际语言生活中，尤其是在词典编纂中是很难付诸实践的呢？回答也许是否定的。现代汉语中究竟有无多性单义词呢？《现汉》对一些虚词的处理让我们感觉到编者们也在自觉不自觉地面对郭氏所说的“同型兼类词”，对多性单义词的存在，态度似乎也是肯定的。如下的虚词，《现汉》给它设计的就不止一个项，然而那不能说是义项，恐怕只能说是性项：
因为 介表示原因：他～这件事受到了处分。连常跟“所以”连用，表示因果关系：～今天事情多，所以没有去成。
“因为”的“表示原因”和“常跟‘所以’连用，表示因果关系”，似乎很难看作是义项的不同，而更宜于视为性项的差异。然而，当性项与义项共现于一个词项时，性项还是得让位给义项。如下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证明：
所以 连表示因果关系。a）用在下半句表示结果：我和他在一起工作过，～对他比较熟悉。b）用在上半句主语和谓语之间，提出需要说明原因的事情，下半句说明原因：我～对他比较熟悉，是因为我和他在一起工作过。也说之所以。c）上半句先说明原因，下半句用“是…所以…的原因（缘故）”：我和他在一起工作过，这就是我～对他比较熟悉的原因。d）“所以”单独成句，表示“原因就在这里”：～呀，要不然我怎么这么说呢！名实在的情由或适宜的举动（限用于固定词组中做宾语）：忘其～｜不知～。
“所以”的两个项“表示因果关系”和“实在的情由或适宜的举动”，可视为义项的不同（性项自然也随之分别开来）。而“表示因果关系”这一义项内中所含的a、b、c、d四小类，只能看作是性项的差异。当然，这种性项差异是次类性项差异，不仅没有义项依托，也不会用词类标记符号加以标注的。
上所举出的都是《现汉》中的虚词例；多性而单义的实词，《现汉》中是不存在的。《现汉》不存在多性单义词，并不意味着语言中不存在此类现象。《现代汉语八百词》中所收的单位，无论虚词还是实词，都按照其实际拥有的项进行分析。单性而单义、单性而多义、多性而多义的现象固然常见，多性而单义的现象也不罕见，例如“格外”、“好多”、“或许”、“既然”。
二
《现汉》所收的6535个“V+N”式双字单义词，按照郭锐先生的“同型兼类词”之说，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并非单性词。也就是说，它们中的一些成员单义而兼类。所谓“同型兼类”，实际上就是同一个义项兼有不同的词性。“同型兼类词”的判定标准就是看其句法分布以及组合能力等语法特点，而不像“异型兼类词”那样，不仅要看其句法分布以及组合能力等语法特点，还要使这些语法特点在各个义项上得到具体的落实。单义词的义项可称基本义项，多义词的非基本义项都可称衍生义项。同理，单性词的性项可称基本性项，多性词的非基本性项都可称衍生性项。《现汉》所收的都是所谓“异型兼类词”，词的兼类性必须在衍生义项上落实下来，倘无可资词性落实的衍生义项便无法使基本性项之外的性项得以衍生。正因为《现汉》所坚持的是上述原则，它对义项和性项关系的处理方式就是：不仅单义词不允许有多性词的情况出现，而且任何一个词的性项数都不得超过义项数。反过来看，双义项固可负载双性项，义项数也可超过性项数，而且义项数超过性项数的情况似乎也并不罕见。《现汉》所收的535个“V+N”双字兼类词中，兼有两种词性的词有531个，约占兼类词总数的99.25%；兼有三种词性的词有4个，约占兼类词总数的0.75%。双性可以是双义的，亦可是三义甚至三义以上的。《现汉》所收的双性多义词中，双性双义的有449个词，双性三义的有68个词，双性四义的有10个词，双性五义的有3个词，双性六义的有1个词。《现汉》所收的三性多义词，无一例外都是三性三义词。
《现汉》之所以没有使一些“同型兼类词”成为真正的兼类词，固然是由于本应衍生的性项因义项的缺失而无法衍生出来。但是从更根本上说，一些义项之所以未配合性项的衍生而衍生，还是由于该性项不足以成其为性项，进而导致义项没有配合衍生出新的单位。像“小时”例，郭锐先生认为它是在名词这个基本性项的基础上又衍生出量词的性项，而《现汉》只承认它的名词性的基本性项，不承认后衍生出来的量词性项。再如“长期”例，郭先生认为它是在区别词这个基本性项的基础上又衍生出副词的性项，而《现汉》则对这两种词性概不承认，它只认为“长期”具有名词性项，是单性词。对《现汉》兼类词词性类别的统计，或许可使我们明了哪些词性易于衍生，哪些词性较难衍生，哪些词性衍生出来的兼类词数量大，哪些词性衍生出来的兼类词数量小：《现汉》531个双性多义词中，兼有动名两种词性的有367个词，兼有动形两种词性的有69个词，兼有名形两种词性的有29个词，兼有动副两种词性的有27个词，兼有名副两种词性的有19个词，兼有形副两种词性的有13个词，兼有名量两种词性的有4个词，兼有名连两种词性的有2个词，兼有代副两种词性的有1个词。《现汉》所收4个三性多义词中，兼有动形副三种词性的有2个词，兼有动形名三种词性的有2个词。
上述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兼有动词、名词两类词性的“V+N”式双字词最容易被看作是兼类词，而且最容易被《现汉》标注出来，而动词、形容词兼类，名词、形容词兼类，动词、副词兼类，名词、副词兼类，形容词、副词兼类，名词、量词兼类，名词、连词兼类，代词、副词兼类，这样一些兼类词的数量远不敌由动词、名词构成的兼类词。由名词性项衍生出动词性项，特别是由动词性项衍生出名词性项，即所谓名物化，被视为当然，例子俯拾即是，前者如“劳力、满堂、拟议、判断”，后者如“回信、开头、裸视、美言、鸣鞭、命意、拍板、抛盘”。给人的感觉仿佛是名词性项一旦衍生出动词性项，义项即配合衍生，以为依托；动词性项一旦衍生出名词性项，义项更随即配合衍生，使性项能够附丽，得其所哉。而其他一些词，如“猛孤丁”似可看作兼有副词、形容词两种词性的兼类词，《现汉》却仅视其为副词性的单性词，没有承认它的兼类词性质。至于郭先生所提出的“小时”这样兼有名词、量词两类词性的兼类词类别，《现汉》干脆就未予考虑。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差异，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猛孤丁”、“小时”那些词并未在词性上实现完全的分化，仅只是临时的用法而已。一些学者仅仅是根据词的临时用法即为其分出性项，而包括《现汉》在内的一些严肃的工具书在编纂时则必须待词的临时用法转化为固定的用法后才可能为其分出性项。但是或许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因为它们不像动词性项、名词性项那样容易有已然分化出来的义项作支撑，那些不同的词性只能不予分别，或者说未以义项的分立来配合，导致这些词在语法上的差异未能以不同词类的面貌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三
《现汉》第5版显然是根据词的句法分布和功能等来进行词类划分的。根据词的句法分布和功能等进行词性分类确实可将大部分词的语法类别确定下来，但少部分词的词类似乎较难确定，尤其是当把用此方法确定下来的不同的词进行横向比较时，问题就更容易暴露出来了。例如“秉公”，《现汉》处理作副词，释语为“依照公认的道理或公平的标准”，举例为“～办理”。但是许多词虽出例于动词前，却又未分析作副词，如“变价”处理作多义动词，前一义项举例为“～出售”，后一义项举例为“～处理”。“晃眼”标为形容词，句法分布是置于副词“直”之后，例句为“摄影棚内强烈的灯光直～”，但是“颤”却标为动词，句法分布也是置于副词“直”之后，其中一个例句为“两腿直～”。
有的词性的确定似是而非。例如“结节”标为名词，实际上这个词更多地用于表示动作行为，而不是事物现象，例如“甲状腺结节”。“截瘫”标为动词是正确的，因为这个词更多地用于表示动作行为，而非事物现象，例如“高位截瘫”。而“结节”和“截瘫”具有相似的性质。“拎包”标为名词，似有不妥。该词应有动词一性，因为实际语料中不乏“我给您拎包”、“我是个拎包的”这样的例子。“卖座”标为名、形两种词性。前一词性所出例子为：“～率｜这是一出～好、质量高的大戏。”并不能说明“卖座”是名词性的。“满面”标为动词，所出例子为：“笑容～｜～春风。”这些例子也不能证明“满面”是动词。“满面”的“满”是整个、全部的意思，并非像释义所言是“布满”的意思。“满腔”亦然。“摩天”标为动词，释义为：“跟天接触，形容很高”，出例为：“～岭｜～大楼”。“跟天接触”是对构成“摩天”的“摩”和“天”两字的释义，“形容很高”才是对“摩天”这个词的释义；“～岭｜～大楼”也正是“形容很高”这个释义的绝好的佐证。如此看来，“摩天”与其标为动词，就不如标为形容词更为恰切和妥当。倘援“摩天”例，“摩崖”似乎亦可释义为“跟崖接触”或“在崖上干什么”。然而“摩崖”在《现汉》中却正确地释义为：“名在山崖上刻的文字、佛像等。”“配料”只标为动词，似不完善。它还应有个名词的词性，例如：“主料已经齐了，～还得稍等片刻。”“提花”标为动词，释义为“用经线、纬线错综地在织物上织出凸起的图案”，例子却是“～浴巾”。“通宵”标为名词，释义为“整夜”。但是所出例却恰好证明该词的动词性：“～不眠｜～达旦（从天黑到天亮）。”“同房”作为同形词处理为两个条目，“同房1”标为动词，是个多义词，第一个义项“在同一个房间住宿”，第二个义项“婉辞，指夫妻过性生活”；“同房2”标为形容词中的属性词，释义为“指家族中同一支的”，例为“～兄弟”。首先，“同房2”的意义与“同房1”的第一个义项非常接近，不宜将“同房”分作两个不同的词；其次，“同房2”的词性标为形容词也有欠妥当，因为它还可有“我们兄弟～”的用法。“合体2”标为名，似有不妥。因为“合体”只是“合体字”的简略说法，或应标为形容词或应标为动词，而没有标为名词的理由。
《现汉》在词性标注的方式方法上也还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例如：“环球”第一个义项词性标为动，第二个义项词性未标注，释为“同‘寰球’”，“寰球”的词性标为名。“环球”是个多义词，也是兼类词，标为“动围绕地球。同‘寰球’”，是合适的。但是，“合式”标为多义词，第一个义项词性标为形，第二个义项词性未标注，释为“同‘合适’”，而“合适”的词性却标为形。如此看来，“合式”虽是个多义词，却非兼类词，不应标为“形合乎一定的规格、程式。同‘合适’”，而应标为“形合乎一定的规格、程式。同‘合适’”才是。“围子”、“圩子”的词性标注方式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我们理解《现汉》的编者可能是想用此种标注方法告诉读者，释义语中“同‘某某’”里的“某某”与词目具有书写上的同形关系。然而，《现汉》采用此种方法处理的并非都是同形关系，也有同义关系。例如“定势”：“名确定的发展态势。同‘定式’。”“定式”标为名词。“定势”应该标注为“名确定的发展态势。同‘定式’。”“同‘某某’”中的“某某”与词目的关系即使是同形关系，那也只是说明“某某”的词形和词目的词形书写一致，并不能否定“某某”所代表的仍是词目所辖的一个义项的事实。它们的标注方式也应该是：单性词，词类符号在先，义项符号在后；多性词，义项符号在先，词类符号在后。至于“某某”与词目具有同义关系的，就更应该遵从此一标注方式。
顺便提一句，《现汉》词性标注和其他类目（如〈书〉〈口〉〈方〉）标注的顺序，本应是一律的，即先〈书〉〈口〉〈方〉标注，后词类标注。例如：
就道 〈书〉动上路；动身：束装～｜来信催他立即～。
花搭着 〈口〉副种类或质量不同的东西错综搭配：细粮粗粮～吃。
拘板 〈方〉形（举动或谈话）拘束呆板；不活泼：待人接物有些～｜自己人随便谈话，不必这么～。
但是我们发现，也有个别情况是先词性标注，后其他类目标注。例如：
废址 名〈书〉已经毁坏的建筑物的地址：这里是清代县衙门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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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蓝生.《现代汉语词典》与吕叔湘先生的辞书学思想.辞书研究，2004（6）.
3.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邢福义.词类问题的思考.语法研究和探索，1991（5）.
5.徐通锵.“字”和汉语的句法结构.世界汉语教学，1994（2）.
6.徐通锵.“字”和汉语研究的方法论.世界汉语教学，1994（3）.
7.周荐.汉语词汇结构论.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8.周荐.词汇学词典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9.周荐.词语观的建立和完善与词典收目.辞书研究，2005（1）.
(南开大学文学院 天津 300071)
(责任编辑 叶玉秀)
《对比描写与统计分析——〈现代汉语词典〉专题研究》出版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了由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刘中富等著的《对比描写与统计分析——〈现代汉语词典〉专题研究》一书。该书收录了刘中富等关于《现代汉语词典》专题研究的多篇论文。如刘中富、付晓雯的《〈现代汉语词典〉（05版）异体字描写》；付晓雯、刘中富的《〈现代汉语词典〉（05版）与〈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异体字整理之比较》；刘中富、付晓雯的《05版〈现代汉语词典〉与02版〈现代汉语词典〉异体字整理对比分析》；付晓雯的《〈现代汉语词典〉（05版）异体字整理的原则和体例》；刘中富的《〈现代汉语词典〉（96版）收释外来词的几个问题》等论文。
（文 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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